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路明传奇：大隐于市的布道者
无论是弃掉公职与六位同为武大校友的同道以2000元起家，打造今天总资产500亿元、参控股六个上市公司的湖北最大民营企业当代集团；落户农村，担任武汉市新洪村村长20年的同时，以哲学系博导身份执教武大；还是花甲之年仍雄心勃勃地竞选阿拉善SEE会长一职，为此交付80%的时间于公益——企业家、农民、博导、公益人诸多身份汇成一个令人困惑却新奇的艾路明。
他被称为“隐形富豪”，亦有人称他为“布道者”。熟悉他的人则称他为“老顽童”、“扫地僧”——这两个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前者不拘小节，幽默风趣，快乐而自由；后者是隐形的顶尖高手，深藏不露。
“我很幸运，”艾路明告诉《中国慈善家》，“我想做的事，都会在想到以后去努力完成，不做就不行。”追溯他所称的这份幸运的源头，武汉大学是一个难以绕开的所在。
《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封面
在1978年踏入武汉大学之前，艾路明曾是一名搬运工人（注：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高考制度在1967年至1976年间中断10年，在1977年恢复），那段经历让艾路明看到社会需要改变，直觉告诉他，做官，可以让这些改变发生。
怀着这一愿望，他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他看来，哲学，是让这些改变发生的基础。一句话，他想做官，不论是乡长还是县长都行。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任伊始，便打破陈规，主张学生自学，号召学生成立各种学术性社团，“在实践中组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樱花诗社”、“思想家俱乐部”、“UFO兴趣小组”等一批学生社团在武大应运而生，其中，艾路明和柴晓涌、王铭等人发起创立的“多学科讨论会”，成为当时武大400多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标杆。
“……他们受到了爱因斯坦‘奥林匹亚科学院’的启发。但是，无论是在人数上（注：奥林匹亚科学院仅有爱因斯坦、M.索洛文和C.哈比希特三人）或是在学科的广泛性上（注：爱因斯坦、M.索洛文和C.哈比希特三人分别是学物理、哲学和数学的），武汉大学的‘快乐学院’（注：多学科讨论会的别称）都超过了爱因斯坦的‘奥林匹亚科学院’。” 许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一书中，对艾路明等人发起创立的“多学科讨论会”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多学科讨论会”的雏形原本是一次次茶余饭后的吹牛行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学科和思潮，给当时的武大学生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互讨论，渐渐地，这种讨论逐渐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数学系、物理系、计算机系、哲学系、生物系、化学系、经济系——不同院系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把各自了解、掌握的新知识、新观点一 一抛出，然后接受其他同学的“批判、诘难”。
在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每个参与者都不断修正着各自的观点，与此同时，也修正着各自未来人生的方向——计算机系的柴晓涌在留学美国后，改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哲学系的艾路明则在这里纠正了他最初的认知和目标。
1978年，艾路明（右二）考入武大哲学系。在他看来，哲学，是改变社会的基础。（图片由当代集团提供）
“武大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自由。”艾路明说，“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诞生了‘多学科讨论会’，也让我在主修哲学之余，得以选修了数学、物理以及经济学的课程。”
“武大的老师们在学术上保持了非常强的自由主义，他们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布置大量的阅读书目，让学生自己挑选，在读完之后和他们共同讨论。”艾路明回忆，“我的硕士导师是陈修斋先生（注：著名哲学史专家、莱布尼茨专家、翻译家，曾在武汉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我的博士导师是董辅礽先生（注：著名经济学专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我记得单董老师拿给我的书籍资料，就有几百万字，他知道我的经济学基础差，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阶段都不是读经济学的，他告诉我，‘你得把这些书看完。’”
之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经济学，在于艾路明找到了更适合他的、改变社会的方式——做企业家。“我发现其实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艾路明说，“改变社会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只有从政一条路。”
艾路明曾追随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期冀以官员的身份实现改变社会的想法，但他后来认为，如果中国所有的精英分子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或穷经皓首于治理学问，那么社会改变的进程将十分缓慢，应该有人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用另一种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
那条路的名字，叫创业经商。
