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读《行者思之》，看路上风景
张思之先生
我与张思之先生相识已有近十年，但算不上熟识，更不敢谬托知己。当然这不会影响我对他的敬重。去年此时，张思之先生病后一年，我随《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先生前往府上探望，为先生拍了一组照片，以“法学界的普罗斯特”为名推送。之所以用这个标题，完全是因为听钟立风的《读诗远足》，其中改编那首于坚的诗打动了我，“我看见这个老家伙，得意洋洋地踱过去……他的方式真是让人着迷，伟大的智慧似乎并不遥远。”
怀特洛克在《美国国父列传：约翰·杰伊》后记中写了一句话，“一个人的个性特点要在其一生的记录中寻找”。孙国栋在《行者思之》整理者后记中，也用了个标题，“人生是一部大书”。将这样一个标题，用在张思之的口述自传末尾，实在是画龙点睛，与怀特洛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思之九十年精彩人生，的确只能在其“一生的记录中寻找”，这部《行者思之》作为一部美轮美奂的大书，值得一读再读！
坦率说，我读《行者思之》，首先是想看他怎么回忆他代理过的政治案件。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读者下意识的好奇心。在一个官方历史靠不住而又缺乏言论自由传统的国度，不管历史还是现实，都只能半是谣言，半是真相，只能靠个体间的口耳相传而广为人知。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视政治若私家领地，不容旁人置喙；而民间则又呈现出一种政治饥渴，张口政治，闭口还是政治，饭桌常若深改组会议，谈之无趣，避之不及。张思之在最近三十年代理过的政治案件数量不多，但每一个都广受关注；这些案件缺乏公开、可信且可触及的文献介绍，这让关注当代中国的读者无不好奇万分。而从法律人物的角度，张思之同样让人着迷：作为一个屡败屡战的大律师，在那些极少被媒体正面报道甚至压根不报道的政治案中，究竟有什么样的辩护经历？这些案件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这些信息因为敏感，所以稀缺；因为稀缺，所以引人入胜；因为引人入胜，总想一睹为快。《行者思之》的出版，可以说无缝对接这种普遍的好奇心。
但我真正读完《行者思之》之后，总觉得我们对张思之与那些政治案件联系的过分关注，似乎掩盖了他那另一番精彩人生。这如同旅行。倘若我们过分关注摆剪刀手自拍晒朋友圈的核心景点，必然会错过路上的风景。事实上，旅途之美，在目的地，也在路上。“到此一游”固然不虚此行，但看看路上的风景，让灵魂出窍，也是一种享受啊。
当年读陆幼青《死亡日记》，他提及瑞士某地一个标语，“慢慢走，欣赏啊”，至今记忆犹新。《行者思之》这部大书，在那些政治案件之外，充满各种引人入胜的风景。读《行者思之》过程中，这种满足感与新奇感，常常让我流连忘返。所以值此张思之先生九秩喜典之际，重读《行者思之》无疑是致敬的方式之一。且我们可以跟着行者，一起看看路上的风景！
这位曾名张尔龙的河南少年，上小学便目睹中原大战，年稍长即千里逃难，军阀混战与日寇侵略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历程。流亡入蜀后，张思之在腹地绵阳勉强读完中学，16岁那年便加入学生志愿远征军，飞越驼峰去印缅战区。在战火连天的军旅生涯中能够侥幸活到战后，也实在是张思之福大命大！
倘若没有朝阳大学的学习生活，张思之的人生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轨迹。在民国法学教育界，“北朝阳，南东吴”、“无朝不成院”的说法如雷贯耳，张思之能够在战后重建中，进入朝阳大学接受当时国内顶级的法学教育，也是他人生幸运的地方。这里面充满偶然：张思之最早想读外交专业，但因外交专业只有中央政治大学设置，张思之自忖性格难以适应党校，最后在外语和法律专业之间选择，同时考上南京东方语言学院的暹罗语专业和朝阳大学的法律专业，最终成为朝阳大学的新生。张思之好赖受了几年民国教育，这让我们看他时，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脉脉温情，即便剑拔弩张时亦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莫非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民国范儿”？
我们敬慕张思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是民国时期朝阳大学出来的高材生；但细看他的教育履历，他在朝阳所受法律教育，从技术层面似乎完全无法承载我们对民国的渴慕与向往。国共内战形势逼人，张思之北上没多久，便被卷入地下革命的洪流。那时候的民国，可以说民将不民，国难为国，战火连天，哪儿能容得下一张书桌呢。就那短短的几年间，共产党策略得法，得尽人心，此消彼涨；而国民党则人心尽失，金陵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解放区的天没有专制独裁之霾，张思之亦如同当时大部分青年学生一样，芳心暗许，也就在形势的逼迫下进入了解放区，跨进人生的新时代。
中共中央宣布废除六法全书体系后，受冲击最大的是所谓旧法人员。既有国民政府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亦有旧大学的学者。像张思之这样与中共地下党接触较多的法学院学生，法学根基未深，接受新话语迅捷，加上中共当时人才奇缺，故反而能够无缝对接充斥革命话语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革命意志远胜于法学专业知识，政治斗争也远重于制度重建。张思之因受过法律教育，而被安排到北平市人民法院民八庭。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在朝阳大学旧址上成立后，成立法律专修班，培养新型政法干部，张思之又被选中，重回朝阳校园集训。
这几年间，中华大地腥风血雨，张思之目睹镇反运动的轰轰烈烈展开。接下来没多久，司法改革的大幕开启，旧法人员全部靠边站。整体来说，张思之此时在体制内还算受信任，他的自由风骨尚在内心孕育中，从刑庭调到研究室，“我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驯服工具，让干啥就干啥，毫不犹豫。”
1954年反胡风运动中，张思之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同事之间的是非，加上中央政策的引导，时任院长王斐然一句话，张思之就成为了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被投入地下室小黑屋隔离审查。张思之并不欣赏胡风“晦涩无味，句子又长”的文风，与胡风之间也无交集，但这并不影响他莫名其妙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是醉了。这次隔离审查一个多月，无果而终，不了了之，最终张思之回到研究室。
