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到底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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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
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
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
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 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
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
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
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
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
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
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
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东关枪声案发生后，贺龙给叶季壮的函（陕西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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