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了一道乡试考题，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此举激怒了朝中要员，遭到了御史台弹劾，苏轼于是自请前往杭州任通判。
这一年的十一月，他第一次到达苏州。
之后的几十年间，苏轼从未主政苏州，可不论是虎丘赋诗、好友唱和的风雅，还是寺院清修、与僧人相交的禅意，都使得他对苏州有了很深的感情。
熙宁四年夏，苏轼从京城出发前往杭州赴任，一路南下，不紧不慢，到达苏州时已然仲冬时节。所见是江南“连天衰草”的萧瑟景象，心中所感兴许是为官十余载陷于新旧党争的疲惫，百感交集间苏轼写下“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减字木兰花·云鬓倾倒》）在苏州停留的日子里，苏轼曾前往虎丘游玩。“虎丘”之名相传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有关，《越绝书》记载：“阖闾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在虎丘，苏轼见到了太宗雍熙年间曾在此地任职的王元之的画像，后来受王元之曾孙王汾之托，追赞其遗风犹烈。《王元之画像赞》中有一句：“方是时，朝廷清明，无大奸慝，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而死”。所谓“不容于中，三黜而死”，竟然也可看作是苏轼一生的缩影。不知子瞻落笔时，是否能想到命运竟是如此充满巧合。熙宁六年（1073），苏轼去常州、润州、苏州等地赈济饥民，经过苏州报恩寺时，他想邀请成都通长老前来做主持，便当即写下《苏州请通长老疏》，文中说通长老“族本缙绅，实西州之望；业通诗礼，为上国之光”，希望通长老的到来可以“振法音，以助道化”。通长老很快应允，第二年苏轼再过苏州时二人却未能相见，只能书信一封以表遗憾：“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耿”。（《与通长老》）这里说到的苏州报恩寺，相传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初名通玄寺。南朝梁大通年间在寺中建了一座高达十一层的塔，可惜北宋时被毁。唐玄宗改寺名为开元寺，寺毁于晚唐。后周显德二年（955）建报恩寺于开元寺旧址，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重建报恩寺塔，南宋初复毁。现存的报恩寺塔俗称“北寺塔”，重建于南宋年间。在重建报恩寺塔时，许多人都将自己私藏的舍利捐赠给报恩寺，以供瘗埋，而苏轼“无舍利可舍”，便将自己的私印和装私印的盒子赠与报恩寺（《舍铜龟子文》）。这件铜龟子是前朝旧物，形制上应该很接近唐代的龟形盒，此类器物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的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图源冉万里《“铜龟子”考—读苏轼<舍铜龟子文>札记》苏轼与苏州佛教之地缘分不浅，除了报恩寺和通长老外，定慧禅院也是他常去之地，住持和尚甚至特意让出住房和花园，供苏轼起居，名为啸轩。苏轼晚年被贬惠州，守钦禅师让卓契顺带着自己写的《拟寒山十颂》前去探望，苏轼便作了《次韵定惠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序》，首首皆有禅意，期望与禅师相互切磋。有趣的是，苏轼之前并不认识这位守钦长老，但此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只为“候无恙于东坡”（《苏轼文集·记卓契顺答问》）的真情厚意也确实让身在瘴疠之地的苏轼倍感温暖。熙宁七年（1074），结束了赈灾工作的苏轼自常州、润州返回杭州，途中又经过苏州，在刘述的陪伴下，他再次来到虎丘游玩。虎丘是苏州著名的名胜古迹，不仅有春秋时期吴王的遗迹，风景也是一绝，史书赞其“绝岩纵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丘壑之表”，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虎丘的美景总是令苏轼流连往返，每过苏州他都会一登虎丘激发诗兴。“入门无平田，石路穿细岭”（《虎丘寺》），潺潺的流水声夹杂着林间的阵阵风声，带来了丝丝凉意，参天古木的绿荫辉映着一片片碧绿的潭水。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苏轼的生命里，流淌于他笔下的字里行间。今日，沿着苏轼的足迹，我们还可见“知有真娘立道边”的真娘墓，还可见“铁华秀岩壁”所描述的有岩如削，该处岩石也因苏轼的诗句而取名“铁华岩”，亦可登上“千顷云阁”去看那“云水丽千顷”的开阔风景。（《虎丘寺》）结束了虎丘之行，一行人前往闾丘孝终家饮酒。前一年苏轼拜谒苏州太守王诲时，就听闻其父曾说：“苏州有二丘，不谒虎丘，即谒闾丘”。后来苏轼被贬黄州，闾丘正任黄州太守，凡有宴会和重大活动，他往往会邀请苏轼一同出席，二人的交往甚密，还常在一起赋诗作乐。久在官场，闾丘孝终深感疲惫，最后辞官归隐，回到了家乡苏州，居住在如今的“闾邱坊巷”之中。苏轼心里惦记着这位老朋友，曾作《浣溪沙》一词以寄思念：“一别姑苏已四年，秋风南浦送归船，画帘重见水中仙。霜鬓不须催我老，杏花依旧驻君颜，夜阑相对梦魂间。”江南的风景收藏了苏轼登高远眺时的万般心情，与友人的推杯换盏或能一扫官场的阴霾。苏轼因此感叹：“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乃二欠事”。如今，“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成了苏州旅游的一张名片，而闾邱坊巷中的故事似乎却早已随风淡去。这一年年底，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已满，升任密州太守。