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上海如何战胜一场感染30万人的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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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疫情，从最早出现小区被封控隔离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一个月了。

面对每天两万的新增确诊，大家越来越迷茫。

可以说，这波新冠危机，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

这两天一张图在朋友圈疯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志愿者队伍中，

这位老者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80多岁的谢丽娟老人。但很快经过核实，这名老者并非是谢丽娟副市长。

谢丽娟是谁？

为何上海人民会突然想起她？

下面这张谢丽娟的照片，勾起了无数上海人民的一段往事回忆。

1988年谢丽娟副市长与当时的朱市长

对上海人来说，

34年前的同一时间，

他们也经历着传染病风波，

它一度让全上海为之色变的甲肝。

当年的确诊病例数“骇人听闻”

1月18日：43例

1月19日：134例

1月22日：808例

1月23日：1447例

1月27日：5467例

1月31日：12399例

2月1日：19000例

……

在《传染病防治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堪称效率一流。征用了中小学、旅馆等场所，几天内就增加了11.8万张临时床位，患者全部免费治疗。

正是那次甲肝肆虐，直接促使《传染病防治法》的出台，也正是因为那次甲肝肆虐，上海市由此成为居民公共卫生意识最强，公共卫生保护措施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最迅速的中国城市之一。

这张34年前的报纸，今天看来是否觉得眼熟？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相信，34年后的今天，众志成城，我们一定会打赢抗击新奥密克戎病毒这场战役。

01 祸起毛蚶

20世纪80年代，毛蚶是最受上海家庭喜爱的小海鲜。这个小东西又便宜，又鲜美，吃起来还颇有剥瓜子的乐趣，1988年江苏启东的毛蚶大丰收，毛蚶的售价跌到了新低。来自启东的渔船，一船一船，源源不断地给上海人送来了大量便宜又新鲜的毛蚶。成千上万的上海家庭争相大快朵颐。

可怕的是，也是这一年，启东水域被甲肝病毒污染了。

上海人吃毛蚶时，怕肉质变老，故而开水里一烫，蚌壳微张就吃，病毒根本无法被杀灭。这成为上海人大面积感染甲肝的直接原因。

1988年1月16日和17日，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向《解放日报》记者反映：两家医院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都是在去年12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年龄大都在20至40岁之间。

记者随后询问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的一位同志，对方告诉记者“虽然目前还不能最后断定这批受污染的毛蚶中是否含有甲型肝炎的病毒，但是，这两家医院所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的关注，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在1月18日登出的这篇453个字的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的短消息里，记者费智平写道：

“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以发病前5天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因此，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如果发现自己有厌食、恶心、发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息。另外，本市食品、饮食部门也要加强卫生管理。”

这也是1988年甲肝爆发之年上海的第一篇相关报道。

记者发出预警后，1月21日起，肝炎疫情从之前的一旬一报改为一日一报。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

02 全民动员，抗击疫情

1988年绝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和广播。每天上海最大的报纸《新民晚报》、《文汇报》都会刊登最新的疫情，刊登各种防疫科普文章呼吁老百姓不要吃毛蚶了，只可惜甲肝潜伏期太长，此前该吃的人差不多都已经吃了。

1988年之前，上海的卫生普及情况做得并不算好。还是有很多人饭前便后不洗手，这直接导致了许多没有吃毛蚶的人也感染了甲肝病毒。

疫情发生后没几天，上海市政府就在全市禁止毛蚶售卖，禁食毛蚶，收缴销毁了一大批毛蚶。随后对市民们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洗脑式卫生宣传。

那年一打开电视，上海本地电视台和广播都在连续十几个小时地滚动科普：甲肝是咋回事，有哪些症状，要如何防范，如何洗手，如何消毒，发现甲肝症状一定要上报登记、集中进行隔离等等。

街道、居委会则挨家挨户发宣传单，顺便排查居民有没有甲肝症状，对于一些家里没有广播、电视的居民，居委会大妈，楼长也会上门做宣传。我妈厂里的广播每天也要播放2次甲肝宣传内容。

上海人就是从那时候起落下了全民处女座的毛病。如果外地媳妇儿找了个上海婆婆，就能体会到上海人带娃那叫一个精细，她们会随时把“洗手”“消毒”挂在嘴边，看到别人外面回来没洗手，立马就会跳起来，大惊小怪地嗔怒。大部分上海人家里都有一瓶“84消毒液”，这些习惯都是那年甲肝的“后遗症”。

03 类似的众生相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医护人员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里的“陈丽萱医生的儿子和女儿都同时染上了甲肝，需要她照料，但她一心扑在医院里照料病人。医院工作人员、归侨方群父亲病危，但她为了治疗甲肝病人的需要，没有请过一天假。父亲逝世的第二天，她就含着眼泪来院上班了。”

当时上海所有的医院，包括内科外科，统统加起来满打满算只有5.5万张床位。30万人，不到6万床位，怎么办呢？上海喊出的口号是：“谁的人谁管”。

1988年，上海90%以上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300多人的厂就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厂医、食堂、宿舍。

