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杜甫传》：生不逢时，还是恰逢其时？

 偶然的机会，我从布克书城购得了这本冯至的《杜甫传》。除了文字，书中还有很多黑白配图，宣纸质感的纸张很适合在空白处写随感，给人一种穿越时空而来的年代感。 

《杜甫传》成书于新中国初立的1951年，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差一千多年，又与当下相距七十年；前者时间横跨千年，但从社会制度上是封建王朝的更迭；后者虽不足百年，却是爆炸式发展的新时代，只有文字能穿越时空，联结着古今你我。

冯至·杜甫

说起冯至，我首先想到的是十四行诗，他将十四行诗中国化，善于咏人咏物，富有哲理，格局不俗，是新诗成熟的代表人物之一。
买了《杜甫传》，我才知道人物传记也是冯先生的拿手好菜。这本书融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冯志也由此成为继闻一多之后，又一位致力于杜甫研究、传扬杜甫精神的著名诗人。
冯至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曾带着孩子，跟随着联大一起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写过一句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正因为如此，冯至先生写杜甫才有如此强烈的代入感。书中不仅详细描写了杜甫的生平经历，以杜诗为依据，做到了处处有出处；并且附录了对于杜诗的研究评论，形成了交叉的视角。

说起杜甫，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面容消瘦、胡须稀疏的老者；更多的形象是那些诗句塑造起来的——“会当凌绝顶”的豪气，“诗是吾家事”的傲气，“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国忧民，“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极而泣，“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窘迫，“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孤苦……读完这本书，“老杜”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可一本书、一篇文章怎能说得清楚呢？

童年·青年·黄金年代

712年，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瑶湾，幼年丧母，曾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中，虽然少小多病，但他的童年却赶上了一个健康的时代。

此时的大唐已立朝（618年）将近百年，天下一统，社会稳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并且对外政策开放，西域各国的文化、技术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丰富促进着大唐的繁荣昌盛。洛阳作为第二国都，是东西交通要道，是不逊于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杜甫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他亲眼见过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所作的诗被当时名士崔尚、魏启心等所赏识，并援引他出入侯门贵府，一再听到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此时的杜甫与李龟年正青春年少，未来尚有无限可能，又何曾想过晚年相遇时，只剩下“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慨和唏嘘。

单看诗句是极美的，却是以乐景写哀情——年少时相识，人生尚有无限可能；晚年相遇，二人都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境遇凄凉。“落花时节”四字，于自身、于时代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杜甫出身于官僚家庭，母系也是皇亲国戚的大家族，深厚而复杂的家族底蕴，“奉儒守官”的思想，盘根错节地影响着诗人的入仕和创作，这大概就是原生家族的穿透力。

漫游·李白·功名难成

从二十到二十九岁，为了开拓眼界，也为了宣传自我、为日后发展做铺垫，杜甫在吴越和齐赵之间长期漫游。此时的杜甫，与史书上沉郁悲愤的形象不同，青年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期待着“一览众山小”的出彩人生。
然而，即便是“诗圣”杜甫，参加科考也名落孙山了。功名难成，成家也受影响，到了三十岁，大龄青年杜甫才成婚。
744年初夏的洛阳，杜甫与李白相遇，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四十四岁。李白身上的那种游侠、求仙、反抗秩序的气质，强烈地吸引着杜甫。前者因酒后傲慢、得罪权贵，被赐金放还；后者因为生活没有出路、阅历尚浅，就结伴而行，一起“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期间，高适还加入了这个团队，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而放荡的秋天。
这段与李白的相遇同行，虽然只是杜甫一生的一段插曲，却在其今后的生命中不断被忆起，对李白诗的推崇和认识也愈发深入。
746年，杜甫三十五岁，跟许多著名的唐朝诗人一样，他也来到长安，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其中心理既有对先祖杜预、祖父杜审言的推崇，想要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也有“三十而立”却立不起来的无奈和急切。长安一待就是十年。

