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疑案：中国最大跨国财产纠纷始末（下）

赵碧琰（右一）与三格格会面

上世纪7、80年代在日本东京的一家法庭，上演了一场旷日已久的巨额财产争夺战，这起当代中国诉讼时间最长，涉案金额最多接近30亿元人民币的跨国经济大案，把一位隐藏在历史夹缝中的沈阳女人推到前台。她曾与张作霖、溥仪和日本关东军的土肥原贤二、裕仁天皇有过接触。从民国伪满，到改革开放，从珠光宝气到贫困潦倒，古稀之年，又成为境外骗子们争相冒充的对象，成为一场跨国经济大案的女主角。赵昭明说：“如果没有国家撑腰，我奶奶根本打不赢这场官司”.

1976年5月，跨国财产大案在经历三次庭审未果之后，又进行了第四次庭审，这次庭审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因为在这一天的早上，东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内要迎来同一个姓名的四个主人公，她们都自称是伪满州国立法院院长的夫人赵碧琰；她们都自圆其说自己是巨额财产的归属人；她们还都认为自己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赵碧琰。

今天，山田忠浩格外的兴奋，他觉得一下子同时看到四个赵碧琰坐在他的面前很过瘾，这是他法官历程中最有挑战性的庭审。

四位赵碧琰徐徐到庭，虽然山田忠浩已经单独开庭并接触过她们每一个人，可把这四个人摆在一起，简直让山田法官多少有些惊诧。他们的眉眼真的有些相像，一样的清瘦，一样的优雅，一样的落落大方。

因为都是叫赵碧琰，她们面前的桌牌上便以地名区分，从左向右一字排列，第一位是香港赵碧琰，保养得十分在意，看上去也就五十岁左右。面庞清秀，一副金丝边眼镜，整齐的短发，感觉风度翩翩。

挨着她旁边的那位是第二位台湾赵碧琰，体态匀称，身着合体的中式丝绸上衣，有机的将服装和文化结合在一起，似乎在她的身上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依次排序的第三位是新加坡赵碧琰，她端庄秀雅，淡施胭粉，一个心型挂坠恰到好处地悬在两边的锁骨中间。

而在座次最后一位的，也就是我们排序的第四位桌牌标示着中国的赵碧琰，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任何修饰的赵碧琰，更是真正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花白的头发，嘴角下垂，眼神混浊，在她身上简直找不到“文化”、“气质”、“高雅”、“修养”的字眼，更难与将要“争抢”的巨额财产画上等号。

境外还有媒体报道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赵碧琰盘着高高的发髻，方形的棕色眼镜后面是一双冷漠警惕的眼眸，举手投足中渗透出贵妇的气质

随着一槌重音敲过，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四次庭审开始了。

山田法官说：“各位女士好，你们都说自己是赵碧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世界各地来到我们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那么，赵碧琰只有一个。你们当中谁是谁非呢，请记住，法律是相信证据的，下面我将提出问题，请从左边第一位赵碧琰开始，依次回答。”

第一个问题：“请各位女士回答，您与赵欣伯君相识、相恋、婚育的过程。”

前面三个赵碧琰讲述的版本大致相同，似乎是商量好了似的。最让山田不可理解的是中国赵碧琰，她不卑不亢地说：“山田法官，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记得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已经陈述了，如果今天您再要求我说一遍的话，我认为是在玩弄我的感情，我拒绝回答。”

山田法官无语，只好说：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力。

山田忠浩定了定神，看着各位“赵碧琰”，他说“各位女士，请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请回答你们藏匿财产的地点。”

众“赵碧琰”似乎是异口同声：“东京都世田谷区成城町168番的地下。”中国的赵碧琰是等她们都说完了才回答这个问题。

山田法官点了点头说：“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请各位女士回忆一下，秘库的位置和秘库的形状，然后用剪刀剪出纸样儿。”

好戏开场了。此时的她们迟迟没有拿起剪刀，有的愣愣地看着山田法官，有的盯着剪刀和纸张凝思，还有的索性提出了抗议。

只见中国的赵碧琰掏出老花镜，然后很自信地开始了行动。她拿起纸张，对折了一下，用左手拿起剪刀顺势剪出了一个出头的“E”字。平铺在桌子上的时候，露出了一人镂空的“丰”型。随后，她把剪刀当啷一声扔到了桌角。

看到这里，山田忠浩的目的达到了，他的这一环节就是想验证两个问题，一个是谁用左手操作，另一个就是地库的“丰”字形状。

此时，四个“赵碧琰”当中，终于有一个与众不同了。

山田忠浩又提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也许是想缓和一下庭内紧张的气氛。他说：“各位女士，既然是赵欣伯君的夫人，你们能拿证据吗？比如书信，照片或者互送的礼物。”

