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研究报告】经济危机研究专题—1929年大萧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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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上周【国投研究】着重描述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背景和发生过程，本周将重点介绍危机的解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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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水难收的继任者

1929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成为任期刚好与经济危机重叠的倒霉总统。胡佛的倒霉不仅在于他刚上任不久就爆发了此次危机，按理来说不是他的政策失误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另外还在于胡佛认识到了繁荣的破灭而改变政策，做了不少本该有效的改革动作，但自由落体的经济是无法瞬间刹住的。于是这位非常有才华的总统也不得不背负上经济危机中治国不力的骂名。

胡佛精通采矿业且有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通过主导国内外救济政策，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声望，柯立芝宣布不再连任后，胡佛竞选的呼声非常高并最终成功当选。上任后，胡佛继承了柯立芝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且盲目自信个人能力和恰到好处的时机能够带领国家继续这一特殊的繁荣，得意忘形地吹嘘“美国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但他以为将由自己主导胜利的这种幸运，反而是一种无奈的霉运。真正成熟的不是永续繁荣的时机，而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危机爆发后纽约大街流行这样的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可见危机中的人民把这两位放到怎样的讽刺地位上。

尽管有很多人质疑其政策正确性甚至怀疑其加重了危机，但胡佛确实没有任由危机四溢而袖手旁观，而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响应措施试图拯救美国。1930年，胡佛政府对美联储增加影响，降低贴现率，鼓励降低利率促进消费。试图解决就业问题，就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胡佛召见企业界的重要领袖，在白宫恳求他们不要消减工资，争辩说高工资是大萧条的一条出路，工资的保持能够维持个人消费，而萧条的冲击应该体现在利润的减少而非工资的降低，在胡佛的压力下，福特汽车公司逆势而为，宣布提高工资，其他一些企业也不得不效仿。胡佛先于罗斯福提出了“以工代赈，提供就业”的办法，胡佛提高道路、桥梁和公共建筑支出，创造就业机会。胡佛也看到了一直不景气的农业和灾难中更加低迷的农业情况，成立“联邦农业委员会”，试图改善农场主和农民的境况，联农委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这样农场主就把他们的产品尤其是小麦和棉花存储起来，待价而沽，联农委一方面不断花钱收购农产品防止其价格下跌，另一方面又要求农场主消减产量，通过限制甚至铲除棉田小麦的方式控制，但这造成了市场上的严重匮乏。

另一方面，1930年，尽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反对，胡佛政府出于减少供给的想法，还是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两万多种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59%，把关税推到了美国历史的最高点，果然引发连锁反应，全世界都开始流行报复性关税政策。柯立芝总统节俭和减少开支的做法使得政府积累了7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胡佛通过一系列的救援动作在四年的任期中把它变成了26亿美元的赤字，无奈中，只好更改税法，激增税率，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25%飙升到63%。

胡佛被认为是对危机不管不问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可能和他的改革力度不尽如人意，更没有产生明显效果有关，他自己也辩称施行的政策是国家有限度的干预。与罗斯福的强硬相比，自然而然显得过于“温和”，最终背上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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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着走出危机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接替了已经无力支撑的胡佛，成为第32任美国总统，全面采用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实行了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和改革（Reform）的“3R”政策。上台后迅速推行15项重要立法，同样着重从金融入手，促进银行开始营业；禁止私人存储黄金和黄金证券，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超过40%，加强美国商品对外竞争力，对企业进行垄断限制，包括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等，采取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复苏信贷市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主导产业调整和转型，在农业和工业上都大力调整供需平衡，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一定程度增加了普通民众的收入和就业率，缓解了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救济也在持续展开。第一年发放救灾物款，成立联邦紧急救济总署，第二年改为以工代赈，提供公共事业就业机会，成立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主办了25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先后吸引400万人工作。二战前总计投入180亿美元，修筑机场、运动场、学校与医院，另外还包括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招收身强力壮但失业率偏高的青年。

美国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根本目的是增加社会财富在普通民众中的分配并刺激消费，推行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障体系为2800万工人提供了保障。推行新的税法，保证政府出资的救济活动能够持续，同时平衡各阶层收入。另外，著名的“炉边谈话”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9世纪20年代浮躁气氛日益加重，人们忙于投机和享乐，精神生活匮乏，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让人们重新开始交流和思考，增加了民众信心，利于政府政策的执行。

