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说红楼：芙蓉女儿诔辨旨
一、贾宝玉的歪意
闻知晴雯已逝，宝玉无限伤感。在一个小丫头的启发之下，他心生歪意，为晴雯写下一篇《芙蓉女儿诔》的祭文。又备下四样祭品，命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庄重地祭悼晴雯。宝玉回忆晴雯平生风情，涕泪交加，哭诵芙蓉诔。祭悼完毕，林黛玉忽然像鬼一样现身，满面笑容地说：“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
所谓歪意，应是曹雪芹的避嫌之辞，也是他的的自谦。《芙蓉女儿诔》，曹雪芹的千古绝笔，惊天地而泣鬼神；而其寓意却十分隐晦。故，黛玉称赞它可与曹娥碑并传。何谓曹娥碑？如果以庸众通常的认识判断，曹娥碑的碑文就是“彰孝烈”之辞。说的明白一些即是：哄骗妇女为男人守节殉葬的垃圾价值观；古儒谓之“节烈”。
按说，如此话意，绝不该出于林黛玉之口，更不会得到她的赞美。而书中的事实是：不但黛玉的确赞美；而且宝玉还认可了、又红了脸；宝玉红了脸，是觉得黛玉过誉、觉得自己的诔文比不上曹娥碑。
这段描述，让许多红迷和红学评议家心生迷惑。奇怪了吧：叛逆的宝黛，竟然能认可庸众“彰孝烈”的曹娥碑。红学半仙经过一番哼哼唧唧的演算之后，草草结案说：黛玉在此，只取与曹娥碑关联的那幅字谜的谜底“绝妙好辞”，以来称赞宝玉为晴雯所作之诔文。这又叫人从何说起？真是一本糊涂账。
因此，欲断《芙蓉女儿诔》之旨，必须先审曹娥碑的寓意。
二、曹娥碑的命运
所谓曹娥碑，是东汉未年为孝女曹娥所立的石碑；碑文记述曹娥视死如归、投江找回父亲尸体的故事。碑文为邯郸淳所作。碑文的主题，即庸众所评之“彰孝烈”思想。当时，东汉文坛众僚，对碑文赞服不已。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抚碑阅读之后，在石碑背面题下“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大字。时人不解其意。后被杨修、曹操猜出，蔡邕写下的八个字中隐着“绝妙好辞”之意。此碑不久散失。
至东晋时代，曹娥碑由王羲之重新书写，新安人吴茂先镌刻。此碑亦失散。而王羲之的绢本手迹现今保存完好，其上有南梁名士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字签名。之后，还有唐宋时代的韩愈、宋高宗等人题字。
至今现存的曹娥碑，是于北宋末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行楷体。乃千年书法珍品。
以上所记，均为曹娥碑牵扯的书法奇观，貌似与《红楼梦》中宝、黛所赞之寓意无关。仿佛真如某些红学半仙所断——黛玉只取其“绝妙好辞”之意了。但细究其因，林黛玉何曾如此无聊地赞美过宝玉？曹雪芹又怎会如此浮浅、会让自己笔下的主角说出有违其个性的豪语呢？
所以，欲断《芙蓉女儿诔》，必须重审曹娥碑碑文的作者、内容及主题。曹娥碑碑文作者邯郸淳，汉末魏晋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善作讥讽世俗、针砭时弊的文章。《笑林广记》故事集锦，即为邯郸淳编著。鲁迅先生对《笑林广记》曾给予极高评价。
汉末至魏晋前期，随着刘汉王朝的衰落与灭亡，中国学人开始强烈质疑儒家学说。表现在文学领域，他们开创了以写实、申志、气象著称的创作新风。是为建安风骨。建安文学，改变了魏晋时代前期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境界，启动了儒家治下文化改革之先河，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融合与进步。其意其旨，是之后隋唐宋明时代文化变革的动力，影响极其深远；建安文学从思想领域，已经触及封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为魏晋风流。
此后各朝，每当历史的关键时期、在社会文化变革领域，参与各领域改革的文化精英们无不怀念建安风骨；名为复古，实为革新。但很可惜，因中儒毒太深，中国文明一直在轮回中迂回曲折、悲壮艰难地前行。
三、绝妙好辞的寓意