可惜此时的朝政，已经显露出腐化的迹象，早些年的励精图治、海内升平，麻痹了李隆基的精神，年过六十的皇帝迷信道教，把政权交给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李林甫欺上瞒下、排除异己、打压贤臣，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此时的长安。唐玄宗谥号为“玄”，算是平谥，“玄”本意指启明星，在天没亮的时候它很亮，天亮了它却暗了，用作谥号取“先明后暗”的意思。

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为了谋生，或充当贵族府邸中的宾客，或采摘或种植一些药物，或写诗写赋给皇帝、给重臣，以求能在仕途上进取，一方面心为形役着，一方面蹉跎着岁月。
四十岁后，在穷困之上，杜甫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杜甫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仅是看到个人的痛苦，也看到时代的悲痛、民生的艰难，“千村万落生荆杞”“哭声直上干云霄”“被驱不异犬与鸡”……
与当时的政风腐败、边疆失利、民生凋敝相对的，是唐玄宗奢侈的生活，是杨氏姊妹的吃穿用度、享乐铺张。好在还有高适、岑参、郑虔这样的朋友，能一起饮酒论诗，慰藉着杜甫的心情。

泥菩萨·时局艰难·左拾遗

755年，也许是因为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起了作用，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可他不愿做鞭打人民的县尉，果断拒绝任命，甘愿在率府里守兵器库。多年来上下求索，只得到这么一个不入流的、正八品下的小小官职。

杜甫羡慕李白，是因为李白身上放荡不羁、遨游江湖的潇洒，但他的思想底色是“奉儒守官”，总是期待着明君在朝，期待着官场清明，并且常常由人及己、由己及人的，痛苦着人民的痛苦，忧愁着人民的忧愁。尽管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却从未放弃过一颗救苦救难的慈悲心。
安史之乱来了，且持续了七年零三个月。在本质上，这是一场种族的斗争，因为发生在唐朝中叶，把唐代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谓的大唐气象发生了改变。

数十年来，天下太平无事，不知刀兵为何物，唐朝兵力长期屯在西北边疆，以防吐蕃，因此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趋南下，竟一时无人能挡。兵灾之下，杜甫只能带领家人流亡，一路忍饥挨饿，苦不堪言，险些死在兵马和流亡的队伍中。与此同时，玄宗也带领宠臣、贵妃逃往西蜀。经过马嵬坡事变，太子李亨在草莽之中即位，是谓肃宗。

新皇帝即位，杜甫只身投奔。在路上，他不幸被胡人捉住，送往已经沦陷的长安。原本雄壮整饬的京城已是面目全非，原来的王孙贵族被无情杀戮。可能是沾了既没名气、更没地位的光，年仅四十五岁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的杜甫，没有受到俘虏待遇，竟在隐蔽之下得以保全名节。
战局不利，杜甫只能困居长安。他既为国家焦忧，又想念家人，写下“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写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写下“白首骚更短，浑欲不胜簪”，记录着他个人的生活与心境。

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死；二月，肃宗到凤翔，政治和军事形势持续好转，许多人设法走出长安。杜甫冒险来到凤翔，拜见肃宗时，简直状如乞丐。肃宗感其忠诚，任命杜甫为左拾遗，一个从八品上的、点缀般的官职，伴君如伴虎。
他第一次执行职权，是为救房琯（肃宗嫌厌的前宰相）上疏，就为皇帝所不喜，甚至引来了审讯。尽管忠于职责，却仅在三个月后，就被放还回家探亲。
战乱仍在继续，一路上是伤病、难民、白骨露于野，好在杜甫活着回到了临时安家的鄜州羌村，妻子、孩子、邻人见到他回来都十分惊讶，妻子“惊定还拭泪”，儿女“畏我复却去”，感慨“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走向人民·草堂·漂泊流离