他从杭州一路风尘仆仆赶往密州，途中经过苏州时，好友王诲安排宴席为其送行，苏轼回忆起这一年时间里自己三次过苏，不由感慨万千：“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想问苦想猜，这回来不来。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阮郎归·苏州席上作》）苏轼熙宁七年一别苏州之后，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便要等到元祐四年（1089）第二次出任杭州之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躬耕于城郊东坡荒地，实现了自我突围，彼时再到故地，已然心境不同。元祐四年三月，朝廷任命苏轼为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成为一方大员。此次任期甚短（不到两年），不同于十九年前初到杭州那般逍遥恣意、纵情山水，这一次苏轼的生活主要是“修建工程与赈济灾民”。他并不只是关心治所杭州的一方土地，也时刻留意着太湖区域苏州、常州、湖州等地的生活生产情况。元祐五年（1090）的春夏之交，农民想着丰年有望，纷纷典卖家当、借钱来施肥耕种，谁知后来大雨滂沱，多日不止，“一举害之，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派人前往苏州、常州等地寻访，只道是太湖周边数州灾情严重，连日的降雨淹没了大片农田，农户都划着船去抢救残存的作物，半熟的稻子炒熟后可吃，而未成熟的稻穗只能拿去喂牛。不仅如此，大风天气还常常在湖泊区域兴起巨大的浪潮，原先砌筑的堤坝基本都被破坏了。即便雨停了，这一年也是丰收无望。更糟糕的是，同年八月中旬，一场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直到九月仍然阴雨不止，拥有“苏湖熟，天下足”美誉的苏湖两地都受灾严重，以致所收无几。再加上少遇晴天，“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谷无米，日就腐坏”（《相度准备赈济状》第二），到九月，苏州一地的米价已涨至每斗五十文，却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此时的苏轼心急如焚，接连上书请求朝廷拨款、调拨谷物以应对来年的饥荒，并稳定粮价。朝廷后来诏令苏州拨常平米五万石给湖州，秀洲拨十万石给杭州，而苏轼考虑到苏、秀地区亦遭重灾，若救济他地，恐怕会造成“两头缺事”的局面，于是申请于其他丰熟地区调拨粮食给各地，以解燃眉之急。但奇怪的是，苏轼一人的奔走相告并没有得到其他官员的积极支持，先有叶温叟剥夺了朝廷拨给苏轼赈灾的款项，后有马瑊以“忙于他事”为由多次推脱苏轼的会商请求，再有，苏轼所呈《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催请处理的部分竟在邮递途中遭到删减。这似乎是浙西官员的常态，苏轼在给皇太后的密奏中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知”。苏轼的体察民情、励精图治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正当苏轼的赈济计划逐步推进之时，元祐六年（1091）二月，一纸诏书又将他调离杭州，至京城任翰林学士。返京的路上，苏轼终于得以亲见苏州及邻近地区的受灾情况。那时正值春天，处于低洼位置的田地仍然浸泡在深水中，高处的田地放眼望去也是积水连片，男女老幼夜以继日地从田间抽水，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雨过之后田间又会积满水。已经到了春种的时节，却因水害未止而无法播种，阴雨时节干柴也成了稀缺资源，人们只得吃着生冷的粗劣食物，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而亡。苏州等地的景象令苏轼痛心不已，“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当即又修书一封，请求转运司多拨一些粮食赈济苏湖地区。苏轼的担心最终还是成了现实。第二年饥疫四起，苏州、湖州、秀州三地，死亡人数过半，虽然积水退去露出了田地，但长期的浸泡使得土地都不胜耕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饿死之余，人如鬼腊”，此等情形，恐怕需要国家上下尽十年之力，方可恢复如初。连年水患间，苏轼一方面积极实行“常平仓制度”，待粮价上涨时开仓赈济平抑粮价；推动朝廷宽免官债，使得人民不用在遭受连年灾害的同时还要背负沉重的债务。另一方面，他向朝廷举荐单锷的《吴中水利书》，指出了水患的源头在于五堰之废和长堤挽路，此二者虽然方便了漕运，却直接导致水流环境迅速恶化。事实上，江南加速开发中的经济获益与水利维护之间出现的矛盾由来已早，而苏湖地区连年的水害也要一直到南宋时期才得以基本解决。南宋《平江图》，可见城区内最大的特点是安排了水路并行的两套交通系统，图源苏州碑刻博物馆官网作为地方大员，与朝廷沟通、焦头烂额事小，直陈民情、以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想必才是苏轼真正的追求与慰藉。也是得益于自晚唐以来诸多官员的不断努力，如今的苏州才真是应了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回到京城的苏轼又陷于党争遭到贬谪，此去一路南下到惠州、儋州，一直到后来遇赦北返，苏轼也再未重游苏州。千百年来，苏轼的名字已然成为了华夏民族的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和苏州的山水人物紧密相连，也深深烙进了苏州如今风调雨顺、水旱无忧的平常日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