停顿片刻，来自台湾的赵碧琰举了手，请求发言。她说：“我是赵碧琰。我父亲叫赵明，母亲叫赵黄氏，祖籍是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我这里有一张我和丈夫赵欣伯当年的合影，还有他给我的亲笔信。”

赵碧琰斜眼看了她了一眼，嘴角露出了轻蔑的一笑。她心想，请您弄清楚了再来好不好，假的也别太离谱了。我姓耿，不姓赵。当然父亲也不是赵明了。

山田忠浩也觉得这个赵碧琰有点儿不打自招，谁问你父母姓什么名谁了，更没说什么祖籍啊。但他还是让旁边的法警把证据拿了过来。他看到照片中一对夫妇，男的是赵欣伯，在照片的右边，左边就是眼前的台湾赵碧琰。他又拿起了那封信，文章开始的称呼：“碧琰”，落款为“愚夫，赵欣伯”。他没有看中间的内容，也许是篇幅太长，庭审中没有那么长时间。

  这时候，没等山田法官说话，又站出了一位，说她也有照片为证。

是那位新加坡赵碧琰。她把心型挂坠从乳沟的上方托了出来，打开挂坠的刹那眼角还挤出几滴泪珠。她说：“这是我跟欣伯的约定，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在一起。”

山田法官说：“您能把它摘下来，让我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新加坡的赵碧琰带着哭腔地说：“对不起，法官，我答应过欣伯一刻也不能离开他，要不，我走过去让您看。”

山田法官笑了笑，他心里在想，我确实也不能趴在你的乳沟上仔细端详。

旁边的几个赵碧琰也为她的举动躁动起来，中国的赵碧琰只是低头听着，没有表情，也没有言语。

山田法官冲着新加坡赵碧琰说：“那好，我们不在这里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休庭后我再看你的证据。”

山田法官的最后一个问题更为蹊跷。他用目光扫了一遍眼前的四位老人说：“各位女士，昭和八年，你们在哪里？”

看得出来，几位赵碧琰的脑子都在急速地转动，寻找着正确的答案。

这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东京、奉天、北平”。山田并不理会谁对谁错，继续问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各位女士，你们的儿子昭和八年在什么地方？”

此言一出，似乎鸦雀无声，只有最后的中国赵碧琰，用眼睛扫描了一下在场的各位赵碧琰，看她们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才开口说了话。

她说：“在高轮学习日语，后转入日本东京市立赤羽小学读书。”

这时的山田忠浩似乎还没有问过瘾，继续他的问题：“各位女士，在昭和八年，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夫人赵碧琰，在东京帝国医院做了妇科手术，请做过此手术的女士把手举起来。”

戏剧真的发生了，四位老人一齐把手举了起来。

山田法官不禁暗暗地一笑，他说：“昭和八年，赵碧琰女士在东京帝国医院做的手术是子宫切除手术，东京家庭裁判所已经联络了该医院配合，休庭后，也请各位女士配合，前去验证。”

山田忠浩讲完后，众赵碧琰哗然，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中国赵碧琰不动声色，她心想：没想到，我身体中丢了的那个零件还做了证据了。

庭审之后，陈会茹提议，为了找到对案子最有力的证人、证言、证物，想和赵碧琰去拜访一下板垣夫人板垣喜久子。说行动就行动，很快，日本律师小川休卫，外交部陈会茹还有赵碧琰，他们一同前往板垣喜久子的住所拜访。两个人见面后，显得分外亲切，言谈不止。板垣喜久子成为了很有力的一个证人。

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五次开庭比起前几次有些隆重，除了山田忠浩法官之外，他旁边还增加了一个法官，前几次开庭赵碧琰没有见过他。

律师小川休卫这次也在庭内，坐在赵碧琰的旁边。座位上还有铃木弥之助去世后管理她财产的代理人山本忠义。

开庭了，还是山田忠浩法官问话：“赵碧琰女士，你能确认你给本法庭递交的身份证明是真实有效的吗？”

赵碧琰一听便想起了陈会茹的话，轻蔑地看了一眼山田法官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国家，还有我的国家公证部门证明的文件怎么可能不是真实有效的呢？”

山田法官看出了赵碧琰的不满。他说：“你不要误会，我身为法官必须遵照日本国法律办事，在法庭上也要遵守法庭程序，你只说“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山田法官问：“请问你在日本所有土地的地契及一切说明财产是你所有的文书为什么不提交本法庭？”

赵碧琰还是三个字：“没有了，但财产确实是我的。”

后来赵昭明介绍奶奶在法庭上没敢说出实情因为当时“文革”还没结束，那些东西在文革中已经被烧了。老太太一直心有余悸。

山田忠浩听到赵碧琰一问三不知,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便斜眼先看了看脸色一直严肃的小川休卫。然后把脸扭过去看了一眼山本忠义,却宣布了暂时休庭，过二十分钟继续开庭.

