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50年代的另类“检讨”文字
在以往主流的文学与历史叙述中，1949年后作家的思想转轨和文学转型，常被置于“一体化”、“大一统”等历史共识性、同一性和必然性中。而事实上，真正的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只有把握细节，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切地感受历史。巴金，作为现代中国的重量级作家，他在1949年后的转变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拟通过考察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另类文字——“检讨”，来深入、细致地探悉他思想的转轨及其文学转型等问题。
一、生活的转变
1949年6月，生活陷于困顿的巴金对于自己受邀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常兴奋和激动，因为对他这个于革命没有什么贡献的自由撰稿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价值的认可，更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认同。凭借着个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巴金同时被“选”为全国文联和文协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不过是“吃饭和鼓掌”，但他仍兴致很高。而且，10月1日，身着灰色干部制服的巴金还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的身份荣幸地登上象征权力、地位和荣誉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这让平民作家巴金切实找到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感觉。在这样良好的开端中，巴金的生活与以往截然不同了，最明显的变化是持续不断的“戴帽加冕”和不断增多的“会”。这时的巴金确如沈从文所讥评的“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1]“会”已经成为巴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为此专门撰文道：
我需要友爱，“会”要给我温暖；我感到能力薄弱，“会”要给我帮助。离开了“会”，我只是孤立渺小的个人，生活在自己弟兄姊妹的中间，我对工作才有更大的信心。“会”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会”加强友爱的空气。[2]
面对如此纷繁的“会”，巴金乐此不疲，因为这不仅是他为新社会服务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是，这些“会”让他找到满足感。因为“会”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价值和地位，是一种与来自市场和读者完全不同的认同。对于以前从没有参与过国家、国际会议的巴金来说，“会”着实满足了他的心理欲求，所以即使常“疲乏不堪，但精神很好”。[3]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疲乏”的，正如萧乾所说：交中苏友好协会会费本是讨人烦的，但对那些没资格的人来说这却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体现，所以交钱也就心甘情愿了。[4]还有一点通常不被人们注意，也是研究者不愿谈及的，那就是“会”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与“会”的频率可以体现出级别的高低和身份的尊卑，在高度计划的经济中，“毛头小子”的书是很难有机会出版的，只有“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出版机会，而且在发行量上还能得到保证。这对于1949年后不拿国家工资而仅以稿费生活的巴金来说，未尝不是“漂亮”的事。可以想见，1949年还在霞飞坊租房、靠借债度日的巴金，至1955年已买下武康路的二层公寓，这其中不能说没有“会”的功劳。
欣喜、兴奋之余，巴金也多少有些惭愧。毕竟这个胜利是人家拿鲜血和性命换来的，自己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难免“有一种负债未偿的感觉”。巴金当时便表示：这“好比一个人在无意间受到了别人的恩惠，他当时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觉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示一点谢意，也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对别人并无好处，对施惠的人更说不上报答”。[5]心安也好，报答也罢，作为“受惠者”一定要有所表示的。
二、欣然接受改造
01
“先抑后扬”：分清“你”与“我”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巴金在感受老友相聚、结识新友的同时，也感受到那些异常活跃的身着黄军装、灰制服的老解放区来的作家的优越感，他的心里便起了异样的变化。凤子晚年在与李辉的谈话中曾表述过这种心情，曾说：“那些身着军装随着解放军的炮声大步走来的解放区文艺家，有资格拥有自豪与骄傲，相形之下，他们是被解放的，这就难免不带有一种无法回避的惭愧，甚至自卑。”[6]聪明而敏感的巴金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了。应《人民日报》之约，巴金写了自己参加文代会的简短感言。他说：“我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现在我却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7]随后他以《一封未寄的信》为题，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却用笔蘸着血在工作。你们消耗的是生命，是血。”而“我的笔蘸的是墨水”。“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被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8]显见的，巴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02
“以退为进”：在“前言”、“后记”中检讨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由茅盾主编的《新文学丛书》，收入“五四”以来知名的“进步”作家22人的作品。这套丛书在1949年后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其是第一次较系统地出版“五四”以来作家的丛书，而且这套丛书开了作家根据政治的需要而大范围地修改原著的先河，后来被通称为“开明版”。在这个版本的选集中，巴金选择了《亡命》、《奴隶的心》等22篇较“进步”的短篇，同时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按照要求，他还为选集撰写了一篇不同于以往的“自序”。文中，在简要交代自己如何走上创作道路后，他总结并检讨说：
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二十三年中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悚。
