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法学会“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至少6人涉嫌抄袭剽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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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斗士”杨玉圣：光脚不怕穿鞋的
（时长4'50''，建议Wi-Fi下打开）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寻找法律的印迹。
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人，逐一做贴近访谈，聊业务，话学养，侃人生，谈理想……
成功者的经验虽不可复制，却可以借鉴；虽无法模仿，却可以汲取。
听大咖们分享快意人生，与所有爱学习的法律人共同进步！
本期推出杨玉圣教授专访——《杨玉圣：法学会“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至少6人涉嫌抄袭剽窃（下）》，以飨读者。
—本文长约7000字—
—阅读需时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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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圣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暨新闻传播学院双聘教授
中国学术批评第一人
学术批评网创办人
业主是小区的主人，公权力无权闯入私人领地
抱柱：您就是因为维权才开始涉及“小区善治、县域法治”研究，作为业主，都受了哪些气？
杨玉圣：我所在的小区——是昌平第一个别墅区，第一批外销房，只能用外汇结算，一期方方正正的100套别墅，二期有298套公寓。我们从小就被管，小时候父母管，上学了老师管，大了女友管，老了孩子管，从来就没有自由过。不过，只要买了房子，我们就成了业主，就独立了。业主是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房屋的主人，这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
与之最相类似的，就是股份公司的股东。在别的地方，无论权力多大，但不在这公司里面，就无权发表任何言论。业主也是这样，你不是小区的业主，你就没法参与。小区是全体业主花钱买来的，除了空防设施是市政的，道路、树木、绿地，还有滴水线以下，大量我们看不见的化粪池等等，都是业主的。除了业主之外，别人不能进来，这是私人领地。
而事实是，物业公司在服务方面很不到位：建筑质量有瑕疵，业主们无处讨说法，业主成了受气包。因为开放商在开发楼盘之前，从规划到批准，早就把小区办、工商税务、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通通搞定了。
开发商的物业公司，它说物业管理费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是霸王条款，业主是被迫性的，成了冤大头。本来是他是咱们的服务人员，类似于家庭的保姆，结果好，他反客为主了。单个业主陆续入住之后，如果没有业主委员会，你不是甲方、乙方民事上的法律上一方。
还有一笔非常大的钱，就是业主买房的时候，按照政府规定的比例——4%到6%，交一笔大型维修基金，规模小的几千万元，大的几亿元。按照规定，开发商要交到区县区市的小区办。但是开发商用各种办法，能不交就不交，能拖就拖。在国内，这笔钱业主感受不到。就像健康的年轻人永远感受不到医疗保险的重要性，而这笔维修基金是我们房子的保命钱，相当于房子的医疗保险。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只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经过业主协商后，这笔钱才能转到业委会名下。据我所知，在北京业主委员会能够控制这笔大型维修基金的不到1%。全国范围内都是如此。这笔钱存在很多漏洞。
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多业主没有公民意识，搞不清楚有哪些权利、义务，更搞不懂权利、义务之间的动态平衡。每个小区都有特权业主，有钱的、有权、有势的，甚至黑社会的，要不就是和开发商有特殊关系。他们不但不交物业费，还侵占绿地盖房子，邻居敢怒不敢言。这种现象越是大城市越明显，越是高档社区越明显。
而道路绿地是大家的，当初开发商为了卖房方便，留出一块绿地供业主使用的，你可以改成种树、种菜，但绝不能把它硬化，硬化就不是绿地了。更不能盖上房子。包括北京在内，擅自圈占公共地盘，尤其绿地的现象太多了。我所在的小区100套别墅里面，90套存在不同程度扩建。最夸张的是把院子盖成房子。两层的，上边加3层，地下挖1到2层。
一家两口人，加上保姆、其他人员，5口人撑死了，居然扩建了上千平方米。那些特权业主扩大自己的房子，结果就是是别墅区内养狗的人都没地方遛狗，只能跑到住宅区外。说白了就是大家相互攀比，一个从众心理在作怪。我所在的小区，本来是昌平最好的小区，现在我不敢这么说了。
抱柱：大家“独善其身”，不关心整体的利益。
杨玉圣：对。不少业主自己的房子收拾得很好，却不关心公共的绿地、公共道路。但买房就是买的环境。贷款借钱，用前半生的积蓄来买房子，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但现在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小区治理我引用了俞可平先生的善治概念，把小区连到一块，一个前提是业主组织，如果没有业主组织，业主没有权利义务及权利义务动态平衡的意识，那么小区的公共环境受到破坏后，个人、家庭的生活质量也将受到严重影响，这是一个影响到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问题。
抱柱：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呢？
杨玉圣：这非常简单，上有《物权法》，下有国务院的《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大会章程》，严格地依法依规，把业主组织建立起来，真正让业主就小区公共事务表决发言，政府不要插一杠子。