也许是奶奶的功劳，赵昭明被提前四年释放了。赵昭明回到家的第二天，奶奶也从日本回来了。赵昭明很关心奶奶的事，赵碧琰本不想和家人提开庭的事情，但架不住赵昭明的刨根问底，她还是决定让孙子知道一些相关的情况。

日本的庭审没有结果，四个女人都无法证明自己就是真的赵碧琰，而在世界的另外几个角落，还有人在盯着这笔巨额财产。

在香港的医院里，一伙人中的一人弄瞎了自己的左眼，之后，这伙人从香港飞抵了日本东京，向东京家庭裁判所提起诉讼，证明那个失去左眼的男人才是财产的拥有者，他的名字叫赵宗阳，是赵碧琰的儿子。

还有一个叫李岳的人，以赵碧琰姑爷的身份密谋着这笔巨款，并声称赵碧琰及其儿子和女儿已经去世，只有自己具备了继承遗产的资格。但假的终归要被识破，李岳很快便被公安机关抓获。

时代总在进步，黑夜总在呼唤黎明，赵家人在等待中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很快，赵宗阳就收到“关于错划自己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的平反文件，恢复干部名称，恢复原工资级别等。

而赵昭明呢，从监狱回来的第二年就平反了，还补发了工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七尺讲台。要说现在这一家人应该是幸福的，也“平反”了，也“摘帽”了，但这时，他们依然忘不了赵碧琰一九七六年的日本之行，忘不了仍然沉睡在日本的本属于她的巨额财产。

赵宗阳一直希望能够帮助母亲赢回这笔财产，所以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直到有一天，赵宗阳在日本的好朋友杨嫣然给他写来一封信。赵宗阳看到那封信非常高兴，顿时闪出一个念头：赵宗阳想求助杨嫣然帮助他在日本的报纸登则“寻人启示”，寻找他的同学，进而以自己来证明赵碧琰的身份！赵昭明得知这个想法后也不得不称妙。因为赵碧琰只有一个赵宗阳一个儿子，而赵宗阳又只有一个母亲，用儿子的身份证明母亲，还能是假的吗？”

杨嫣然真不愧是赵宗阳多年的好朋友，没过多久，在日本的《读卖新闻》报上，就出现了一个六厘米见方的寻人启示，寻找赵宗阳在昭和八年至昭和十年间在日本东京市立赤羽小学的同学。

这个时候，由中国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律师协会等几个部分组成了赵碧琰财产调查小组，国家为赵碧琰财产案指派了律师付志人和马德昌两位同志负责。两位律师都是我国律师队伍中的佼佼者，是资深的法律学者。特别是付志人，他曾经担任过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出庭辩护律师，积累了丰富的庭审经验。当他们接受了赵碧琰财产小组的委聘之后，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审阅了陈焜旺从日本法院拷具的全部法律文件，了解了整个案件的情况。

付志人、马德昌两位律师接到任务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布巷子十号见赵碧琰。不久，陈焜旺从日本回到了中国。陈焜旺拿出了足足六十份全权委任状需要赵碧琰签署，这样有了她的亲笔签字，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预不法分子的行动了。

但赵碧琰当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而是在和儿孙协商后，过了一段日子，才让孙子赵昭明代表自己去签字。在经过北京市公正处的公正后，从此赵昭明便成了赵碧琰的执笔人。陈焜旺虽然拿到了赵碧琰的全权委托书，但他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轻松。因为日本东京裁判所并没有承认中国赵碧琰的存在，山本忠义的赵碧琰土地管理者仍然有效。此时，证明赵碧琰的身份已经是迫在眉睫。

就在这两位律师同陷困惑之中时，赵碧琰的独生儿子赵宗阳却不断的带给他们惊喜。他把所有能证明赵碧琰身份的证人名单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并加上了详细的说明，每一个姓氏中间都有一段鲜活的故事，而故事之中都会牵扯到一个共同的名字——赵碧琰。

赵宗阳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见过付志人和马德昌之后，他更坚定地走自己的取证之路，而此时一个喜讯接着一个喜讯地找上门来，令他似有拨开乌云见晴日的感觉。政府先是分配给他们家一套四居室的新房，随后赵宗阳就在这里接待了第一位客人——他在日本的老同学汤川正三。汤川正三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曾经为中国方方正正的汉字所倾倒。这次他有机会随日本民间摄影爱好代表团访问中国。说来也巧，他正想找机会来中国会会他的老同学，身上还带着赵宗阳登报的那个寻人启示。老同学相见别提有多激动了，他们拥抱在一起，久久地没有分开。

酒足饭饱之时，汤川正三从随身的皮包中拿出了一摞精致的信封，数一数足足有十一封。他告诉赵宗阳日本同学看到那则寻人启示之后互相联络奔走相告，当他们知道我要随日本民间摄影爱好代表团访问中国，便纷纷写好回信让我带给你，并让我转告对你的祝福。