邯郸淳，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写曹娥碑碑文之时，尚在东汉桓帝元嘉年代。纵有志向才情，他又如何敢于明确挑战儒家忠孝节烈的核心价值观？碑文的表面文章，他先把曹娥描绘成《诗经》中那样热爱生活、向往爱情的美丽佳人；后又把曹娥与《列女传》中各类以死殉夫的节烈女子类比。尤其文尾评议之时，邯郸淳巧妙地指出中国社会儒家治下频发的“生贱死贵”这一奇葩现象，从而引发人们对生命价值、对节烈意义产生强烈质疑。故而被当代文豪蔡邕暗赞为绝妙好辞。
邯郸淳，不愧为勇猛机智的江浙才子。碑文的意旨，尽管写得十分隐晦，但还是留下了多处向儒家传统孝义节烈价值观挑战的要命机关。下面略举两例：
其一、宜其家室，在洽之阳。待礼未施，嗟伤慈父。彼苍伊何？无父熟怙。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美丽娇艳的曹娥，已到婚龄。她还未出嫁之时，却死了父亲。苍天啊，何以如此无情？你让没了父亲的小女曹娥依靠谁呢！
邯郸淳在此设下两个疑问机关：如果以常理而论，曹娥即便死了父亲，应该还有母亲。既然还有母亲，怎会无依靠呢？此其一疑：即对《列女传》里大肆宣扬的母仪功德产生质疑。其二，既然已到婚龄，曹娥还可以嫁个好丈夫；过着如《诗经》中歌颂的那样甜蜜的幸福生活。那么，她死了父亲，怎么还会没了依靠呢？除非她的母亲已死；或她对爱情、对婚姻、对生活已彻底绝望。
如此以来，邯郸淳即暗对皇帝儒教治下“节烈殉葬婚姻”的垃圾价值观产生质疑并进行批判。通俗地讲：已到婚龄的曹娥，宁愿投江去陪伴父亲的尸身“尽孝”，也不情愿结婚去过那没有爱情的生活。特注：曹娥投江尽孝，显然是虚幻之辞。惊叹：这得多大的仇恨啊！此即曹娥碑暗隐的寓意。
事实正是如此。就碑文所引《列女传》中编撰、宣扬的那些惨不忍睹的殉夫节烈故事看，哪里还有什么爱情与幸福可言？而是从根本上只把妻子当成一件陪葬品；根本就没把女人当人。那么，这些节烈故事对曹娥来说，与其活在世上遭遇如此的爱情婚姻，真的还不如投入江中随父亲同死算了。
邯郸淳拐弯抹角在碑文中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向儒家宣扬的“以死殉节”的垃圾价值观开了一炮。
其二、生贱死贵，利之义门。这两句是邯郸淳在碑文结尾升华议论时的高论。意思是说：儒家教导世人殉节的结果，使人活着的时候痛苦卑贱；而死了之后仿佛才显得高贵起来；这其中之所以教人孝义节烈的缘故，原来是获取利益的一条途径。
教导活人自贱牺牲、赐予死人节烈名誉；是儒家赏罚准则的核心内容。儒家标榜的这种赏罚准则，自然涉及到生命价值、生活意义以及生活中的利益问题。
“利之义门”这句辞，向来有争议。北宋蔡卞重书之时颠倒过来，改为“义之利门”。但无论怎么更改，总是无法否定“孝义节烈”与某种利益之间的必然关系。那么，义利之间，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利益途径呢？邯郸淳只留下了疑问，他没有明说；他确实不能明说，当然也不敢明说。
不单邯郸淳不敢明说；就连之后的蔡邕、杨修、曹操、王羲之、徐僧权、满骞、怀充、韩愈、宋高宗赵构等等，他们都没有明说。因为他们都是儒家治下在那条利益链享受利益的各类人物：要么是主子，要么是高级奴才仕大夫；要么是儒徒；比如作者邯郸淳自己，好歹还有他的一碗饭吃。
魏晋之后各朝，在碑前题诗的文人如李白、贯休、苏东坡等等多如牛毛。他们或未看透本质问题、或看透了亦不敢明言。而最多的还是那些哼哼唧唧、装腔作势的小清客之流，也只能在蔡邕的八字谜语里寻找一点“我真有才”的存在感，充当一个半拉子儒棍：自己到处认亲寻祖感恩、也教人认亲寻祖感恩而已。
四、曹雪芹的节烈观
蔡邕肯定看懂了曹娥碑。他在碑阴题下“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一方面表达自己对邯郸淳的赞赏；另一方面也点破邯郸淳写作碑文之时谜语一样隐晦笔法，留给后世明白人反思。或者，还有指点迷津之功。
曹雪芹肯定也能看懂曹娥碑。他不但看懂邯郸淳，也看懂了蔡邕。然而可悲的是，在距曹娥碑时代的1800年之后曹雪芹虽然看懂了却依然不能明讲。但上帝赐给曹雪芹一双灵眼兼一颗慧心，他把自己塑造的几十个如同曹娥一样美丽女子的悲剧命运，全都归结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晴雯诔文之中，为中华文明史上无数上了儒家节烈大当的冤魂叫屈鸣冤。
