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送戏援朝:炮火下演“梁祝”,空袭中唱“西厢” ‣文艺家的火红岁月◂
每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大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火红岁月”。一方面,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事业征程的高光时刻,使艺术家熠熠生辉、当红不让;另一方面,艺术家在创作激情与时代旋律发生共振、人生经历与家国命运交织交融的过程中,亦会绽放出无比耀眼的石火电光。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就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如何把艺术人生与家国命运、与时代责任紧紧相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抗美援朝二等功奖章、朝鲜三级国旗勋章——这三枚金灿灿、沉甸甸的奖章记载着王文娟深入前线长达八个月的“烽火连天”的岁月。
——王文娟
1953年4月13日,越剧队来到丹东志愿军基地慰问演出。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新义州,夜晚在江边散步时,就能看见对岸纷飞的战火。丹东的梁新初司令员很喜欢大家的演出,他建议越剧队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让战士们也能看到来自祖国的艺术。
姑娘们听后很受鼓舞,觉得离朝鲜这么近,理应过江去慰问一下“最可爱的人”。在联欢会上,她们遇见了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他说:“你们如果能去就太好了,战士们看到这样的演出,一定会鼓舞士气的。安全问题不用担心,一定会派最好的驾驶员送你们过去,需要的话我们空军也可以掩护你们。”他的鼓励,更加坚定了大家的决心。
△ 赴朝前夕(1953年)
王文娟和徐玉兰找到队长胡野檎,表达了入朝的愿望。胡野檎十分支持,马上召集全团开动员大会,他说:“志愿军战士在前方保卫祖国流血牺牲,我们已经到了鸭绿江边上了,怎么能不去问候一声?哪怕是说一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也能表一表我们的心意。如果因为害怕而过门不入,大家难道不会觉得歉疚和遗憾吗?”
这番话很有感染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决心是有了, 还有个手续问题,入朝必须请示总政,大家决定“先斩后奏”:先行入朝,批复后补。
去朝鲜前,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安慰家人,虽然是去前线演出,志愿军战士一定会保护大家的安全,让家人不必担心;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谁都明白战火无情,随时可能牺牲在异国他乡,万一回不来,这封家书也就算是诀别了。现在回想起来,王文娟不禁感叹:
那时对于生死的确没有考虑太多,在那个激情年代里,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内心的荣耀感,冲淡了对死亡的恐惧。
1953年4月24日,这是王文娟始终铭记的一天。在嘹亮的军乐声中,人们唱着歌夹道欢送,这样的场面并不陌生,在上海时大家也常常参与其中,只是今天角色身份对换了一下,她们成了被送者,带着满满的自豪和兴奋,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一跨过鸭绿江,仿佛觉得人人都变得严峻起来。当时的朝鲜,房子全炸掉了,城市没有了,但是朝鲜人民屹立不倒。有一个形象,至今十分清晰地留在王文娟的脑海:薄暮中,一队小学生,在废墟颓墙间出现,一个个背着书包,头都昂得高高的,唱着歌儿,踏着碎瓦破砖,整齐地前进着。朝鲜同志告诉她们,这就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朝鲜孩子们。面对眼前的情景,王文娟深深地相信:这样的人民永远也不会被暴行所吓倒!
每日里炮火连天,这样,大家有机会受到炮火的洗礼,胆子越练越大,斗志越练越强。为了把戏送到最前沿,她们常常冲过几道封锁线。尽管封锁线上敌人炮火不停,但大家从不后退。
△ 王文娟在朝鲜与杨得志等合影(1953年)
据王文娟回忆,她们第一出戏演的是《梁祝》,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坐满了志愿军战士。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起初担心没有字幕,战士们看不懂,但当演到“山伯临终”时,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
“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演员在台上听了吓一跳,继而明白这是战士入了戏,让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呢。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洞里一团漆黑,正当慌乱之际,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手电筒往台上照,其他战士看了纷纷效仿,顿时千百束光源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舞台。每每回忆起这样特殊而感人的画面,王文娟不禁感慨万千:
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场特殊演出,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台下这些真诚淳朴的面孔,却让我们时刻感受着光明、热忱和温暖。
一剧终了,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还记得有一次,是演《西厢记》,王文娟饰莺莺,正演到与张生花园夜会的情景,全场屏息静气,忽然她背后“叭”地一声枪响,王文娟心里一惊,知道是防空警报,敌人飞机来了。但回过神来一看观众,依然全神贯注看台上演戏,王文娟稍一定心,也就全神贯注沉进角色规定的情景中去。
△ 在朝鲜演出《西厢记》谢幕(1953年)
除了演出,战士们行军或者挖战壕的时候,剧团的演员们也会即兴演唱,给他们鼓劲。大家纷纷说:“祖国亲人给咱们唱歌来了,加油干啊!”见战士们爱听,演员们更加起劲地唱,唱了 “双看相” “唱道情”,又唱“三番十二郎”,把脑子里所有的越剧开篇、短曲都唱了个遍,然后临时“掼路头”编词唱,唱一些贴合当时感情的开篇,一直唱到日落西山……