肃宗即位后，在社稷畏难之际收拾旧山河，在回纥的帮助下，唐军节节胜利，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国家秩序逐渐恢复。
757年十一月到758年六月，杜甫在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与贾至、王维、岑参、严武等人同在京城为官，互相写诗唱和，却因为缺乏内容、小心谨慎，而在杜诗中毫无光彩可言。尽管在皇帝身边，可杜甫的官吏生活是局促的，让人担心他开辟的诗的国土会断送掉。
此时，因房琯失宠失势，同属一派的杜甫被派到华州做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工作。政治上的打击，却让杜甫有机会接近战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祸兮福兮。离开了朝堂，杜甫对形势看得更加真实，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回纥、吐蕃势力的侵蚀，唐肃宗甚至要以和亲、送绢的方式，来满足回纥可汗的“无利不起早”。
758年冬末，杜甫回到故乡洛阳，遇到故人卫八处士，写下“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世事无常，难得欢聚。
后来，他又从洛阳回华州，将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创作为《三吏》《三别》，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人民的痛苦，这是杜甫的创作高峰，相比于安定时期所写的诗，格局之大、立意之深，高下立判。
同时，也表达了杜甫内心的矛盾——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和统治者中间应该如何选择？这种矛盾的心理，大概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要表达的类似，且不论是否够格，可贵在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759年岁末，四十八岁的杜甫来到成都，在亲友的帮助下，用心经营一座并不十分坚固的茅屋，也就是杜甫草堂。在这里，经历多年饥寒的杜甫，得到了暂时的安身，诗作中也有了明亮的颜色，“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好友严武的推荐下，年逾五旬的杜甫，迁入成都节度使署中，在草堂耕作和幕府幕僚两种生活之间周旋。可好景不长，765年四月，严武忽然去世，一方面是失去了庇护，一方面是因为王维、李白、郑虔等好友相继离世，故人陆续调零，让杜甫更加思念家乡和亲友，期待着落叶归根，于是在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
因为年老体弱、拖家带口，嘉州、渝州、忠州、夔州，一路上走走停停，杜甫在《旅夜书怀》中写下“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诉说旅途的艰辛和漂泊；后来因为身体时好时坏，他就在夔州暂时住下来，在《登高》中写下“万里悲秋常作客”“艰难苦恨繁霜鬓”，感叹人生际遇和年老已至。

768年，在弟弟杜观的多次劝说下，杜甫启程出峡。后来又在荆州、江陵、岳州（岳阳）、衡州（衡阳）、潭州等地辗转，加上洪水阻隔，从秋到冬，他只能在湘江的小船上漂浮着。770年的冬天，这位伟大的诗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之死，让我想到《庄子·列御寇》中的话，“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可惜杜甫不是那只“不系之舟”。

多面·幸与不幸·文章有价

读完这本书，我脑海里激荡着一个问题——杜甫是生不逢时，还是恰逢其时呢？
从政治上来说，杜甫绝对算不得成功，却一直坚持“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始终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期待着明君盛世。可是，他处在唐朝命运的分割线上，先后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青年时期体验了开元盛世的繁华与安定，又在中年遭遇安史之乱以及后续社会动荡。

在诗作上，杜甫以时事入诗，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敏锐，将见闻感悟凝结成足以跨越时代的作品，拓展了叙事诗的领域。他的诗内容广泛，既有对时代的记录，也有对大自然赤子般的热爱，是远比教科书上丰富有趣的多面体，是经得起用“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准绳来衡量的。

杜诗的遭遇与杜甫类似，那就是都被忽视和冷待。其中，可见不同时代导向的差异，杜甫精神的可贵在于“穷也要兼济天下”，在于替人民发声。尽管在作品中讽喻时事，其用意也是希望能引发思考，促进改良举措、国家富强。代表人民立场，这一点和我党所倡导的文艺观，有着跨时代的内涵一致性。
杜甫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典型代表。读这本书时，我常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身处动荡的时期，既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又有善于表达的才能，通过诗作记录时代，算不算是杜甫的幸运呢？可这样的作品却饱含着诗人的痛苦，想到这里，又怎能不令人感慨？假如生活在太平安乐的年代，他会成为怎样的人，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杜甫了呢？

电影《南海十三郎》中有这样一段台词：“再过三、五十年，没有人会记得那些股票、黄金、钱财，世界大事都祗是过眼烟云，可是一个好的剧本，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依然有人欣赏，就算我死了，我的名字我的戏，没有人会忘记。这就叫做文章有价！”
文章有价，杜甫的诗正是这样，以爱国爱民、赤诚乐观为内核的杜甫精神正是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写于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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