赵宗阳看着那些信件，泪水湿润了眼眶。他知道那不是普通的信件，而是他的寄托和希望。汤川正三临行前，赵宗阳全家在他下榻的北京华侨大厦宴请了他。赵宗阳特意邀请了国务院侨办的同志参加。因为他要当着他们的面儿，把十一封给日本的回信让汤川正三带回日本，请他转告同学们，他一定力争在有生之年去日本拜访他们。

两位律师仔细阅读了赵宗阳父子俩交给他们的名单，记录十分详细，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凡是与他家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不落地写在上面。有赵欣伯立法院的秘书、庶务、职员到家庭中的陪读、裁缝、佣人、车夫，甚至连赵欣伯的看坟人都在其中。唯一的亲戚是居住在沈阳沈河区的赵碧琰的弟弟耿维耕。

很快，赵宗阳还给了两位律师一个特大的惊喜，他提出了一个与赵碧琰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三妹妹金韫颖和她的丈夫郭布罗润麒。这个郭布罗润麒是清朝大臣荣源的儿子，宣统的皇后宛容的弟弟。

赵宗阳跟两位律师说的就是这位当初的“三格格”，她跟母亲赵碧琰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是好朋友。在日本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的青春年华。她们都喜欢旗袍，当初还都让一个叫孙永亭的裁缝给她们俩一人制作一个呢！

付志人听了赵宗阳的讲述，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位金韫（运）颖可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据说她还是东城区政协常务委员。末代皇帝的直系亲戚在日本更是享有名望的，她的证人证言的份量可想而知啊！”

在成功的取得金韫颖的证言之后，赵宗阳父子又有机会和律师付志人和马德昌一同去沈阳搜集证据。赵宗阳探望了自己的亲三舅耿维耕，并成功取证。还利用这个时机去了一趟哈尔滨，找到了当年给赵碧琰做旗袍的孙永亭。两位律师成功在辽宁省档案馆搜集到了有关赵欣伯和赵碧琰许多相关的资料。这次东北之行，这四个男人可谓收获颇丰。

从东北回到北京后，赵宗阳在家里找到了他珍藏了许久的他十二岁时一家三口在日本的合影。赵宗阳把这张照片视为生命，每每坐在书桌前他都会对着照片凝神片刻，赵昭明还把所有记录着他所参加的赵碧琰财产案的一切相关内容都写进了一个硬皮本里。打开硬皮本，漂亮的小楷写满了一整页，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沈阳之行的证人、证言及所述情况的详细内容，注解中还有当地职能部门的认证。共有七个人，那么也就有七份证词可以证明赵碧琰的身份。

赵宗阳还把汤川正三回日本后，将他的同学们给他的十一封回信都搜集整理到了一块。还给儿子赵昭明念信里的内容， 其中一封信里写道：宗阳，你可还记得赤羽小学的那块特殊的地方——猫塚吗？

猫塚是赵宗阳在日本小学校里念书的时候，班里同学在废墟中救出的一只小猫，一直在班里豢养，后来死了，我们就在校园里把小猫厚葬了，还为它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猫塚’两字，以此来纪念小猫。

当年的墓碑还在

赵昭明突然高兴地说道：“爸，您怎么没想到呢，这不都是很好的人证、物证吗？”赵宗阳被儿子的一声尖叫吓了一跳，想想儿子说的话，也对啊，我小时候的细节只有我这些同学们能够证明，我是赵宗阳，那么母亲只有一个，也就证明了赵碧琰的身份了。儿子的一席话提醒了赵宗阳，也就在此时他心中随之生出了又一个证明身份的计划。

赵宗阳像宝贝一样 把同学的十一封信读了又读，看了又看，还把每一封来信的信笺中附加了一份说明，说明写这封信的主人是谁；当初家在东京的什么位置；在赤羽小学上学时坐在哪个座位上；他们一起玩耍时有什么趣事；互相赠送过什么礼物；甚至还努力追忆了他们小时候的音容笑貌，乃至举止言行。

虽然赵宗阳在一天天的变老，但有些记忆却永不可磨灭，他还能清楚的画出他在日本上学时的赤羽小学平面图。还能记得和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这都成为了财产案取证的要件之一。

不久，国务院侨办电话通知这赵宗阳父子俩去开会，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俩就直奔了国务院侨办。赵宗阳郑重地提出：“我母亲的财产是在日本，官司又是在日本打，那么会不会在日本的证据越多，打赢的可能性越大。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上学时同学很多，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讲述我在日本生活的那段历史。”

彭主任听后，不住的点着头说：“好想法，新突破。”赵宗阳得到彭主任的赞许更兴奋地说：“您想想，如果能证明我的身份，赵碧琰的身份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母亲只有一个，我又是她的独生儿子……。”彭主任非常认同赵宗阳的想法。

