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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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平原上东部，黑海、亚速海北岸，这里就是苏联最肥沃的黑土区、自然气候适宜、地理位置重要、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和美国密西西平原等被视为世界最大的粮食产区之一，很难相信这里曾发生过人类最惨烈的大饥荒之一
乌克兰大饥荒（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出自“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以饥饿杀死”），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苏联对这次大饥荒的责任相当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并且认为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法律上构成种族灭绝。
1917年3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导致俄罗斯沙皇帝国解体，俄罗斯成立了临时政府。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兵变，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国号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
新政权刚成立便面临粮食危机。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为打赢内战，苏俄实行强制征粮，破坏了农村秩序，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俄成立后不到三年，大饥荒波及苏俄17个省，在少数地方持续时间在5年以上，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52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6亿的3.25%。
等待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
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禁止粮食买卖，强制征收余粮。此举致使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50%，1920-1921年爆发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饥民吃狗肉、猫肉，连树皮、草、老鼠也不放过，最后这个“战斗的民族”吃起了人肉。
1929年，在列宁逝世的五年之后，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约瑟夫·斯大林最终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在他的带领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改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走向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教科书中就能看到的知识。今天来说说教科书中并没有怎么提到的事情，那是一场改变了整个俄罗斯民族认同，影响了俄罗斯、乌克兰乃至白俄罗斯等国家民族，同时也是斯大林和整个苏联难以抹去的污点——乌克兰大饥荒。这场大饥荒也让乌克兰至今对俄罗斯都深恶痛绝，一直想努力跟其刚正面的关键所在。
▲斯大林与列宁
1929年，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苏联的经济和民生已经开始走出了苏俄内战的的阴霾。然而当斯大林掌握苏联最高权力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华尔街迅速席卷了全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破坏，以及在这破坏之后欧洲许多国家蠢蠢而动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让斯大林感到锋芒逼人。作为一个经历过苏俄内战洗礼的人，斯大林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记忆犹新，在欧洲国家经济萧条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谁都无法保证苏联不会是他们用来刺激国内经济，转移民众矛盾的牺牲品。
斯大林对于按部就班的新经济模式并不感兴趣，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并且为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斯大林恢复了在内战中所进行的分配制度，并且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强力推行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这种经济模式就是我们熟知的“斯大林模式”。在斯大林的经济计划中，农村是一个不知不扣的牺牲品，在帝俄时代，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出口总值位居世界第一，经历了新经济政策的恢复，俄国农业也逐渐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因此如果能够将整个农村的资源进行集中，那么苏联就可以得到进行工业化的重要资金。然而这种损害农民利益的发展方式很快就遭到了乌克兰地区农民的强烈抵触。
▲苏联五年计划的海报
乌克兰是俄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最为重要的地区，帝俄时代整个俄国的农业产量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乌克兰的大平原。在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俄国放宽了对于经济的控制，这使得乌克兰地区的农业发展开始脱离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这种趋势一直延伸到了苏联时期。显然，斯大林对于乌克兰农民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满意。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乌克兰在列宁时代在此诞生出了大批的富农，这些富农对于加入斯大林所制定的集体农庄可谓敬谢不敏。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对于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计划经济的推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为了能够压制这些富农，斯大林在乌克兰实行了高压手段对农产品进行强制征收，但是乌克兰农民的不合作态度此时也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宁可将牲畜宰杀也不愿意上交国家。为了杀一儆百，苏联政府将大量农民逮捕，他们被处于极刑或者流放西伯利亚。到了1932年，虽然已有70%的乌克兰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是他们极低的生产积极性却造成了乌克兰的农业产量远低于苏联政府的预估水平。
