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访华空手而归！所提4个要求都惨遭拒绝
来源丨西陆网
文在寅访华空手而归！所提4个要求都惨遭拒绝
文在寅在12月16日返回韩国，这次访华之旅如帝都的天气一样，看起来阳光明媚，实际却寒风刺骨。笔者认为，在韩方获得了2个不能算作成果的“成果”：一是中国支持平昌冬奥会，二是双方为了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达成4项原则共识。
支持冬奥会是一直以来的立场，此次不过是重申，而且反对奥运会政治化的立场从未改变。至于维护半岛和平的4项原则，包括决不允许生战生乱、坚持无核化原则、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所有问题、鼓励双方改善关系等。这本身也符合中韩的利益。这2个“成果”，似乎更像是遮羞布，掩盖文在寅两手空空的尴尬。
没有联合声明，没有联合记者会，没有联合新闻公报，没有热烈隆重的氛围，这是韩国自取其辱。笔者在原创文章《文在寅访华没提“三不承诺”，韩方声称“大国应保持清醒”》里提到：文在寅依靠“三不承诺”拿到了“敲门砖”，却迫于国内压力，在所有行程与安排中都拒绝提及这个承诺，更不用说白纸黑字写到联合声明里。
韩方清楚，如果将“三不承诺”写入联合声明，不仅韩国保守势力会继续攻击青瓦台的“低头外交”，还会赋予邻国一个名正言顺的把柄，日后可以依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声明约束韩国。最重要的是，“三不承诺”（承诺不参与导弹防御体系、承诺不再追加部署“萨德”、承诺不与美日组成三国军事同盟）对“美韩同盟”将会产生限制作用，韩国没有一个政客敢惹恼美国。
况且，韩方似乎只把“三不承诺”当成一个权宜之计，并没有要严格执行的意思。无论是韩国民意还是青瓦台智库，都普遍认为部署萨德是必要的，是中国反应过度，文在寅作为总统，既不敢得罪民意，又要给韩国经济和外交寻找出路，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机会，这注定韩方不可能带来“硬承诺”。这暴露了韩国最大的软肋：作为美国控制下的傀儡，无法根据国际形势调整内政和外交，只能被动地、主观地做出一些违背事实的决定。
如今的亚洲秩序正在重新组合和构建，随着中国崛起，最显著的变化是：没有国家可以在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同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个识时务者，为了谋求本国的经济发展，上任之后就疏远与美国的关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挑衅，并作出了保证，这才成功访华，并获得“两国经贸正常化”这个最大的成果。杜特尔特还在东盟峰会等一系列场合支持中方主张，这就是践诺。
蒙古国在悍然接待了某喇-嘛之后，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在做出不再邀请某喇-嘛窜访的保证之后，运送矿石的货车才能继续利用南部大国的基础设施。
即使自诩为“南亚霸主”的印度，也是撤出了越境军队并做出相应保证之后，才能成功举办中俄印三国外长会。与这些国家相比，韩国想通过口头上的承诺就令最大贸易伙伴放弃限韩措施，未免异想天开。
文在寅的真实想法恐怕是这样的：效仿美国，走通高层，与大国领袖建立个人友谊和信任，从而化解一些难题。问题是，韩国是美国吗？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如今韩方对华展开的是“情感攻势”和“笑脸外交”，文在寅来访时正巧赶上“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他也用“同病相怜、荣辱与共、携手同行”来勾起两国并肩战斗的抗日记忆。
国人不会忘记抗日记忆，尊重韩国的抗日志士，但也不会忘记核心战略利益遭别国侵犯的事实，这是两码事。笔者认为，文在寅依然停留在“打嘴炮”的阶段，错过了一个天赐良机。如果韩国总统能够出现在南京，与大国领袖一起出席“国家公祭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反对日本的态度，不仅能够表明“不与美日组成三国军事同盟”的决心，还能赢得邻国人民的好感，一定程度上能够融化反对萨德的坚冰。
问题是，韩方错估了国情，低估了中国民众反对萨德的汹涌民意，甚至荒诞地认为萨德问题已经翻篇，这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韩方还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要求：
1、让韩国明星在12月14日登台演出；
2、将2018年定为“中韩互访年”，完全放开旅游限制；
3、要求会晤一些重量级人物；
4、极力邀请中国领袖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成为韩国人的保护伞；
这些要求无一例外都遭到明确拒绝或打了折扣。悲观的韩国媒体甚至声称文在寅遭到了训示。笔者认为，究其原因，还是韩国人误判了形势。萨德问题，本质上是韩国如何调整在中美之间的定位问题。如果说之前还能在安保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东亚大国，随着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一套已经是落后于现实。
韩国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昨天，认为韩国经济、韩国旅游、韩国文娱业对华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没有意识到邻国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自信程度在不断提升，沉迷于邻国急于与韩国恢复关系的幻想里，将两国关系遇到的困境简单归结于是报复与反报复。
事实上，身为韩国总统的文在寅没有解决萨德能力，也不敢动摇美韩同盟，但这不是前提，韩国不能把所有主菜先让美国享受，然后打包一些残羹冷炙招待邻国，还声称这是诚意。韩国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小问题，同样的小问题还有不少。韩国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
文在寅应该感激大国，因为大国同意其来访，已经给足了面子，是对文在寅一系列示好的回报。自朴槿惠执政末期中断的官方交流渠道逐渐得到恢复，这已经足以让文在寅消除“受辱感”，也足以向韩国国内交代。
韩国的精英们现在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默契：只有保持中立，只有远离美国，只有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只有破解东北亚的冷战格局，才能得到真正的尊严，得到邻国的尊重。反萨德只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可能放弃，这也是韩国摆脱傀儡命运的希望所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若干年后，韩国人会感激涕零。
延伸阅读
文在寅说，他在重庆找到了韩国的精神所在！
来源丨环球网
为什么韩国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又是怎么设在了重庆？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莲花池正街38号，一个幽静的小院掩映在绿影婆娑中，院子里有五幢低矮的旧式建筑，淹没在四周现代化的高楼中。这五幢小楼尽管其貌不扬，但在72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却是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可以说，现代的韩国就是从这里出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
被埋没在四周高楼大厦中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
12月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的最后一天来到重庆，参观了这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在参观过程中，文在寅向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韩国国父”金九先生的半身像献花并默哀。文在寅称，只有铭记历史，国家才有未来，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也是大韩民国的法统。
文在寅当天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独立运动人士后代在相同的位置合影留念。
参观结束后，文在寅在旧址展馆留言册上，用韩文题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精神所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接受环环（ID：huanqiu-com）采访时称，文在寅是首位在任期间来到重庆临时政府旧址参观的韩国总统。