1935年开始，经济开始明显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增加到2049亿美元。到1939年，罗斯福的新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基本走出了这次危机，但危机前的国际地位已经难以达到，从1929年到1938年，占世界工业总产量比重从48.5%下降32.2%，而1913年还有36%，进口额从12.2%将至8.1%，出口额从15.6%降至13.4%，被英国再次夺回贸易总额第一的位置，在亚洲市场上的增长也被德日超越。罗斯福新政的不足乃至失误也被人提出，如税收的偏倚使得资本家的投资减少，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被破坏，到1939年，大萧条的重要标志，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

回看其他国家，各个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截止到1936年，44个国家的 45 41561 45 18692 0 0 2254 0 0:00:18 0:00:08 0:00:10 3673货币贬值，各国纷纷结束了经济自由主义，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法国应对不力，坚持金本位，不但没有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才被迫将法郎贬值，1938年开始经济才逐渐回升。英国在危机前的发展较为缓慢且对策及时有效，受到的危机影响较小且快速恢复。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为了摆脱这次危机，极权主义和独裁者得到支持，开始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德国在一战中损失大且背负赔款，不得不向美国借债，危机爆发后，美国抽回资金，使德国更加困苦，战后条约的苛刻、债务高企、危机转嫁都激发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仇恨。希特勒得以上台，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失业率也下降，德国似乎比美国更早摆脱经济危机，但在意识形态上走上了歧路。日本在受到重创后，1931年开始采用凯恩斯主义，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将日元贬值，在1933年就差不多摆脱了危机，但通过一系列经济统制法把工、农、金、贸统一控制后，财阀的实力大增，并提供了政府开支中的很多军事订单，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政府消减了武器军备上的赤字开支，导致民族主义者负面情绪和财阀利益受损，政策主导者遇刺后，国民经济军事化更进一步，实行了物价控制和配给方案，日本的大规模对外侵略已经箭在弦上。在这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最终导致二战爆发。

罗斯福对危机起到的作用受到质疑，但是说二战才是此次经济危机的最终解药，估计没有多少人反对。危机的重要原因是供需失衡，战争是解决供需失衡的出口，二战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车辆等装备，还有人力、资金的需求都大大刺激了需求端，供给方面，交战使得生产下降，同时生产转向为战争服务，也算是解决了萧条中产品过剩的问题。二战对欧洲亚洲和非洲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而孤悬在美洲且置身之外的美国成为二战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战争导致工业制成品需求快速增长，美国过剩的生产力迅速被消化，甚至供不应求，出口终于回升并不断上涨，就业率也被带起，经济重回快速车道，美国以空前的速度复苏，堪称为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1941年到1943年GDP平均增速在17%以上。二战的破坏力对欧洲和亚洲都是毁灭性的，而美国中途参战，且远离主战场，对战争参与度有很大的可控性，且最终作为战胜国接手各方利益，战后又帮助欧洲重建，可以说从战争开始到战后，全球资金都源源不断涌入。另外还有一个对比效应，战争中主要国家工业体系都被严重破坏，外汇储备降到接近没有，生产能力需要恢复，比较看来，美国的相对增速更是难以企及。美国大发战争财，巩固了美元的地位，二战后成为到现在为止都牢不可破的世界经济霸主，可谓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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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影响与反思

