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这么好，国民党为什么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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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无知，本文发表于新浪历史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看团队
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年山东9个典型乡44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中农比例达到70—75%，富农比例约为1—2%，多者占到4—5%。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年，郭集乡32名党员中已有10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人剥削雇佣劳动；1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莱阳地委约有5%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德州地委400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年为3.8%，1952年已达17%。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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