回到研究室，并非他厄运的终结。时隔未久，1955年夏初的内部肃反，再让张思之交代当年参加“伪军”的重大历史问题，饱受批判。张思之表现极好，并未在这种困厄中扮演负面的角色，比如要么揭批别人，要么自我批判，他只是压力之下面不改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最终甚至被移送检察院。当时专案小组内审、外调，使尽十八般武艺，也没查出张思之有什么历史问题，最终想捏造个罪名都困难重重，只好做出结论：“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分子”。
肃反结束后，张思之完璧归赵。当时，北京市高院筹组律师协会，张思之在法院经历两年多各种折磨，也不再想回法院睹物思人，遂调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转会律协后，张思之又被指派成立第三法律顾问处，成为1949年后中国首批律所主任。这样一来，1957年反右时，张思之成为京城律师界头号右派，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尽管号称京城律师界头号右派，但张思之显然不是反右运动的主要目标。很多人都知道那本《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其中所录大多为王造时、杨兆龙、钱端升、王铁崖等政法界重要学者或者民主党派人士；当时的其他出版物亦将重点放在章伯钧、罗隆基等身上。律师制度重建方兴未艾，律师界当时本来势单力薄，张思之阴差阳错便成为律师界第一右派，真是造化弄人。
反右运动由整风运动打头炮。对张思之来说，吊诡的地方在于，他既没有参加整风，也没参加过鸣放。在他看来，整风是中共邀请党外人士进行的活动，他不应“自外”于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本应是明哲保身的基本态度。但法院、司法局、律协都有人动员他，去看大字报，这一“看”，就把自己看成了律师界头号大右派。
张思之看得是陈建国的大字报《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在当时，这张大字报一纸风行，政法界尽人皆知，看过的也绝对不止张思之一人。但张思之看后，很多人来问他的看法，他漫不经心地回复了一句，“党员讲党性，‘良心’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问，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么提，搞到哪里都不会有毛病。”
整个反右期间，张思之另一条招致祸端的言论，来自与顶头上司贺生高间的谈话。张与贺平素过从较密，距离感自然就差一点。看陈建国大字报没几天，贺生高主持党组扩大会，传达市委对大字报不提倡、不反对的意见。《行者思之》中完整记录了这段对话：
老贺解释说：“咱们是专政机关，有些问题带有机密性，不宜对外，要贴只能在机关内部贴，不能贴到外面去！”我跟他过于熟悉，平时又不注重上下等级关系，就有点不那么讲理地问了一句：“要是有人非往外面贴怎么办？”他很不高兴，硬硬地回了我一句：“谁贴我处分谁！”
“别拿处分吓人好不好？”我至今也想不清我说这话的心态，其实根本没有“抗”他的意思。他却生气了，立马说：“你贴个试试。贴了就处分你！”“我不给你贴，要是有人给你往天安门上贴一张，我看你也没办法。”
就这段对话，当晚便传到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那里，张思之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这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核心罪责之一。
接下来的一顿饭局，更是让张思之在劫难逃。有一天清早，张思之偶遇周奎正，周奎正约他次日晚上前往北京饭店，欢送研究室同事郭可宏。郭与张思之相交密切，其才情颇受张欣赏，这次好不容易调回上海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同事朋友一场，欢送亦是情理之中。饭桌上，时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加入，身为领导，张罗大家多吃多喝，并不过分。谁知次日早上，张思之便被司法局长贺生高召见，要求交代与楼邦彦有关的情况。这之后没几天，鸣放收网，楼邦彦便成为政法界右派之一。
如此高度紧张，张思之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反右开始后，张思之被划为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很可能也是司法系统第一人。铺天盖地的批斗会上，翻来覆去批判张思之的如下罪行：攻击肃反运动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在内部制造分裂，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为右派分子陈建国出谋划策，支持右派言论；参加欢送右派郭可宏的黑会，为右派撑腰。三场斗争下来，幸亏张思之应对得法，总算过关。
时隔未久，主张将他划为右派的王斐然、贺生高等人，亦被划成了右派，这报应也来得太快了些。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思之白璧微瑕，参与了对贺生高的批斗，交代揭发了肃反前贺生高与他见面一事，给予贺生高致命一击。《行者思之》这一幕中，张思之与王斐然、贺生高晚年尽释前嫌的片段，读来让人热泪盈眶。
1958年5月，张思之被下放到昌平西北某个山脚下劳动改造，由此度过十五年的劳改岁月，一直到1972年变成中学教师，1979年右派改成，先参加四人帮案辩护，再后来成为中国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大律师。这一切，尽在《行者思之》中……
掩卷沉思，我常感同情并理解。法学界“80后”“90后”泰斗中，如江平如张思之，大都在对知识最饥渴的时代，赶上了国共内战那几年，同时让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中共地下党这一边。而1949年之后的经历，他们也高度类似，无不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艰难自保，九死一生。万一能活到1978年之后，人生五十知天命，他们也就只能和时间赛跑，并在自己的人生大书上留下最浓墨重彩的笔墨。我不羡慕他们的成功，但特别敬服他们在高压下能够不改本色，大节不亏。江平先生常言“只向真理低头”，这句话用在思之先生身上亦十分贴切。
敬颂张思之先生九秩大寿喜乐安康！
2016年10月21日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陈夏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
转自：律师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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