△ 战地姐妹花于朝鲜留影(左起筱桂芳、徐玉兰、陈兰芳、王文娟)(1953年)
在王文娟的眼中,朝鲜人民是极其坚强乐观的,她很少见谁掉过眼泪。哪怕刚刚轰炸完,就连妇女小孩也立刻从瓦砾堆里站起来,拍拍身上尘土,看看被毁灭了的家园,一声不哭,重新筑洞建家。
但在大家即将离别朝鲜的那些夜晚,王文娟却见到了他们涕泪纵横。有一夜,她出门一看,发现村里家家点起一支蜡烛,通宵达旦。烛火映着苍苍白发,阿爸基和阿妈妮忙忙碌碌,千方百计弄着好吃的酒菜、好看的礼品。分别的时候,真正依依难舍,彼此泪眼相对,紧抱不放,一任晶莹的泪水湿透衣衫。那天晚上,王文娟还收到一位人民军战士寄来的一封信和一面鲜红的朝鲜国旗,他说这旗是一位坚强不屈地辗转反抗美国兵的朝鲜妇女送给他的,现转赠给王文娟,要她牢牢记住中朝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
整整九个月的时间,在朝鲜阿妈妮的家里,徐玉兰与王文娟同睡一个铺,同吃一锅饭,逢到巡回演出,就互相帮着打背包。徐玉兰比王文娟年长几岁,又因长期演小生,略有几分男性的气质,处处护着王文娟这位小妹妹。凡出力气的活,都抢在头里。打背包时,她总多使点劲。王文娟有点头疼脑热,徐玉兰也是嘘寒问暖的。朝鲜的冬天,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真是滴水成冰,用手把鼻子一挤,鼻翼就冻在一起了。这样冷的天气,她俩照样得到河边洗被子。手冻成了胡萝卜,互相搓啊、哈气啊,也无济于事。最难的一关要算把被子里的水绞干,被子冻得邦邦硬,水怎么也挤不出来,真是又气又急,眼泪也掉得出来。
△ 朝鲜留影,从左至右:兰茜、王文娟、徐玉兰(1953年春)
她俩有个嗜好,就是爱吃水果。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水果是很稀罕的。有一天,见到门口摆了个卖毛桃的小摊,馋得她俩口水欲滴。掏尽了钱包、裤袋,凑起来的外币只够买两只。也好!于是,你一口,我一口,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拿她俩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在一起生活、演出的时间要多于家庭生活的时间。”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大家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停战的消息,于是连夜赶扎庆祝用的彩色纸花,停战当天,街上到处是披红戴绿的人们,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庆贺和平的到来。
△ 从总政回到上海(1954年)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玉兰剧团的姐妹们在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116场,共计观众13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王文娟和徐玉兰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但这段岁月带给她们的人生感受,却不是两枚军功章所能包括的。
老艺术家心声
王文娟1957年8月在上海入党至今已有64年党龄,在越剧同行中是入党最早的之一,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党员老同志了。她认为:所谓的初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愿望,而是初志,也就是最初的志向。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初心,我的初心就是跟着党走,把为人民大众演好戏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
她说:我的初心是在解放后受党的教育后逐步形成的。我是家里的老大,10岁时就成为家中一个重要的劳动力。为了能赚钱给家里买田,让家里人日子过得好些,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学戏。离家时妈妈只给了我两元钱。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我们参加了学习班,明确到自己的身份、地位、角色都变了,不再是旧社会的“戏子”,而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国家的主人。强烈的翻身感、自豪感让我感恩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懂得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学戏演戏的动机不再是单纯为了给“小家”赚钱,而是要跟着党走,为人民大众这个“大家”服务。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解放初期,我就积极要求排演解放区的进步戏,成功塑造了白毛女的形象,并积极配合党在各个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演出了《兄妹上街》《巾帼英雄》等剧。我还参加了艺术界捐飞机的义演和我国第一个春晚的演出。那时完全是一个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
我为自己加入党组织而感到光荣和幸福,入党后我更加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更自觉地把演好进步戏、塑造好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形象作为自己的使命。从此,为初心而奋斗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息过。我努力创作党所需要的、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包括传统的经典戏如《红楼梦》《追鱼》《孟丽君》和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戏如《忠魂曲》《白毛女》《女飞行员》《党员登记表》《浪里行》《真正的考试》等等。我就一个心愿:跟着党走,把为人民大众演好戏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
文编 | LÉI
美编 | 潘华佳
本文部分摘自《明月千里共婵娟·王文娟》(海上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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