在当时那个大学生还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时代，创业经商，通常意味着无路可走的窘迫——公家饭碗端不上、国企单位进不了，退无可退，为了生存，只好去做买卖。更何况，商人的身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不受尊重。
艾路明曾经端上过公家的饭碗，不但端上了，还是众人眼中的“金饭碗”。硕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党校任教。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工作，和其他六位同是武大研究生会的同学一起，拼凑了2000元钱，下海经商。那一年，艾路明31岁，时间是1988年。他们一起创立的公司，取名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所做之事，是从小便中提取尿激酶出口日本。
当七个武大研究生从武汉三镇的公共厕所中拖着满载尿液的塑料桶赶回工厂时，路人对他们报以的，是掩鼻疾走，于中甚至有一两道轻视和鄙夷的目光。但是三十年后，这些和厕所打交道的年轻人打造出了一个资产过500亿的“当代集团”。
截至2016年，当代集团下属企业达100多家，旗下控股和参股人福医药、三特索道等六家上市公司，涉足证券、教育、体育、环保、文化等产业。
近30年间，将区区2000元转化为500亿，这一成绩堪称“辉煌”，“做企业没有辉煌这件事，”艾路明摇摇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企业家）时刻都在危机之中，即使马云、马化腾、任正非这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
即便如此，艾路明并没有把自己捆绑在企业经营上，他早已启用年轻人接手企业管理，而他自己，则投入到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有些事可以放手交给别人做，比如企业运营；有些事得自己亲力亲为，比如慈善公益。”
1994年，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政府找到辖内各企业，希望每家企业定点帮扶一个贫困村，具体的做法，就是捐款。艾路明觉得依靠捐款做扶贫并非长久之计，那些钱极有可能用不到正地方，而是被吃喝挥霍掉。
他找到区政府领导，表示与其捐款搞扶贫，不如让他去做个村长书记，这样可能更有助于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如他所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顶着博士头衔的村长。
这项工作一做就是20年。从1995年到2016年，艾路明一直有着一个“武汉市九峰乡新洪村党支书兼村长”的头衔。1998年政府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长必须是本村的居民，于是艾路明干脆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入了新洪村——他并不想在扶贫工作上走过场，而是想着如何能切实地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艾路明为新洪村带来的第一项扶贫措施，就是通过小额贷款缓解农民的“用钱荒”。他做了一个实验，每家一亩地可申请贷款300元，农民申请到贷款后，再由当代公司聘请专家指导农民种植，并负责统一收购，村民拿到货款后，再将贷款还给公司。当时，为农民做小额贷款的理论研究很少，而推进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则几乎没有。据此，艾路明还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
艾路明为新洪村带来的第二项扶贫措施，是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主张。他在对新洪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新洪村农产品种植单一，农业税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从1998年开始，艾路明承担了村里所有人的农业税，由他自掏腰包解决这一问题。
他的这一举动使新洪村村民彻底放开了手脚，再没有了因为无法“交公粮”而产生的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新洪村的产值此后持续上升。7年后，也即2005年年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艾路明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在这两项举措外，新洪村的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艾路明都要参与决策，甚至连街坊妯娌间的争执不和，也要他这个村长出面调解。
“村民什么都跟我说，他们问我种什么能挣钱、怎么能拿到小额贷款；乡邻间吵嘴打架、分田种地，都会找上门来。”艾路明回忆自己的村官经历，“虽然对做企业没有什么帮助，但我却从中感到了一种快乐。”
在艾路明担任新洪村村长书记的二十年里，新洪村村民的收入逐年增长，仅在2010年，新洪村村民人均收入就达到3500元，比十年前翻了整整5倍。2016年年底，政府对新洪村完成了土地收购，艾路明的“从政”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艾路明（中）和当代集团几位创始人至今向武汉大学捐款过亿。在这1个多亿的捐款中，有3000多万被用于建造武大的研究生楼，5000万用于成立教育基金，剩余的2000万则用于引进高级师资力量、资助科研项目的展开等事项。
“第一次向武大捐款是在差不多10年前了。”艾路明回忆，“当时武大要启动一个项目，不太方便用教育经费来做，因此学校希望通过向毕业校友们募捐的方式来完成，那一次我捐了518万。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又捐了几次，前后加起来，总额有1个多亿。”
“为什么捐款建研究生楼？因为我们当年一起创业的七人，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不过大家系别不同，有生物系的、化学系的、哲学系的，如果分散开来捐，难免有厚此薄彼之嫌。捐建研究生楼，这样不论任何系别，都照顾到了。”
