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反对派被要求服从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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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作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的结论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本文原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49期，作者汤耀国，原题《三峡论战风云录》。
“公案”一则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十年后，2002年5月16日，三峡总公司请来三峡工程最大的“反对派”——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到建设现场考察，当时一团和气，事后却引起一段“公案”。
三峡总公司主办的《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香港《文汇报》其后刊出报道称，李锐对三峡工程不无赞许，“能搞成这样很不容易，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看到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年6月21日写下日记，认为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引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下称《日记》）
“毫无变化。”93岁的李锐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在2009年11月23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作出这番表示的。
但他也证实，曾对枢纽工程质量表示满意，“从技术上看，能修这样一个大工程，了不起。”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83岁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向本刊记者回忆起李锐的那次考察，他记得李锐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明确的，也难改变了。但看了工地的建设后还是很高兴、放心的，希望尽量建好。”
李锐和潘家铮曾是水电系统的上下级同事，后来成为三峡论战的重量级“对手”。
“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潘家铮在《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
争论归争论，交情归交情。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潘数次登门拜访李。李欣赏潘的技术乃至文学才华，潘亦敬重李的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称李对三峡“居功至伟”。
“李锐在五十年代反三峡（工程）立了大功，那个时代没有能力、没有需要搞三峡（工程），草率上马，后果严重。”潘家铮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他八十年代仍然反对，这对三峡论证也大有好处，质疑有利于工作的改进。”
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你知不知道南宁会议？林一山那个时候红得很啊。”93岁的李锐向本刊记者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南宁会议，口气很是自得，在那次会议上，他把三峡工程拉下马了。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办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电报多了一个“门”字）问题。
他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林李之争始于1956年。这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传遍中国。随后，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称长办；1988年又改称原名，下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两万字长文，主张尽快修建三峡工程，唯此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建议蓄水高程为235米，比现在的175米，还高60米。
李锐阅罢林文，认为“太离谱”，“大半个重庆市都会被淹没”；于是，在《水力发电》上也回敬一篇两万字长文，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全面反驳。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设下擂台，让林、李直接交手。
李锐刚抵达宾馆即被泼冷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找上门来，急切地告诉他，主席在大批“反冒进”。
“擂台战”当晚展开。两位口才俱佳的对手，把各自论点搬到台面上，李锐还多了个“撒手锏”——铺开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引起主席和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李锐以图说理：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他还打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
“所有人，包括毛泽东，他们为什么听得进去？第一，我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李锐向本刊记者作出分析，“第二，我是小人物，要刘少奇、周恩来反对可能就不一样了。”
李锐的表现，使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变化，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并未决定，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会后，周恩来总理带头考察三峡。接着，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李锐参与起草。决议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老衲秘史首发，ID：llmishi) 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他；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成都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全面“大跃进”。而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是其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330工程”
成都会议后，不论林一山等主建派如何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李锐认为是他的反对意见起了关键作用。2006年，林一山撰文解释：三峡工程没有及时动工兴建，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有三年困难之因，外有中苏关系恶化之果，能真正作出决策的领导人已经顾不过来。次年，林一山逝世，享年96岁。
三峡工程建设缓行，但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却于上世纪70年代先行修建。
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以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峡。
李锐认为，反调节水库，不应先行修建，且葛洲坝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论证并不充分，是典型的“三边工程”。
对这个工程，林一山亦表示反对。林一山撰文称，“在中央没有正式决策之前，我正式陈述了不同意葛洲坝先于三峡上马的意见，在强调给三峡工程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特别指出了葛洲坝工程没有做出设计，而一个未经设计的大工程是有许多未知数的。”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对兴建葛洲坝工程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36年后的同一天——2006年12月26日，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立起一块刻有这一批示的纪念石，以“纪念这一神圣的日子”。
