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 马良：细细端详我衰老的父母，第一次正视了我的爱和我的恐惧

艺术家马良的《青梅竹马照相馆》最近正在上海展出。马良觉得这是件浪漫的事。“美好的恋爱关系和家庭生活，还有孩子等等，都是温暖的话题”，他希望自己的摄影技术，可以成为一种安抚或者是魔术，生造出天真无赖的浪漫，让相爱的人如同一辈子一直在一起，从未分离。

马良就是这样一个“抓马”的人。他的这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抓马”的创造力，和他的父亲可分不开。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马良亲口讲诉的父子故事——虽然从事着艺术的不同领域，但这份“戏剧化的血液”还真是一脉相承呢。

马良：我和父亲的三个故事

我一直挺怕自己会成为那种特别“戏剧性”的人，但事实上我的生活依然充满了不可抗拒的“戏剧性”。这也许是我的宿命吧，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谁让我出生在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家庭呢，有一个演员母亲，还有一个我这辈子见过活得最“戏剧”的父亲。

我的父亲马科曾经是上海京剧院总导演。他是个极端狂热型的艺术家，热爱自己的事业到了几乎走火入魔的程度。作为一个丈夫，这个典型的北方爷们儿一辈子没进过厨房，也号称一辈子没有花过钱，所有工资一分不少都交给我母亲。事实上他由此也逃避了所有柴米油盐的责任，把生活琐碎一并托付给了我妈。作为父亲，他永远记不得我和姐姐的生日，甚至不知道我们俩几岁，他极少有时间陪伴我们成长。我的儿时记忆里，父亲总是不停地工作，在京剧院连轴排戏，或者一走就是大半年，在外地院团排戏。即使有时间了，他也不会给我讲童话，侃侃而谈最多的就是他的戏，他的剧本，他的导演生涯，他的成就和失败。我的母亲童正维是个话剧演员，后来演过电视剧，最有名的是《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牛大姐。她是在戏剧学院里认识并嫁给了我父亲，这个才华横溢的学长，所以她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心甘情愿里，也有演员钦佩导演的因素。我们这个家庭里“戏剧家”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所有人间角色，以至于我童年时候，下意识地将“父亲”和“偶像”两个词混为一谈了。一方面觉得像父母一样从事艺术工作，是不二之选，一方面又觉得父亲实在有点太过极端，我不想成为他那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马良的父母

后来学习美术，其实正是来自这一点点反叛“父亲”的潜意识。父亲曾经希望我和姐姐也可以成为戏剧工作者，可以继承家学。可是，我们俩都让他失望了，姐姐比我大十一岁，时代没有给她这个机会，而我则是出于少年的叛逆，抗拒他对我的人生规划。可是，几十年后的我还是成为了一名“一次性”的戏剧导演，完成了一部用木偶作为舞台形式的戏剧作品《爸爸的时光机》。应了一种当下流行的说法：“跨界”。我从熟悉的视觉艺术领域跨到了戏剧领域，但这信马由缰的鲁莽，并非因狂妄而起。我当然知道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不是仅仅凭借勇气就可以无师自通的，之所以一意孤行，是因为我回忆里的几个事情的推动，用我父亲的行话也许可以称之为：那是人生里的三个戏剧性瞬间。

马良画的父亲

第一个故事是我12岁那年，拿了美术学校的报名表回家，要父亲签字同意我跨区报考美术学校。那时候考学都需要家长签字同意，拿着报名表，我感觉到很大的心理负担，因为父亲总是念叨要让我学戏，继承家学。这个“求签名”的行为几乎就是一种挑衅，一种宣告：我不想成为你期望的那个站在追光灯下的人。

没想到父亲并没有为难我，我记得他叹了一口气，然后一面签字一面喃喃道：“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我们当然支持你，但我希望你以后去上戏学舞台美术，哪怕至少帮我做一次舞台美术设计，所谓‘上阵父子兵’，我的导演生涯这才算完满。”带着一种绝地逢生的狂喜，我满口答应，连声不迭：“没问题，不止一个戏，多少个戏都行！”我那时觉得人生还长，父亲还年富力强，我有足够的时间实现父亲的这个听上去甚至有几分委屈的小愿望。

第二个故事是三十年之后了，我成为了一个美术工作者，而父亲已经病退，85岁高龄了，曾经强健而热烈的他，渐渐变得衰老又健忘，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舞台十年了，而我终究没有去学习舞台美术。他应该已经淡忘了我曾经的少年承诺吧，只是我还记得分明，心里隐约并不舒服，觉得对老父亲有些亏欠。那天是我去海南看望在南方过冬度假的父母，深夜，我在老人公寓楼下的露天泳池游泳，父亲坐在岸边望着我。水里就我一个人，四外一片安静，只有水花的声音。每次游到父亲身边我就停下和他说几句话，我看出来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小区的泳池里。他突然问：你会不会仰天浮在水面上？这样游累了就可以休息了，在水里就不危险了。我回答，我会，然后演示给他看，他看了满意地点头。再游一圈大约是五分钟，再次回到他身边时，他又问池水里的我，你会躺在水面上么？我再次回答，并漂给他看。再游一圈，父亲又问，我再次演示给他看。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整个晚上，父亲重复地问了我很多次，在这之前他的健忘并没有到这个程度。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记忆开始出现问题了，我曾经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午夜的水里很冷，即使在温暖的南方，躺在水面上望着星空，我问自己，难道真的无法实现父亲曾经的那个愿望么？