他还说：“我的一枝无力的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9]从“序言”中不难看出，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巴金主动否定了自己以往的创作。这种否定既包含迎合政治的成分，也包含真诚的成分。所谓真诚，主要缘于他对文学启蒙的质疑和否定，因为自己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让一些人背叛了家庭，却在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这一方面无所作为，而阶级文学却做到了这点，这也是他“感到愧悚”，想把作品藏起来的原因之一。
从“开明版”的《序言》起，巴金凡此后再版旧作时，都要增加一项新的内容——检讨。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家〉新版后记》中写道：“像这样的作品当然有许多的缺点，不论在当时看，在今天看，缺点都是很多的，不过今天看起来缺点更多而且更明显罢了。”他还说：“事实上我本可以更明确地给年轻的读者指出一条路，我也有责任这样做。然而我当时还年轻，幼稚，而且我太重视个人的爱憎了。”[10]看得出，巴金已经把握住了自己作品的“缺点”，并在此后的检讨中频繁地触及这些问题。如在谈到《憩园》时，他检讨说：“我写了《憩园》的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可是我并没有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那些腐朽的东西，在我的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出叹息甚至惋惜的调子。我不应当悲惜那些注定灭亡和没落的人的命运。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凯歌，这才是我的职责。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开不出药方来。”[11]在谈到《激流三部曲》时，他检讨说：“我为自己的许多缺点感到惭愧。在我的这三部小说中到处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12]巴金正是在这种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中，思想逐步发生转化。
三、在颂歌与遵命文学中
01
努力歌颂
巴金要做的另一件事便是为“施惠者”大唱颂歌，这在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即已决定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这个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13]巴金在实践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于1949年初的几年先后写就了《一封未寄的信》、《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印象》、《伟大的收获》、《古城克拉科》、《华沙城的节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两封慰问信》、《欢乐的节日》、《他们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心里》等短小的“急就章”。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便可看出，巴金这个“写惯苦难的笔”开始转向了。
虽然巴金写了一些小歌颂篇章，但这些“小摆设”既不符合巴金自己的心意，也不适应形势的需要。1951年文艺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后，巴金接到要他去朝鲜体验生活的通知。巴金犯难了：去？尽管未必直接参与战事，但那毕竟是战火纷飞的战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况且，自己已近知命之年，最小的孩子还不满两岁，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不去？人家拿生命打下的江山，自己无功受禄，禁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又何言报答呢？况且人家也说：“小资产阶级作家要从他们自己阶级走向另一阶级，这是脱胎换骨的事，决非单纯凭借其原来阶级的感性机能所能解决。……一个革命作家却只有坚持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去，才有他的前途。”[14]还有，自己早年因信仰无政府主义曾有过激烈批判苏俄和列宁的“劣迹”，这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更重要的是，上面已经有此打算，身为体制中人，能不去吗？因此，巴金说服爱妻萧珊，如约前往北京“复命”。尽管，这期间相约他同去的曹禺等借故开了小差，但诚实的巴金却只能硬撑下去。
抵达朝鲜后的巴金表现得非常勤奋，这一点从他的“朝鲜日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砂川河畔前沿阵地的连队政治工作者曾证实说：
巴金敢投身战斗队列，也乐于像战士那样对待困难。眼睛不太好吗？他却常常摸黑走上阵地。敌人的炮弹在后面山下爆炸，弹片落在附近，他仍然走上山坡，从容地同哨兵攀谈。……牙齿不太好吗？一日三餐，他坚持要吃从大灶锅里打来的饭菜。[15]
当然，巴金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先后创作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平壤，英雄的城市》、《在开城中立区》、《朝鲜战地的春夜》、《一个模范的连队》、《起雷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保卫和平，保卫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向朝鲜战地的战友们告别》等通讯和特写，后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回国后又写了《坚强的战士》、《一个侦察员的故事》、《黄文员同志》，结集为《英雄的故事》。今天看来，这些关于“战斗”、“友谊”和“颂歌”的作品恐怕不会有人再费尽心机地去挖掘其中的审美内涵。正如有学者评价说：“他的作品更像是来自二手材料的战地速写，严格地说，不能算作文学作品。”[16]这种评述虽有些苛刻，但却道出了基本事实。而被北京文艺界的行家里手们看好并被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的《黄文元同志》一文，事实上也不过是童叟皆知的邱少云故事的翻版。无怪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写信说：作品“写得很坏，甚至不如一般报纸上刊载的作品”，“前半篇可以删去大半”。但不知为何，巴金本人竟然很钟爱这个“小说”，在给萧珊的信中抱怨说：“我不愿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读者。”[17]巴金之所以这般斤斤计较、敝帚自珍，主要是缘于他对于新的写作规范的服膺，自认为在遵循规范方面做得不错，他还活在“著名作家”的意识里，以至于养成一副自负的脾性和“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
