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Original 邹诗鹏社会科学文摘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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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经典形态，也提供了现代性背景下哲学（唯物史观）与基于实证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条化倾向，具有很好的分析与批判价值。

作者：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8期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经典形态，也提供了现代性背景下哲学（唯物史观）与基于实证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条化倾向，具有很好的分析与批判价值。马克思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逐渐疏离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性及其批判性，也不断扩展了实证主义传统，形成并不断加深了人文社会学科与哲学之间的疏离。方法论的教条化不断为学科化所巩固，积重难返。破除这一困局，当引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自觉，推进从思辨辩证法向马克思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转变，持续开放社会科学及其学科系统；与此同时，通过当代哲学及其哲学学科的反思与调整，将哲学方法论研究与具体社会科学方法的探索内在结合起来。

社会科学的兴起与马克思的

社会历史辩证法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兴起，是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向现代性的社会世界转化及其拓展的结果。但是，现代性不断累积的科层化及其学科分化，使得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逐渐从人文学科分化和独立出去，进而习惯于某种专属的方法论，并愈来愈疏离其应有的社会实践及其人文基础。社会科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诸社会科学致力于探索现代社会及其复杂性，因而不仅要求高度的社会自觉，也要求形成相应的研究方法。大致说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两类：一是综合的、整体的以及辩证的方法，二是分析的、具体的和实证的方法。从传统的哲学的形而上学转向实证的社会科学，特别体现在第二个方面，现代社会科学整体上说来，还是第二个方面的持续深化和扩展，第一方面则受到轻视乃至于忽视。如前所述，这是一个至少在现代社会科学兴起时受到抑制，因而没有充分展开的方面。面对这一问题，似乎不能从英法两大启蒙传统展开，而应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及其批判入手，进而揭示马克思社会历史辩证法。

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知性领域，并且作为贬义内涵的物质生活资料总和的“市民社会”，无法阐释社会的自为性。况且，黑格尔社会政治哲学的重点在伦理国家，而不是市民社会。黑格尔辩证法所强调的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学（方法论）的同一，是精神世界的辩证统一，与社会世界的辩证法是两回事情。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将黑格尔辩证法转变为社会历史辩证法，而且特别表现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前一个方面。其一，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范畴逻辑的辩证法转变为基于社会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唯物史观呈现的不外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及其变革的规律，因此才有社会发展理论，有社会形态及其进步过程（诸如人的发展的三阶段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五阶段论等），也才有世界历史的个人及其具有现当代意义的民族独立解放以及东方社会的自主发展道路。在这里，社会历史辩证法，其实就是一般的和总体性的现代社会科学。唯物史观是理论，也是方法。其二，唯物史观有其主体的和感性的生活实践基础。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所误解并迷恋的自然科学直观方法和意识哲学及其抽象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其三，立足于“人的科学”的总体性。在马克思那里，人文精神本质上是实践精神，而人文学科则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学科。其四，批判性的社会科学方法。马克思致力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样态及其理想形态，这一理想形态，作为自由王国，又是对于现存社会即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坚持不懈的批判。马克思希望引入一种批判性的和革命的实践力量，“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的状况”。从很大程度上说，马克思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也适合于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社会历史辩证法与实证方法的统一

在比较视域中凸显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显然是要揭示唯物史观（哲学）何以既是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起点，又是结果，何以既是社会科学理论，又是方法。而且，这里特别强调其综合的、整体的和辩证的方面。不过，社会历史辩证法同样也遵从实证科学与实证方法。在导向实证科学以及实证方法方面，马克思与孔德是相通的，但是，在孔德将实证科学及其实证方法导向否定辩证法精神的实证主义时，马克思则强调对辩证法方法的伟大的回归。

孔德拒斥形而上学，但并不否定哲学思维的作用，事实上，孔德特别强调思辨对于实证研究的意义：“除非有充分的适当观察作为辅助，不然就无法建立坚实的理论，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那么人的才智就绝不可能组织、甚至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但问题是孔德所重视的思辨观念仍然是非历史的和非批判的抽象观念，而非马克思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历史观自觉。

马克思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自觉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是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从方法论角度看，《哲学的贫困》显示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辩证法方法的重视，并与孔德以及蒲鲁东的所谓比较历史研究法区分开来。“哲学之后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方法，也不是辩证的方法，而是比较的历史。”而且，很难撇开实证方法来把握《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这一方法，马克思经常称之为实证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本身就是辩证法与实证方法的统一。

实证主义是知性思维的表现形式。因此，把握辩证法对实证主义及其实证精神的批判，须恰当地把握辩证法与知性思维的区分。辩证法显然超越了知性思维。实证主义则是在辩证法超越知性思维之后知性思维的再现。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逻辑，辩证法之扬弃二元对立，达到对立统一，但不是以否定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知性是理性的前提，二元对立是辩证统一所要解决的难题。实证方法与实证精神强调的是事实的实在性，建基于此的客观性成为辩证法的范畴或概念的前提，其本身却是以知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对二元对立的直观把握即知性思维方式。对马克思而言，辩证法肯定要超越知性思维，但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知性思维，也就不可能超越知性思维而达到辩证法。对于自然世界是如此，对于社会世界更是如此。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始终要求人们从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即市民社会的表现去看待和理解人的存在，并分析批判现存社会即现存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正因为社会世界本身的可变性及其被阐释要求，马克思要求实证科学同时也是人的科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教条化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方法论自觉，但多是肢解了哲学方法论的结果。通常说来，就是拒斥“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从涂尔干开始，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力图“独立于一切哲学”，“只要社会学家没有充分地摆脱哲学的影响，他就只能从社会事物的最普遍的方面，即从同宇宙间的其他事物极其相似的方面来认识社会事物”。不仅社会学，而且整个社会科学中，哲学都被先行且规范性地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其结果，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套话语，实际上是无哲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仿佛也被看成是与普遍而非具体的社会现实无关，与实证方法无关。诸人文社会科学越是强调实证方法，就越是会与哲学以及哲学方法论无关，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加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教条化倾向。