伴随着集体农庄在乌克兰地区的推行困难，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苗头也开始领苏联政府愈加警觉。在苏俄内战中，乌克兰一度便是白军主要的兵源之一，尤其是大量来自乌克兰的哥萨克人。所以在大饥荒之前，苏联的“契卡”就已经开始大肆清理乌克兰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就被处决或被扔进了集中营。
1932年，苏联莫斯科方面突然对乌克兰提出了一个令他们目瞪口呆的要求——向苏维埃上交770万吨的粮食。这个要求立即遭到了乌克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因为谁都明白，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如此，莫斯科方面仍然保持了极为坚决的态度，中央高官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更是在会议中明确向乌克兰共产党表明了莫斯科方面对这一决定的强硬态度，甚至这一决定绝不容许有任何的质疑，凡是对减少粮食份额的言论都将被视为“反布尔什维克”。到了1933年，乌克兰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出于缓和灾情的考虑，苏联政府和乌克兰当局向灾区运输了32万吨粮食以作为补助。然而在灾情还在不断扩大时，苏联政府为了能够完成770吨的硬性粮食指标开始了向农民的强制征粮。
▲乌克兰大饥荒
在1932年的征粮过程中，为了能够征集足够数目的粮食，苏联政府实际上已经将乌克兰的农村闹得鸡飞狗跳。苏联政府严惩任何私藏粮食的行为，并且通过高压和严刑来试图完成目标。因此到了1933年大饥荒来临时，无助的农民唯一的希望便只剩下了苏维埃政府的救济。然而尽管在农村的仓库中依然有着用于非常时期的粮食，但是乌克兰的农民们却很少能够得到这些粮食。当时，乌克兰的城市依靠着储存的粮食进行着配给制度安然度日，村庄里的党干部同样不用为饥荒而发愁，相对之下农民则却是逐渐被逼上了死路。苏联政府封锁了乌克兰通往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国境线，并且在此时农民们前往城市也被认为是违法的。在严格的管制之下，农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
于是，农民们为了一小块面包或者黄油常常倾家荡产，而人食人的惨剧也普遍出现。在俄罗斯的库班地区，这里是乌克兰移民在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哥萨克聚居区，在这里哥萨克农民们遭到了和乌克兰农民们一样的对待，显然苏联政府还在因为他们在内战时谋求独立而耿耿于怀。斯大林和中央政府所持的根本立场依然是，尽管有旱灾，但粮食有的是，打击富农，强化阶级斗争，粮食就能采购上来，饥荒就不足可怕。1946年7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关于粮食采购》的联合决议。决议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粮食采购工作并规定了硬性的采购标准。与此同时，苏联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展开了粮食采购的鼓动工作，党报《真理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完成粮食采购计划——国家最重要的任务》《粮食采购国家计划是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不可动摇的法律》《集体农庄党组织的一切力量要为粮食而斗争》，等等。但是，重压之下的粮食采购变成了一场向农村、农业要粮的政治运动，而粮食的采购量却是远远达不到国家硬性指标的规定。
旱情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尤为严重。当时由赫鲁晓夫掌管的乌克兰的情况足可以说明整个苏联的状态。赫鲁晓夫描述过乌克兰这次灾荒的情景：“不久，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及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然后，人吃人的惨事开始了。我接获的一份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座小桥下，发现了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显然，这尸体是被吃掉了。有许多类似事件。当时的敖德萨省委书记基里钦科告诉我，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想看看人们怎么熬过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个在那里干活的妇女。以下就是他描述的情况：‘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已经吃掉玛涅奇卡了，现在我要把瓦涅奇卡腌制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些时候。你能想象吗？这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
赫鲁晓夫还记录了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向自己求援的信件：“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的定额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去了，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但是，身为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也是无能为力，因为采购的粮食全部上缴国库，而动用粮食的大权又集中于中央之手。赫鲁晓夫的自白道出了他的无奈，表达了一种普通老百姓难以体会的深刻悲哀：“他一定认为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里的。我是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推测，既然我是乌克兰政府的首脑，我就能够帮助他。殊不知，他正在欺骗他自己。一旦粮食交进了政府的征集站，我就无能为力了。这些粮食的支配权就不属于我了。我自己不得不向国家申请特别调拨粮食以供应本地的人民。”
