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回忆狱友邵洵美
贾植芳先生（1915-2008）与夫人
那一年，韩侍桁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邀请作陪的有李青崖、施蛰存、刘大杰、余上沅、邵洵美诸位文苑人士，我们夫妇也叨陪末座。那时韩侍桁在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同时，还办了一家叫国际文化服务社的出版社，他自行编辑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很想将原来由南京正中书店印行，当时已经绝版的罗先生的旧译《红与黑》收入这个《译丛》重新与读者见面。所以举行这个座谈式的宴会，一来和新老故旧叙旧，二来也是请大家共襄盛举的意思。其中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
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地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他早期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视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由于对于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来了。
一九五五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押，到了所谓“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一九六〇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病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蔬菜，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奚落我……
我在病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那个面积长宽六尺只能住一只老虎的狱室，竟密密麻麻地挤了七个人，还有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放在身旁。这里一天虽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两餐，都发一个犯人称之为“巧克力馒头”（其实是高粱粉、玉米粉与花生壳的混合品）的杂粮馒头，大约有一两来重，像我这样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饱了，到底比我原来住的第一看守所的伙食丰富多了。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六百毫升（注：当时犯人以“毫升”为计量单位，来估量所领饭食的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啯啯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出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什么，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撂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想不到从此我们竟在这间狱室里做了近四个月的“同监犯”，这真如俗语所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从第二天起，监房里陆续来了不少新客，大约有十几个。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白俄，他在英国剑桥读过书，原来是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编辑。此人有五十多岁，彬彬有礼，虽然身在囚中，仍不失绅士风度。还有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大观园开过一个店名“壶”的咖啡馆，大约是个日本浪人。还有一个台湾人，五十多岁，是上海一家细菌研究所的研究员。其余都是中国大陆上的人，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他们都属于旧社会的上层阶级，有新式资本家，也有上层官吏，还有天主教的神甫，好在这里只准用番号互相称谓，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姓名，虽然墙上贴的监规上写着不准互相交谈案情，但时间一久，也多少互相知道了一点；同时，监房的人多了，也便于相互低声交谈，一发现走廊有管理员的脚步声，就有人警惕地大声咳嗽打信号，马上就沉默下来了，个个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最佳的彼此交谈机会是一日三顿饭后，大家排成一队，绕着地板“活动”的时候，大家边活动边窃窃私语。这个监房的犯人谈话使用的语言，除了汉语外，还有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种，因为在押犯人大都懂得一种或两种外文，很像一个“国际监狱”。
我从邵洵美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一九五八年继续“肃反”时被抓进来的。他说他在早年和南京政府的要员张道藩与谢位鼎（早年在开明书店曾出版过一本研究法国文学的书，也是一个现代派诗人，后来弃文从政，做过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大使）三个人磕过头，结为把兄弟。抗战胜利后，张道藩给了他一个电影考察特使的名义，他自费考察了英美电影界，会见过卓别林等著名影星，所以“肃反”时被作为“历史反革命”给关了进来，已关了快五年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时期，正是冬春之交。我们这个监房关押的人，大概都是些老犯人，所以很少有提审，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挨过一天又天，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那时正是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因此大家每日关心的并不是何时被释放和与家人团聚，而是如何能活下去，千万不要“竖的进来，横的出去”。因为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一天盼来盼去，就是希望早晚两餐稀饭能厚一些、多一些，哪怕多一口，也是运气；中午那顿干饭能干一些、多一些。因为早晚那两餐稀饭，都是些汤汤水水，除过一些烂菜皮，米粒历历可数；中午那一餐干饭，其实是菜皮烂米，形同烂稀饭，用筷子都挑不起来。按照不成文的监规，每个犯人由当局发给一只腰形铁皮盒子（俗称“铁盒子”），开饭前，犯人们向着监房的小窗口排好队，一一把手里的铁盒子伸向小窗，由狱警逐一打饭。打好饭后，犯人们显出非常珍惜的神情，如果铁盒子外面留有几粒米粒，就赶紧伸出舌头舔干净，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稀饭或干饭倒在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搪瓷杯子里，按通常的标准，稀饭约有一千毫升，如果能有一千挂零，就沾沾自喜，感到自己额角头高，别的犯人也露出不胜羡慕而又不免带点嫉妒的神色；如果不到一千毫升，那简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感到愤愤不平。中午的干饭能有六百毫升，就算是最高标准，甚至算是一种荣耀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又是都有些社会身份的人们，此刻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欲望已经缩小到一般动物的境界了！人的穷通贵贱原来不过一张纸的两面，它们之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犯人们把领来的饭倒在自己的搪瓷杯子里后，就都回到自己的铺位上，以一种庄严而郑重的神情来吃饭，大家都吃得很慢，吃得有滋有味；吃到一半，就都舍不得吃了，而是把饭盒包在自已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上午十时，下午三时，晚上七时以前，因为开饭时间为早上八时，中午十一时，下午五时），再拿出来吃。吃完后，一般人都再用手指一下一下地刮光搪瓷杯子里的剩余粥汤米粒，放在嘴里舔，一幅幅不堪入目的贪婪相，活现出动物本能的求生欲望。邵洵美并不听从大家的好意劝告，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一再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了了！”这时也往往使他触景生情地谈到自己的过去生活。
