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求学记：难忘的雁塔岁月
章雨润 律师
原来是个中专生
我没有读过大学，这不表明我读书不好或者不喜欢读书。
1984年，我参加中考，获得浙江省诸暨县三都区的第一名，算是最低规格的小状元。又参加初中中专升学考试（当时与高中升学考试分开），自然也上线，不过名次退后了。摆在我前面两条路：去诸暨中学读高中，三年后上大学；在农校、卫校、师范等中专学校里选择，15岁就“农转非”，拿一个月20多元的津贴和肉票、粮票、布票等计划经济时代有“含金量”的票证。不能怪我的父母亲眼光不远大，我像许多农村子弟一样，选择了后一条“实惠”的路，因为眼睛色弱，农校、卫校读不了，最后成为浙江省诸暨师范学校846班一员。
中师生在城区只能教小学，而当时的教师哪怕是中学教师，都不吃香。与绍兴所在的绍钢、一化（原浙江涤纶厂）、二化（原绍兴弹力丝厂）等“五朵金花”企业的职工相比，教师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均相形见绌。小伙子当小学教师，吾辈情商不高的人找对象都成问题。不是吗，当年的小学女教师宁愿嫁给企业的驾驶员。怎样不当“孩子王”呢？提高学历后调工作！我于是较早地加入了高教自考的队伍，先后就读汉语言文学和法律专业。
1992年8月，我如愿以偿经过“干部调动”，成为某基层政法机关一员。本来要干文字调研这一块，因种种原因，7年时间都在业务部门任职。1999年10月，经过另一种意义上的“双向选择”，我下海当律师。律师执业第一季，心态不好，没找到感觉，求变，想到了考研究生，试图成为可以引进的人才。我向来对罪与罚这一关系范畴有兴趣，所以先定下来报考刑法专业。东西南北中，考哪一所院校呢？政法院校有“四大金刚”、“五朵金花”之说，即“四系（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法律系）”、“五院（西南政法、中国政法、华东政法、西北政法、中南政法五所学院）”，我选择了“西北政法”。为何选择“西北”？好像是因为“西北”不考英语听力。
以初中的英语基础，中专的第一学历、自学的大学文凭，想拿到法学硕士的入门券，英语是拦路虎，专业课也是困难重重。怎么办？投入时间！我耐心地读完《英语沙龙》、《英语世界》、《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的每一篇文章，始难后易（读多了，词汇量自然扩容，阅读理解也有了语感），一边做模拟题和真题。专业课则是买来北大版的“红皮书”自己看。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个人要成就事功，需掌握“决心大、情况明、方法对”的“九字诀”。在研究生备考上，我的决心是大的（30多岁的人看上去“不务正业”），但情况不够明，方法不对头。2005年3月，成绩揭晓，两门公共课英语68分、政治81分，我可以傲视没出过校门的小青年（好多人没我分数高），但专业基础课、方向课两张试卷的成绩不佳（单科线当然都过了），总分上线、名次靠后。事后我才知道，一定要看主考学校最好是命题老师主编的教材（别上“本校不指定参考教材”的当），专业课的考前辅导班（后来好像取缔了）值得上。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考生在报考学校找老乡和其他各种关系，入住学生寝室，原来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摸索命题方向）。不管怎样，我终于要负笈西行、盛年取经了。
做了一回老大
2005年8月，36岁的我携两箱衣服、两箱书，登上宁波始发、开往西安的列车。行程24个小时。
研究生入学典礼上，法学一系的书记在讲话中提及，这一届硕士生最大的36岁，最小的21岁。我成了没有并列者的老大。除了规范一点的“章大哥”，许多同学称呼我“老大”。事实证明我这个老大没有白当。
