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简介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官职，出自西周掌管军事大权的大臣程伯休父，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上古时有人重黎，为司掌天地之官，唐尧曾抚育重黎之后。周宣王时期，有重黎之后程伯休父，官至司马，执掌国家军队，佐政辅国，权势重大。后来程伯休父克平了许方，立下大功，周宣王允许他以官职为姓，其后遂成司马氏。
第一个渊源：源于生姓，出自晋朝晋元帝司马睿，属于因故改姓为氏，或以官职称谓改姓为氏。该支司马氏出自晋元帝司马睿，原本姓生，后因职而改姓司马，其后代亦成为司马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改姓，出自姬姓许氏、郝氏改姓，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许穆之、郝惔之，他们的后代中有人因故改为司马氏。
得姓始祖
程伯休父。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上记载，追源溯流，司马氏的得姓始祖是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的程伯休父，因他屡次征战有功，而被赐姓为司马，其后世子孙即“以官为氏”而姓了司马。程伯休父是殷、周朝时期一个诸侯，是上古颛顼帝之后祝融氏重黎的子孙所传。程伯休父的子孙，一部分“以官为氏”而姓了司马；一部分依照惯例“以国为氏”而姓了程。因此司马氏系出程氏，和程氏一族是一家人。司马氏的得姓，大约在两千七百余年前。司马氏后人奉程伯休父为司马氏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司马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不过，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四百一十位。
“司马”是古代官名，指调遣武装部队的武官，掌管天下军事，相传古帝少昊时期就设置有司马一职。司马氏就是担任过司马一职的人的后代。
至周宣王执政时期，大臣程伯休父为司马，征战有功，攻克了分布于淮河中下游的徐戎族，周宣王便以官名赐姓予他，其族人得赐为“司马”氏。商朝、周朝均设有司马这一武官，后代也有沿用。但此后的一些司马却可以是文官。
顺求战国时期的宋国、齐国等国，亦有公族子弟以此官职命名的。
而司马做为姓氏，由于是御族而生的，因此发展得相当快，程伯休父的子孙中就有以司马为姓的。
另外，有写人是改姓为司马氏的，如晋元帝司马睿本姓生；许、郝二姓均有改姓司马的。司马氏望族居河内郡(今河南省西部、黄河以北地区武陟县西南一带)。
郡望堂号
1.郡望：
河内郡：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这是晋国人的观点。春秋末期楚汉之际置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当时辖地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一带地区，包括汲县。西晋移治野王(今河南沁阳)。隋于野王为河内县。隋唐河内郡即怀州。元朝时期设为怀庆路。明、清两朝为怀庆府，河内县之名不变，常为治所。民国政府时期，改河内县为沁阳县。
2.堂号：
河内堂：以望立堂。
太史堂：汉朝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封太史公，司马迁继续其父司马谈写成《史记》。宋朝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家乘谱牒
司马氏庆系谱六卷，(清)司马灏文重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司马氏族谱十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河内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山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八卷，著者待考，清嘉靖六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字辈排行
山西涑水司马氏字辈：“过前惟微见之者明我知既效畴云弗矜□人为椎常心所荣我方柜避严敖乃行势盈□速罪连比朋先见之哲椎而不膺帝求诤臣诏来自京恳章以辞收命于成鸣人皆进我独退之众人多回我独直之直岂我名退惟我当谁其知之哲君惟皇道遐命局□矣其亡琢兹温楚水谙端良”。
历史名人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炎（236年—290年），字安世。晋朝的开国君主，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司马炎为司马昭长子，曾出任中抚军；但是司马昭却有意让幼子司马攸继承，但在重臣的反对之下，司马炎于265年5月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8月司马昭过世之后，司马炎继承晋王的爵位。次年1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晋武帝大肆分封宗室为王并使其掌握兵权，以补曹魏由于过度压抑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最后被权臣所篡的前车之鉴；同时于268年颁布泰始律令，并于279年命贾充、杨济、杜预、王濬等伐吴，280年3月孙皓投降，孙吴灭亡，自从黄巾之乱以来的分裂局势暂时获得统一。
司马耕：(生卒年待考)，字子牛，亦称司马牛。
春秋末期宋国人。唐开元封“向伯”，宋又封“楚丘侯”，后又改称“睢阳侯”。
司马谈：(生卒年待考)，夏阳嵬东乡高门村人(今陕西韩城)。著名汉朝大臣、史学家、文学家。
其父司马喜为五大夫。谈自幼向方士学习天文地理，拜杨向为师学习周易，拜黄子为师学习道家学说。
汉建元至元丰年间(公元前140～前110年)，被封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地理，不治政事。
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首赴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谈因病留守周南，未能与武帝同行，郁愤而亡。
临死前，其子司马迁刚好从巴蜀返回，两人见面于黄河与洛水之间。司马谈握住司马迁之手哭着说：“我们祖先大多为太史，自上世起曾显露功名。虞夏之时，即掌管天官之事。后世中断，难道到你为至吗？你若再为太史，我们祖业便可接续下去。现在皇上承袭千年传统，赴泰山封禅，而我不能同去，这是天命。我死后，你必然为太史。做了太史，别忘了我终生欲立论著史的夙愿。并且你要于后世立身扬名，荣耀父母，这也是最大的尽孝之举。自孔子著《春秋》至今，四百余年间，诸侯互相兼并，记事著史之业，无人问津。今日汉朝兴旺，天下一统，既有明主贤君，又有忠臣义士。我为太史，而没有完成历史论著，使天下文字废弃，深感遗憾。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司马迁涕泪俱下，哭着答道：“孩儿虽然不太聪敏，一定要全部收集记述祖先积存的历史见闻，丝毫不敢有所缺失。”
听完儿子的话，司马谈便合上了双眼。
