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要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

额的个神

原始社会亦称“原始公社”、“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人类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社会形成的过程。它存在了二三百万年，是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是原始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使用石器工具。劳动的结合方式主要是简单协作，人们之间的分工主要是按性别、年龄实行的自然分工。人们单身无力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为谋取生活资料必须共同劳动，从而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同时，人们在劳动中只能是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产品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实行平均分配。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经历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氏族是原始社会的人们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为特征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经济单位。氏族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前者表现为，妇女是氏族的主体，氏族成员的世系按母系计算，财产由母系血缘亲属继承; 后者表现为，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氏族领导权落在男子手中。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国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全体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作出决定原始社会是以亲族关系为基础，人口很少，经济生活采取北京人原始人群绩效系统不够完善在公司目前实施绩效管理过程中，对绩效计划、沟通关注度过低，而是过于看重绩效的实施和评价结果。部门经理在根据员工计划完成情况评分时，很少针对员工计划完成情况与员工沟通其工作中的优秀与不足。难以发挥绩效对业务的指导和管控作用，不利于部门和员工的整体提升，更会影响公司目标的最终有效实现。3.3.2 绩效指标不平衡在公司绩效考核实践中，对销售指标、净利润率等财务结果指标关注较多，而对如工程质量管理，品牌管理等非财务指标维度关注度较低。另外，在管理项目的绩效考核中，过于关注于项目实际的开发进度，而对企业要长久持续发展的基石，如部门和岗位的学习和发展等方面明显考虑较少。在2016年公司的绩效目标责任书里显示，只有三项指标占考核比重，分别是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0%，签约额40%，项目开发关键节点完成率 20%。指标严重的不平衡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平衡、不稳定的风险。3.3.3 指标设计与战略缺乏结合丽泽公司是一家区域公司，在承担首创置业总部战略发展使命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身产品线的立足与发展。丽泽公司也在置业总部的战略规划下提出了自己的规划，明确了发展的方向。然而具体到考核指标设计上，却没用应用规划来设定平衡计分卡指标，转化为丽泽公司实际的目标。由表3.1可以看出，总部下达的目标责任书一般只关注股东价值，是通用性标准，未能结合实际情况全面反映丽泽公司自身发展需要。而在部门级和员工级层面上，只是根据部门和岗位职责，进行例行性工作规划，没有联系到战略实施相关工作中，从而导致部门和员工不了解自身工作是否和公司的战略目标相关。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丽泽公司没有按照自己的战略规划，提出适合自己的平衡计分卡，并根据按照平衡计分卡的指标，落实到具体的战略举措；另一方面，缺乏对指标分解动作，即把平衡计分卡分解到公司、部门和员工三个层级，导致各层级的工作缺乏具体指引，企业的战略目标与指标设计是脱节的，没有正确方向的指引，所以难以对战略起到促进作用。3.3.4 考核缺乏科学性每月以及年底的时候，在部门负责人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价时，因为怕员工情绪受到打分影响，以主观感受进行评价较多，以至于对部门内员工的绩效评价不能呈现正态分布。导致优秀的员工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影响工作积极性，未对绩效表现差的员工予以及时的提醒指导，难以有促进作用，影响组织和个人的绩效提升。3.3.5 考核结果形式化绩效考核只有与奖金激励挂钩的情况下才可实施有效。然而丽泽公司的绩效考核成绩与月度绩效奖、年终奖金分配并未有效联系，几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薪资中20%的月绩效奖金形同虚设，在实际评定中，几乎默认为是基础薪资，年终奖金分配一般都是领导根据主观意愿分配，年终绩效考核结果仅仅作为普通参考。因此，奖金不能根据员工努力程度，工作完成程度来分配。绩效考核逐渐流于形式，考核结果缺乏对应的应用，所以越来越得不到员工重视。3.3.6 缺乏对管理者和员工的培训缺乏对公司全员的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所以对绩效考核的意义、方法、形式，以及对考核过程中沟通的要求，难以使双方对统一认识，这样容易导致无法正确处理绩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绩效考核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绩效管理容易流于形式，越来越得不到重视。