付志人和马德昌已经几天没有回到办公室了。为了赵宗阳的那份证人名单，他们没黑天没白日的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很快，他们也接到了“赵碧琰财产调查小组”领导的命令，要求尽快整理好手头掌握的证据。

律师协会办公室里，付志人和马德昌也开始审核他们辛苦弄到的资料，很快，一封国际挂号信便飞向了日本东京。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赵碧琰东京财产案又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天，赵宗阳和付志人，还有国务院侨办的李森，一同奔赴首都飞机场，飞往日本。

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继一九七六年宣判赵碧琰“不在者”之后，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了。而在这当中，中国政府一天也没有放弃。终于，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终于宣布再次开庭了，决定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而这次出庭的关键人物就是赵宗阳。

庭审当天，陈焜旺陪同赵宗阳和付志人一同等候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律师黑田寿男，还有东京第一律师协会副会长及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小川休卫先生的到来。人到齐了之后，陈焜旺给他们互相介绍。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很快，山田忠浩敲响了法槌，赵碧琰东京财产案再次庭审开始。

山田忠浩看着赵宗阳，声音低沉地问：“赵宗阳，你还有其它的名字吗？”

赵宗阳马上回答：“我三岁时因患急性脑膜炎入北平协和医院就医，因后遗症左眼水晶体混浊，导致左眼失明。”说话间，赵宗阳摘下了茶色眼镜，指着左眼说：“您可以验证，我这只眼睛是没有视力的。由于眼睛失明，我父母不情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总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奇迹会发生，曾给我起名叫赵重光，希望我有朝一日能重见光明.但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大概只有家里的佣役们知道。而我上学、毕业证件、工作履历、户籍证明都用的是赵宗阳这个名字。”

山田忠浩走下审判台，近距离地观察着赵宗阳的左眼，看到了白色的眼球没有神采，上眼皮的肌肉稍稍地萎缩，能够感觉出左右两只眼睛的高低区别。其实山田忠浩早就在卷宗中知道了这个细节，这是一条证明赵宗阳身份的重要线索，但出于职业，他亲自进行了认证。

赵宗阳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出生时日本帝国医院的证明，说：“我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乙丑五月初五晚上十二点出生的，也就是大正十四年。这是我的出生证明请您验证，您也可以到日本东京大塚警察署查证我的出生户籍。”

从法庭的角落走来一位年轻帅气的法官，双手戴着白色手套，拿过赵宗阳递上的证明走到山田忠浩面前呈上。

赵宗阳继续说：“我出生后与父母住在东京都小石川区第六天町五十番地。一周岁时随父母回到中国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市。那时候是因为父亲任张作霖临时政府的法律顾问。两周岁与父母一起回到中国的北平，四周岁时因为眼疾随父母到日本东京治病，住在东京都庆应大学附属医院大楼。后来五岁到七岁时都随父母在中国的奉天和新京，新京就是现在中国的长春市。”

这些内容对于山田忠浩来说其实早就知晓了，但他愿意倾听证人本人的陈述。赵宗阳再往后的表述却惊动了山田的那根特殊的神经。“我是八岁的时候随父母回到日本，住在高轮区南町七番地，我还记得那里的电话是高轮2380。母亲为了让我尽快掌握日本语言，还聘请了日语教师佐井茜，教授我日语两年之久。”

山田忠浩打断了赵宗阳的话说：“停！你还记得那个左井茜的情况吗？”赵宗阳稍稍想了想说：“时间已经久远，但我还记得她的模样，细高的身材，皮肤白皙，一笑还有两个酒窝，嘴角的下方有个痦子。后来关系很熟了的时候，我妈还跟她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把长在嘴角的痦子说成是‘说痦’，就是能说会道的意思。”

听到这儿，在场的人都觉得赵宗阳说得挺有意思，相对而笑。赵宗阳却一本正经地继续说：“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五日，也就是昭和九年。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刮着风，是个阴天，父母亲两个人带我去日本东京市立赤羽小学校报到，学级是小学三年级。在这里我一直读到五年级，那时的班主任名字叫藤井元子。法官大人，我今年五十九岁了，通过寻找，我的赤羽小学同学们很多还都健在，我想他们也一定能证明我的身份。”

山田忠浩听到这里，问赵宗阳还能记起他在日本的同学姓名吗！

赵宗阳听到山田忠浩问到这里，简直是心花怒放，他就盼望着那十一封来信能够派上用场；盼望着他把“猫塚”的故事讲给当庭法官听；盼望着在法庭上展示他精心绘画的赤羽小学平面图纸。他抬高了嗓门说：“当然记得，比如汤川正三、西岛富江、太原美久子、杉山翰雄、井坂裕子、竹岛隆夫、伊东顺子……”

山田看他说得兴致勃勃，便打断了说：“好了，暂时说到这吧，你把你知道的同学姓名写出来，递给本法庭，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取证工作。”……

庭审结束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东京家庭裁判的第一次开庭确实开了一个好头，为下面的庭审做了良好的铺垫。