最后，赫鲁晓夫还是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特别粮食援助。而斯大林的回复也是意料中的事：“作为答复，斯大林给我发来了一份最粗暴、最侮辱人的电报。斯大林说我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说我写的备忘录想证明乌克兰自顾不暇，说我在要求一个荒谬绝伦的数量的粮食以供养人们。我无法表达这份电报使我沮丧消沉的严重程度。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它不仅笼罩在我个人的头上，而且也笼罩着整个乌克兰人民。现在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了。”
现在的解密档案证明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记录并不是恶意攻击斯大林和给苏联抹黑：给赫鲁晓夫的诉求信不仅有赫鲁晓夫在自己回忆录中记录的，还有更大量的留存在发黄的档案纸页上。一个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父亲，保护人！我们日子难过啊，我们被抢光，就连头头脑脑的也不像个人样了，我们活得还不如猪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艰难过。人们在饿死，孩子们没有吃食、生病、残疾缠身……”
不仅乌克兰，而且在所有灾荒地区，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在奥格布的密报中却是从没有规避过。1933年6月2日，别尔戈罗德州奥格布负责人向州委报告说：“在别尔戈罗德州罗温斯克区洛玆良斯克乡苏维埃维什涅沃农庄，一名贫农集体农庄庄员索洛道夫尼科娃•阿纳斯亚西娅•雅科夫列夫娜把自己已经死亡的4个孩子中的3个煮熟吃掉了。”1933年4月21日，乌拉尔斯维而德洛夫斯克的奥格布上报了一个工人的信件：“我们全家在挨饿，小家伙们已经8个昼夜在要吃的了，可是没有，我今天就准备要弄死他们，可还是把手放下了，我决定再希望一次：您能帮帮我，我求您了，如果给不了的话，看来就得饿死了。”
当然，灾荒不仅殃及乌克兰，而且造成了全国性的破坏，经济一蹶不振，社会动荡，而政治权力也处于危机之中。只不过乌克兰所经历的灾荒要更严重、危机更深刻罢了。在群众给党政机关以及领导人本人的信件中，还有相当多的信件道出了这场灾荒可能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并提出了警告。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一位城市工人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信中所陈述的情况同样在乌克兰存在：“你们是否知道人们因挨饿正濒临死亡。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不去改善工人的处境，那么许多人将会饿死。许多人在冬天就开始生病了，活不到春天来临，即使有人能勉强撑到春天，也会染上肠伤寒和其他疾病……要是有哪个国家向我们宣战，就难有人适合去服兵役。用不着资本主义国家来消灭苏联，我们自己就会掉脑袋。这种情况不仅威胁到我们，也威胁你们，我们亲爱的政府”。语言朴实无华，但不可不谓切中要害。
奥格布的密报中也不断上报这些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危险警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反抗组织：“三天来，没有面包，我仅靠土豆、死猪、死羊和死牛等活着，死掉的牲畜也是因为饥饿靠合作社的垃圾活下来的，往后不会再有了，不仅是面包。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我就要考虑谁战胜谁的问题了，而要在这件事上组织起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所有挨饿的人已经组织了起来，组织已经有了名称‘无食阶层’，在这个组织里有13个人，还在每天、每时地增加。‘无食阶层’的目的就是今天为今天弄粮食，每天为明天弄粮食。”
至于赫鲁晓夫所说的给中央的申请特别粮食援助的信件确有其事，这份文件还留在档案之中：“最近一个时期，在基辅和其他大城市，对居民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出现了无法连续供应的局面……为了不致中断对乌克兰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居民的粮食供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从国家粮食储备中调拨出5.7万吨粮食。”
在那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向斯大林申请特别援助粮的地区遍及灾荒地区的领导人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但申请的结果都是同样的。为此，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往各申请特别补助的共和国和地区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当地坐镇采购粮食，派往乌克兰“协助赫鲁晓夫工作”的还是那位卡冈诺维奇，另一人是帕托利乔夫。随后，在灾荒的中心地开展了一场以更强硬的措施，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从富农手中剥夺粮食的新采购运动。1947年6月3日，乌克兰政府通过了《向富农采购农产品的规定》，3天后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一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把大量的中农列进了富农的名单，凡没有完成采购指标的人将按乌克兰刑法第二章第58条处以5-10年徒刑，并没收财产。这种后来被斯大林称为“过火行为”所殃及的主要地区是乌克兰的西部6个州中的4个州，这一广大地区有98.1万农户，360万人口。结果，在苏联人口损失几百万人的情况下，乌克兰就占了1/3左右。
曾取代陈独秀出任总书记、当时担任北京《晨报》派驻俄国记者的瞿秋白发回报道称：“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不堪忍受饥饿的人们啮草根烂泥，甚至还有吃死人肉的。更有甚者，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
苏俄政府派知名作家高尔基出面向世界各国乞援。美国救济总署反应最快，提了一个条件：苏俄释放关押的美国人。苏联爽快答应了。美国国会随即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送往苏俄，苏俄政府和美国救济总署签订援助协定，由美国救济总署通过其它非官方途径从全世界筹集粮食送往苏俄。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聘请了1.6万人开展救济工作。这次大饥荒直到1923年2月才缓解。
