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外地人还能不能重返城市？
驱离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驱离运动，给这个城市留下一片废墟一片狼藉！那些虽然狭窄简陋的栖身之所，曾经还有温暖还有笑声，如今只剩下淡淡的伤感。
文/蔡慎坤
来自安徵的小伙子在这个城市开了十几年车，先是在多家公司开车，后来开神州专车，他说自从大批外地人离开，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不仅是房租涨了，想让老婆孩子来城里生活的愿望也落空了，更令他不开心的是，一日三餐的费用也增加了，以前吃个盖饭十来块钱，现在差不多翻了一番，以前一碗刀削面七八块钱，现在要二十多块了，一提起这些，小伙子一脸愁容。
当许多人都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就意味着许多人不会把这个城市当成家，更不会有所谓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驱离运动，给这个城市留下一片废墟一片狼藉！那些虽然狭窄简陋的栖身之所，曾经还有温暖还有笑声，如今只剩下淡淡的伤感。
究竟有多少人在无奈中被迫离开，官方不会给出一个完整的数字，坊间只能凭空瞎猜，这场驱离运动是蓄谋已久还是突如其来？直今也没有一个说法。对群租房、批发市场和街巷小店的清理整顿，令这个城市焕然一新，随之而来的房租上涨人工成本上涨，几乎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蔬菜肉类禽蛋的价格都在上涨，物流、餐饮、快递的成本也在递增，这些成本毫无疑问都会以不同方式转嫁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而且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的贫富差距，放大马太效应。因为那些靠微薄退休金维生的中老年人群和弱势群体，对于物价的变动极为敏感，为了买菜、吃饭、理发等等日常生活需要，人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甚至走更远的路。
这种粗暴的管治方式也会波及影响到更多城市，甚至可能改变许多城市的人口结构和营商环境？如果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所谓宜居和亲民的城市或不复存在。这种操之过急行独断专横的管治方式也会给城市留下许多难以破解的“后遗症”。对于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来说，长期不能打破户籍壁垒，政府也应该为其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提供必要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过去的暂住证和如今的居住证曾经是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心中永远的痛。2003年，因暂住证引发的孙志刚致死惨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在城市度过了相对和谐的年月，为城市的繁荣，为中国制造大国的崛起，为中国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流动人口外来人口都没有想到，当清理门户疏散人口屡屡成为新闻头条之后，繁荣的市场商铺和灯火阑珊的居住区，转眼间就被夷为平地，那些养家糊口的档口摊位小店说收就收说砸就砸说关就关了。那些为蜗居者提供床位的房子说拆就拆了，那些日夜为这个城市挥洒汗水的人说驱离就被驱离了！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从那个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群里常常传出来的声音，然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清理运动，彻底击碎了许多外地人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
治理大城市病有没有别的选择？千百年来，许多达官贵人到了晚年，都会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仕途的读书人，也会回归田野，寻找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他们或教书育人，或从事乡村建设，对于乡村道德文化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或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或德高望重诚信义气，或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对乡村潜移默化的影响，远远胜过暴风骤雨般的运动。
一线城市可否支持鼓励这个庞大的群体主动离开城市，让他们回到各地去发挥余热，而不是驱逐那些谋生打拚的外地人，外地人背井离乡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在城市生存下来，如果说流动人口外来人口为城市衣食住行提供服务是所谓的非城市功能，那么未来谁为这些城市提供必要的刚需服务？
电影《柏林的女人》中有一句精彩对白：“到时候，我们都不再是人，而是人口，就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那种，而且是计划经济下的人口……”实际上，任何一个城市，除了名流权贵，还一定要有低收入群体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并不等同于脏乱差，也不会因此损害一个城市的形象，居住在这里的人，依然应有着同等的尊严和权利，也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匹配相应的公共服务，为其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
如何对待外来人口 考验城市管理智慧
来源丨鲁南论坛网民
一条街既有达官贵人
也有拉洋车、卖豆浆的
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
这样才构成一种生活的系统
评论员/闫肖锋
城市，人类伟大的造物，文明的最新标杆，一直是也应该是多元文化、多元人群的综合体。在中国城市化这场人类史无前例的大迁移中，人，永远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能动因子。
近年来，中国各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正如火如荼展开。与此同时，一些大城市也在对外来人口进行整治疏解活动，此过程中大量不符合城市核心功能定位的人口被驱离。
这再次引起人们的议论，也引发城市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的思考。
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正在不断涌入城市。同时，由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资源和机会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人口也在向大城市集中。这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如果一下子就能住进条件良好的公寓，那当然好，但问题是这暂时做不到。于是，那些简陋的居住场所，如群租房、地下室、城乡结合部，就成为他们现实的落脚点。这让人无奈，但却是现实。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安全事故的机率也的确更大。但怎么办呢？只能一驱了之吗？
至于说这些外来人口是否适合城市功能定位，那要市场说了算。如果市场需要他们，又怎么能简单驱离呢？
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像老舍笔下老北京，一条街上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拉洋车、卖豆浆的，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这样才构成一种生活的系统，构成一个城市的生态。城市社会学认为，外来人口是整个城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包容力所在，更是一个城市的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城市可以选择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但如果认为，可以因此就不要普通服务业，不要小市场、小商店，那只是一厢情愿。如果此举导致城市百姓生活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那就更不应该了。
我们要警惕的一味追求城市所谓高端化，强力升级城市，导致对社会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那样的结果只有一个：城市表面干净光鲜，实则了无生气。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大力发展和提升城市档次，同时又呈现一种包容式发展、照顾到外来人口权益的。至于会不会导致大城市病，关键看管理的理念和水平。也说是说，外来人口是考验城市管理智慧的一道难题。
首先，即便调整城市人口结构不得不清退部分人员，也应劝离而非驱离。应该建立平心静气的沟通机制；应有应急预案，并体现必要的人文关怀；最忌讳那种以极端化方式推动的、运动式的社会治理方式。这不利于和谐社会打造，也罔顾这些人对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
其次，事先要争取城市中多数人的理解，争取被清退人员的谅解，发挥好舆论尤其是新媒体的传导疏通作用。要选择好时间点和宣传方式，这也是人性化管理所需。
第三，要改变平时不治理、一出事了开始严查的惯性作法，防止不作为后乱作为。动辄就采用行政手段强令退出，这只会暴露出管理者思维的简单粗暴。
当然，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不堪重负，这的确需要想办法解决。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才促使人们拥向北、上、广、深这类基础设施佳、发展机会多的大都市。所以，关键是多投入、下力气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实现包容式发展。这才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根本。
一段广为流转的网文写道：“我觉得过去二十年，我见过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小地方的年轻人，赤手空拳来到大城市，不受父母支配，不看权势眼色，找到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情，最后能在这座城市里有个容身之处。”这是对中国过去30多年城市化进程最好的注解。
城市化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的城市更光鲜、漂亮一点，还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实惠、舒适方便一点？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开始明显固化的背景下，如何形成一种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机制？面对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如何从根本上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是压制，还是创造人们安居乐业的条件？答案恐怕还是包容式发展。中国的大城市不可能一枝独秀，从长远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老乡”，统计学上叫“农民工”，在工作报告中叫“扶贫对象”，进了城，叫“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理应被善待，因为他们也为这座城市贡献出了青春和汗水。须知，新一代农民工不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老一辈，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他们人生的参照系与城里人没什么不同。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理应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