3.4 平衡计分卡在丽泽公司的适用性分析3.4.1 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需求根据对房地产行业以及丽泽公司现状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丽泽公司已从快速成长期逐步发展至规范化运营或者成熟期，需要更多的考虑绩效如何适应公司长久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性目标就是完成经营财务指标，产品的高品质与学习成长，建立综合体业务管理体系，提升组织管理能力，但丽泽公司目前无法将绩效测评体系与企业战略目标紧密相连，不能将企业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以及无法适应公司发展的要求。根据前文对平衡计分卡的分析和了解，此方法恰好适用于现阶段的丽泽公司，对于支持公司项目的高效运营意义重大。3.4.2 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高素质员工图 3.1 为丽泽公司组织架构，正如前文所述，丽泽公司员工普遍学历较高，基本都为本科以上学历，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分解，整体学历较高的高素质员工，有助于对平衡计分卡的学习和使用，是对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体系高效实施的有力保证。3.4.3 对非财务指标的需求就目前丽泽公司现有绩效评价方法来说，对评价指标的设计指导不够具体是一项严重的问题。因为财务指标在管控时往往比非财务指标更加便捷，所以容易被更多选择。然而仅仅是财务指标还不够，还需要部门、岗位的学习和发展等非财务指标，这些非财务指标是企业长期可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这些指标需要通过平衡计分卡来建立。才能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快速转变。第四章丽泽公司绩效管理优化方案4.1 设计思路概述要形成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管理方案，首先要从对公司战略进行分析，绘制战略地图，并用平衡计分卡具体表现出来。对公司的绩效目标一般划分公司级目标、部门级目标和员工级目标22。根据公司战略，分解形成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和学习成长四个维度指标，分析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通过价值树和鱼骨图方法这些工具的使用，获得公司级的关键绩效目标；再结合部门实际工作，深入分析公司级关键绩效指标。确定主要业务影响因素之后，部门绩效目标可以通过具体的职能得到，最后再具体落实到人。分解具体思路如图4.1所示。点击浏览下一页图4.1 目标分解然后对整体绩效优化方案进行设计，包括：完善的绩效管理流程，使得丽泽公司绩效管理变成全流程管理，而不只是战略目标和绩效考核，并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实施、明确过程监督引导机制；另外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促使绩效管理持续改善，逐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23]。4.2 首创置业丽泽公司战略解读在首创置业最新版的组织管理手册中，对丽泽公司的定位为“丽泽公司作为首创置业综合体运作平台”。城市综合体项目开发不同于传统的住宅开发建设，其本质是各种资源载体的综合运作。从发展规模上来看，丽泽公司未来5年规划开发管理资产规模由200亿元到500亿元，土地开发上每年保持新增1-2块土地，通过对经历项目的总结沉淀，建立综合体标准管理体系，夯实运营基础，实现有质量增长，逐步发展为首创置业综合体事业部。为实现这个5年规划，公司制定了职能战略如下：营销战略：做好产品定位策划，综合体品牌宣传；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推广，充分利用项目的重要时间节点，进行集中宣传；创新营销方法，拓展多模式的渠道。商业方面，根据不同的商业档次、特质定位，采取不同的租售方案和价格策略，抓准入市时机，根据市场调研和目标客户的需求划分租售面积和位置，实现商业面积高效利用。成本战略：进一步优化和固化目标成本，实现动态成本管控，加大战略集采力度，实施精益运营，持续降低成本。设计限额控制，建立产品设计标准，降低设计与建造成本。合理控制营销费用，深度挖掘内部资源，巧用置业总部、兄弟公司、战略伙伴等资源，不盲目高价推广，实现客户资源最大化利用。设计战略：产品的检验看客户，获取可有效指导设计和营销的客户洞见，修炼内功、匠心打造，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实现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换，通过市场调研，目标客群深度访谈等方式了解客户真实需求，不求做自己心中最好的，而是客户心中最满意最想要的产品，“得客户者得天下”。着力于用标准化的流程打造出能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产品精益求精，效率节节攀高。缩短设计开发周期，扩大项目规模。客户战略：客户满意度影响到与企业利润实现密切相关，客户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客户满意度。对于客户有投诉意见，及时高效处理解决。财务战略：加强风险管控，严密监测房地产市场变化，以稳健的财务结构支撑公司业务发展。同时希望能够借助综合体不同业态的综合运作拓展多元化盈利渠道，实现战略转型；通过多元灵活的资产处置手段，在项目各阶段实现高利润回报；经由项目的创新运作，积累资本市场、合作伙伴等多维度号召力。土地投资战略：土地投资拓展是企业保持长续经营的根本保证；加大力度获取适合公司开发的土地，2017年要获取至少一块土地；此后每年至少持续获取两块，目标是要在 2020年在规模上实现真正的综合体事业部目标。工程建设战略：工程建设上应以质量安全为核心，严格把控关键节点，制定并落实主项计划与专项计划，形成综合体项目工期标准，在控制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工期，扩张建设规模，争取现今至2020年每年度都有新地块开工。