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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晖:青少年阅读如何选择一本好书

2017-12-12 李煜晖 章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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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一本好书?

——“关于青少年读书教育的九个追问”之四



文|李煜晖



对于休闲的阅读或者功利的阅读,我尊重大家根据兴趣、需要和认识水平,选择任意一本书来读,所谓“开卷有益”。但在读书教育上,就有必要谈一谈书籍的选择,因为青少年时间宝贵,而现在的“书”又太多。抛开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不算,每天国内正式出版物就有近千种。著书立说,已经逐渐失了农耕时代的神秘和庄严。我亲见有人花不少本钱,出版文集、诗集、“学术著作”,逢人就赠。他们用新时代的便利满足了旧时代的虚荣,或者招摇撞骗也未可知。所以,这种书大多看不得。另有些人,迎合买书人的口味,不为署名而花钱,恰为赚钱而写书。像驳杂的畅销书,如成功学、养生学、玛丽苏小说、心灵鸡汤、玄幻故事、悬疑推理等,大抵只可消遣,学生读上瘾,就很浪费时间。


比较难于分辨的,是那些“文化味儿”颇浓的书:文化越来越寡淡,“味儿”倒越来越重,这就很值得警惕。书商们深谙读者的心理,他知道家长大体有文化崇拜,学生出于青春期的小虚荣,也愿意拿来做谈助,于是用各种法诱人买——

方法之一是“标题党”。好比我这文章,照他们的路数,题目该这样写:震惊!北京某名校凭什么接二连三出状元?不为人知的秘密:名校名师是怎样炼成的?一把辛酸泪:英俊潇洒的男老师到底经历了什么?好吧,我编不下去了。但果真厚了脸皮,点击率肯定能上来,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写完没人看。


方法之二是“明星效应”。有些作者本就是电视“明星”,有些是拉扯明星做宣传,还有的兼而有之。最近看朋友圈,“蒋勋细说红楼梦”刷屏了,那宣传语是“蒋勋老师的声音是林青霞的半颗安眠药”。听话的读者会想:林青霞是大明星,大明星喜欢,我也要听一听。宣传的效果于是乎达到。我这种比较不听话的会想:哄女人睡觉的东西,能好到哪里?然而好奇心起,也听了一集,仿佛是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这一回,是全书的大关节,可挖掘的地方太多。但恕个罪说,蒋老师虽然肯定是读了《红楼梦》,但除了絮絮叨叨叙说梗概之外,理解和见识并没多少可观,有些地方连基本的读音和意思也搞错。听了这“半颗安眠药”,竟昏昏睡去,不读《红楼梦》原著,亦不看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牟宗三、李长之、端木蕻良、吴世昌、余英时、俞平伯、何其芳等学者严肃的研究,于林青霞则可,于志在求学的青少年未免堪虞。然而,在实际上,毕竟还是宣传者得胜了,不是连我这种不听话的也看了一集么?在这娱乐至死的年代,读者无论做何存想,噱头面前,人人低头。



蒋勋老师是学者,毕竟花了心思,讲得好不好,大家可以再讨论。有种出版商,连原创的念头也无,找热点话题吸引读者,找权威机构站台背书,纠集写手,把零七碎八、来源不清的材料组装起来,设计一个唬人的封面,用不上十天半月,一本“新书”也就出炉了。


有一次在机场,随身带的两本看完,就在书店转。半小时,竟无一可读。我花钱买书,轻易不肯出手,破财是小,助长歪风邪气,侮辱智力,有损形象。后来第二次登机广播了,只得急匆匆拿了一本封面朴素、有文化气息的去结账。书名是《北大历史课》,精装,外面罩一层膜,不买不能开。我瞥见封面有陈寅恪的话,封底有钱穆的话,以为北大名教授历史课讲义,买来总不亏。坐上飞机,心急火燎撕下膜,翻看十秒钟就知道上了当:这本书跟北大没有任何关系,跟陈寅恪更没有任何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他的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被拿过来“代序”。余者都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知识的碎片,按照时间顺序被组装起来,每个碎片千八百字。以我对历史的粗浅了解,是在教科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百度百科基础上加工改写的,史观、史识固然谈不上,还废话连篇,讹误颇多。编者署名“经典课程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是教育部的,是北大的,还是其他学术组织的?并无一字一句的介绍,我疑心是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草台班子。再一看出版社:北京XX出版公司。这样一本粗制滥造、对小学生都未必有益的书,因为打了名校和大师的幌子,就让我兴致勃勃买来,还打算好好学习,仔细想来,真有相亲遇妓女的沮丧。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法力不够,没有“隔板猜枚”的功夫。这件事带给我的有益的经验是:今后凡盖层膜不让看的东西,再也不买了。



