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不中立时代”，我们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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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科技评论，你的互联网内参
2011 年，Facebook 科学家 Jeff Hammerbacher 在解释自己为何要辞掉这份薪资优渥的工作时说道：“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最出色的大脑只想着如何让人们点击广告，简直逊爆了”。
同年，《黑镜》第一季开播，剧集从社交媒体等产品切入，架构出一幅未来人类社会如何被互联网过度改造的图景。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任何高科技初看与总是与魔法无异。而最近几年技术的蓬勃发展，让人开始对这个过度美化的时代开始忧心忡忡。
2011 年是一个起点，西方社会兴起对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副作用的反思；而在国内，反思则要从腾讯在 2018 年初提出“科技向善”理念开始。
正如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曾总结：“电视普及时，人们担心娱乐致死，PC 互联网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海量信息担心过载，又比如移动互联网时代，许多服务都可在手机获得也引发了对手机过度依赖的恐慌。”
“科技”在西方社会是一个中性词，但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为何东西差距如此之大？源自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一代小米发布，“互联网手机”从此改变手机行业打法，靠补贴养活的“中华酷联”成为历史，“华米OV”成为三星苹果都忌惮的对手。
第一版微信发布，语音对讲对大量从未触网的用户足够友好，“查看附近的人”、“摇一摇”“漂流瓶”等功能短时间内攻城略地，微信成为中国跨进移动互联网的桥梁。
双 11 到了张勇口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年，用户从网购爱好者扩大到全民，内部平台、支付以及外部的供应链、仓储物流一度全面瘫痪。经此一役，整个中国的电商生态系统在需求端推动下大跨步发展。
智能手机、移动社交、电子商务，中国如今在全世界科技范围内最强大的三块业务都在 2011 年奠定基础，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共性便是其明显的普惠性质。
正如司晓将当下的高速的演变过程总结的“三代叠加”，即：“数字原住民，我们的数字移民以及老年人，三代人第一次叠加在一起；下一代对于信息处理的能力和效率可能数倍于上一代”。
但另一方面，“科技自信”推迟了我们对技术副作用的反思。当行业发展的脚步放缓后，我们已经逐渐走进一个“科技不中立时代”，这意味着迟了那么多年的“黑镜式思考”终于来了。
什么是“科技不中立”
科技成果的本质，一开始与人类祖先手中的石器并无二致：提升效率，拓展生活外延。
无论是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推动生产效率提高；还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与内燃机大规模使用，效率继续翻番，人与人的连接亦更加紧密都不例外。
但从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
当市场是一片空白时，处处是蓝海。无论产品质量如何，都无法满足涌进互联网的新用户的消费需求。而在增量市场成为过去式后，竞争变成了一场存量的争夺。
用户规模不再增长时，产品为了生存就只能拉住用户，把更多时间耗在上面。
一开始，拉力体现在看得到的机制上。比如，入门产品理念中有一种叫做“上瘾”，说白了就是如何让用户对于这款产品欲罢不能。触发用户行动欲望、让用户行动、给用户奖赏，最后让用户投入时间和精力，这四步构成的上瘾模型，就像游戏一样，不断地击杀、升级、击杀带来快感。“产品游戏化”成为了产品经理的必修课。
再然后，拉力体现在看不见在算法上。通过捕捉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每一道痕迹，算法得以在网络世界打磨出一个精准的用户画像。关心明星八卦？放心，管够。爱看小姐姐跳舞？有的是，毕竟“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相比 2017 年，用户耗在手机上的时间在去年又一次暴涨 26.7%，达到恐怖的 4.85 小时。
我们看看如今衡量一个“优秀”产品关键的指标，使用时长、用户留存……无一不是想死死地拉住用户，这其中以主打“算法”“人工智能”的内容分发平台尤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数据比喻为“新石油”，将人工智能比喻为“新钻头”并无不妥，而故障算法则可被比喻为由此产生的“新污染”。”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曾如此概括道。
作为工具，一把斧子在设计时不会考虑让你持续不断地使用它；但互联网产品不是，黏住用户才是实现商业价值的根本，“中立”已无从谈起。
这还只是从使用时长的角度去看。如同当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公众在一次次地恶性事件中恶补了化学课，知道了三聚氰胺、苏丹红、塑化剂……
在“科技不中立时代”，科技已经逐渐显示出副作用。Facebook 承认因为技术漏洞而被操纵干预美国大选、头条系产品多次遭遇下架和约谈；公众开始讨论“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奶头乐”这类“硬核概念”。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是社会解释系统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于科技的发展。
我们一直以“工具”的概念理解科技成果，然而后者的复杂性早就超过了“工具”的边界。我们不断地追赶技术的前进脚步，而对于它的可能性或者影响力却很难掌控。更何况，在我们尚未做好准备时，不少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比如前段时间引起众怒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正如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所说：“大企业比创业者更有资源也更应该去做引领性的事情。”
而从另一个角度，“科技不中立”问题并不是传统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通过资金推动公益和慈善，或者通过技术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所能解决的。
以率先提出“为人工智能建立伦理框架”的腾讯为例，他们将其概括为“四可”理念，即未来人工智能是应当做到“可知”、“可控”、“可用”和“可靠”，缩写为 ARCC，正好对应西方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这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人才是一切的尺度，所以解决之道并不是某个独立的行为，而更应该是以“向善”作为行动指针。以技术的思维，预见和解决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
伸出一只“看得见的手”
面临如今的问题，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到借鉴。
正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倡导自由竞争，最终出现经济危机；凯恩斯的宏观干预，却把经济推向了“滞胀”。“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总能交替着，在社会经济的大船偏离航道时指引方向。
过去，技术沐浴在自由主义的阳光下迅猛发展，渐渐变成一只将变现作为唯一目标的怪兽。也是时候向它伸出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其引向人类整体最高的福利的航道上了。
比如，腾讯研究院在 2018 年就首次提出了“科技向善”的理念，希望跨界研究、对话与行动的平台，意识到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并引导技术和产品放大的人性中的“善”。
落地方面，腾讯拿出了未成年人成长守护平台、腾讯视频护眼实验室、DataVisor、腾讯《较真》辟谣平台，并主导了快手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体系、美团青山计划等产品。而在今年的第二届论坛上，腾讯开始“产业互联网”的思维融入其中，号召从业者们在用技术、用商业化的思维去做产品的时候，也能够建立一个向善的理念，共同用技术造福人类和全社会。
无独有偶，文章开头的那个例子也有了下文。2018 年 1 月，扎克伯格宣布新一年的个人挑战：“让用户花在 Facebook 的时间变得更好”，措施之一就是进行信息流的算法调整，降低品牌、媒体的广告曝光，提升对于用户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和分享内容，比如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的权重。科技巨头不约而同将视线聚焦在了“向善”之上。
尽管属于中国互联网的“黑镜时刻”晚了许多年，但显然，真正将反思付诸于行动时，以腾讯为首的中国科技巨头们已经走在了前面。而这对于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亦有其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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