方法论的教条化以及有意疏离与拒斥哲学方法论，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常见的症候。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列举了七种社会理论，即功能理论、进化理论、冲突理论、批判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结构理论，仿佛诸社会学大师的社会理论，均可分解为这七种或其中的N种。这样一来，作为整体的社会理论不复存在，分解后的社会理论或社会理论中的某一个侧面被确定为具体的社会学方法，也成为方法论教条。在更大的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会罗列若干研究方法，如唯物史观方法、实证主义方法、人文科学解释法、社会实在论方法（基于社会事实的方法）、社会唯名论方法（个人主义方法、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个体或经验描述法、微观研究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或分开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社会生物主义等。唯物史观本应是作为总体的和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而存在的，但在以上排列中，其与其他方法并列，哲学方法论被齐平化。但是，一旦将方法论固化，即会从研究方法到信念抵制或拒斥其他研究方法，甚至会导致研究的自闭。一流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容纳了多重方法并且是从容的，属于研究者的“自家事体”，尽管难以进行概括，但还是值得进行哲学理论与方法上的研究分析。不少具有重大理论贡献的社会科学成果，实质上是哲学性质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但并没有打上“哲学”或“社会理论”的标签。在评价这些贡献时，人们已习惯于首先想到跨学科以及交叉研究，而较少想到理论与研究方法——由此可见学科系统的繁复庞杂对于学术理论创新的制约程度。

就哲学本身而言，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教条。古希腊哲学中，本体论是主要领域，近代哲学的确存在着学界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因而认识论得以突显，而德国古典哲学在其发展中使辩证法得到圆熟性地发展，并因而使得方法论成为显学。但无论如何，方法论不能作为某种单独的领域拿出来，黑格尔对辩证法方法的强调，无论如何是与其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判断结合起来，并且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沃勒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即提出要否思并开放社会科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破已有的学科壁垒及其方法论教条。在可比较的情况下，近些年来通过快速的学科建设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其繁复琐细及其形式化状况，显然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方法论自觉可望成为突破这一状况之法。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恰恰需要认知全球化的新变化，通过实践及其问题意识的牵引，强化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与

哲学的反思及调整

面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也有待于哲学自身的反思与调整，既要求哲学研究在方法上的反思，也要求学科层面的反思与调整。

问题首先还在于是否能够将传统哲学方法论转变为唯物史观。人们对于传统哲学的最大误解，也许正在于将其看成是与社会现实无关的哲学思辨，从孔德到斯宾塞，再到涂尔干，其实正是基于如此误解并不断加剧了社会科学对哲学的疏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彻底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因而批判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何以不能切入德国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当然清楚黑格尔哲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但他恰恰不满意黑格尔局限于为德国的落后现实及其被动变革作哲学式的解释与辩护，问题在于“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及其实践批判，马克思希望通过唯物史观及其实践观变革实际地开创现代性的社会研究范式。在这一意义上，现代社会科学，本身也是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开创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因而开创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从“消灭哲学”到唯物史观的提出，实际上就蕴含着从思辨哲学到社会历史辩证法及其方法论自觉的决定性转变，这一转变有理由在哲学面向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及其方法论变革的意义上得到深入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黑格尔辩证法方法的具体运用，这一运用有理由在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展开，这是一项值得接着做的宏大课程。

马克思

超越哲学的西方范式，从唯物史观及其重构的世界历史视野，展开非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显然存在着如何把握非西方历史及其社会现实的问题，对于哲学而言，关键是主体性及其自主性问题，并表现为相应的理论立场及其姿态。但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有待于完成的转变，特别表现为如何摆脱哲学研究的欧洲中心观。现代大学中的显学学科，已从人文学科转变为社会科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的崛起，本身又都是从哲学中分化的结果，去哲学化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建构的一条隐性的前提。而哲学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自身学科化以及愈益狭窄的知识视野，已越来越难以把握社会科学方法的经验性质。

将原本属于哲学的方法论变成具体人文社会学科专属的方法论教条，除了哲学理论的境遇，包括在技术化程度日益加剧的学科化时代哲学的边缘化状况，哲学学科本身显然需要进行反思。具体人文社会学科之所以疏离哲学，一大原因就是哲学的过度学科化。严格说来，正如实证传统一开始只是拒斥形而上学，而不是拒斥哲学思想本身，现代社会科学并非要疏离哲学，而只是疏离哲学学科，但因为哲学已为哲学学科所垄断和支配，哲学成为哲学学科的专属词汇，故只好远离“哲学”。但一流的社会科学研究依然体现着自觉的哲学性质的智慧与深度，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的探索本身也体现着哲学性质的创造性乃至于原创性，也应当展开哲学方法论的讨论与深化。但这特别取决于当今哲学蜕掉自身的学科化之“茧”。今天的哲学学科特别有必要超越不断制序化（institution）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淡化乃至于摒弃学科边界，开放自身，深入学习，开阔视野，真正把握并研究当代人文社会学科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索与贡献，提升哲学及其面向实践问题的理论彻底性，实现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会通与整合；哲学当有理由在新文科的探索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