对于巴金来说，能够制造出如此大量的劣质作品，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考察当时的情形，不难发现，巴金虽尽力体验了战争生活，但那些生活基本都是“二手”的。他的采访不但有专人陪同，采访对象也是事先安排好的，采访的形式主要是听汇报、听报告。可以想见，在话筒和摄像机面前，巴金又能得到多少真实的、有意义的东西呢。还不仅于此，他所写的文章的题目和内容大都是集体讨论后的结果，他充其量是履行了一个书记员的职责。巴金被束缚住了手脚，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钉”和“齿轮”。然而，巴金毕竟曾是职业写家，他对这样的创作并不满意，他说：“我的笔好像有点生疏。我常常因为它不能充分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而感到苦恼。”[18]他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写出让“人民”满意的作品，于是含泪告别妻儿再次踏上朝鲜半岛。然而，无论是在朝期间所写的特写集《保卫和平的人们》，还是回国后所写的《明珠和玉姬》、《欢迎最可爱的人》、《团圆》，以及最初只有萧珊一个读者的“压箱”之作——《三同志》，都不过是在大量印象和材料的基础上点缀一些模式化的情节，抒发一些廉价的情感，勉强凑成的颂歌大集锦。巴金的确失去了笔力，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以致至死也没能写出在心里萦绕多年的、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群》。巴金晚年坦诚：“没有写长篇小说，只是因为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19]巴金的创作成绩虽“不太好”，仕途却有了发展，鉴于两次赴朝的功绩，第二次文代会上，未列席会议的他仍被内定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02
遵命与表态文学
巴金的问题还不仅在于“写不好”，更重要的是他为了配合政治任务而随意写。据统计，仅就元旦、国庆这类节日他先后写了一二十篇应景文章，有时一个国庆就写六七篇。这样的情况在1958年达到最高峰。这一年巴金一共写了37篇文章，其中25篇是根据需要为配合政治任务而写的应景、表态文章。如果考察巴金1949年后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他的“遵命”、“应景”文学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就开始了。此后如参加上海首届文代会，他写了《“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国庆一周年，他写了《为一年伟大胜利而欢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写了《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一点印象》、《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印象》、《华沙城的节日》；中苏签订互助条约，他写了《欢乐的节日》；斯大林去世，他写了《悲痛给广大人民以更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在这些遵命文学中，巴金不但延续了此前“滥情”的文风，还不断“丰富”题材的内容，一位学者为此曾概括说：
声讨帝国主义、强调中苏合作、欢迎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展现塔什干友情的羊肉串和大碗茶、富士山和樱花、越南的贤良桥、镰仓的一张照片，乃至环形的酒瓶、乌克兰的陶器、盐和辣椒面和木质的烟嘴、烟盘等等，凡是与和平题材牵扯得上的哪怕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东西，都能进入作者热情张开着的艺术怀抱，引起他心灵的一阵又一阵的激动，成为他艺术构思的一个“诗眼”。[20]
巴金的转变既有真诚的原因，也有被迫的因素，而二者结合的结果更加速了他的转变，以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1958年全民狂欢，他“宣传总路线”，“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他让“小妹编歌”，也跟着说：一天就是二十年；为了配合政治运动，他也在院子里敲了一下午铜盆驱赶麻雀。即使这样，也还有理由不去责备他，因为那时的中国人都疯了，不疯也不行。而1959年，在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增长、几亿农民濒临死亡之时，他却作《一个作家的无限的快乐》，说：“我看见长得可爱的庄稼，我看见一片欢笑声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我见到的尽是些欢乐的景象。……玩具多，保姆多，衣服用具干干净净，孩子们脸上毫无呆板的表情。看见这么多天真可爱的孩子，我想到新中国农村的未来。”[21]这样无视事实、粉饰现实的行为，恐怕不能仅仅用“被迫”、“遵命”来辩解，而是基本的艺术良知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巴金晚年却对此解释说：
说是换一支笔写新人新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路”。这样才可以解释我的思想、我的文笔的改动，我甚至承认自己投降。从此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发表了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被称为“歌德派”，回顾它们的产生，我并不后悔我写了它们，即使我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即使我写了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的文章会起一点好作用，我的感情是真诚的。[22]
巴金的所谓“真诚说”是令人遗憾的，他大概没有意识到，不辨是非的真诚带给人类的灾难要更残酷、更决绝，德国的法西斯战争、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哪一个不真诚呢？在这一点来说，巴金《随想录》式的忏悔是远远不够的。
四、坠入运动的漩涡
1950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在“反右”运动中，巴金再次感受到了政治的压力和残酷，也对自己“大鸣大放”中的“莽撞”后悔不迭。二十多年后，巴金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不止一次地说：“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23]因此，当浦熙修约他写一篇反击右派的文章时，他当即答应并在当天写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紧接着，他又接受《人民日报》之约，撰写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随后他开始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峰“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连”。[24]在作协另外几十个人被打成“右派”的过程中，他照旧扮演着“扔石头”的角色，并先后写了《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国士论”——“过关谈”之二》、《戴帽子——“过关谈”之三》等多篇表态文章。