人力资源战略：基于共享价值的文化，未来公司要在人才激励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激发团队活力；研究和改进员工组织内部职业生涯体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建立透明、公开、公正的工作评价机制。从2016年60人逐步扩充到2020年200人的规模。通过公司项目的实践，培养一批综合体项目建设的业务拿手，成为首创置业综合体的人才孵化器，作为优秀人才输出到首创置业各个项目。丽泽公司BSC采用的是四个维度体现公司战略的传统模式，四维度内容具体如下：财务维度：此维度包含股东内部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股东自由现金年度总额、经营性净现金流，签约回款等。此维度由丽泽公司营销策划部和财务管理部主责。运营维度：以项目工程、设计、成本三大部门的管理目标战略为基础，确认三个战略中重要把控点，即项目计划节点情况、标准化成果应用率、成本差异率。此维度由设计管理部、项目部和成本管理部主责。客户维度：根据客户战略，确定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投诉完结率为指标。营销策划部（与客户服务部统称为营销策划部）承担投诉完结率这一重要指标，反映投诉处理效率。因客户满意度关系首创丽泽公司品牌与社会认可，让客户满意不仅仅是营销策划部的责任，更是公司各部门所有人的责任，同时首创置业总部每年会邀请第三方公司对各公司的的客户满意度进行调研，每个部门都要不同程度背负责任。学习和成长维度：丽泽公司为实现学习维度的成长，从外部邀请讲师培训和内部知识分享两个方面提供公司人员素质和能力水平。这部分工作由人力行政部主责。关于成长维度，丽泽公司以“土地储备完成率”为这一维度的重要指标，对于政府待拍地块，积极进行前期可行性研究，市场调研、营销定位、成本收益测算、财务指标测算等工作。4.3 绘制丽泽公司战略地图（1）全面提高财务目标置业总部下发的BSC中明确规定了丽泽公司的考核目标重点是签约收入和会计净利润，共同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签约收入主要是以销售产品来实现，对产品去化效率的要求。利润来源于产品的销售回款及资金周转等因素。另外客户的对我们的满意度提高后，以后更容易主动购买产品，就可以提升销售效率。（2）以客户价值为核心产品质量的好坏需要客户来评价，以客户价值为核心，首先要充分掌握客户的需求是什么，根据市场环境和科技进步不断创新吸引客户产品，使产品的效能能够满足各类客户生活需要。第二，要注重品牌推广，扩大项目知名度，建立与客户的长期联系，提高项目品牌认可度。第三，在物业管理方面，务必及时高质量的处理客户需求，在交付使用前仔细检查维修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降低客户投诉率，可以在产品交付前组织开展项目业主开放日相关活动，提前暴露并解决问题，降低交付风险。（3）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房地产的开发价值链包括如图4.2所示九大模块，整个开发价值链由于涉及环节广泛，容易受外部环境政策牵制影响，且开发周期长，对企业资金投入和内部的管理要求都比较高。点击浏览下一页图4.2 房地产开发价值链上图显示，从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的时间轴来看，下面开始到后期利润贡献和风险逐步降低，经营风险在开发前期最大，对项目的利润贡献越高，在价值链中段，是整个项目周期设计工程质量和成本的重点管控阶段，其中包括项目整体的定位策划，设计和工程管理以及采购管理，以动态成本管理和项目质量管理为重点。在价值链后段，经营风险减小，但是却严重关乎着品牌价值和客户满意度，不容忽视，尤其客户服务方面，要重视客户满意度的管理和提升。因此，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在内部运营管理维度方面上应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改进:1)了解客户对产品的诉求，提高产品设计的标准化和创新性，提高前置设计的效率，加快设计进度，缩短开发周期。2) 成本直接相关于利润，提高成本管理水平，便于股东利润实现最大化，丽泽公司旨在提高目标成本核算水平，严格把控项目各环节的招投标管理等。3)提高工期进度和工程质量的管控，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严格把关、加强监督，尽量减少设计变更和安全隐患等问题，以保证各工期节点的按时完成以及工程安全质量的保证。（4）内部学习能力和组织管理效率提升人才素质对对企业组织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只有公司人员整体素质较高，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新知识的掌握能力，才能跟上时代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创造出持续提升的管理业绩，促进企业良性发展。丽泽公司的学习成长指标主要为外部培训和内部知识分享以及企业文化活动。一个优秀组织的发展源于优秀团队的培养，优秀人才的储备和善用。由于地产行业开发节点差异化较大，不同阶段对于人才的提升和业绩的奖励差异较大，所以人员流动性较大，培养员工能力、强化员工归属感，增强人才储备是大势所趋。储备人才将成为职能部门核心骨干，承担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重任。点击浏览下一页图4.3 首创置业丽泽公司战略地图4.3.1 公司关键绩效指标关键成功因素对保证公司竞争力，提升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公司战略要顺利实施，首要就是经营管理中完成这几项指标。所以，这些指标的选取，首先考虑的应是与公司战略相关，集中公司的资源去实现公司战略；其次，要定量化，对于指标要有可衡量性，评价结果清晰；同时，还具有可获得性，指标容易获取，与公司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匹配。可以使用价值树和鱼骨图工具分析和识别企业关键成功因素。通过前面对战略地图的分析，得到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和学习发展维度的战略主题，如表 4.1 所示：