司马谈号为“太史公”，他恐怕学人对文化精神领会不准而产生迷惑，便对阴阳家、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基本要旨予以论述。
司马谈逝世后，百姓崇祀其为乡贤。
司马迁：(公元前146～年待考)，字子长，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夏阳嵬东乡高门村人(今陕西韩城)。著名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初任郎中，汉元封三年(公元108年)继父任太史令，尽阅史官所藏旧史。
遍游名都大邑，探访古迹，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编撰史书。
后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而下狱，受宫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仍发愤著书，历十二年，于汉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时称《太史公书》。三国后期开始通称为《史记》。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今四川成都)。著名西汉辞赋家。
少好读书击剑，汉景帝时期，为武骑常侍。
汉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
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
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
司马相如文笔很好，写了《子虚赋》，后来汉武帝看到了，非常喜欢，他又给汉武帝写了《上林赋》，于是被升任中郎将。司马相如后来还出使过西南地区，对融洽中原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过贡献。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在辞赋方面，他的作品很有文采，还富有音乐感，为汉朝的辞赋形式树立了典范。为此，他还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
后来司马相如被指控出使时受贿，被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会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司马相如有消渴疾(糖尿病)，后不治病逝。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但仅存篇名。收入《文选》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这两篇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
《子虚赋》假托楚国子虚先生，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说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畋猎之盛，乌有先生则批评他“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同时也把齐国的土地之广、物类之丰夸耀了一番。
《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谈话后，一方面批评他们“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丽”的名义下，把汉天子上林苑的富贵壮丽及天子射猎时的盛况大加铺陈夸说，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最后则以汉天子翻然悔悟，觉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罢猎”作结。作品的主旨在于歌颂大一统王朝的声威和气魄，同时对统治者的过分奢侈也作了委婉劝戒。但因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夸张帝王的排场和享乐，末章的一点所谓讽谏之意，正如扬雄论赋所批评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而已。
在艺术表现方面，《子虚》、《上林》两赋结体宏大，描写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但终以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而且僻字连篇。《文心雕龙·练字篇》说：“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谈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他的《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均为骚体作品。其中《长门赋》比较有名，据叙中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赋中写失宠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动人，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歌有很大影响。但后世的研究者对作者和本事都提出过怀疑。
司马相如在作赋理论上，提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主张，说明他在作赋时比较重视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相对忽略思想性。尽管如此，他在赋史上仍有重要地位。
他的《子虚》、《上林》，为汉代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形式，后来的一些描写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无不受影响；而论规模、气魄，则难与相如之作齐肩。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活动，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鲁迅也高度评价了司马相如对汉赋变体创新的贡献，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越汉代”。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时为安抚巴蜀百姓而作。《难蜀父老》是一篇辩难文字，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文章议论风发，说理透彻，也有一定文采，刘勰称后者“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它们对后世政论和告谕文体，也有一定影响。另外还有散文《上书谏猎》和《封禅文》。诗歌则仅存《琴歌》和《郊祀诗》。
《隋书·经籍志》编有《司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