许多企业都开辟了厂房、库房等来安置甲肝病人。床不够，有钱的企业紧急采购一批简易钢丝床，没条件的企业也有用木板临时搭床。

一处由企业礼堂改建成的临时甲肝病房

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呢？就由街道里弄想办法安置隔离。刚好甲肝爆发遭遇寒假，就征用了一部分学校来安置工厂安排不了的病人。几张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

甲肝症状还是很明显的，每一个出现症状的患者都自动自觉自发地汇报给厂里或居委会。上海人惯来胆小、守纪律的性格成了一种优势，每个人都怕传染给家人、邻居，完全不敢隐瞒不报，都很信任厂委和街道。更何况待在家还得麻烦亲人照顾自己，集中隔离的话治疗和三餐都不用操心，为什么不去？

众志成城。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在当时，关于疫情的各种谣言，同样不胫而走，例如：

谣言一：上海爆发的不是甲肝，而是痢疾，已经成批成批死人了，消息被封锁了！

谣言二：上海的疫情惊动了联合国，他们派专家来查过了，既不是痢疾，也不是甲肝，而是一种全新的不知名瘟疫，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

谣言三：龙年向来就是灾年，1952年，1964年，1976年都出事了，所以1988年肯定要出大事。至于2000年，可能是世界末日啊！

谣言四：据说上海某个生物研究所的细菌发生了泄漏事故，实验室里的细菌都跑出来了！造成了严重的生化危机，但是为了顾忌国际影响，所以秘而不发。

不仅是老百姓传播各种谣言，甚至连大学教授都参与传谣，造成了群众极大的恐慌。危难之中，有人乘机“发国难财”。因为有人说喝板蓝根可以预防甲肝，有人拿出10盒板蓝根就卖到了800元，1988年的800元是什么概念？那么多人，为了板蓝根交了智商税。

“一些马路投机商，倒卖兜售来路不明的板蓝根，以四五倍的高价，勒索顾客。某些店家的过氧乙酸消毒剂，五天涨了五次价。某乡卫生院和防治院，对于前往求治的甲肝患者，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否则拒之门外。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

04 小平同志的莫大鼓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同志连续多年在上海过春节。1988年春节期间，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请示，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是不是过一阵再去。邓小平果断说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得知邓小平要来上海过年，上海春节联欢会筹备小组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演员就在舞台与后台活动，不要到台前去，更不要与场内的领导接触和握手——这是为了防止甲肝病的传染。

几天后，联欢会完美结束。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掌，欢送小平同志离开剧场。原本没有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安排，可谁也没有想到，演出结束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上走去。他这样做，出乎演员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警卫人员的意料之外。

当时上海人人自危，都怕传染甲肝，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上街就不上街，即使熟人见了面，也都不握手，最多拱手作个揖。可邓小平不顾这些，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对演员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慰问。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像慈祥的爷爷一般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全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而响亮的掌声。

那一年，小平同志已经84岁高龄，他以最温暖的行动，鼓励着上海人民，坚定了他们战胜甲肝的决心。

05 上海人也曾被嫌弃，湖北兄弟伸出了援手

上海发生甲肝疫情后，周边省市居民一度恐慌，甚至不敢买上海食品，不敢接待上海来的客人。

疫情面前，也显示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到2月27日，黄石市药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辆卡车送来价值近200万元的9种治疗甲型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第一次派出的6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有两辆不慎倾翻，但其余车辆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到了上海。

抗击疫情中，上海的反思从未停止，《解放日报》记者的《记住大自然的“惩罚”》中，作者反思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油条摊……”时至今日，怪天怪地都没用了，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也有媒体记者看到了传染病床紧张背后的问题，还有记者写了一篇《对上海食品卫生的思考》。

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

是年3月21日，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在京沪分别发布消息，宣告上海甲肝疫情得到控制，预计三月上旬出现的第二个发病高峰没有产生。而且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病死率为万分之一左右，明显低于往年，也低于国际上1%-1‰的病死率。

3月，市卫生防疫站对启东多批混合毛蚶的提取物进行甲型肝炎病毒RNA检测的结果终于出来，为阳性。“从而再次证明：上海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确系食用带有甲肝病毒的启东毛蚶所致。”

正是这次甲肝肆虐，直接促使《传染病防治法》的出台，也正是因为这次甲肝肆虐，上海市由此成为居民公共卫生意识最强，公共卫生保护措施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最迅速的中国城市之一。

34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相比，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也大不同。

相同的是，都出现了医疗挤兑，一开始都掉以轻心，没有在最开始就控制住。

不同的是，当时的上海在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有的放矢地做出相应的对策，没有影响到民生问题。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超级都市化的大城市，流动人口更多，与国际往来更密切，外加奥密克戎比甲肝更容易传播。在面对深不可测的疾病时，显然慌了手脚。

眼下，上海又进入了最难熬的阶段，

也许重温这段历史，能给人一些启发，吸收一些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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