2018年1月13日

打开google浏览器

你会惊奇地发现，它突然变了个样：

“Google”不见了，而是用插画的形式展示了Google的中文名“谷歌”，并利用动画效果让“谷歌”汉字变成拼音“GǔGē”。

这个特别的“谷歌涂鸦”是为了纪念“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诞辰112周年。

在它的页面上，不仅出现了中国人，同时出现的，还有我们独有的汉语拼音！

而这位荣登google首页的，正是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如果不是他，恐怕今天的我们还不能用拼音，在电脑，手机上畅快地聊着天。拼音音译要推迟很久才出现，世界还会将“Beijing”称为“Peking”，将“Chongqing”称为“Chungking”。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为我们推开了，和世界连接的大门

历数他的一生

通晓英、法、日三门外语

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

跨越了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

他交游天下

兼通中西

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

和溥仪做“饭友”，动不动约饭

还和胡适、徐志摩、老舍

周恩来、陈毅成了亲密的朋友

他的人生堪称厚重

他的经历可谓传奇

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

民国和共和国，

因而被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经济学家，

后又半路出家，研究语言文字，

88岁之后，又试以撰文启蒙思想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前一天，周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2012年，他曾说“别人都做五年计划，我只做‘一年计划’，不过我相信，活到108岁我是没问题的。”

“上帝糊涂，把我忘了！”这是周有光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

被戏称为“四朝元老”的周有光，创造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这个奇迹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更是未被时光夺走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

他100多岁的高龄，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

在周有光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他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陪他回味这一世纪的风雨。

