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真是强种强国，民富国强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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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公司跟员工闲聊，有人羡慕富豪的金钱，有人羡慕高官的权势。当然了，羡慕“成功人士”无可厚非，精英阶层理应得到普通人更多的尊敬，而当我问到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的时候，虽然答案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只有两样，金钱和权力。
“想买啥买啥不用算计的金钱”
“不用再逮谁跟谁客气的权力”
讲真，我也喜欢这个，但我认为成功人士的衡量标准更应该定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起这八个字必然要提起一个人的名字：陈寅恪
陈寅恪老师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1942年，侵华日军看中陈寅恪住宅，建指挥部，陈用流利日语与日军头子交涉。后日军在陈的门前放了一袋大米，挂了一块木牌写着：此乃著名历史学家住宅不得入内骚扰。
二十多年后文革开始，双眼已盲的陈先生家门前被架上大喇叭，终日高音批判辱骂滋扰，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被洗劫一空。有人说他死于精神崩溃，有人说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总之这位通晓二十国语言，被誉为500年才出一个的国宝级教授终被折磨而死。
陈寅恪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留给我们一个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在朝鲜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在某国被孤立打压，在其他国度是普通人标配的东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最年轻的是23岁，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校长是蔡元培，当年只有50岁。
他们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在为了一个饭碗而钻营，为了一个职位而勾心斗角，为了一个职称抄袭论文。更多的是在为了房子首付吸干了父母一生血汗，苦苦相逼者有之，恶言恶语者有之，心生怨恨者有之，血光伴着泪光只为了一对新人脱光。对于这种物欲横流的婚姻，双方已经习惯默认无关亲情，无关爱情的“配偶”这个称呼。
一代又一代人重复着出生、交配、繁衍的动物轨迹，在温饱中活着，直到死去。
有人说中国人仇富，仇官，老王从来不认可这种说法，中国人仇的不是富，是官商勾结的不忿，利益输送的不公。中国人仇的也不是官，是无法无天的强权，无处不在“寻租”。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让普通人只能去彩票站致富，权力蛮横法制不彰让普通人活得卑微苟且。
在思想层面贫瘠的富豪，靠着投机钻营、裙带勾结固然可以富甲一方，我们叫他们是煤老板，暴发户，豪车锦袍污言秽语，腰缠万贯随地小便。在精神层面匮乏的当权者，靠着谄媚奉迎、尔虞我诈或许可以大权在握，我们叫他们酷吏赃官，无不欺上瞒下为祸一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如此种种，这钱，有何理由需要我们羡慕？这权，有何面目得到我等尊敬？
更何况，没有独立之精神，公民化作愚昧乌合的人民，没有自由之思想，人民沦为奴役蓄养的草民！这就是让老王觉得只有拥有这种品质的人，才算得上是中国的“成功”人士的原因。
强种才能强国，民富才能国强！
王亚军
2017年4月25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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