现在政府部门太多了，在北京郊区实行业委会、居委会、党支部，三套班子一套人马，我觉得不合适。居委会本来是居民组织，但现在变味了。在小区里面，业委会是居委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北京的居委会主任是正科级干部，每个月拿8000到10000块钱的工资，那是任命的。党支部本来是一个类似群众性质的组织，但它又受党的领导，而党又是执政党，这意味着一种政治权力强行介入到私生活领域。
抱柱：如果小区真能达到自治的话，也会有挺多要解决的问题吧？
杨玉圣：业主通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美国人公民意识那么强，对小区事务也不是人人关心。只要有10%的热心人，有30%的旁观的，40%到50%中立的，即使剩下有5%捣蛋的，这样的小区就是一个和谐小区。我们不能指望人人参与，它是私人领域里面的公共生活。
抱柱：去年年初，中央曾经下文：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对已经建成的，包括小区和机关大院都要逐渐地放开。当时引起特别多的议论。
杨玉圣：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儿。第一，从法律上讲，找不着任何依据。因为物权法没有规定小区是封闭还是开放。依法治国，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特点就是法律没有授权的你不能干。法律没授权，凭什么就出台一个红头文件。
第二个，有的超大型社区，像回龙观、天通苑、望京，想封闭也封闭不了，你封闭了怎么出行。不但不封闭，还有专门的市政道路、公交车、派出所。太大了，比欧洲的一些城市都大。而中小型小区是业主花钱买的，为什么要开放？
业主享受的不是免费服务，水、电、暖，每个月都是要交钱的，和公权力部门没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这么做？
出台那个政策，完全是不接地气的，它没办法实施。这么一来，老的作废了，新的又没用，这个文件就是一个空头文件。最高层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说到底是损害了党和国家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言而无行，行而不果，最后业主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生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向私权利领域过渡伸展。
抱柱：现在大家还很关注小区里面的配套设施，比如说车位。
杨玉圣：车位问题是物权法的一个败笔。住宅小区，除了防空设施、市政设施之外，是全体业主的，包括绿地、公共道路、公共空间。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卖车位的，尤其是地下车位。它规划的时候是地面上的建筑物，地下是国家的。
业主是小区的主人，公权力无权闯入私人领地
县域法治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后活得更有尊严
抱柱：您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县域法治，怎么想起做这方面的研究？
杨玉圣：县域法治是第一次提出来的，过去没有这个说法。在1949年以前，县域在中国是自治的层面。那么为什么提到法治？依法治国是一个非常好的顶层设计，这是空前的。不过蓝图再美好不能总悬在空中，必须让它落地生根，否则就会像刚刚说的小区建设规范一样，变为一纸空文。
县域是跟每一个人生活最密切的政府层次，如何让法治在县域这个层面跟自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最早提出县域法治化的是昆山。昆山是江苏省，也是全国百强县的第一县。但我觉得“县域法治化”不好，它是个动名词结构，不如一个偏正词组“县域法治”。
2013年开始，我跟李树忠副校长合作，在我老家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政法大学成立了县域法治研究中心。总体上来讲，这是一个新概念，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现实问题更多。因为法治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县域层面，都很难得到落实。
在县域里面，我提到四个概念：法治、自治、礼治、善治，这四个概念结合才是县域治理的一个愿景，短期内很难做到。
国家社科基金今年又批了我的一个资助项目，叫《县域法治与县域善治》研究，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在百强县里面，选上10到20个代表性的县市区做试验。
如果中国有10个到20个发达的县域，通过法治、自治、礼治、善治结合起来治理，就有可能成为法治在县域层面的“特区”。改革开放是从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的，法治能不能从这些县域中创造一个特区积累经验，探索摸索出路径，让老百姓在吃饱穿暖的同时享受尊严？
抱柱：县域法治理念跟有些学者的设想——省县乡三级管理，有无共同点？
杨玉圣：那是两个概念。在省跟县之间，已经多了一个市。地区本来是派出的行署，因为涉及到全国人大立法，有的地区都改成市了，这样就成了国务院各部委跟省、直辖市、自治区是一级，地区市一级，县市区又一级，然后就是镇、乡，街道，加上居委会村委会半级，五级半政府，是全世界垂直系统里面最复杂的。这五级半政府供养的在编的行政官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过去，一个乡长带着人，能治理一方。而现在党一摊、团一摊、行政一摊、政协，妇联，人大……官僚体制太庞大了。
让大学回归大学，让学术回归学术
让大学回归大学，让学术回归学术
抱柱：您的第三个重点研究领域：大学治理，主要是指哪一方面？
杨玉圣：大学治理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让大学回归大学，让学术回归学术。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现在，大学是教育部管的最大的衙门。我们有38所985高校，那就意味着有76个正部级的书记、校长；接近70所211高校，就意味着有140多个正厅级的书记跟校长；再下面，又衍生出一系列的处级副厅级干部。那么这样一来，大量的资源耗费到这种行政党政机关上去。