“一个人的大脑里有两套系统，一个是逻辑系统，就是思维能力；一个是记忆系统，记忆能力。这两个系统不一样的。我呢，记忆系统不行了，好多原来知道的东西现在都忘了。可是思维系统还没有坏。为什么没有坏？据心理学家讲，因为我一到年纪老，我都在看书写文章，要动脑子，动脑子呢，脑子就不容易坏，因为中国旧的讲法是，年纪老了，不要动脑子了，要保养了。其实刚刚相反。现在新的讲法是，年纪老了要动脑子。动脑子可以保持健康，特别是老年人可以长寿。”老人悠然地谈起自己的心得。前些日子老人又写了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新观点：“要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也许只因为有这样一颗永远不放弃思考的大脑，他的心灵深处才永远拥有一个独立与自由的天地。

周有光谈教育

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

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

没有太重负担，方能培养兴趣

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教育负担太重，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学校管理既要严格，又要留有空闲

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

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寻求必然兴趣与偶然机会的结合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语文改革也是如此。

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

先把白话学好，再学文言

我不认为读了文言文就能写好文章。《光明日报》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有人提倡文言这件事？我说21世纪提倡文言是时代的错误，要先把白话学好，再学文言。白话文言二者语法是不一样的。你一会儿文言，一会儿白话，文言学不好，白话也学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乱了。你可以学古代的语言，但要选修。古汉语不是基础教育的内容，是大学生学习的一种专业，非专业的人不用学很多的古汉语，接触一点就可以了，但白话文一定要学好。从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现代，再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现代。你白话学好了，古代的东西就可以自动学了。

举个例子，我受邀请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小学生就用铅笔，不用毛笔、钢笔，因为写字方便。书法是一种艺术，是少数人的事，不喜欢就不用学。写字是每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本领。日本教育注重实用书法，中学生也不用毛笔写，只有搞艺术、搞书法的人才用毛笔。

他国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

在教育上，我们要很好地学日本，日文跟中文相近，日本语文教育和我们相近，我们可以借鉴。

我还想谈谈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领袖人才的产生，还得靠兴趣

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双文化”时代，要学会容纳两种文化

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是文化的主要方面。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3/4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

有光的传奇一生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入读圣约翰大学原名为圣约翰书院的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很多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影响的著名人物，即毕业于圣约翰，比如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圣约翰学费不菲，一学期就要200多银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难以负担的。幸运的是，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听说此事，深知考上这所大学不容易，爱才心切的她竟然说服自己的母亲当了家里的一个皮箱，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

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以推广基督教为目的，但在学校里面是非常自由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没有人强制他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来自英国或美国，学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语，连门房都讲英语。

当时的圣约翰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他们主要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之类的科目。钱锺书的父亲、著名的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

流水般的爱情

如果说周有光是一个传奇，传奇的另一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书，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更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奇。张家曾是安徽一望族，其发家史来源于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曾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张家第三代，也就是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出生于清末。受新思想影响，他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开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

“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当时有人还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投资教育的张武龄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许多思想激进的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袭、张闻天、匡亚明等人。不过现在看来，张家的这种长线投资是非常值得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1938年，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

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又恰好与张允和同学，张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周有光相识。周有光大学毕业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两人离开苏州去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作为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两人在上海逐渐接触频繁。

张家二姑娘允和热情奔放、性格外露，当年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不仅在学校里是位风云人物，在社会上也小有名气。她的大头像曾被放在照相馆橱窗里做广告，而且还当过杂志的“封面女郎”。

两人谈恋爱时的一件趣事，后来经常被周有光提起。一个周末，他和张允和一同到杭州灵隐寺游玩。虽然是自由恋爱，但两人也不敢手拉着手走，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一个和尚也一直跟在他们身后。两个恋人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他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突然开口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原来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周有光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元和、允和于上海

