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
limusheng
作者简介：李木生 1952年生于山东济宁农村，1968年当兵，1983年转业到山东一家报社当副刊编辑。童年失恃，孤梦飞依星月；少年挨饿，生吞西游红楼；青年国乱，缘遇马列鲁迅，荒漠之心，遂萌诗歌芽苗；中年新闻，发思索之声，醒忌喉舌；八九之秋，寒凝横眉，发配副刊，却得自由笔墨。垦荒散文之僻壤，又操诗歌之杂音，忧愤仍不得抒解，遂偶犁小说之贫地。不觉进入生命初冬，不惧不怠，惟垦荒不止。期待于真相中觅真理，于黑夜里举烛台，于奴役中发战叫，以心血炼文字，以生命荐轩辕。
其他
午夜烛台||摇曳的灯盏--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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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木生，中国著名作家。李木生老师在《济宁看点》开设《午夜烛台》专栏，以飨读者 。
摇曳的灯盏
□李木生
孔子当年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的“道”也许已经过时，可他殚精竭虑，颠沛流离，一生追寻真理与理想没有已时的精神，却如不灭的灯盏，激励着也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者。
一次偶然的机缘，让我在齐鲁之间的莱芜，又看到了这种点燃起自己的精血、于黑暗里尽可能照亮自己与自己周围的灯盏。这样珍贵的灯盏，是散文家张期朋用三部“书影录”为我们拨亮并端出的——莱芜现代三贤：吴伯箫、王毓铨、吕剑。特别在“犬儒主义”、“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这样的灯盏，尤为珍稀与宝贵。虽已遥远，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胸襟，他们所遗留下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无不鼓舞着也启迪着当代的人们，并以一种莱芜精神独立于齐鲁之间。
首先让我感动的，是当民族与民众陷入最危险的深渊，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先后延生于20世纪初的这三位莱芜人都义无反顾，以牺牲的决心，离乡背井，追求真理与光明，献身于革命与救亡的战争。散文家、教育家的吴伯箫，“抛却一切牵挂，家庭，戚朋，学校钤记，只身跑到延安”；学问家王毓铨，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刻，便与北大的千家驹与另外一名学生共同发表了抗日宣言；三人中年龄最小的诗人吕剑，21岁就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此后又于抗战胜利前夕，在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宣言上签名，并多次参与集会与游行。独立的大脑、自由的笔，更有战士的热血，这三个莱芜人，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品格的锻铸，做出了非常的贡献。
不屑于投机取巧，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民众的命运深度融合，甘苦同享，风雨同舟，哪怕是深重的苦难、甚至陷在百端绝望里也不离不弃——这三位莱芜人的一生，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缩影。
备尝艰辛、屡经危难的战争年代自不必说，就是在本应以建设与发展为主的和平时期，他们也与这片山河共同经历了斗争连连、人祸频发的灾难。诗人吕剑首先“中枪”，成为苦难的“右派”队伍中的一员，“他是时代的歌手，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时代的弃儿”（张期朋《吕剑书影录》）。他的一本编辑好的诗集《人民间》，曾经永远地丢失于抗战期间的重庆。《人民间》亡故了，《进入阵地》、《夜行诗草》、《草芽》等诗集却活着，也让诗人青春的岁月活着。可是硝烟散尽之后，诗人的歌喉竟整整默哑窒息了20年。吴伯箫第一本散文集《羽书》出版于战争年代，出版后8年才到达他的手中；这本《羽书》又丢失于“文革”，且从此不见踪影。最让人唏嘘不已的，还是宋史与秦汉史研究大家王毓铨。他是胡适的高足，也是北大校长傅斯年最器重并渴望得到的学者之一。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他便冲破种种阻力，从美国举家回京，赤怀报国。老师胡适劝他：“在美国的华人汉学家中，你的工资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了我，这样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应当珍惜。”