好书不从俗,从俗无好书。这是我“大写加粗”的提醒。从不从俗,不是指语言风格,也不是题材素材。一个好的作家,考虑读者的接受,深入浅出,贴近生活,这是优点,不是缺点。但如果作者和书商串通起来,在创作和发行的时候,只存了一个沽名钓誉的心,或一个唯利是图的心,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或用选题,或用包装,或用明星效应,故意刺激读者敏感的神经,内里并没有真才实学,甚而经不起推敲,那必是从俗无疑了。


鉴别的方法,也很简单。好书如“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薆而不见,搔首踟蹰”。从俗的书,花枝招展,当街而立,频抛媚眼,嗲声嗲气。那对策就是:不买。我的说法或许极端,但有更其极端的在这里。村上春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活着的作家的书,我是不看的,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读了浪费我的时间。虽然他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这句话看,还有希望的。


选书之难,不只在书籍本身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更有一种浅薄的观念,害人甚深。这种观念认为,所谓好书,就是只写真善美,不写假恶丑,只有“正能量”,没有“负能量”。尤其对青少年,凡涉及淫邪、暴力、阴谋、犯罪、权术、谎言、欺诈、迷信等,最好都不要给看。理由很简单,看了容易学坏。


类似的观点,我曾驳过。依我之见,书籍正如燃料,可以点灯照明,也可以杀人放火。善恶在人,不在书。《红岩》固然是好,但马里奥普佐的《教父》也很不坏。前者讲革命者的慷慨赴死,是正向积极的弘扬,后者写资本主义司法的黑暗,也未尝不是反面深刻的揭露,从情节和语言上看,后者很可能比前者还要好。故对那些能正确认识和合理运用的人来讲,两者都是很好的阅读材料。但据我所知,中学的课程里,讲《红岩》的很多,讲《教父》的极少。同理,讲《平凡的世界》的很多,讲《1984》的极少;讲《红楼梦》的很多,讲《金瓶梅》的极少。许多人文、社会学科课程的开发者和教师,在读书问题上,或多或少都受了那些“外行”的影响,他们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道德因素,而这种强调又往往是粗浅的、狭隘的,缺少哲学上的思辨,导致在书目推荐上顾虑重重,最后为安全、省事计,大都奉行“坚壁清野”主义了。



当然,我并不是主张让学生每天专读《教父》《1984》以及未删节的《金瓶梅》——事实上,未删节版也很难找到。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即便是这些可能会有争议或者消极影响的书,学生也不妨读一下的。世界并没有大同,人间也并不是乐土,可憎、可恶、可厌的事正多,展示美与暴露丑,都是文学的分内之事,更何况除了思想性,还有艺术性要考量呢?鲁迅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从开发学生心智的立场看,只让读一览无余的政治正确或者道德正确的“好书”,不是很近于培养盲从、低幼的傻子么?


为不浪费生命起见,少读或者竟不读商业快餐书;为心智的成熟起见,多读一点要费心去做些价值判断的书,大体就是我对学生选书的建议。


如果正面来谈,好书的标准可以有:

  作者为自己而作,越是有不得不写的动机,越好。

  作者经历过人生和世事的忧患,忧患愈深,苦痛愈深,越好。

  作者有价值自信。赞成他赞成的,反对他反对的,或许隐晦,但不骑墙。

  入门不易,初读总是难解,越难解竟越放不下,越好。

  越是你感受到却说不出,或者竟从未想过的东西,他越能轻松表现出来。

  可以一生反复读,阅历越深,学识越高,越想重读,领悟也越多。

  好玩,有幽默感,时常在一个严肃的事情上撩到你笑,也能在平常的细节上疼到你哭,而不是“哄睡”——看过《小王子》吗?

  一本好书让你信任和崇拜这个作者,恨不得把他的全集买下来。

  读过这本书,会不自觉的模仿他的语气说话,甚至按他的角度和逻辑来看待这个世界,尽管从来没人要求你这样做。

  在今天的社会,还要加一条。道听途说,一片叫好,却很少有人真正读过。

……


这样的标准,可以无限写去,适可而止吧。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经典”。我承认,我模仿了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表述方式——他在《我们为什么读经典》这本书的序言里,给“经典”下了很多条定义。和他一样,我也是认真想过才说的。


