刘晨光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论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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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并且二者在这种交融中相互激发，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

作者：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并且二者在这种交融中相互激发，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在创造一种新型文明。这一新型文明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为它要回应和解答的现代性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所提供的现代社会主义方案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这一新型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因为它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坚守和继承，又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

取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只能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与传统的诸文明形态相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普遍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现代文明的化身。但就像不能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简单等同于现代文明，无疑是一种褊狭的迷思。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一种更符合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要求，因而更为正当、也更加可欲的理想文明。而这种新型文明在任何特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自然也会打上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底色和性格。

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交融的产物。在中国大地上生成中的这种新型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态，又是旨在“超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定形态。没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中华文明就不会发生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与演化；没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现代社会主义也几乎不可能迎来这种从危机到重振的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正在创造中的新型文明，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它有可能代表着人类未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

现代再造

放在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历程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因遭遇西方帝国主义、被纳入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经由长期充满曲折和苦痛的嬗变与转型，最终迎来的现代新生。

中华文明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文明，中华民族较早地开启了“文明之光”，并且这一“文明之光”一旦开启就不再遮蔽，即便在后来某些无比黑暗混乱的年代，也从未沉沦澌灭。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们，其中有不少是比较能理解和欣赏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的，尤其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笼罩在浓厚宗教氛围中的欧洲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对于人自身理性的大信实在太鲜明、太突出了。

作为中华文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最早是这样论及文明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又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中华文明理解的“文明”是在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框架下讲的，并且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文化”——人文教化。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之为人类社会，最宝贵的并不在于无止无休的对外征逐，而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设限（知“止”），把精力用在文化道德的修养和提升上。

中华文明对“文明”的理解本就蕴含在早启的理性之中。那“见龙在田”的就是早启的理性，宛如旭日东升，而“天下文明”也只是理性的光辉使然。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于理性以及文明的信，只是对于人自身内在力量的信，同时这一力量最主要的就是用于不断提升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也正是因此，中华文明常被认为具有某种泛伦理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意蕴。

与中华文明传统理解的那种饱含伦理色彩、情感意味和实践品格的理性有别，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一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理性基础上，这种科技理性源于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基本理解，逐渐演化为一种冷冰冰的、抽象计算的工具理性。基于天人割裂、主客二分，这种现代工具理性旨在最大限度地去征服和利用自然，同时也发展到去不断征服和利用别的人群和社会、国家和民族。更可怕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于工具理性而产生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优势，被等同于一种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文明优势”。进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也就自然而然诞生了。

中华文明传统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其内部不可能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许在后来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或缺憾，而从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来看，这只是“求仁得仁”的必然。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必须为这一必然付出代价，那就是在遭遇全然异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之后，它出现了一种带有整体性的文明危机，并引发了全方位的解体和重构。中华文明别无选择，只有正面应对，积极努力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予以消化吸收，以实现自身的再造。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走向对外扩张的时候，是把自身作为文明的标准，“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而非其族类的广大亚非拉社会被视为“野蛮”或“半文明半野蛮”。中华文明就被认为属于“半文明半野蛮”的行列。按照西方列强的自我理解，现代文明的标准包括了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商业贸易、民主政治、基督教信仰……，仍处在农业文明时代、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自然不符合这种标准。关键在于，中华文明被打败了，即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宛如野蛮的“海上匈奴”，但它们已经掌握了“文明”的标准，并用它们的标准来支配世界、评判他者。因此，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直都在不屈不挠地探索自强之路，并且也在不断地重塑自己对文明的理解。中华文明要想不被从此收藏在博物馆里作为玩赏的对象，就必须开启一场文明的革命。

中华文明的自新乃是基于自身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交融。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文明自身即蕴含着朴素而浓厚的社会主义理念，这是中华文明能够接纳和吸收源于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过，中华文明内蕴的社会主义基因毕竟是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崭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它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母体之中，是从中分娩出的极具叛逆性、革命性的新生儿。它的使命就是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进入一种更加理想、更加可欲的新型文明。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决然不同于人类社会过去常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甚至是幻想，而是基于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

中华文明以现代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统摄自身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将不再总是向后看，把恢复和重建“三代之治”，尤其“周礼”作为自己的文明理想，而是开始向前看，朝着一种未来新型社会和新型文明去不断发展。这必然会促使数千年传统的中华文明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新生。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交融的产物，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新生，同时也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新生。

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

重新发明

现代社会主义诞生在西欧的土壤，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叛逆之子，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前提。因此，中华文明把现代社会主义融入自身，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文明必须积极吸纳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提的一切“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更关键的，中华文明还要借助现代社会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超克”而能动地创造一种新型的、更好的现代文明。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文明革新的辩证法。

问题在于，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实质上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超越，而在缺乏资本主义土壤乃至基因的其他社会，比如中国，到底如何经过“拿来主义”来人为构建一种并非自生自发的未来文明，却是谁也不知究竟应该怎么做的事情。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华文明经由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而获得的新生，不仅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重新形塑，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并非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进行生硬的单向自我改造的结果，而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双重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融合创新。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华文明经由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而获得的新生，不仅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重新形塑，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并非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进行生硬的单向自我改造的结果，而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双重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融合创新。

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绝不是作为一个被动受纳的纯粹客体而存在，毋宁说，中华文明必须保持高度的主体性，只不过这种主体性不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基于主客二分、流于封闭自我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是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学习型文明所固有的“日新之谓盛德”。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禀有这种积极能动、刚健有为又虚怀若谷、涵容吐纳的优良品质，它才可能为现代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开一生面。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乃至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都有很漫长的历史。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现代社会主义本身仍是个新事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古老的思想，实质上根植于人类作为“群”的本性，尤其是人类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过上更好的共同体生活这一历史真理，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在现代之前，人类的社会主义倾向更多地只是出于血缘或地缘，而且人本身就是先天地属于某种血缘或地缘，所谓的“个人”或“个体”——一种现代发明——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还没有出现。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并不断催生和强化的大工业社会，一种真正基于“业缘”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且，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个人”也被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中抛出，日益沦为普遍抽象的原子化个体，被称为“生产者”“市民”或“公民”。

现代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在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荒原和利己主义废墟上重新激发人的社会性，实现一种“自由联合”。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内在倾向，而是意味着经济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公共性”，它指向一种基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新型共同体生活。马克思主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乌托邦）走向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发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在结束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异常激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结束新的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要更加激烈。历史的进程，是特定舞台上各种力量较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因此总是充满着复杂性与曲折性。马克思主义所探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国家或文明体中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面目。

就像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使其并未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使其各自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样子，俄国中国等国家的实际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会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这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实际”，就是由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技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塑而成的特定文明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把文明简化为单一精神性因素甚至宗教因素的“文化决定论”，更不意味着走向某种完全与我们大异其趣的“文明冲突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开创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道路，最直接地与中华文明这一特定的文明形态有莫大关系。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势必会在中国内部促使生成一种新的现代性，但同时这种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它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融合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独特文明，必然会反过来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发创一种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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