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之前的故事：姓什么很重要吗？
《史记》说，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姓公孙，有二十五个儿子。但这些儿子全部没有都跟着爸爸姓公孙，而是其中十四个姓了十二个不同的姓，另外十一个，则根本没有姓。
以今人的眼光看，这条记录显得怪怪的：
第一，儿子不跟爸爸姓；
第二，儿子们还各姓各的；
第三，拥有自己的姓，是一种荣耀，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到的。
另外，司马迁说黄帝姓公孙，其实不是主流说法，更多人认为他老人家应该是姬姓。公孙是氏，此外，黄帝还称为轩辕氏，又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总之，他有好多氏。
其实，谈到姓氏问题，后世学者往往并不认为司马迁有多大权威，恰恰相反，太史公被认为简直是混淆了姓氏区别的反面典型。
当然，这种混淆是他那个时代的风气，司马迁的写法，恰恰代表着新时代的来临。
姓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古人解说过于简单，现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又引入了“母权社会”、“图腾说”之类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强行阐发，结果水越搅越浑。
可以确认的大概是这么几点：
第一，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甲骨文中的“姓”字，今天简体字的写法与之一脉相承，是一个表示“女人所生”的会意字。而《庄子》《吕氏春秋》《商君书》等战国文献都还保存着这样的历史记忆，上古时期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姓的本义，就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群的共同标志。
司马迁那个黄帝有十四个儿子姓了十二个姓的说法，来自《国语》，其实代表着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种倾向：天下一家，所以众多不同姓的部族，都是黄帝的后代。
第二，姓的数量非常少。
古代学者基于文献的研究，结论是春秋时代的姓，不过21个。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里，也只发现了很少的几个新姓。李学勤先生说：“如果认为甲骨、金文中有好多未见的姓，是不可能的。”
第三，社会交往中，很少有人会提及男子的“姓”。
顾炎武精读《左传》之后，发出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设问：“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一个男子要在贵族社会里立足，常用的是他的氏。
某个姓的部族，随着时代发展族群繁衍，人数越来越多，就分化成若干个分支。
氏就是分支的名号（氏和支本来是同音字），理所当然的，只有成功的分支，才有条件拥有自己的氏。所以有氏的是贵族，而平民没有氏。
如《史记》告诉我们，治水的大禹姓姒，但是他的后代，至少分化出夏后氏、有息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祀氏、增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又如商朝的王姓子（或写作“好”），周灭商之后，瓜分商朝人口，分给鲁国“殷民六族”，给卫国“殷民七族”，这就是由子姓分化出的十三个氏。
氏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概念，因为只要发展得好，一个旧的氏还会分化出若干个新的氏，甚至于，既然成功了就可以获得自己的氏，如果成功了好几次，那同一个家族甚至同一个人，就可以拥有好几个氏。
比如后世民间人气很高的姜子牙，他是姜姓，但男子不称姓，所以先秦典籍里不会有姜尚、姜子牙之类的提法，只是我们今天习惯这么叫罢了。他的氏是吕，所以可以称他为吕尚或吕牙。周朝建立后，姜子牙被封到齐国，国君以国为氏，因此他的嫡传后代就成了齐氏，没资格继承君位的其他后代，被封为齐国贵族，也拥有了自己的氏，如《左传》里频频露脸的高氏（齐文公之后）、国氏（不详）、崔氏（齐丁公之后）、庆氏（齐桓公之后），其实也都是他的后代分支。
成功人士应该叫什么氏，或者书面点讲“命氏”的规则应该是怎样的？情况非常复杂：
有以国为氏的：齐鲁郑卫宋秦楚……这些先秦的国名，统统成了氏。
有以封地为氏的：比如著名的屈原，他是楚之同姓，也就是芈姓，因为祖上封地在屈，所以以屈为氏。
有以官职为氏的：如上官、司徒、司马、司空、太史、史……都一看就是官名。还有隐晦一些的，如李氏：古代法官叫大理，法官的后代就是理氏，而理与李相通，就又成了李氏。