为什么这么些年国家这么大的投入到高校，高校盖了那么多大楼，但是培养的学生质量并没有提升，甚至下滑，原因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没有用到教学科研上来，被庞大的官僚体制吃了一部分，被办公楼吃掉了一部分。
我觉得大学它其实不是大学，是个衙门。在微博上，我公开对石亚军书记、黄进校长提出异议，一个书记干了4届了，一个校长干到第3届了，而教育部明文规定，高校一把手原则上干两届，我说你们两个都不原则。关键这倒不是主要的，你要是干得好，你干一辈子我都高兴。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学校，正处级机构就有72个。72个意味着什么概念？一个书记，一个院长，两到三个副院长，一个团委书记，一个办公室主任，吃掉多少皇粮，多少经费？
政法大学有240个教授，像我这样的普通教授，不会超过30个，有些人不但是教授，还是处长、院长、书记。兼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行政人员里面，他是教授，在教授人员里面，他是领导。在学术领域，我们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在行政体制里面通行的是效率，下级服从上级。他既然做了领导，就在开会，就在上传下达，就在接送陪同领导文山会海，吃吃喝喝应酬等，他哪有时间搞教学搞科研？所以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专家、教授，因为当了副处长、处长，副书记、书记，五年之后，他就不再是个好的专家了。
但他心里不服，他曾经是国内的专家。结果就靠主编，因为它能够捞取资源，所以主编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少，联名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独立写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政法大学这么多的法学教授副教授，发表论文的数量比不过人民大学法学院，比不过清华大学法学院，原因就是他们只有一个院长、一个书记，我们是N多院长N多书记。鸡多了不下蛋，和尚多了没有水喝，处长院长多了、书记副书记多了，没有成果。
抱柱：“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不好改。
杨玉圣：什么时候学者真正地以当一个教授为荣，而不是以当一个副院长、副书记为荣，大学的生态就正常了。
抱柱：您在微博上曾公开对书记校长任期提出异议，敦请他们辞职，网友说您公开“手撕”一把手，为什么呢？
杨玉圣：我觉得还不能说是“手撕”，咱们还是读书人嘛，还是讲文明礼貌的。
第一，我的微博用的是实名，对黄进校长的异议是他干到第三届了，教育部明文规定，高校一把手原则上干两届。
第二，他兼职太多，作为一校之长，又兼任两个学院院长，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因为一个校长应该是统筹全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发展，他要是到某一个学院做院长的话，就有可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即使他一碗水端平了，也难逃瓜田李下之嫌。
第三，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超人，怎么可能又要主持校务，又要主持两个院的院务，还要服务好全体师生，对吧？
第四，从爱护他的角度，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我建议你辞去校长，做两个院长；或者辞去两个院长，做校长。
对于石亚军书记，第一，他干到第四届了，这严重违背教育部的规定。
第二，人总有思想惰性的地方，任何一个一把手在一个单位待久了，他可能就守旧了，不再创新了。
第三，石书记很聪明，也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但我觉得他缺乏判断力。其中一个表现是聘请邓亚萍为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可是我们没有乒乓球专业，没有体育专业。而且据我所知，没有经过学校的程序。
抱柱：您这种公开质疑的精神非常难能可贵，但，您不担心被穿小鞋之类的吗？
杨玉圣：第一，我这算不上勇气，是傻气。第二，明人不做暗事。我并不是背后搞小动作，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是公开的，透明的。第三，我就是一个普通教授，你再打击我，再报复我，又如何？
我觉得只要不是出于私心、私利，光明磊落，大家都会明白，会理解，对吧？
抱柱：对，但是很多人就做不到。
杨玉圣：做不到我觉得也正常，我也非常理解，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冲锋陷阵。对我来讲，我人到50岁，今年54岁，我有教授职称，有博导资格，有博士学位，虽然是个房奴，但我的小日子过得也很舒服，对吧？我本身就是个批评家，如果批评家都不站出来发声，那你还叫什么批评家呀？你还办什么学术批评网？
2006年3月，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日
赔本儿赚吆喝，学术打假第一人
抱柱：杨老师，您为什么要去办学术批评网？
杨玉圣：一开始闹着玩的。我跟卫方教授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想办一份刊物、出版社。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出版社肯定是办不了的。于是就想办刊物，卫方教授办过《比较法研究》、《中央法学公务论丛》，我也帮着改版过《学术界》。我自己创办过《人文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办学术批评网是因为互联网刚兴起，提供了这么一个媒体，它能够随时互动，非常适合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网，在2013年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列为黑名单，就被停掉了。后来我想，停了就停了呗，反正也十多年了，瘾也过了，年龄也大了，办个网站也得罪人，又打官司，又费劲。