葛洲坝开工两年后，就因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被迫停工。林一山临危受命，出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重新设计，终于在1974年复工，1988年全部建成。
在此过程中，林一山仍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据其自述，他后来还对葛洲坝先行上马的认识发生转变。他估计，三峡工程一直难上，关键难在“人际关系太复杂”，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技术上比三峡工程还难的葛洲坝工程，用事实消除疑虑，进而为三峡工程上马鸣锣开道，“由此看来，葛洲坝先于三峡工程上马，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
“波澜壮阔”之始
三峡论战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80年代，它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争得不可开交。
李锐有了更多同道，潘家铮所称“波澜壮阔”的争论场面，自此展开。
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1981年，长办提出高坝低坝等4个候选方案。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低坝方案。
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道出个中原因：“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
该方案原拟1986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
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
许多“反对派”则认为，150米方案都不应该搞。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1985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
同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同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组入库区考察，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建议报告。
孙越崎与三峡工程的渊源甚深。上世纪40年代，美国坝工泰斗萨凡奇来华考察三峡工程时，孙越崎即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中美合作首席代表。他后来与李锐一样，在“反对派”中扮演领军角色，多次领衔上书。
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终导致重新论证。
“技术民主”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向本刊记者忆及重新论证后的激烈争论，85岁的何格高兴致勃勃。他当时在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咨公司工作，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
他没有在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理由是，“搞水电建设，应找比较经济的、建设得比较快的、移民比较少的、占地比较少的、地质条件较好的、交通条件较好的，各方面比较。中国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不一定要上三峡。”
没有签名的专家共9位，包括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陆钦侃，他是何格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解放前，陆钦侃和孙越崎一道，任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了中美合作开发三峡的论证工作。
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关于这次论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说：“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这之后的8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到11月，邓小平四次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
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李锐向本刊记者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
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上世纪50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坚决反对，主要理由也是淤积问题。
这位留美归国博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主要支流，都实地踏勘过。他认为，三峡工程将造成比三门峡工程更大的灾难，黄河的悬沙淤积在库中尚可设法冲走，但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有大量冲不走的砾卵石，修坝后卵石将淤塞重庆，造成水患。
黄万里未能入选论证专家组，李锐认为与论证主导权转移有关。他对本刊记者说，三峡论证原由国家计委、科委领导，1986年改由水电部一家领导后，整个论证组织，从领导小组到14个专题组，“是一个清一色赞成上马的领导班子”，所聘412位专家，持异议者屈指可数，没有一个综合可行方案同主导方案作过比较，“孤证而已”。
196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的报告上作出这样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某种意义上，加拿大一个咨询集团编制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被视为一个“反面报告”。此报告与国内论证工作同步进行，在中国、加拿大、世界银行三方共同指导下完成。报告推荐正常蓄水位为160米，比国内报告建议的175米低，理由是：该水位经济效益最大，移民人数较少。
潘家铮对本刊记者说，加方报告结论与国内报告大同小异，大同是三峡工程可修、应修，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小异则是加方报告提出的蓄水位低，也不建议建升船机。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认为，单从直接经济效益来看，加方结论有道理。但该方案在防洪上有超蓄问题，也不能满足航运部门的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的要求。
潘家铮说，当时论证是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的，对一座工程应否修建由有关业务部门组织论证亦属理所当然，遗憾的是“讨论不够充分”，“论证到了后来气氛有些不正常，变成了坚决对立的两派，说不到一块。例如，反对的人说大坝影响通航，赞成的人出来解释，建设三峡工程有利于航运，但反对的人根本不听，走开了。有记者形容是‘聋子对话’，‘题诗一首，扬长而去’。”
另外，“个别同志的态度也使人受不了。”潘家铮说。
“基本上各讲各的，”何格高回忆道，“走的人也有，但我一直都在，两方面都得听，回去要汇报。”不过，签字与否，“领导不干涉，由自己决定。”
预审会之争
1990年7月10日，何格高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继续陈述反对意见：“在长江整治和开发以及电力建设中，我认为最迫切需要满足其建设资金的，一是1980年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的近期工程，二是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和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三是2000年前长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在满足了这些最紧迫的工程所需资金后，如果财政还比较宽裕，才可以考虑上三峡工程。”
这次会议上，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弊害。