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安排在了半个月之后，这不免让付志人和赵宗阳觉得时间抻得太长，但是他们却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既来之则安之，山田忠浩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

山田把一本本关于赵碧琰案件的卷宗分成两类，一类是来自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赵碧琰的取证资料，另一类是日本本土的证人证言。而赵宗阳庭审中提到的户籍、赤羽小学，他还是第一次从证人陈述中听到。他决定事不宜迟，立即前去取证。

山田忠浩的第一站是东京大塚警察署，警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认真查找，一份原始的赵宗阳的户籍证明出现了，那上面清楚地记录着赵宗阳出生时的基本情况。出生时间就是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准确无误，而父母一栏中分明赫然写着赵欣伯和赵碧琰的名字。

他马不停蹄，来到了赤羽小学。赵宗阳图纸上的赤羽小学已经面目全非了，唯独体育馆后面的“猫塚”仍然存留在那里。他走访了当年的老师，讲述了“猫塚”的由来，后来学校为了纪念同学们的那份善良和动人的故事，特意重修了“猫塚”，旁边栽种了常青的松柏，修建了一个圆形的底座，把原来同学们用石块戳在地上的墓碑，变成一米多的石碑，上面用漂亮的楷书刻着“猫塚”两个醒目的大字。

而让山田忠浩惊异的还远不止这些，竟然在赵宗阳曾经就读过的赤羽小学档案中发现了他的毕业证书，还有黑白的免冠照片。从照片上单纯、清瘦，天真无邪的少年赵宗阳，与庭审中的暮年男性相对照，二者的眉宇间有近乎相同的元素，在那瘦长的脸颊上添加了岁月的痕迹之后，不就是现在的那个赵宗阳吗？

山田忠浩愈发兴奋起来，为自己选择赵宗阳作为第一证人而欣慰。他让助理拿出庭审中赵宗阳提供的同学名单，请求学校帮忙查找。如果他的同学们能够出庭作证，那将是庭审中不可或缺的重头戏，人证、物证、理证聚齐的时候，案件必将进入尾声。

赵宗阳虽然在休息中，但也没闲着，几天来他一直想去图书馆看看，恰好在他们下榻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家六层楼高的图书馆，建筑古朴，文雅大气。走进静谧的图书馆,他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自己想寻找有关赵欣伯资料的请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很快就帮助他找到了赵欣伯的全部索引，让赵宗阳欣喜若狂。赵宗阳迫不及待地抱着那些资料，把所有牵扯到赵欣伯字样的文字全都复印了出来，他的心情很激动，手在不住的颤抖。

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关于赵碧琰财产案的第二次庭审如约而至了。庭审中，山田忠浩问赵宗阳：“请你说出你的父亲赵欣伯的死因及埋葬的过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对赵宗阳来说，那情景却历历在目。

赵宗阳稳了稳自己的情绪说：“我父亲赵欣伯在一九五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被公安机关传讯，当日因心脏病猝死。是我父亲的司机老六，还有我家的杂工，名叫马青成帮助我一起把尸体拉回家，并给我父亲换了衣服，装棺后埋葬在北京柏彦庄我们家的祖坟里。后来到了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因为北京北大医院占地，仅仅埋葬了两年的父亲尸体被迫起坟，迁移到北郊人民公墓七区四百一十八穴埋葬。”

悲痛之中赵宗阳没有忘记开庭前付志人律师的交待，从桌上摆放的一堆文件中抽出了那份领穴证明，说：“法官大人，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它为证，请您验证。

山田忠浩为自己不得已的问话所触动，在赵宗阳的陈述中他也在分辨着真伪。一纸领穴证明更能说明一切，任何人不能拿这等事情开玩笑的。

山田继续庭审说：“赵宗阳，你还记得你们家在日本的赵宅堂号吗？”赵宗阳根本不假思索，随口说：“记得，是怀恩庐三个字。”

山田忠浩看了看自己掌握的卷宗，一个字都不差。他又问：“你还记得哪一年用的怀恩庐的赵家堂号吗？那时候，你们全家住在什么地方。”

赵宗阳好像已经从痛苦的回忆中走了出来，山田忠浩的话音刚落，他就说：“记得，是我十岁的时候，昭和十年，那时我们家住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成城町一百六十八番地。”

一直在外面的付志人律师微微地一笑，他佩服赵宗阳回答问题的精准度，年代清楚，记忆清晰。

本次庭审后，山田忠浩又和助手找到了最有价值的人证来证明赵宗阳的真实身份。一个周末的早晨，几辆轿车惊扰了赤羽小学的安宁。十一位已是耳顺之年的老人回到了母校，他们是前来为同学赵宗阳作证的证人，山田忠浩的车直接驶入了校园，车上下来四个人，法院副院长，山田忠浩及助手，还有那位年轻的书记员。赤羽小学的几位负责人已经一字排开迎接着这些不同寻常的客人。