危机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是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变化。第一，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尖锐化，各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掀起高潮，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动摇，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深化。第二，各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和摆脱危机，导致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加重，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产生更为严重的矛盾，为了摆脱危机，在世界范围争夺商品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更为了互相转嫁危机而产生了关税战、货币战和市场战。关税战中，美国优先提高的关税立即引起40个国家的报复行动，关税壁垒越筑越高，各国纷纷实行限额进口甚至直接禁止进口制度。货币战中，为了输出商品，提升本国商品竞争力，各国纷纷对货币进行贬值，降低与外币的比价，英美法等国凭借雄厚的金融势力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结成排他性的国际货币集团。市场战中，英美在南美、亚洲、中近东、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地进行争夺，日本则向亚洲市场疯狂倾销，并加紧向美洲渗透，德国在东欧市场上排挤英法商品，又在西欧和拉丁美洲同英美角逐，英国借助危机从美国手中再次抢回世界贸易第一地位。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使得经济危机更加难解。第四，世界范围的阶级、国家间矛盾已经让火药味弥漫，而真正点燃二战战火的是法西斯国家，大萧条带来的不仅是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运动，极权主义也被民众认可并壮大，虽然在不同国家略有区别，如国家社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是军国主义，但在二战时都统称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这是民族压抑情绪和社会矛盾的释放，所以此次经济危机也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经历了此次经济危机以及之后的经济学家都热衷于研究这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危机，从不同角度对此次危机的爆发给出解释，以下列举几种主流观点。凯恩斯认为，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投资机会减少且投资需求下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解决需求的不足。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认为，美联储难辞其咎，在危机中多次加息盲目收紧货币，在危机初期没有及时干预，应负有重大责任，尤其是默许了银行的倒闭，逐渐发展为金融系统的几近崩溃。本•伯南克认为危机源于不自主的货币紧缩，更深入的是金本位，一个金本位国家的货币供应受制于其实际拥有的黄金储备以及能够清算的黄金价格，金本位限制了货币供应，从而限制了实际工资增加了失业率，最终导致总产出下降。欧文•费雪认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因素是过度欠债和通货紧缩，给出9条相互关联的要素：债务清算和廉价抛售；货币供给收缩，银行贷款清付；资产价格下降；商务资本净值下跌，导致破产；利润下滑；生产、贸易、就业率下降；悲观、失去信心；囤积货币；名义利率下跌，通缩调整利率攀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货币供给的大量扩充，导致信用驱动膨胀的不稳定，如股票和债券等资产价格不稳定，同时认为美联储在大萧条之前和早期的干预延缓了市场调节甚至导致问题恶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不平衡，引发经济危机，大萧条前，农民始终贫困，工人工资增长也非常缓慢，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从而影响了消费。

美国远超他国的发展速度也是其首先爆发危机的原因。英国相对美国，地位逐渐下降，其工业生产从1924到1929年仅增长12%；日本一战后缺乏工业竞争力，已经处于经济危机中；德国尽管能够大力发展工业，却担负着巨额外债和战败赔款，尤其是危机前几年，美、英、法向德国索要战争赔款却限制德国工业产品对其出口，德国无法实现技术向利润的大幅转化，整个国家都非常困苦；意大利在棉纺织、钢铁和汽车工业都得到发展，发展迅速但基数太小。只有法国跟上了美国的步伐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枪打出头鸟的效应，美国吹得过大的泡沫也就首先破裂。在供给方面，生产热情高涨，资本家盲目扩大工业生产，农产品同样生产过剩，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超额贷款；在需求方面，被广告和信贷催生的需求膨胀，财富增长在富人阶层积累，普通大众收入增长缓慢，没有持续的购买力增长动力，富人的数量和需求有限，财富多用于投资和投机，各国保护性乃至报复性的关税政策关闭了借助出口消化过剩产品的大门。危机爆发的逻辑链条：股市崩盘，债务无法偿还，金融机构倒闭，财产蒸发和信贷爆缩，需求骤减，波及实体经济产生减产、裁员、工资降低的恶性循环。

以史为鉴，不少观点都提出现今的中国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美国的诸多相似之处：

①巨大的贸易顺差；

②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③农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较低；

④工业高速发展；

⑤工资涨幅低于经济发展；

⑥各国高涨的贸易保护政策，2015年中国出口已经放缓，而2016年出口总额也被美国超越；

⑦中国房地产投机的疯狂如同美国当时的股市

⑧各国对人民升值和人民币兑美元自由浮动汇率的压力与美国当时被迫退出金本位相似。

但现今中国与当时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有诸多差异，不具备当时大萧条的诱因，同时政府对经济更是有极高的参与度，持续进行着调整。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具备世界规模的依赖和流动性，大众经历了2015年的股灾后不会把大量金钱投入到股市中，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支持，逐步趋严的金融监管也在不断降低金融资本撬动下的高速发展所积累的风险。中国房地产所谓“泡沫”存在一定的基石填充，而不会遭遇过山车式下跌，首先是房子是中国观念里的刚需，其次是目前的价位还勉强符合经济的发展和房地产所在城市的发展速度的，最后就是投资的出口，房地产的资金涌入至少符合中国前20%的民众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三去一降一补”、“发展租房市场”、“房住不炒”和房产税等等指导性意见也在逐渐平缓房价，为资金找到合理释放出口，所以房地产与美国当时的股市存在根本性差异。国家对“供给侧改革”的重视也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也指导了农业和工业的转型和合理发展。推行“二胎”政策、社保改革和个税调整，增加了保障力度，同时也对消费进行刺激。综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借鉴着几次经济危机的教训，尤其是近几年对供需两方面的关注，使得中国不会爆发如1929年的大规模危机。然而危机的发生都是未提前预知的结果，新时代新兴市场的危机更难以预料，保持对经济危机的警惕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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