该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又踌躇起来，与显赫的张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户人家，他给张允和写了封信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热烈而坚定地告诉她所爱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周有光说，有趣的是，三个月后，张兆和也披上了婚纱。而她和沈从文的爱情则是另一段广为传颂佳话。当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他开始执著地写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拿了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岂料开明的胡适不但不以为怪，还帮着沈从文“游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还笑着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斩钉截铁地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没想到，张兆和最终还是被执著的沈从文攻下了“心防”。这里面也有张允和的一份功劳。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工作的沈从文冒冒失失地跑到苏州张家，不巧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去了，“接见”他的是张允和。有些紧张的沈从文留下旅馆地址就匆匆离开。张兆和回家后，不好意思去旅馆找。经不住允和一番撺掇，她最终还是羞羞答答地去了旅馆，又用允和事先教好的“台词”，把沈从文请到家里，两人关系自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张家是大户人家，四姐妹自然都是名副其实的名门闺秀，但是几个女婿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的权势人家。四姐妹的大姐张元和喜欢昆曲，后来喜欢上了当时著名的昆曲名角顾传玠。所以大姐结婚的时候报纸上登出来‘下嫁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在当时也不过都是家世清贫、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不过好在张家父亲相对开通，不干涉女儿婚姻。而他们后来都成就了令人羡慕的一个个爱情传奇。

1946年，张家三个女婿：顾传、沈从文和周有光合照

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1933年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这样一个有如涓涓细流绵长而深远的婚姻，令人羡慕。

2002年，张允和离世。这给了一向从容的周有光不小的打击。毛晓园说，舅妈有心脏病，事情来得很突然，“他从来没想过，会失去相伴那么久的夫人。不过，当时舅舅还是蛮镇定的，只是慢慢地，觉得家里空落落的，要很长时间来调整自己。总的来说，还算是豁达镇定”。

“后来，舅舅说他想通了：人生就是一波浪花嘛，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把舅妈没出的书出版了。像《昆曲日记》什么的，就是后来出的。”毛晓园表示，“他们的婚姻，真算得上是相敬如宾”。

人生的选择

东渡还是西游

南往还是北归

圣约翰大学有个传统：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到美国留学。周有光的家庭条件自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不过巧的是，两人结婚后不久，张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亲戚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父在汇丰银行还有一笔两万元的钱。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张武龄给了女儿张允和2000元作嫁妆。

“这2000银元，虽然在当时也是个大数目，可是到美国去读书又不够，到日本去是可以的，这样子我就和我的夫人就决定到日本去读书。”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比较糊涂，因为我读的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跟美国接轨比较方便，跟日本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日本只读了一年，因为张允和怀孕，提前回了上海。”

偶然机会，周有光被同学推荐到银行。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有一天，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到家里吃饭，两人从金融业务谈到国家大事，颇为投缘。所以当章乃器在1935年组织救国会的时候，周有光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周有光始终与政治有一段距离，救国会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隐隐有了自己的选择。张允和本人也与章乃器、胡子婴夫妇私交甚好，也许受此影响，原本坚决反对周有光涉足政治的她，不仅自己参与进来，而且后来也为营救“七君子”而四处奔忙。

1947年于纽约住处

“七君子事件”很快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得以解决，而整个中国却陷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之中。周有光工作在身，暂时脱不开身，瘦瘦小小的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一路辗转，逃到重庆。

八年抗战，给周有光与张允和夫妇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一道伤痕。1941年，6岁的女儿小禾突发高烧，一个普通的阑尾炎终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告不治。张允和在回忆里也只简短地写了：“我的眼泪可能流干了，这次惨痛的事件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再向人提起过这件事……”周有光也极少提及此事。很少写诗的他在小禾去世后，写了一首《祭坟》，最后的一段至今读起来还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抗战结束后百废待兴。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银行业急于在战后恢复原貌，派一些人到美国学习。周有光把儿子安顿在苏州老家，与张允和一道漂洋过海，到了纽约。

工作之余，周有光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见他每天都去，而且极为认真，还专门留给他一个小房间，任何时间都可以过去看书。

1948年底，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告一段落。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周有光和张允和回国之前，乘坐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从美洲到欧洲、再到非洲，做了一次环球旅行。1949年初夏，周有光与张允和回到了阔别了几年的上海。

不久，周有光所在的新华银行又派他到香港发展业务。

1953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苏州

为什么有机会留在美国或香港却选择红色中国？这种持续不断的追问，他试着来解释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重庆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任。政协每个月召开座谈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和周恩来非常熟悉。那时候周总理每次开会都讲：我们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的。当时还选出一批社会知名人士访问延安，毛泽东和他们会面时也说：中国的出路就是搞民主。我们那时候都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自然愿意接近共产党。而且经过抗战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特别爱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很快就回来了。”