当时的研究生宿舍4人一间，每人分到上下铺两张床，原来是本科生的8人一间去掉一半人，其余照旧。我不舒服，更不习惯。在校长、副校长参加的刑法专业硕士新生与导师见面会上，我仗着年高，大着胆子，提出了改善学习、生活条件的建议。众目睽睽之下，即将退下来的陈明华校长叮嘱在场的贾宇副校长调研落实。会后却动静不大，我就提笔给学校一把手朱开平书记写信，言词较为激烈，而朱书记在见信后立即打电话给我，明确表示会尽快落实。2个月后，上床下桌（书桌和衣柜）的家具进了寝室，整个研究生大楼都知道了我。
我们刑法专业班陕西、河南、山东籍的同学大多人高马大，因共同的喜好，组建了一支篮球队。我在他们玩的时候加入过几次，马上就明白延安时期八路军打篮球，为何不高兴朱老总参加。朱德无论职位还是年龄，都是真正的老大，即使他抗撞击能力强，哪个敢猛打猛撞？朱老总体能不错，毕竟年高，而我除了年高，如此瘦弱的身体，实在不适宜在年轻人驰骋的篮球场上折腾！看到危险后，我主动“退居二线”，用另一种方式发力：组建浙江籍学生的篮球队，与刑法队相抗衡！我给浙江队取了个好名字“钱塘煦风”。几战下来，身材精干的浙江队都输在下半场，我由此晓得“身大力不亏”的道理。
老大也有不灵的时候。一次，“药家鑫”的后母校西安音乐学院学生来礼堂演出，五音不全却十分爱好欣赏文艺的我，与同寝室来自“铁道游击队”家乡的小姜，早早来到礼堂，在第一排不居中位置落座。人渐渐多起来了，有人来盘问：请问您是老师吗？我不想说谎，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学生（因为看上去更像老师），就反问：“你看我是学生吗？”。那个干事带着狐疑的眼神看着我说，“是老师就坐前排，不过一般不会有老师来看！”，我尚沉得住气，身旁的小姜却有点“慌”了，拉着我说，“老章，我们坐到后排去吧。”干事看明白了，不容置疑地申明：“第一排是学生会领导的座位，两位请换座位！”。嘿，丢了老大的面子！
西安，延安
去西安求学前，师范老同学就提醒我，那边有沙尘暴，你小心喝西北风！
果不其然，西北地区空气干燥，经常吹起风沙（这几年大有改善），眼睛、嗓子眼不舒服。饮食上，喜好面食的我起初大快朵颐，时间长了就开始吃不消：口味太重，肠胃不习惯！论副食品，有几样东西至今令我怀念，大枣、小米、馕、肉夹馍是也。
西北地区的枣子糖分足，口感好，长在沙棘地的沙枣营养尤其好。小米粥养胃，非年轻一代耳熟能详的宣传语“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飞机加大炮”，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小米养人，这边的指战员们体能恢复快，那边锦衣沃食，看似条件好但不够绿色、不顶用。馕和馍只要原料好，制作正宗，吃场都是不错的。肉夹馍其实是馍夹肉，馍好之外，肉质要讲究，炖出来的五花肉要汁水鲜美，蔬菜要鲜洁、生熟适宜。在绍兴吃到的上列东西，都不够正宗，价廉而物不美。
西北政法的老校区在大雁塔附近，因此大慈恩寺和里面的大雁塔我去过多次。“唐僧”玄奘在此处译经，皓首穷经十余年，非同一般的耐得住寂寞，成就了一代大德高僧。大雁塔是有名的唐代以降新科进士题名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类是也。
西安确实有一种淡淡的贾平凹所描述的“废都”气息，但我没有长时间浸淫其中，感受不深。陕西中部偏北的延安就味道不一样了。第一学期，我们同学几人结伴去延安朝圣，有一个陕西籍的“娃”居然也是第一次去。延河水，早已不再哗哗流，宝塔山、杨家岭却风采犹存。毛泽东的那孔窑洞里，放有一只浴桶，为上海滩的三流演员专设，别的领导人住处都是没有的，可见李女士毕竟讲卫生。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身形清瘦，着装随意甚至有些邋遢，条件艰苦但斗志昂扬，为后来的大决战大胜利夯实了各方面的基础。有沙姓同学是延安人，她爸在杨家岭的高档小区里买了房，一家人都觉得住在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肯定好。跟沙同学说，带我们去南泥湾吧，答遗迹无存，因为当年开荒（大生产）是为了解困，国民党军队搞经济封锁，企图困死共产党，毛泽东命王震率359旅生产自救，遂一度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如今，原址城镇化、工业化了。