第三个故事是四年前，那时在一些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之下，我已经写完了《爸爸的时光机》的戏本，并组建完成一个完整的小团队，把舞美工作都完成之后我认识到，必须自己做导演了。父亲那时肯定已经无法排戏，虽然他的逻辑思维依然清醒，依然对来探望他的亲友夸耀着自己一生的显赫战功：“我一辈子排了80部戏剧”。但这句话是不停重复的，“我一辈子排了80部戏！”某天早上，在父母的老宅里醒来，前夜陪他们吃晚饭，之后一起看电视，太晚了便没回自己家。桌子上有一张纸条，母亲留给我的：“我去医院配药了，你起床后给爸做早饭。”可是家里没人，于是电话问母亲，她在那一头叮嘱：你赶快去楼下四处找找你爸，因为你在家我才出门，你爸最近越来越糊涂了，别走失了，他腿不好，不会走远的。

我在楼下小区的花园里跑了两圈，附近街上也都看了，四处都找不到，我正着慌，却看见父亲拄着拐杖慢悠悠从小区清洁站的一栋破房子后走出来。他看到我也不管我的埋怨，神秘兮兮地说：“你来得正好，你帮我把我书房里那几箱子手稿搬下来。”我不解，把手稿拿花园里做什么？他于是拉着我往清洁站背后走，前面是一条幽暗潮湿的夹墙间的小路，小路的尽头，有一个肮脏的沙堆，还有些建筑垃圾，那必然是一处从不会有人去的死角，高处有树影斑驳投下，影子的一处缺口里，我看见有人在墙角把碎砖堆成了一围两尺见方的旱池。父亲突然开口：“那是我刚堆的，这里没人，你帮我把那些手稿都搬来，在这里烧了。”“什么？烧了？为什么要烧了？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念头？”我望着神色平和的父亲，大惑不解，张口结舌。

父亲让我扶着走过去，坐在了那圈砖垛上，那里没其他地方可以歇脚。他扭头看着自己的“作品”，这才缓缓答道：“没用了，我写的那几大箱导演手稿，都没有用了，没人会再看，我排的那些戏，也都过去了，不再有人提起，那些字那些纸留下来有什么用呢？烧了吧。”父亲说话的声音很平静，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衰老又疲倦。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那是他的孩子此生所体验过的最庞大的伤感，身陷过的最无边的虚无。

挫败的失意儿子和不知所措的失忆父亲

搞戏对于我，像是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般不可理喻，毕竟隔行如隔山，挫折时我常常矛盾也自责，何必呢，同样是消磨，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仅仅用于陪伴衰老的爹娘呢？是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确认，我正在做的是一件对我的戏剧家父亲真正有安慰的事情。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爸爸，那些笔记手稿都留给我吧，你忘了，其实我也正像你一样排戏呢，他们对我是有用的。我是你儿子，把你的毕生所学都传给我吧。”父亲听了疑惑：是么？你也在搞戏？你不是搞美术的么？“爸爸，我正在做戏剧呢，和你一样，做导演。”我再次郑重其事地告诉他。父亲听了微微笑了一下，虽然好像他并不确信我说的话，但还是受到了些许宽慰，他的眼神不再那么晦暗了：那就都给你了，你有用就都留着吧。

年老失忆如孩子般惧怕吃药还喜欢捣蛋的父亲

以上这三个比戏剧还戏剧的人生片段，是我跨界完成的唯一一部戏剧作品《爸爸的时光机》背后的因果。这个戏上演过几十场，观众们很喜欢，他们感动于剧中的父子感情，这对我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是真的感情，这黑暗中的九十分钟是我们父子共度的半百人生的一次提纯，我作为他的孩子，所感受过的那些爱和愁，喜悦和惶恐尽在其中。

《爸爸的时光机》节选视频

那些如今藏在我阁楼上的几大箱父亲的导演手稿，驽钝的我还是不能完全看懂，我也依然无法热爱上戏剧本身。但通过创作这部作品，真正让我理解了自己的父亲，也从某种意义上体谅了他，他只不过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的热爱，献祭给他的信仰。而我，这个曾经的逆子，也从逃离父亲的成长里回归，略过那些宏大而辽阔之物，转身回望，细细端详我衰老的父母，第一次正视了我的爱和我的恐惧。这是我创作生涯里最正确的一次抉择，将热情献给了所能触及的最真实的情感。我愿意相信，正是那些细微可感的邃密温柔，才能真正抵御生老病死的寒意，填补人生的虚无。

马良的父母和其女儿

马良

作品在世界多个城市进行大量个展及群展，并获得澳大利亚国际数码艺术奖（IDDA），第四届Spider国际黑白摄影奖之年度杰出成就奖及艺术摄影大奖、奥地利超级巡回摄影展杰出作品金奖等多项国际大奖。201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获得A DESIGN AWAR摄影类银奖；2019年，获颁中国当代影像艺术中心“中国十大杰出影像艺术家”，提名候选第一届中国当代艺术摄影金熊猫大奖。

文编 | 刘莉娜

美编 | 何亦平

照片由马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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