回国之后的周有光，到了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教授经济学。不久，曾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经济学家许涤新找到周有光，让他到华东银行兼职。“三反”、“五反”运动很快接踵而至，身边不断有老朋友或旧同事自杀，周有光感觉不妙，后来退出银行，一心在高校教书。

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

1955年某月的一天，还在学校里教书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奉命北上。会议结束后，胡愈之找到还急着要赶回上海给学生上课的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这里需要人才，请你到北京来做这个工作。周有光连连摆手：“文字学和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这不是我的真正的专业，我是外行，不行的！”胡愈之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服从领导的安排，调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自此，他开始正式进入语言文字学领域，人生也走上了另一个轨迹。

周有光与张允和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学，周有光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

经过一番辛苦工作，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而从两年前开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

“我们花了3年时间搞成了一套拼音字母，人家开玩笑说：26个字母搞了3年，你们太笨了！”老人说着又开心地笑起来。转而他又严肃地说：“今天想起来，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假如当时马马虎虎地搞一搞，有什么漏洞，现在再弥补就很麻烦了。”此后他们又用了3年，把这套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一向谦逊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别人称他为“现代汉语拼音之父”。“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孙女儿上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这就是我的写照。”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地打趣自己

百年沧桑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按当时的历法，尚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后又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因而被朋友戏称为“四朝元老”。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在年龄一栏里填了“97”，挂号的人大概以为他糊涂了，想都没想，给改成了“79”。

老人最不喜欢别人问他诸如怎么能长寿的养生之类话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给医生而不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周有光身体并不好，生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结果张允和以93岁高龄去世。

周有光的家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座很不起眼的楼房里。房屋的简陋和他在外界享有的“名气”似乎颇有落差，但老人丝毫不介意这一点。走过那样一个充满动荡与不安的世纪的人生路，得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提起那些往事，老人总是感慨连连。

“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八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根本无从体会。

而他经历的另外一些故事，又像是烙着鲜明时代印迹的一出戏，品起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上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一天，周有光到剧院看戏，随身带着一个小望远镜，是儿子小平从苏联带回来的。看戏的时候身旁的观众偶尔向他借这个望远镜，周有光不假思索地递过去。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有光发现大家都往他身边的那个座位上看，他还很是纳闷地问：“你们在看什么人？”回答竟然是看溥仪。“溥仪就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我后来开玩笑说，早知道‘皇帝’坐我旁边，我就把望远镜‘贡’给他了！”周有光又大笑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粮票非常紧张，周家也不例外。“人家说你是政协委员，你和夫人到政协去吃饭不要粮票，家里粮票不就够用了吗？我同我的夫人就经常到政协去吃饭，我们吃饭的旁边坐了一位老先生同夫人在吃饭，这位老先生就是溥仪。‘皇帝’缺少粮票，现在听起来像笑话一样，那个时候是真的事情。”老人感慨地说，“从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溥仪后来的确是改造得挺好的。他跟我也很谈得来的。”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先生一起看守高粱。

纵观周有光的一生，不难发现自年轻起他就秉持了这样一个开朗豁达而又淡定超然的性格。

周有光认为重要的是后期的自我教育与修炼。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的这句话，也是周有光老人的座右铭。

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

采访实录

2010

问：您如何看待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讲得不好，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他们有自动的要求，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失去“母亲文化”很久了，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于丹碰上这个时期，一下子成了红人。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问：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朝鲜发动的。后来第1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出第2版时我们的尺度放松了，同意是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所以我们是在进步的。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学就是美国人办的，后来也在美国生活。你假如骂我迷信美国我也承认，问题是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不行。它许多重要的东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

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夜里发现车两边都像白天一样火光通明。那时候因为这个把长江两岸的树都搞光了。从前能保护森林有两个道理，第一树有神，不能随便砍；第二树是地主的，砍了要给钱。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很快长江两岸的树都砍光了，长江黄河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长出来，一百年也不行。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作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死不能说今天死明天还要死，死是一秒钟的事情。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菁

求真求知求善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