深思熟虑后的王毓铨这样回答老师：“这是一个新中国啊！建设新中国要靠大家，包括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一腔热血，义无反顾的大学者，虽然在长时期“阶级斗争”的网里少了腾挪的自由，却也坚持着、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地为民族多做些事情。可是血肉之躯的人，终竟会有被揉搓得血肉模糊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他将自己曾经那样深爱的书籍一批批地放在窗台上，再打开窗，一批批地推到楼下去，任人捡拾，任风吹雨淋。不仅如此，他甚至毫无留恋地毁弃了他那耗费了多少心血与生命草就的文稿和编辑好的研究资料。历史学家、王毓铨当年北京大学的同学何兹全先生说：“痛心到从此不再搞学问，这是读书人最痛心的悲剧。”（《王毓铨史论集·序》）有幸高龄（92岁）的王毓铨先生逝世于21世纪初。在张期朋《王毓铨书影录》一书里，记载了他的“凄凉晚景”：重病时被送到合同单位协和医院，却被拒绝，理由是住院部只接纳享有副部级待遇者。他们的悲剧人生，也映照着一个悲剧的时代。
岁月最真，能淘汰人（即使长期居于庙堂），也能保留人（哪怕生时被委弃在尘埃中）。颠沛也好，屈辱也罢，这三位先后逝去的莱芜人，至今还让生命点燃的灯盏不灭，照亮岁月，温暖山河，滋补后人。吴伯箫14本散文集（包括选集、文集），尤其是写延安的篇章，给我们拓出了一条细小蜿蜒的散文写作小路：白描，自然，朴素，真诚，以及白描中的婉转，朴素里的深情。吕剑，4本散文集、1本杂文集、1本诗论、18本诗集（包括诗选集、与别人合集），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像这样的诗句，“只要人民一旦起来/没有推不翻的朝廷/只要播下自由的种子/人民终究会得到自由”（《嘎达梅林之死》），像这样的诗论，“沉默并不等于心死，消失并不等于物故。艾青是一块‘煤’，艾青是一把‘火’，即使沉埋地下，也仍然还在酝酿，在燃烧”（《艾青〈归来的歌〉书后》），像他的诗歌名篇《故乡的石竹花》等，都有着不朽的味道。而王毓铨在学术上的独特贡献，亦然会让他进入中国现代学术的殿堂。固然，如果没有那些灰色而绝望的蹉跎岁月，他会为中国学术筑起一座大山，但他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明代的军屯》等专著，都有开创性的意义，有着独一无二的品格。如崖壁的石缝中挤出的松柏，凛然而又柔和着人性的绿意。
他们都曾于国民党的治下，有过不怕坐牢的批判态度。这既是当时中国进步的大势所趋，也是“五四”精神的发扬与延续。时空转换的六十多年来，这种精神的葆有与不灭，或许更为难能，虽然不过是草蛇灰线，却更加让我心生敬意。比如王毓铨，深陷于斗争的炼狱之中，却不顺“圣意”，没有对于老师胡适一字一言的否定与批判。十年的寒冷期刚过，他便向天下申明历史研究的“六不”原则：不回避，不躲闪，不曲解，不臆断，不渲染，不苟同错误而又“权威”的说法。诗人吕剑“国病总相萦”， 将批判与反思的锋芒敛聚于“文革”之后所写的杂文中。他用历史脚步的“蹒跚”指斥社会的倒退，他用人文补课指摘中国专制的毒害，他借秦皇、汉高、洪武杀人的历史之镜，照出“文革”人祸的前无古人……《〈人民间〉后记》的言说，几乎是他一生的写照：“我愿把这点微薄的呈现，给我们广大而悲哀的人民和大地。我一日不死，我的嗓子一日不被扼哑，我都要学习贴紧人民的心灵，继续我的歌唱。”在严酷的现实之中，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并进而培植起批判与反省的精神，这是这几位莱芜人留给我们的另一种当下极为稀缺的遗产。在这三部书影里，我欣喜地看到，热爱着的张期朋，更有着理性的反思，如对于吴伯箫“歌颂体”反思，以及“文革”后唯独不见吴伯箫反思的遗憾……这让我想到发源于莱芜的大汶河与汇河，与我国绝大多数河流一律东去相反，它们各自西流。这不也是三位莱芜文化大家所代表的一种莱芜的精神形象吗？贴紧在大地之上，一刻也不随波逐流。真实，诚笃，却又胸怀天下，跋涉不已。
静静地又细心地体察三位莱芜人精神力量的源泉，根本处当是一个大写的“爱”字。爱家乡，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并将这种爱点点滴滴渗透在各自的笔端。还记得80岁的吕剑写给家乡二弟的信中的话：“我自豪我是山东莱芜人民的儿子。”当然，这种大爱，并没有中断，又在张期朋这样的后来者身上得到了传承与体现。反复摩挲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体会张期朋所付出的外人无法想像的劳动与心血，这种爱就如泉水般汩汩流淌了。刘增人教授说张期朋是“最具故乡感的一个人”，说的就是这种爱与责任，将爱揣在心头，将责任担在肩上。
2015-5-2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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