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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孤客2》本期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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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因为中兴芯片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关注。我看到以后感慨很多。很多很多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也非常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情和体会。

先说一下沸沸扬扬的中兴事件。近日，美国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直到2025年3月13日。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表示，中兴通讯或因此进入休克状态。此次事件引发国内“芯痛”，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釜底抽薪”。我国芯片超90%为进口或在华外企生产。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2300亿美元，花费几乎是排在第二名原油进口金额的2倍。

这次中兴事件后，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眼中的中国和国外医生和医院的一些不同之处。

2010年，我第一次接触日本的高崎健教授，他受周宁新教授的邀请，来二炮总医院进行学术交流和手术演示。当时他做出的幻灯，就让我眼前一亮，每帧幻灯片都非常的精致唯美。肝脏的肿瘤标本处理得非常细致，甚至有一些在一厘米大小的组织标本上，就能切出一百片玻璃切片，进行连续动态细致的观察。这种工作方式和变态一样的细致，当时就把我惊呆了。

之后每年有1到2次的交流机会，每一次我都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日本的工匠精神，我当时心里就很受震动：这样的严谨和细致，怎么能不出成果呢？

2013年，我在美国克里夫兰医院学习。美国整体社会的管理和运行非常高效，细节处理非常到位，胰腺手术后，不同的切面用不同的颜色笔进行标注，观察切缘的阳性率。术后随访认真细致，一切以数字来说话，体现了极端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数学思维模式。

美国非常重视基础科研，每个稍微大一点的医院都有跟临床几乎等量相当的基础科研大楼，而且科研的实效性非常强，非常重视科研与转化的关联。绝不是我们国内的那种为了几篇sci文章而做的虚头巴脑的科研。工作非常敬业认真和勤勉。住院医生早上五5点半就开始查房，教授七点左右就能进到手术室。

由于美国非常重视基础科研，所以，对于临床，他们总是起着一个指导性的方向。但是他们的临床手术和日本医生相比，不够扩大和激进。而中国的肿瘤患者，由于就诊时相对较晚，因此，日本的那种扩大和激进的手术风格可能更适合中国患者。因此，2014年，我和周宁新教授商量，为了建设一流的学科，我们聘请高崎健教授，作为驻留科室的教授，希望一方面学习日本专家精进的手术，同时也要学习日本医生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

在和高崎健教授一起工作的四年当中，我的感受太过于深刻。一个76岁的老人。中午下了手术之后，直接到会议室，进行手术路径和思路的讲解。手术结束之后在手术室，对标本进行解剖，有时一个肝脏标本，他会连续的做十几甚至20片的这样的分片切开，观察，逐层观察肿瘤扩散的程度。我们中国医生通常只是切开一层或者两层就可以了，而没有像他这样连续切开几十层进行肿瘤侵润范围观察的概念。

这点我本身就很敬佩，也很震惊。而在每个月他来我们科室讲学的时候，他的幻灯都有新的内容。而且幻灯片都是他亲自制作，非常的精致。同时也能看出，日本相关学科医生拿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的考究。

比如说胆胰合流异常，这种，ERCP的影像就非常的清晰和准确，和国内影像科拿出来的那种模模糊糊分辨不清的相比，差距一目了然，体现了日本各个学科的专家都有一种非常严谨的工匠精神。

教授不光在临床当中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基础理论知识十分扎实。这个月在我们科室讲学时，讲到肿瘤的基础免疫，我感觉比国内的一些免疫学专家讲的还要透彻和到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教授一起工作了四年，还希望他将来继续来我们这里讲学的原因。我们向他学习的，不光是一些临床的工作和认识，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和他的基础的知识。

而反观我们国内的专家，我去很多医院做手术，有一些主任，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进行手术的解剖和展示，而有一些主任，由于害怕做的太过彻底出现问题，而常常说：就这样就可以了，见好就收吧。

我固然理解当前严峻的医疗环境，但是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如何能够认识疾病的本质？难道我们要永远跟随国外专家的指挥棒来进行临床工作么？再说一下手术之后的情况，日本的医生是亲自把标本进行初步解剖，然后在病理科和病理医生进行认真的固定和拍照。我们的外科医生把标本一泡，可能当天晚上，就去喝酒了。一点一滴的不同，一天一年的差别，造就了后来我们和他们的巨大差距。

再说一下医院，有几个医院真正重视基础科研？即或是一些比较大的医院有临床研究所，比如说肿瘤医院，多数有肿瘤研究所，但是他们和临床几乎是两张皮，各干各的，闭门造车。以发几篇没有用的sci文章为最高追求。很多专家没有一点谦卑和谦逊，稍微有一点成绩，就狂妄自大，而这种自大，是科学家精神的最大敌人。

由于我们中国的医院都不重视基础的科研，所以我们体量再大，也和中兴集团一样，是大而不强。一年做1万台医院手术的医院照样听国外一年做500台600台或者一千台手术的医院的指导。国外的写所谓的NCCN指南的专家，有几个手术做的比我们中国的医生多呢？我们勤于动手，而不勤于动脑。不愿意做苦行僧一样的深入的研究。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处处要向人家学习，时时刻刻要向人家学习。

因此我觉得，从医院的层面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基础和临床的科研，要把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投入到这些研究中去，培育我们的自己的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应该不吝投入。在临床当中，我们要建立自己完善的数据库，培养医生的数学思维模式，培养我们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从临床医生来讲，要加强我们的修养，学术修养和人文修养。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参考指南，但是更要敢于突破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放下我们那颗浮躁的心，实事求是的说话，实事求是的做事。

否则，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国的医生，离真正的科学精神，会越来越远。这是我这些天的深深的思考，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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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网络

当你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到纽约纽瓦克机场，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

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速度却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为先进……

三十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在人口仅有1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拜访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鸟瞰柏林城市：柏林人均产值非常高，但是少见的高楼和拆迁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

“什么叫发达？”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

“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