临时政府内一隅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南京移驻到了重庆，重庆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然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在重庆还有一个临时政府，而且还是韩国的临时政府。为什么韩国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又是怎么设在了重庆？借着文在寅访问的契机，环环（ID：huanqiu-com）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临时政府旧址，走进这段还不太为国人所知的历史。
和法国投降后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一样，韩国临时政府的背后，也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反抗与复国的故事。在这段历史中，有三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开启了一段重要的抗争进程。
三一运动：
韩国独立运动开始转向中国
1910年8月22日，大韩帝国(李氏朝鲜王朝1896年改国号为韩)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并合条约》，韩国正式被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国领土的一部分，韩国人民独立运动随之拉开帷幕。
1919年1月21日，朝鲜王朝末代皇帝高宗暴亡，这成了加速独立运动的催化剂。3月1日，前来悼念高宗的韩国民众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园举行集会，青年学生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己未独立宣言》，展开示威和请愿运动，此次运动史称“三一运动”。
从3月1日开始，运动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形式也从最开始的和平请愿愈演愈烈，暴力冲突逐步加剧。此次请愿运动最终被日本总督府强制镇压，7000多名韩国民众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大批韩国爱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
此次独立请愿运动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它却开启了韩国爱国志士的海外复国历程，韩国的独立运动的主战场开始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中国。1919年4月，流亡的韩国志士在中国上海法租界宝昌路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制定临时宪法，由金九长期担任临时政府的主席。韩国临时政府进入了第一阶段的“上海时期”。
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4.29刺杀事件”：
临时政府在华搞“暗杀救国”
金九出任主席后，为改变临时政府蜗居一隅、缺乏影响力的状况，在“暗杀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日本军政要员的暗杀行动。其中最成功，造成影响最大的是“4.29刺杀事件”。
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聚集了10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召开庆祝“一·二八”对华淞沪战争胜利的“庆功大会”，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等高级将领出席。大会进行过程中，一位名为尹奉吉的韩国青年冲向主席台，将身上所藏炸弹奋力掷出，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重光葵左腿被炸伤。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重光葵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据说，当他一瘸一拐地攀爬密苏里号战列舰时，他的军方同事把他视作叛徒，而军舰上的盟军人员则带着残酷的满意心态注视着他的狼狈相。
“4·29刺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连蒋介石都对此赞叹称“连中国百万大军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一名朝鲜的年轻人做到了”。
韩国电影《暗杀》剧照，河正宇、全智贤扮演的杀手反映了这段历史
尹奉吉炸死日本高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始疯狂报复和打击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甚至悬赏60万元缉拿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韩国抗日人士。从1932年5月至1940年8年间，临时政府不得不辗转中国各大城市，并逐渐将根据地移至中国的西南，这一时期被称为“移动时期”。
韩国临时政府全体人员
抵达重庆：
开赴抗日战场与我军并肩作战
1939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陆续辗转抵达重庆，在重庆落脚安营，开启了最后一个阶段“重庆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时期，在中国重庆政府的资助下，韩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正式创建政府性质军队——光复军，并开赴抗日战场，积极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对日本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光复军在中国多个省份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
随着日本宣布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完成了流亡抗日的使命。1945年10月下旬，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离开重庆回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临时政府会议室
临时政府主席室
临时政府外宾接待室
韩国临时政府经过27年的在华抗争，辗转多地，在这个过程中正式建立了完备政治体系，为日后的国家建设勾勒出了总体框架，成为了现代韩国建国的法统之源。
周恩来在评价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意义时说：“韩国的复国运动同中国的救国运动是分不开的。韩国志士参加中国抗战，帮助中国救国，中国协助韩国早日复国。”
强调韩国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悠久关系
这就是韩国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与上海、重庆等城市的一段并肩作战的历史渊源。位于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在送走了金九这位现代韩国国父的72年后，终于迎来了又一位现任的韩国总统。
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金兴圭在接受环环（ID：huanqiu-com）采访时认为，从韩国的国内政治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文在寅赴重庆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意在强调韩国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悠久关系。
一位早年曾驻上海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外交官对环环（ID：huanqiu-com）称，一般情况下，韩国总统访华时都会参观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但此次文在寅选择来重庆的临时政府旧址参观，背后还体现了韩国政府对重庆这个“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和中国西部桥头堡的战略地位的重视。
日本《东京新闻》也关注到了文在寅造访重庆，称文在寅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采取严厉态度，他访问重庆也是为了向国内外表明在与日本谈判时决不妥协。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