有以居住地为氏的：如西门、东郭、南郭、北宫、柳下之类。
有以字为氏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孔子，孔子之所以是孔氏，就是因为祖上是宋国贵族，名嘉字孔父；又如郑穆公有七个成功的儿子，子驷、子罕、子国、子良、子印、子游、子丰，他们的后代就分别叫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成了把持郑国大权的七大家族，统称七穆，著名的“不毁乡校”的子产，就出自其中的国氏。
此外还有好多种类型，不能一一罗列。由此可见，即使并没有成功很多次，根据不同的命氏规则，一个人也可以拥有好几个氏。
虽然有五花八门的氏，但姓是始终不变的。男人们用氏来标榜自己的贵族身份，姓平常用不到，但自己姓什么，男人们倒还是记得的。
女子称姓。女人的姓是很容易知道的，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男人就可以判断，我是否可以向她求婚。
同姓不同氏，理论上讲还是不能结婚的。如齐国贵族崔杼，看中了自己的家臣东郭偃的姐姐，想要娶她。崔氏是齐丁公的后代，东郭氏是齐桓公的后代，都是姜姓。所以崔杼的欲望，就被视为非礼甚至乱伦。
但同氏不同姓，倒没有关系。如卫国有个被孔子称赞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孔文子，假设说，孔子要和孔文子结亲家，就不存在障碍，因为孔子是子姓孔氏，孔文子是姞姓孔氏，彼此并不同姓。
这就是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
但这一套贵族社会的规矩，春秋后期就明显松动，战国时代更是乱了套，姓氏合流的趋势非常明显。女子称氏、男子称姓的情况都出现了。
如楚怀王宠爱的女人叫郑袖，若按照春秋的老规矩，恐怕该叫郑姬（来自郑国的姬姓女子）或怀姬（嫁给楚怀王的姬姓女子）；如秦国宣太后的同母弟，《战国策》和《史记》都称他为芈戎，要是《左传》说到这人，只会称他为公子戎（楚国的公子[其实是王子，但《左传》不会承认的]叫戎的，芈这个姓则不必提）。但也不能说《战国策》《史记》就错了，显然当时人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总之，旧规则解体新规则尚未确立的年代，各种乱糟糟都是可能的。司马迁介绍秦始皇说：“名为政，姓赵氏。”——“姓某氏”这个说法，本身就透着姓氏不分。秦国国君祖上很想攀附阔得更早的赵氏，确实曾自居赵家人，因此称赵政是可以的；但国君以国为氏，叫秦政当然也对；秦始皇的妈妈是赵姬，秦汉时称呼孩子时喜欢把妈妈捎上（如卫子夫为汉武帝所生的太子，叫卫太子），照这个风气，还是可以叫赵政；而既然战国时有芈戎、子渴、姜敬之类的姓名组合，称秦始皇为嬴政，也并不见得像现在有的人说的那样就是错的。
合流后的姓氏统称为姓，这才是《百家姓》所谓的“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姓。
怎样给这么多姓排次序，有些时代无所谓，有些时代却是大学问。
西汉的时候，似乎就比较无所谓。前面介绍过，西汉末的人史游作《急就篇》，罗列了一百多个姓名，这一百多个姓的排序，就不大看得出道理来。开头八个姓名：
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聊。爰展世，高辟兵。
史游倒是挺给自己面子，把自己的姓排在第四。对照西汉的历史看，这八个姓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
汉朝皇帝姓刘，但刘姓被放在中间靠后的位置：
雍宏敞，刘若芳。毛遗羽，马牛羊。
我们倒是知道，汉高祖刘邦特别讨厌一个叫雍齿的人，偏让雍姓排在刘姓前一位，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给皇上添堵。紧随其后的两个名字，则充满了生活气息，十分喜感。
总之，作为一个宦官，看不出史游对皇家的姓氏有什么特别的敬意。
这种情况，可能和西汉开国的“布衣将相之局”有关。刘邦是不过泗上亭长，他手下那些得力的文臣武将，出身高贵的也不多。等到汉武盛世，人民幸福与否固然大可讨论，但确实不拘一格降人才，形形色色的人都可能有机会。一个人要想成功，靠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你的血统高贵与否，权重相对小很多。这种情况下，姓也就是一个并非特别重要的符号，相应的，姓氏排名，也不妨随意一点。
但东汉之后，整个社会就往阶层固化的方向，一路狂奔。
魏晋时期确定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来判定人品高下，进而决定你可以做什么官。有关部门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查谱牒，看看你出身于什么样的人家。这种情况下，你的姓可以列入第几等，同一个等级内排序如何，都是荣辱所系，一点马虎不得。
《世说新语·方正》里有这么两个故事：