邵洵美的岳祖父是清末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的妻子是盛家的大小姐。盛宣怀去世时，除了法租界的大片房地产外，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几个儿子都是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邵一家五口人，仆人倒有三十多个。他是英国留学生，在国际饭店没有建立以前，西藏路的“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他那时每年过生日，都在“一品香”，因为他属老虎，他事前都向“一品香”定做一只像真老虎那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到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在一只玻璃橱内，橱的四周缀满红绿电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霓虹灯）。他过的就是这样的豪华生活。只是几次经营上的失败，他才家道衰落了。他说，他被捕前，虽然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每月可先预支二百元稿费，但他仍入不敷出，往往以卖藏书补贴。那时外文书不吃香，一本牛津世界文学名著才卖一毛钱。而他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外翻译，还是经夏衍同志力荐取得的。为此，他很感谢夏衍的助人于危难之中的真诚友情。他告诉我，大约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他正在上海办“金屋书店”，一天有个朋友来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夏衍原名）的朋友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欣然同意，接下由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写的《北美游记》一书后，马上拿出五百元钱付给沈端先。此事，邵洵美并未放在心上，但建国初期，邵洵美生活困难之际，夏衍却不怕惹出麻烦地及时给予他帮助，使他很是感动。临被捕前，《新民晚报》的朋友曾约他以他的家庭生活为题材写一部连载长篇小说《大家庭》，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像现代的《红楼梦》，可惜还来不及动笔，他就被搭进来了。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房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
又因为我和他在“外面”有两面之谊，又都属于同一行业——文化界，所以我们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当他得知我在解放前写过《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一书时，答应将来在外面相见时，将自己收藏的有关盛宣怀资料送给我，作为研究材料。因为他比我晚进来三年，又为我带来不少外面讯息。另外，我还从他那里知道，我的妻子任敏释放后，和他的小女儿同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往来甚频。他的小女儿和莎士比亚的翻译者方平的婚事，正是由我的妻子从中作伐而结合的。因为我们和方平也是朋友。他说，也是这位方平同志，他的第一部莎翁著作译本《捕风捉影》，因为在翻译时得到过我的一些资料上的帮助，他在出书时写的序言中，提了一下我的名字表示感谢，又托我转送胡风一册请教，为此“罪行”，一九五五年被人检举，下乡劳动了一年，等等。
由于饥饿的监房生活，加上他的气喘病日见严重，他对自己出狱的希望不免感到渺茫，甚至绝望。一次他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四十六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一九六一年初夏，我调到另一个监房，想不到竟这么突然地和他分开了，而这竟又成为我们之间的永诀！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我以“胡风骨干分子”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旋即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监督劳动”，经过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的苦难，我总算活了过来，在一九八〇年底得到平反，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在“监督劳动”期间，我一次问和我一块被“监督”的潘世兹先生，知不知道邵洵美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早期的留英学生，潘先生在调来复旦外文系以前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家又住在沪西一带。他告诉我说，他们多年没有来往了，但似乎听说他已从“里面”出来了，日子非常艰难，听说连睡觉的床也卖了，睡在地板上。我一边庆幸他终于活下来了，一边又不免为他的处境担忧。而当时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谈不到对他有什么帮助和关心了。一直到我平反后，他的在中学教英文的儿子来看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前就释放了，和他们夫妇一块挤在一间小房里艰难度日，挨到一九六八年在贫病交加中病故了。
我现在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了履行二十七年前邵洵美先生在狱中对我的委托，一方面藉此表示我对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的一点纪念的微忱。因为多年来，在“左”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被遗忘了。这个历史的失误，也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选自《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贾植芳／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
贾植芳
（1915-2008 ）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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