《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道：“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汇报会后，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称三峡审委），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何格高入选“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工程规模小组，该小组召集人是原广西计委总工程师翁长溥，今年86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格高、翁长溥共同回忆道：1991年5月25日，何格高在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他又提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
一同出席预审会的翁长溥接着发言，表示不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
最终的结果是，翁、何及另一位组员未签字。这是继论证报告之后，何格高第二次不签字。
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日记》记录，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此前的1989年1月和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
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
“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向本刊记者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4月4日，表决通过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评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上马复上书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
1993年、1994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对本刊记者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
李鹏在《日记》中写道，1996年4月14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其后，李锐没再就三峡工程主动上书，但“给陆钦侃他们转交（的次数）多了”。
可以查证的是，从1998年到2004年，陆钦侃、翁长溥等人至少四次上书。
本刊记者今年11月提出采访请求后，陆钦侃夫人周文琮在电话中说：“老陆97岁啦，不能走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耳朵也聋了。有人来谈三峡的事，就很激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2000年，陆钦侃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老衲秘史首发，ID：llmishi) 以确保初期蓄水位156米时宣泄大洪水的能力，以把握主动，观察并能够处理可能发生的泥沙淤积问题，并先按156米水位移民，以缓减移民困难。
陆钦侃当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在得知三峡工程在2009年即将抬高至最终蓄水位175米，并即将封堵设在大坝底部的导流底孔之后，提出这一呼吁的。
按照1993年批准的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拟于2003年开始围堰挡水发电，2007年蓄水156米，2013年最终蓄至175米，留有6年时间观测泥沙淤积情况。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急于要提高蓄水位至175米，既大大增加移民难度，还要冒着蓄洪淤积对库尾重庆港可能酿成严重祸害的巨大风险？”陆钦侃当年表示。
三峡工程于2003年蓄水至135米，2006年蓄水至156米，2008年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蓄至172.8米。
175米蓄水为什么提前了？81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组长张仁向本刊记者作出解释：一来，近年泥沙淤积情况好于预期；二来，“如果担心淤得很厉害，影响重庆港，那就应该让水位蓄上去。水库水位在156米以下，回水到不了重庆，就看不出泥沙淤积对港口、航道的影响。”
张仁说，这一意见说服了决策者。
黄万里遗嘱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离世，享年90岁。
据其家属和知情人记录，黄万里在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三次上书，表决通过后，一年内又三次上书，他反复强调砾卵石之危害，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
“这个观点很震惊。”当年，张仁与黄万里同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他认为黄万里的估计过于严重，近几年的监测也表明卵石入库量好于预期。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三峡总公司曾托人邀请黄万里实地考察，但黄已身患癌症，未能出行。
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黄万里遗体告别那天，李锐正在参加一个水电学术会议，同堂坐着两位三峡工程的“主建派”——张光斗（两院院士、清华教授，曾任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组长、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潘家铮。
李锐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位“主建派”当时都不知道黄万里遗体告别之事，“我中途去参加告别仪式，回来再开会。”
故事回到本文开篇——2002年5月，李锐应邀考察三峡工地。“他们请我去，想我讲些好话，我就写了三首诗。”李锐对本刊记者说。
诗中，李锐以“弥留时节梦魂牵”悼黄万里。诗曰：
（一）
横空出世史超前，高峡平湖现眼边。
但愿无忧更无恙，巫山神女总开颜。
（二）
南宁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独自怜。
黄老曾经调侃甚，弥留时节梦魂牵。
（三）
旧地重来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忠与奸。
“负责到底”
李锐说，这三首诗的中心意思，就是“处理后事”，“要预见到后面的麻烦，怎么来处理？”
“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钱正英在前述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表示，“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2006年，在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上，钱正英又重申，三峡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还需长期地经受历史检验，并表示要对此“负责到底”。
张光斗也就防洪库容、污染问题向决策层提出过建议。
潘家铮要乐观一些，他认为，近年情况基本在论证预期之内，不存在当初未预料到的重大问题，只不过“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2008年，三峡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三峡建委委托，组织院士和专家对三峡工程原论证进行阶段性评估，结论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也有一些估计不足的问题，集中在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方面。
委托该评估项目的同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
互联杂谈按：
三峡利弊，应该是一个学术问题，正反方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提供证据，最后通过合法的流程决定是否修建。即便修建了，也必须允许其他人随时质疑，学术上搞一言堂，中国此类苦吃的不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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