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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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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引起广泛关注。


大家应该还记得,除了受贿,中纪委对孙政才的通报中,第二句便是“讲排场、搞特权”。对此,中纪委机关刊将其定性为“拥权自傲”。


文章中称,这种人把权力、职务当作高人一等的标签,与下级、群众接触时两眼朝天、吆五喝六、口大气粗。而对他们深恶痛绝的群众,给他们量身定做一顶帽子,叫“抖派”。


具体来看全文。


来源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文 | 黄月


公与平者,国之基址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这一宣示振聋发聩。十九大后,最高领导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又多次讲到“反对特权”的问题,彰显党中央反特权的坚定决心。

  

关于特权,可以解释为个人或组织凭借身份和地位,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享有超越法律法规的特殊权利,说到底,就是在如何看待、使用权力上出了问题。仔细探究起来,特权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




1


行权任性


无视规章制度,无视组织程序,用权任性、随意拿捏、肆意妄为。


有的当官做老爷,违反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如贵州省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每逢开会先定调子,有人“不识相”提出不同看法就会被“教育”一番。


有的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如南京原市长季建业上任没几个月,就拍板进行雨污分流工程,状况频出,惹得群众怨声载道。


有的任人唯亲,拉山头、结“小圈子”,培植个人势力,如虞海燕任兰州市委书记时,把他曾任职的酒钢公司中大量亲信调到兰州市核心岗位任职,为个人所用,老百姓称之为搭上了“酒钢号”。


有的甚至把主政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如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滥用警权,为自家公司保驾护航、打击竞争对手,被群众讥讽为“武爷”。



这些人把本应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田”当作了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一手遮天、胡作非为,最终身陷囹圄,令人不齿。



2


以权谋私


有的信奉“无利不起早”,把手中的权力作为寻租的资本,为自己或亲友、小团体谋利的工具。


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经营管理、规则制定、信息披露等权力,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


有的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补贴,变相提高福利待遇;


有的行业、企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违规同业经营,捞取私利;


有的在资产资源交易中贵买贱卖,采购招投标搞“萝卜”中标,违规谋利;


还有的党员干部违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利用掌握的内幕信息倒买倒卖或透露给特定关系人获利。



3


越权享受


有人把公权力与个人享受的待遇自然地划上等号,并为此不择手段追求高消费、阔享受。如中央巡视指出的南航集团公款打高尔夫球成风,下属一家公司仅一年就花了上百万元。


有的党员干部俨然把公家资金当作可以随意取用的私人存款,如苏树林在中石化任职期间报销私人各种花销,到福建任职后依然如此。


更让人气愤的是,有的领导干部纯粹是为了体现自己的级别和地位而拿公款肆意挥霍,满足自己“高人一等”的心理,如新疆司法厅原副厅长任杰灵,但凡乘飞机出差必选头等舱,没有头等舱宁愿推迟行程也不愿意“委屈”自己。


还有的谱大得已到荒诞程度,如时任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出国要让人带上厨师、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保证能吃到中餐;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派公车往返千里接送理发师。在生活享受上放纵自我,长此以往,终将滑向腐败的深渊。

  


4


拥权自傲


把权力、职务当作高人一等的标签,对党员群众盛气凌人,官气十足,打官腔、摆官谱、抖官威。


有的不愿深入基层,不愿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普通群众打交道;


有的讲求前呼后拥、声势排场,出行要人拎包,下雨有人打伞,表现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姿态,与群众拉开距离,如对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违纪通报就指出他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律,讲排场、搞特权;


还有的与下级、群众接触时两眼朝天、吆五喝六、口大气粗,有的感情冷漠、推三阻四、故意刁难,眼皮一耷拉“研究研究”“商量商量”,拖而不办。


这些行为犹如一道屏障,隔绝与群众的感情交流,严重损害党员干部形象。这样的干部,群众深恶痛绝,给他们量身定做一顶“帽子”,叫“抖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为是思想的反映。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之所以屡屡出现,首先,从根本上讲,源于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上出了问题,对权力的本质属性认识错误,把权力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发家致富的“帮手”,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其次,特权现象与社会发展程度密不可分,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因物质贫乏而造成的某些领域的特权现象逐步减少乃至消亡,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加之市场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尚不充分,给特权的产生带来一定空间。


再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健康因素,比如,官本位思想、好面子文化、庸俗人情观等,给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给治理特权问题制造了一定难度。


还有,从监督角度看,特权现象与过去一段时间对权力监督不力、管党治党宽松软有一定关系。有的地方党的纪律和规矩放任松弛,党纪国法在一些人眼里成了橡皮筋而不是硬约束,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权力监督存在空白,导致一些特权思想严重的党员领导干部,逐步将手中的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特权行为。

  

毫无疑问,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与党的宗旨性质格格不入,若不坚决反对,势必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加剧权力腐败、败坏社会风气、阻碍改革创新。

  

应当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补足党员干部“精神之钙”,狠抓作风建设,严明纪律规矩,完善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在规范权力运行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权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不信特权信规则正在成为共识。


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势如破竹,全面依法治国稳步推进,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制度漏洞逐渐减少,法治观念渐入人心,也为铲除特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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