临时法庭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学生教室，十一位同学坐在教室的前两排座位上。山田忠浩坐在了教室的讲台位置，边上坐着赵宗阳。而中国的付志人律师、东京华侨总会的陈焜旺先生、赤羽小学的校长等几位先生，破例作为旁听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别开生面的法庭庭审开始了。

山田忠浩望着眼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老人们，首先对他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这个庭审现场表示感谢。他一边指着赵宗阳，一边问这十一位老人：“请问同学们都认识这位来自中国的先生吗？”老人们全都像小孩子似的异口同声地高喊：“认识，他是赵宗阳。”此时的赵宗阳脸上洋溢着亲切与温暖。

山田忠浩随后给助手使了个眼色，助手立即站了起来给老们每人发了一张纸。山田忠浩说：“麻烦各位在纸张上画出你们上学时的校园原貌、教室的朝向以及教室内部的摆设，谢谢你们。”

老人们像是上学时拿到试卷一样认真地思考着。书写时的认真劲不亚于小学时候的考试。几分钟后，在他们郑重填写了名字之后，交到了山田忠浩的手里。山田忠浩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一一平摊在讲台上，把赵宗阳此前的书写与其它同学的一一比对，相同结果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山田忠浩随后又开始了提问，他先叫了大谷旭乃。问道：“请问大谷君，你还有印象赵宗阳曾经送给过你一张画吗？”这条线索是赵宗阳提供给山田忠浩同学名单时写的其中一个。而山田忠浩看到刚才的证词中有大谷旭乃时，油然想起了这个证词。

大谷旭乃毕竟是花甲之年，记忆力有了一定的减退，他先是拍了拍脑门儿，想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我想起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一副炭画，上面画着一头牛。”山田忠浩又问：“大谷君，你没有记错吗？”大谷旭乃认真地说：“没错，就是一头牛，好像还有小河、青草什么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和赵宗阳都是属牛的。那是我九岁生日时，他画在贺卡上送给我的。”

这时候，下面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笑容同样落在了赵宗阳的脸上。

随后的问题更让这些老顽童们忘乎所以。老人们又一次拿到一张白纸。山田忠浩说：“请大家书写出你们上学时经常玩儿的一个游戏，是跟雨伞有关的。”教室里顿时发出了“哈哈”的欢笑声，只见大家迅速地在纸上画出了一笔画的雨伞，在伞把的两边填写着各式各样的名字，最后他们写上了游戏的名字“雨伞下的真情”。

老人们指着赵宗阳七嘴八舌地说：“那时候，雨伞下的名字经常是赵宗阳和美久子。”坐在角落里的美久子听到同学们说起当年的事儿仍然不好意思。有意思的是山田忠浩没有打断老人们兴致勃勃的回忆，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庭审。

赵宗阳感慨万千，同学们的到来让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感受到日本东京裁判所的真诚，让案件一步步走向光明。赵宗阳在日本的几次庭审结束了，当庭没有做出裁决。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1984年的中秋节这一天，赵家收到了从日本东京传来的喜讯，东京家庭裁判所终于对赵碧琰财产案进行了最后判决。判决书中说：取消山本忠义律师为不在者赵碧琰财产管理人的决定，由赵碧琰本人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赵碧琰胜诉的消息立即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所有正义的人们无不为中国政府拍手称快。

历时21年的跨国财产大案能够最终胜诉，赵碧琰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因此她对国家的感激之情一刻也没有减轻，她已经暗下决心，财产回归的那一天就是她把钱捐献给国家的日子。她坎坷的一生中，哪一个劫难都是因为有了国家的宽容，有了党的关怀，才有她赵碧琰的今天。

中秋之夜，花好月圆。赵碧琰全家围坐在一起，享受人间团圆的幸福。就在这时，赵碧琰突然宣布把财产的百分之八十捐献出来，用于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说完后，她稳稳地坐在了座位上。看得出来，她很欣慰。心胸坦荡，别无他求。

她的这一行为还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祖国，回报社会。

赵碧琰于1989年9月去世，享年九十岁。

附录：赵昭明（注：赵昭明为赵欣伯长孙）口述：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一段辛酸家族史

时间：2014-05-07 09:26:19  

回忆爷爷这一生，也算是传奇，于祖国，他自然是有着深重的过错,于我们家，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灾难，但在我心中，他是那个带我在四九城吃油饼儿，给我看翡翠蛤蟆的爷爷。血浓于水的亲情，淡化了国仇家恨，因此这照片，除了历史意义，还有祖孙亲情。对于这张照片的失而复得，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但也少不了好心人的理解与帮助，小小一张老照片，却蕴藏着重重的情。