学术批评网，可能从2001年到2006年，是发展的最好时段。2006年之后就有博客了，更多的人就贴到自己博客上，这个网站的公共性就降低了。2007年开始因为应对的一系列诉讼，一个人总是很忙。
抱柱：分身乏术。
杨玉圣：心情受影响，精力也受影响。这个网站无论是被关掉还是我自己停掉，都没有遗憾了。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愿意它保留。所以在2006年办五周年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表态，我希望淡出江湖。这个要存在，我希望一个团队来一块维护，但团队需要费用。当时南开的来新夏教授，大我40岁，听说我要淡出学术评论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挽留杨玉圣》，声情并茂。那个学术共同体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所以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网站。
抱柱：他们都很支持您，也是支持学术打假。
杨玉圣：我自己对这个网站也有感情，像第二个孩子一样，甘苦与共，非常不容易。有人说是挣钱了，其实一分钱也挣不到。有人说赔本赚吆喝，我说赔本招挨骂，赔本招官司。
抱柱：您在办学术批评网中有哪些收获？
杨玉圣：我个人很感谢这个网站，因为交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曾子墨请我专门做访谈。她的访谈对象里面，我是最名不见经传的，别人都是大商人、大富翁、大学者。通过这个网站所交的朋友，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人生财富。
第二个，这些文章来自不同的学科，在发布之前，我必须得通读一遍，防止网站被关掉。那么就逼着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上千万字，对我的知识更新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个，凡是投稿的文章标题基本上都是我改的。这些文章都是学术性的，很多学者不会起标题，这对我也是一个提升。
抱柱：您说办网站的时候是互联网兴起了，那只是技术条件，为什么要办学术批评方面的？
杨玉圣：这个网站其实还可以叫学术评论网，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缺乏学术批评，所以就选了学术批评网这个名字。现在各行各业，从政界、商界到学界，都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肉麻得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学术就不是学术了。
学术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被评价的、被评论的。学术如果离开了异议，离开了商榷，离开了讨论，它一定是固步自封的，甚至后退的。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即使是朋友，如果他不大度，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也经不起批评。
抱柱：每一个人都爱面子，都有自尊心。
杨玉圣：对。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觉得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在学术界，学者区别于其他群体，就在于学者对社会有一份责任，有一种使命，包括对官员有批评的权利和监督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
我们之所以有资格批评别人，那是因为你自己行得正坐得端，你才有那个道义制高点。你要想获得这种资格，首先学界要清明，学者本身不要有你所批评的社会其他人员的毛病瑕疵。无论刊物也好，报纸也好，批评都怕得罪人，后来又怕打官司。而现实中也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我们本来就很少这样的评论文章，批评性的文章更少。
第二，有了也登不出来。而跟报纸刊物有版面限制不一样，网络空间是无限的，又迅捷便利，又能及时互动。
抱柱：您被誉为“学术打假第一人”，曾子墨在凤凰卫视也对您做过专访。
杨玉圣：学术打假第一人，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专访。凤凰访谈，是学术批评网5周年时，曾子墨对我做的一个节目。
学术打假是我是比较早用的一个概念，但后来我就不用了。
同行们不愿意听，就不容易得到认可。学术打假，只在一种意义上成立。抄袭剽窃，是在署名的数据、署名、尾注等问题上弄虚作假。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更多的问题是对普通观点的间接讨论商榷。不能说一个观点不同意，写批评文章，就成了打假。
抱柱：当时学界的论文抄袭作假。
杨玉圣：这是学术打假，论文抄袭剽窃肯定是。抄袭剽窃，从民法意义上讲，侵犯了别人的著作权、财产权、署名权、改编权等一系列权利。严重的，还涉嫌刑事犯罪。从道义上讲，自古以来没有学术规范的说法。
抱柱：请问您最骄傲的一件事？
杨玉圣：最骄傲事情，我觉得还是我儿子。我有一个非常懂事、自立、自强的儿子，从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刚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他进入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有我的全部优点，但没有我的一点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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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心 视频：蜗牛不是牛 版式：阿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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