沈祝三“毁家兴学”的义举被艾路明多次提及，他说，那是一种基因，被后来武大的学子们代代传承，当沿袭至他时，他常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能力的时候，作为武大的一名学子，他能为武大做些什么？为后来的学生做些什么？当他做了这些事情后，那么后来的学生是否也会去思考，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又能为他们的下一代做些什么？这种传承，既是源自内心对学校的热爱，也是自踏进武大校园的那一刻，就接受到的来自校长、老师的教育。
“武大是全国最美的高校之一，她会让你有为她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即使我没有钱，我也愿意通过其它方式、其它途径来回馈她。事实上，即便是捐款，武大的学生也从来没有以攀比谁捐款多为荣。比如雷军，他故意少捐1元钱，就是为了表示对学长的尊重。”艾路明说，“没有人是为了出名才向母校捐款的，那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对母校的感恩。”
近两年，艾路明以阿拉善SEE协会第一副会长的身份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阿拉善的公益活动中。
从阿拉善SEE协会成立之初，艾路明就一直关注着它的成长。经过多年的考察，他认定这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更广阔的公益梦想的组织，2013年3月，艾路明正式成为阿拉善SEE的会员。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有许多企业家参与其中，而是它提倡的我们应该亲力亲为地践行生态环保的理念。它不仅仅只是要求捐款，而是要它的参与者从精神层面关注生态环保，在行动上要亲自参与，这是阿拉善对公益慈善的理解。”艾路明说，“这里没有谁是知名的企业家、谁是不知名的企业家的区分，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阿拉善的成员，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对环境、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并愿意通过思想认识、亲身参与、捐赠财富等方式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2015年7月，在艾路明的倡议下，阿拉善SEE湖北项目中心成立。“我们就是要聚集湖北优秀的企业家，为湖北环保事业做一点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天更蓝，水更清……”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湖北项目中心成立不久，艾路明就萌发了竞选协会会长的想法。在他看来，身为会长，可以更多地了解、参与到阿拉善的整体运营中去，与此同时，能够较大程度地把某种观念注入到机构里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历任会长，从最初的刘晓光、韩家寰、王石，到后来的冯仑、任志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给阿拉善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价值的理念和愿景。
在竞选会议上，艾路明承诺，如果当选会长，他将花一半的时间在阿拉善的公益项目上。但是，他的这次竞选以失败告终。“我想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对阿拉善的理解还不够充分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参与度还不够。”
此后的两年里，艾路明以协会第一副会长的身份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阿拉善的公益活动中：荒漠化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绿色供应链与污染防治、环保公益行业发展——他从一个项目奔赴另一个项目，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让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改变和提升。”他说，“从事阿拉善公益活动，甚至对企业文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于一家几万人的企业来说，最高领导要想认识每一位员工无疑非常困难；同理，对于员工而言，他们也鲜少有渠道或机会去了解公司最高领导在想什么、做什么。“对我来说，我做公益这件事情公司的员工都清楚，他们很认可我做这件事，也很骄傲，公益于是成为了一座桥梁、一条纽带，让我和公司的员工之间有了更多的话题。”
201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1亿棵梭梭”项目，计划用未来10年的时间，在阿拉善地区种植1亿颗梭梭树，恢复200万亩以梭梭为主体的荒漠植被。艾路明把这个项目讲给企业员工听，许多员工纷纷认捐。每次他们见到艾路明时，会很自然地走过去问他，“艾总，我种的梭梭树现在长得怎么样了？”
艾路明从中看到了和员工之间一种新关系的产生。“在加入阿拉善SEE之前，我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很少想到从公益入手。而加入阿拉善之后，我发现它在无形中让企业内所有人都看到了盈利之外的另一个远大目标，这个目标所有人都认同，这个目标成为了一种新的企业凝聚力。” 艾路明说，“当员工们认捐了梭梭树后，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解读——他们是我的资助人，哪怕只捐了1元钱，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问我公益项目的进度。这种企业文化的改变，实在是做公益的意外收获。”
艾路明打算今年继续竞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一职，他相信有了这两年做副会长的经历，他已准备好了，能为阿拉善带来新的价值。
注：本文转自“中国慈善家” ，原载2017年6月刊，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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