我的干儿子知道我钟爱老照片，送给我一套北京传是拍卖公司“数风流人物——近现代名人影像”专场的图录，我翻了翻，竟被一张待拍的老照片《溥仪郑孝胥合影》勾起了对前尘往事的回忆。照片上的一个人，是我的爷爷——赵欣伯。这张照片对我们全家来说意义非凡，我马上开始四处打探照片的下落，却得知拍卖会早已结束，而照片也被藏家拍走。我的干儿子联系了送他拍卖图录的北京传是拍卖的曹新昊，几经协商，藏家感动于我这个赵家后人与这张照片的缘分，认为照片还是物归原主意义来得更大些，于是同意原价转给我。一番感谢后，我终于得到了这张饱经历史沧桑的照片。

望着照片上尚年轻英俊的爷爷，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我爷爷本是大连工学院的学生，一穷二白，无依无靠，却传奇般的在京城前门的花楼与花魁王碧琰相爱，二人年少热血，携手私奔，辗转逃至日本。来到日本，聪慧活络、才貌双全的王碧琰马上跻身日本上流社会，支持着爷爷在日本的学业。然而她却在不久后染疾去世，爷爷在悲愤之余发奋研读法学，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日本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期间，爷爷结识了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等日本少壮派军官。后来土肥原贤二操纵伪满洲国的运作和成立，将我爷爷推荐到东北王张作霖的身边当法律顾问。皇姑屯事件中，爷爷幸免于难。在此期间，爷爷通过登报征婚结识了我奶奶赵碧琰（原名耿维馥），并和她结婚。他被土肥原贤二安插到成立伪满洲国的工作当中，被评价伪满洲国的“产妇”。“伪满洲国”成立以后，身为立法院院长的爷爷曾陪着溥仪拜访天皇，后见大势已去，收了溥仪赏的银钱，又到日本，过了一段潦倒的日子。到了1942年，他在日本已家大业大，十分富有。日本终不是归处，爷爷带着全家迁回中国，托日本的朋友打点家产，主要是一些不动产。

1945年爷爷因为汉奸罪被拘留审查，全部财产被罚没。不久以后的1951年，爷爷去世了，为我们一家留下的，是9间房子中的一间后院，和汉奸的骂名。我们从未想过，爷爷在日本的财产根系之庞大以致曝光天下时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在特定历史时期之前，我的爸爸和奶奶，将爷爷留下的一切纸质材料、影像照片付之一炬，没留下分毫，这也就是我珍视这张照片的原因。我爷爷的容貌，在我记忆中渐渐模糊，曾叱咤风云、富甲一方的人物，纵然形象不那么光辉，但也不应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当时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找到我奶奶，告知我爷爷在东京有着巨额的财产，而那些财产的所有人，正是奶奶赵碧琰，想必也是爷爷防着自己的律师伪造遗嘱侵占财产才出此下策，哪知竟真的被他料准，正是因为律师妄图私吞，才使这份财产浮出水面。特定历史时期的到来，让这笔财产的消息渐而杳杳。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因为爷爷，受了很多苦难，可以说我们没有享受他巨额财产的分毫，反而因他的身份生活艰难，我甚至为此锒铛入狱。

1976年，奶奶来监狱看我的时候告诉我，我很快就可以出狱，因为她要去日本打官司了。人经历巨大的苦难以后，于钱财早就看淡，但为了我能够早日出狱，奶奶还是承受路途的颠簸，跋涉去日本打这场钱财官司。

奶奶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可以证明她是爷爷的妻子，而她的模样在岁月砥砺下早已不是贵妇人的样子，比起来自台湾、日本等有心人塑造的“赵太太”，她实在不像是爷爷的妻子。我们从未想象官司竟然会赢，因为在所有参与财产争夺的“赵碧琰”中，奶奶纵然是货真价实的那个，但她从未对这些财产有丝毫的心动，她拒绝背诵与丈夫共同经历的事件年表，拒绝指认下人的姓名，以最本真的态度，睥睨法官：“你永远见不了天皇。哪个有身份见天皇的人，会注意他的装饰品有着怎样的花纹？”这样消极的态度，这样匮乏的事实证据，我们都对这场官司不抱任何希望。

胜诉的消息在1984年的八月十五传来，那时我们正在家里吃团圆饭。在这种证据缺乏、态度消极的情况下胜诉，我想这定是因为祖国的强盛繁荣，令他国不敢欺侮的缘故。奶奶得知消息的时候，便决心将这一笔巨款捐献，希望以这些善款多少弥补爷爷的业障。

回忆爷爷这一生，也算是传奇，于祖国，他自然是有着深重的过错，于我们家，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灾难，但在我心中，他是那个带我在四九城吃油饼儿，给我看翡翠蛤蟆的爷爷。血浓于水的亲情，淡化了国仇家恨，因此这照片，除了历史意义，还有祖孙亲情。对于这张照片的失而复得，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但也少不了好心人的理解与帮助，小小一张老照片，却蕴藏着重重的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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