向美国救济署的官员感恩下跪
事后，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苏联感谢完美国救济总署，克格勃马上就把美国救济总署雇佣过的俄罗斯人悉数逮捕入狱。
俄国灾荒赈济会主要参与者：熊希龄、蔡元培、李大钊
1921年苏联也向中国外交部发来了乞援信，但当时中苏并未建交，加上1921年、1922年中国也发生了自然灾害，中国政府对苏联乞援置之不理。
一些社会名流基于人道立场发起募捐，号召中国平民救济俄国。1921年10月30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俄国灾荒赈济会”，推选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为董事长，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担任副董事长，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
俄国灾荒赈济会上海部成立募捐委员会，安排人员在各马路及里巷挨户逢人劝捐，成果不错。“中华民国俄国灾荒赈济会”共计收入捐款如下：大洋约8万多元；小洋92角；铜元9100多枚；日币61元；俄币1000元。该会至少组织了3次共90火车粮食运抵俄国灾区。该会还派出赈灾调查队，抵达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调查，访贫问苦，给予俄国灾民极大安慰。
李大钊从1921年10月北京俄灾赈济会成立伊始，就掌控了该会的组织工作。他投入赈济俄灾活动，明面上是出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暗中借机输送中国青年精英到苏俄接受训练，以便“走俄国人的路”。
例如，1921 年10 月27 日赈济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其中高尚德( 高君宇) 被推举为募捐股副主任之一。高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是在李大钊引导下最早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之一，因而其参加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活动，显然是具有藉此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苏俄的目的的。
此外，“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还记载着彭泽湘是总务股的干事之一。彭原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不但积极参加了募捐活动，而且据档案汇刊记载，当赈粮筹齐之后，赈济会组织了一个赴俄运送赈粮的代表团，人员为 “代表五人：彭昭贤、张四维、刘绍周、吴鸿猷、施景仁；办事员五人： 杨寿镛、吕汉杰、彭泽湘、吴克、杨贤椿。”
(彭泽湘（1899年11月5日—1970年1月20日），又名一苇、祖康、若愚、岳渔，湖南岳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莫支部发展的少数早期党员之一。早期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工人运动做了不少贡献。历任中共东大支部书记，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中共鄂区区委书记，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人民出版社编辑。他翻译的著作有：《伟大的列宁》《美帝国主义与慕尼黑政策》等。)
彭泽湘后来写的《自述》也说：
“1922 年秋，我以中国国民俄灾赈济会运粮赴俄代表的身份到苏联。把粮食运到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交割后，就到莫斯科……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 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 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并把在北京的与我有关系的可靠的革命学生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就脱离了赈灾代表团，进了东大。12 月，由罗亦农、瞿秋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有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200万，乌克兰官方也曾表态认为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占了当时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即使灾难如此的惨烈，苏联政府却又开始了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清洗。在1933年，一大批的乌克兰党政干部被以参加以波兰地主和德国法西斯组织的乌克兰军事组织为由被逮捕，在1933年到1934年的时间里，乌克兰所有的文化机构，无论是科学院、剧院、媒体、科技所，全部都遭到了“契卡”的重点关照，这一结果便是作为苏联第二大民族的乌克兰人所使用的乌克兰语，在之后迅速衰落，俄语作为苏联的官方语言充斥了整个苏联。
关于这场灾荒的性质基本可以定性为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即使没有1933年的旱灾，苏联政府对于乌克兰地区远超实际的粮食指标也毕竟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并且这场大饥荒以苏联政府的处理能力实际上完全是可以回避的，但是苏联政府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恶化了乌克兰大饥荒的情况，不仅仅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举措也不得不令人怀疑，苏联在乌克兰大饥荒中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是有意为之的“种族灭绝
（Голодомор）”。这场灾难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之间所产生的裂纹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两个民族自此失去了融合重新组成罗斯民族的可能性，罗曼诺夫王朝百年来弥合两族的努力也彻底成了水中望月。因此，二战时期乌克兰产生的无数亲纳粹分子，以及今天还在努力与俄罗斯较量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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