举个例子,比如鲁迅的书,基本都是好的。说句题外话,有人觉得读书要兼收并蓄,什么人的都看看,我也并不反对。然事实上,看来看去,终身跟定的也就还是那几个人。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度,真正厉害的作家都是有限的几个,他们往往还“众体皆备”。就好像我们身边的牛人,真是能者无所不能。不信可看《唐诗三百首》,李杜选了多少?或者《古文观止》,苏轼选了多少?很显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我第一遍系统地读《鲁迅全集》时,就思考过这个问题:除了天赋和个性之外,鲁迅各种文章都做得这么漂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后来竟被我发现了,那答案就在《<呐喊>自序》里。


鲁迅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来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最后竟出了这部小说集。他先说年轻时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没有忘却的那一部分,就成了此书的由来。哪些梦没有忘却呢?都是于他有切肤之痛的。


第一个梦由他父亲的死而起:他父亲生病,请了中医来治,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古怪的方子,最后还是日甚一日地亡故了。鲁迅的家庭也随之由小康陷入了困顿。在承受失怙之悲的同时,他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第一个梦由此而来:走异地、逃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第二个梦,还是与父亲的死有关。当他到了南京矿物学堂,在这个异地,看到了别样的人们,学到了别样的“知识”之后,发现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很起了对类似他这种遭遇的人的同情,还了解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事实。第二个梦诞生了:到日本去,“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如果第一个梦是自发的逃离,第二个梦就是自觉的拯救。


第三个梦,鲁迅“拯救”的路径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经历了所谓的“幻灯片事件”,有学者说其实不是幻灯片,真实的情况是鲁迅看到了一份报纸上的照片。不管怎样吧,他发现救治生理上的病人意义不大,“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可惜的”——我超喜欢鲁迅这种痛快淋漓的表达——所以他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了,而这首推新文艺。如果说第二个梦是年轻人的热血冲动,第三个梦就几乎可以称为成熟理性的抉择了。


结果呢?他参与创办的杂志还没出版就胎死腹中。他感到了寂寞的悲哀了,于是隐遁起来,“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就在即将奏效的时候,钱玄同来游说他写文章,也就有了《呐喊》收录的这十几篇“小说模样的东西”。这时候鲁迅的站位已经完全不同了,他知道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要用自己的“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云云。


鲁迅在讨论易卜生的《傀儡之家》(现通译《玩偶之家》)时说:(作家)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鲁迅写《呐喊》,是源于他自身的经验、情感和自觉的意志:每一个梦的诞生与幻灭赋予了他创痛的经验;他的父亲、如他父亲一样的病人、身体健全而精神麻痹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正在如他曾经历过的寂寞的里奔驰的猛士,赋予他浓烈的情感。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相关,这种侠义心肠或者时代赋予的责任唤醒了他自觉的意志,他要写东西!


至于那个“铁屋子”的比方,无非卖个关子。“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在序言里,这是金心异(钱玄同)劝说他并且发生了效力的话。我从来不相信这么简单的道理,鲁迅需要别人的启发才想到:他还是自己肯了,要不然怎么会一发而不可收?


所以,为自己而写,而恰有非写不可的动机,这样的作者是好作者,这样的书才有可能是当之无愧的好书。试看看《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那个本可以慷慨赴死的司马迁,为什么非要忍着羞耻把《史记》写完?试看看开篇第一回,曹雪芹何以十年辛苦、字字血泪地写《红楼梦》?恐怕所为的也无非是自己未了却的心愿、没达成的理想或者无处诉说的苦闷吧。文章憎命达,这样的作家命运往往不好,恰是不好的命成全了不朽的文。这样的文,是拿命来写,就不太可能会去迎合大众的水平,而主旨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读起来上手必慢。而他所经历的所思想的,却比常人深广,深则能言常人所不能言,广则能言常人所未曾知。读者之一生,于生命的领会越多,于学问所知越广,则越能懂其文章之甘苦,一生温故知新如老友然。


所以,我那十条标准是认真的,至少前六条,有内在的逻辑在里边。


何以竟凑成了“十条”呢?鲁迅不是说中国人有“十景病”么?或许是我病发之故吧。其实,只不过是我愿意,没有理由。


问题讨论到这,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补缀一点:这些标准大抵是针对人文、社科类图书而言的,自然科学类的书,无所谓好坏,那是很纯粹的中立的知识,青少年多读一点,总是应该的。当然,需要作者善意、认真地写就,而又用了深入浅出的语言,能兼顾到伦理、科学和有趣。


其实,不管何种好书,都有固定的读者群体,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般配的人们吸引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我们选择书,而是书选择我们:看一个人读什么书,也就可以称量他的份量了。


作者简介

李煜晖,高级教师,西城区先进教育工作者,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与领导方向博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学副主任,文科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文科实验班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国家重点课题“普通高中文科实验班课程改革”课题组长。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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