东晋的时候，王胡之在会稽东山的时候，生活很贫困。乌程县令陶范听说了，就送了一船米给他。王胡之拒绝说：
“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这句话里，王胡之提到自己称字（照说是不合礼的，但魏晋时很常见），提到的谢尚，也称字，但对陶范却喊小名，显得很轻蔑。
王胡之出身琅琊王氏，是顶级高门；虽然陶范的父亲陶侃手握兵权位极人臣，陶范本人也已经是一县之长可以尊称为“百里侯”的，但陶姓总之是不值一提，所以王胡之不想和陶范发生任何联系。
谢尚是陈郡谢氏，王谢并称，但琅琊王氏资格老，谢家当时还有点“新出门户”的味道，排名次序，也绝不能乱。说到自己要去跟人要饭吃，王胡之的语气里，却带着点俯就的意思。
再如东晋周顗任吏部尚书时，有一夜在官署里突然得了病，情势非常危急。尚书令刁协知道了，尽心尽力救护。过了很久，周顗的病情才稍稍减轻。
魏晋以来，尚书令是“总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开塞”的重臣，当时刁协极得晋元帝宠任，更是周顗的直接领导。不过渤海刁氏这种门第不值一提，所以对汝南周氏这样著名的高门，反而是刁协难免有点讨好的意思。
天亮后，周顗的弟弟周嵩匆匆赶来，刁协过来对他大哭，诉说周顗的病情，结果周嵩扬手就给了刁协一个耳光。刁协只得躲到门边，周嵩来到兄长面前，也不问病情，直截了当地说，兄长你一向是有名望的人物，“那与佞人刁协有情？”怎么可以和刁协这种小人有交情呢？
皇帝赋予的大权，深夜救护的恩情，碰掉“刁”这个寒门的姓一减分，立刻就不值一提。
《世说新语》写下这样的故事，用意是赞美王胡之、周嵩严于自律的方正品格。对这种时刻牢记自己姓什么，而特别瞧不上别人忘了自己姓什么的做派，不但汉人士族引以为豪，少数民族也视为汉文化的优越性，积极效法，所以后来北魏孝文帝改革，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胡人改汉姓，并且为鲜卑贵人的姓族和汉人的门阀，精心设计了对应标准。
到了唐代，皇权固然重振声威，但这个风气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组织谱学专家，排列门第次序，编写《氏族志》。结果官员们一开始没有领会精神，第一稿仍然是把山东大姓崔民干在第一等，高居于皇家和外戚之上。唐太宗大为恼火，把自己当意图说得更加直接，又对山东大姓能力和品行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这才让大臣们把皇姓列在首位，外戚次之，但崔民干仍然紧随其后。
其实唐太宗也知道不能冒进，他制定的编写《氏族志》的原则，也包括“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充分尊重了世家大族的特殊地位。这样，《氏族志》分为九等，计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才做到了让全社会普遍接受。
相形之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实际上是由武则天主导的《姓氏录》，就多走了一步。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被排斥在《氏族志》之外，士族出身的官员阻挠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又拿她寒微的门第说事，所以她决定废除《氏族志》，重编一部关于姓氏排名的书。
这次重编的基本原则，是“崇树今朝冠冕”，除了抬高皇后家的地位外，基本由官职大小来决定姓氏排名，并且扩大了入选范围：做到五品官，就可以入《姓氏录》，即使军卒因战功而晋升五品的，也不例外。结果世家大族觉得蒙受了莫大的侮辱，称《姓氏录》为“勋格”，表示坚决抵制。
回首这些往事，不由得使人觉得，《百家姓》的编者，真是非常轻松。
《百家姓》形成于宋朝，作者不知道是什么人，有推测说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大体合理。
宋朝皇帝姓赵，吴越国国王姓钱，末代吴越王钱俶的正妃姓孙，吴越国的邻居南唐国主姓李，这是《百家姓》前四位。
之后的排列就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用心，四字一句押个韵，别的就没啥了。
唐末天下大乱，传统的世家大族基本都被肉体消灭。唐宋变革，有不少学者强调，重点之一就是平民社会的兴起。
换言之，姓什么再次不是那么重要了。
哪怕再经历改朝换代，也没什么大影响。比如说到了明朝，从最起码的政治正确讲，也应该把朱姓提到第一位，明朝也确实有人编了一部《新刻串义百家姓》，就是这么处理的，但官方并没有力推，这书也没什么影响。
毕竟，大多数人只是要一本简单的书，帮助认识和会写常见姓氏而已。即使如“赵钱孙李”这样曾经有点政治用心的排序，多数人背诵时，也并不会去关心啊。
《百家姓》没什么内涵，挺好的。太追求有内涵，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