在宝塔山上着红军装拍照。干瘦的我最像走过万水千山的红军，拿大人物比照，自以为有点儿像徐向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长征”到达西北。至今，人疲惫时，我就习惯性地听一遍《十送红军》和《长征组歌》提振精神。
学习，自习
该进入正题了。学生应首先谈学业。我在西北政法的三年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呢？
第一年规矩地待在西安。听课有些痛苦，陕西籍的老师口音重，“权力”听起来像“强力”。曾经有浙江籍女生“抗议”，要求某位陕西籍老师尽量讲普通话，但普通话哪能一下子提高，这个被抗议的教授只能书写大幅的板书（他是陕西知名的书法家）来弥补。职是之故，加上自由的需要，我经常逃课。一次课堂上，某教授点名让我回答问题，下面没反应，教授宽容地说，“看来章雨润自学能力强”。
在图书馆抄过书，非为强记，实为静心。当年工工整整地抄完的《二十四史·刑法志》，几十万字，手抄本一直珍藏着。台湾地区刑事法学者的著作，也分别抄了几十页。
听讲座颇有所获。社科院法学所某研究员调侃某国家领导人读破句，举例“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念成“黄河小、浪底大、罢工成”，有趣得很。民法学家梁慧星的讲座朴实而富有内涵。任浙大光华法学院院长不成、曾经支教新疆石河子的贺卫方激情四射，引来粉丝无数。“永远的校长”江平教授有眼光又有胆略，某人当红时，江平就在讲座上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阴谋家”，“搞极左的人必自取其辱”。也有著名学者书写得好，讲课不咋的，记得人大的某国际法大家眼睛看着天花板，顾自己背讲稿，声调的抑扬顿挫和语速的徐疾变化全无，耐着性子听完的要么是出于尊重，要么是善于从枯燥中听出真谛。
第二年开始，回家的日子多了。家有妻女，一把年纪做个纯“全日制学生”，我可没有这个心理承受力。重新申领律师执业证，赚点小钱解决财政困难，一边自己看书写论文，有迷惑之处电邮老师问道解惑。考试了，去西安。老师们体谅我这个老学生的特情，我自己也争气，课程考试和专业论文都不含糊。
第三年，要交硕士学位论文了。在长久酝酿的基础上，正文以夜以继日的24个小时完稿，在律所办公室，大脑亢奋通宵，次日下午才补休。发给亦师亦友的同龄导师冯卫国教授，他看了后对夫人讲，“雨润长期不在学校，我原来很担心他的论文。现在看来到底有基础，一晚上赶出来的东西还蛮不错！”。
新的征程，小目标
学者们都说，学业无止境。2010年9月，我有幸被著名刑法学家刘艳红教授纳入门下，开始攻读刑法学博士。2010年1月，我进入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担任专职专任法学教师，主讲《刑法》、《刑诉法》、《法律文书写作》、《律师实务》。
受益于“延安精神”的洗礼，我的律师执业第二季心态稳定多了。当然还会碰到许多事情，但我已能“处困养静”，想尽办法解决能解决的，坦然接受无法解决的。新的矛盾出现了：学校每一届招两个班计90名法学专业学生，专任教师却只有5人。我一边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要代理、辩护各类案件，我做不到两种职业互相促进，而只感觉到相互影响，担心教师、律师两不称职。2015年6月，我下决心辞去了教职。冯卫国教授觉得可惜，对他夫人讲：“我这个大弟子好歹也应该做到副教授退休呀！”
2017年5月25日，我终于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指导教师刘艳红教授由衷地为我高兴，我向她表达了一个小目标：争取成为绍兴市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型律师，以后在东南大学设立一个小小的奖学金。这个目标说大一点不大，说小其实也不小！我将开始新的征程！
回溯心路历程，远在西安的西北政法不愧是我本原兼终极意义上的母校！
注：作者系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