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应对特朗普减税，建议中国暂停个人所得税
刘胜军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不管对特朗普减税存在多少争议和口水，减税已是板上钉钉。一个扑面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应对？而且，其应对结果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笔者一直以来都在 39 34136 39 13305 0 0 6993 0 0:00:04 0:00:01 0:00:03 6991暂停个人所得税大声疾呼，目的很简单：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希望可以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提升中产的可支配收入，促进内需、提振消费能力。
在 21 世纪的今天，全球化仍然是最大的客观现实。虽然特朗普力推“逆全球化”，但特朗普的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与爱尔兰等“税收洼地”进行 PK。
果然，其他国家也被迫做出反应了：
据日经中文网 12 月 5 日报道，为了提高日本的竞争力，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给予积极向企业注资和为员工加薪的企业特别的税率优惠，即企业法人税下调至 25% 左右。而部分高科技以及创新行业，例如物联网“ IoT ”，人工智能等行业的企业税率将降至 20%。
访日期间，特朗普和安倍用勺子向鲤鱼投喂鱼食。特朗普似乎有些不耐烦，将整盒鱼食全都倒到了鲤鱼池里，惊呆了周围所有人。
日本做出如此迅速反应可以理解，因为日本的税负比美国还高。不过，比日本税负更高的则是中国。
当下，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自 2016 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与此同时，“脱实向虚” 愈演愈烈，房价一路高歌猛进。2016 年新增银行贷款居然有 45％ 进入房地产领域，触目惊心。
说白了，资金都是逐利的，资金不去搞实业而热衷于房地产，只能说明“搞实业赚钱难”。
实体经济为何赚钱难？产能过剩是很大的因素。
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的产能过剩迅速浮出水面，尤其是钢铁与煤炭等行业。怎么办？刘鹤在《 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
问题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在本世纪却不升反降，从本世纪初的 45％ 降低至 35％ 左右，至今仍在 40％ 以下，远低于 60％ 的世界平均水平。
图：居民消费/GDP
问题出在哪里？其中一个根本因素是：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在下降，从本世纪初的 68％ 降低至 2007 年 58％。
图：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
接下来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占比为何下降？
答案是税制。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长期远超 GDP 增速，社会税负日增。1994 － 2014 这 20 年间，政府财政收入翻了 26.9 倍；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翻了 8.3 倍;而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翻了 8.6 倍。减税的必要性无须赘言。
同时，个人缴纳的税收占比从 2007 年开始呈上升趋势，个人缴纳的税费占财政收入比也是逐年上升。
从以上数据和趋势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减税的必要性无须赘言。
2015 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中央意识到问题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
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减税是里根 80 年代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特朗普今天的减税，同样是打着“学习里根好榜样”的旗号。
著名的“拉弗曲线”的提出者经济学家拉弗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在“供给学派”影响下，里根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策略，把减税作为核心任务，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从 1981 年 10 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 14% 到 70% 降为 11% 到 50%。1986 年里根又签署了 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全国人均免税额减少了 6.4%；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 46％ 降为 34％。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 600 - 900 美元。美国成为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
减税之所以能帮助美国摆脱滞胀，是因为减税提升了社会活力：个人因为减税更加愿意扩大消费支出；企业因为负担减轻，创业与创新的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减税是彰显政府改革理念和诚意的最佳方式，有什么比政府主动“割肉”更能打动投资者呢？于是经济的信心得到恢复和提振。
面对特朗普减税，笔者认为，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当下最佳的应对方案：
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要靠消费。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将大大提振消费动能，改善实体经济状况。
对要从制造走向创新的经济转型而言，人力资本是关键。人力资本（每个人所体现出来的技能）占美国总资本的比例约为 70%。人力资本投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来自个人所得税。
在《不该减税的美国减税了，最该减税的中国还等什么？》一文中，笔者提到过：“实际税率” 或者说 “有效边际税率”是个人或者企业实际交付的税率，是真正需要关注的标准。目前，中国最高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为 45%，此种情况下税收遵从度其实并不高，除工薪阶层的个税由企业代扣代缴外，还有诸多避税逃税行为游离在体系外。
中产阶级是高累进所得税结构的最大受害者，而中产阶级又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国目前实行 3% ～ 45％ 的累进税率，起征点只有 3500 元/月，最高档税率 45％ 针对的标准是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8 万元。显然，几乎所有的“白领”都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贡献者。相反，那些企业家、富豪们能够很容易避税，且无须缴纳遗产税。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2007 年 8 月，一名自称 “税务研究爱好者” 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涉嫌在 10 年间偷漏个人所得税近 3 亿元。在税务部门启动调查后，宗庆后于 2007 年 10 月补交了 2.8 亿税款，使应交而未交的税款只余数百万元。2007 年 11 月，稽查局对宗庆后偷漏个人所得税正式立案。
有趣的是，宗庆后曾在 2014 疾呼减税，“ 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的改朝换代，都是因为苛捐杂税引起的。因此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拉动内需，对财税制度进行改革，要降低税赋。”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的天平日益失衡。这是消费难以成为经济增长关键动力的深层次原因。现在，是时候暂停个人所得税，给公众“休养生息”的机会了。
中产阶级不仅要缴纳高昂的个税，更要面对高房价，大量中产沦为房奴，谈何消费能力？
个税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并不否认。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经表态：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做法是要分步到位。综合所得税要把个人所得收入综合在一起，然后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基本生活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现在放开“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税法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
问题是，这一改革实在太慢了，等到今天也不见下文。不如索性暂停个人所得税，等日后设计出合理方案再考虑恢复。
从实际操作性来看，2016 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 1 万亿，在 16 万亿的财政收入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全免，也不致于对财政构成重大冲击（ 何况减税会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呢！） 。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还利于民”，也可以减少浪费、抑制腐败。
政府选择以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特朗普减税的“应对方案”，既可以稳住经济、防范风险，而且没有负作用，又可以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缓解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更可以彰显政府“割肉”的改革诚意，打消市场对改革进展的疑虑，是一石数鸟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