巴金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私下里跟萧珊吹嘘说：自己是个“福将”。然而巴金过于“轻敌”了，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1958年，让巴金没有想到的是，他应《文艺报》主编张光年之约撰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艺报》在刊发巴金等人的文章后，接连收到七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人批评巴金的文章“远不及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的文章那样带劲”，说他“敌我矛盾、大是大非都还弄不清楚”。[25]巴金接到《文艺报》转来的读者来信后，心虚地复信说：“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写那篇文章时，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点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给法斯特的信的影响。……我只着眼在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所以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26]巴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不到200字的复信中虽也作了检讨，但不够深刻，而且还多有辩解成分。事后他觉得这样处理过于草率，便在第二天急忙赶写了《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文中，他检讨说：“其实像我们这些在旧社会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完全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旧社会熏臭了的脑筋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气味？”[27]这样的检讨虽然深刻，但与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离题”，于是他又于慌乱中写了《主要是思想内容》。文中说：“我写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现方法。有时候我的思想对了，文章就有可取之处；思想一不对头，我就会写出坏文章来。”[28]这篇写于5月份的检讨还没来得及付印，那边的“火”已经烧起来了。
在巴金手忙脚乱地撰写检讨之时，《文汇报》又转给他一封署名“余定”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责问巴金：“‘把文艺还给人民’，实际上就是要求把文艺的领导权从党的手里拿过来，拿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实际上也就是拿到资产阶级手里。”文中还说：“一直到目前，我却始终没有听到巴金同志自我批评的声音。这叫人该是多么的焦急和失望！”[29]从信的内容和语气上看，批判者的来头不小。巴金无奈只得再次检讨。在《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中，他首先表示了自己加紧改造的决心：“是病就应当医治；是疮就应该割掉；有包袱就应当打开、丢掉。”随后，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检讨，承认自己解放以来“说过不少错误的话”，在鸣放期间也“发过错误的言论”，这主要是因为自己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几十年”，“始终钻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随后，他检讨说：“因为我把思想领导跟艺术领导分开了看，怎么能够解决艺术领导的问题呢？而且照我过去那种想法单抓思想，放松艺术领导，甚至会产生艺术不为政治服务的后果。”[30]巴金终于彻底缴械了，只是这个结果来得太迟，因为其他同仁早已履行完“程序”，他不过是补上这一课而已。不过，“补课”自然需要代价。与“反右”的“阳谋”不同，巴金这次遭遇的是阴谋，所以事情并没有因为巴金的检讨而结束。在《文艺报》6月11日发表巴金“复信”的同时，徐景贤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法斯特十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的文章，将矛头直指巴金。而后上海的《学术月刊》也刊发了《批评巴金对法斯特的错误认识》。革命群众的主张是“痛打落水狗”、“打倒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巴金难以招架了。巴金再次陷于四面楚歌声中。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间，公开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将近一百篇，几乎将巴金的全部旧作作了一场大清洗。他后来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反右后，“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他说……我一律点头”。[31]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上层领导的积极斡旋，周扬也指示说：批判是群众中来的，不是党示意布置的，劝他不要多想。[32]这样，在上级领导的干预下，这场“民间”批判运动得以平息。但巴金仍心有余悸，在编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时，还是把邵荃麟建议抽调的那篇《后记》以摘要的形式作为《我的幼年》的注解予以公开。文中写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学的封建大道理。……说实话，我当初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可是我后来却渐渐地安于这种所谓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了。……”[33]
巴金或许真是个“福将”，在随后的批判彭德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他又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精疲力竭，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金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34]处于这样的境地，巴金何以在“文革”后还要将“歌德派”解释为“真诚”？是怕身后留骂名，还是确实被改造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1949年后那个曾经有才华、有个性、真诚的巴金，因为进入了体制内而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质变。
本文由周海滨微说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