通过《红楼梦》的大悲剧，曹雪芹把邯郸淳和蔡邕笔下的思想寓意——即节烈一旨的实质，总算委婉地表达出来。但还不够明确。庆幸的是，距曹雪芹时代的200年之后，终于让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明。鲁迅的这篇文章，名叫《我之节烈观》。
鲁迅先生说：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所以我的疑问，便提出于多数国民之前。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再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鲁迅先生说：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故还有两问，一问节烈是否道德？因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才有存在的价值；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鲁迅先生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命；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
鲁迅先生说：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女，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她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节烈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却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鲁迅先生说：我断定节烈这事极难极苦，不愿身受。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既然失了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注：恐怕也只有哀悼的价值了。
鲁迅先生说：他们（节烈之人），都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五、曹雪芹的赎救意识
之所以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大段引出，坦白地说：《芙蓉女儿诔》原来读不懂。我一直不明白，曹雪芹为何要把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烈士写进晴雯的诔文之中。坦白地说：曹娥碑的碑文，原来也读不懂。我不明白，蔡邕为什么会说它是“绝妙好辞”。我更不明白：叛逆的林黛玉，竟然称赞贾宝玉为晴雯写下的《芙蓉女儿诔》可与曹娥碑并传。但当琴学概念建立之后，再对照鲁迅先生批判的儒家节烈观；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仅仅是在写一部小说；他在《红楼梦》里开设了一个祭坛，哀悼那些不幸中了儒家圈套的节烈之人。他总结了五千年文明史，也努力为中华文明的悲壮进程试图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来超度那些因为节烈而勇敢牺牲的亡灵。王国维先生可能读懂了曹雪芹，但他依旧不能言明；他只隐晦地说，《红楼梦》旨在为人生痛苦寻求解脱之道。
王国维说对了。中华优秀儿女的人生，几乎都是苦悲的。他们心比天高，总想寻找契机、扭转乾坤；意图为中国民众开创一条幸福之路。但他们命比纸薄，一轮接一轮地失败，一次又一次地灭亡。他们中了儒家“生贱死贵”的无意识的圈套，陷进儒家“孝义节烈”的深坑无法自拨。他们自己都无法解脱，却还要为中国民众更加苦难的灵魂寻找一个解脱的窗口；那么，自己怎能有好的命运、又怎么实现自己美好的意图？
曹雪芹看透了中国这部所谓的文明史，但他不敢明说。他只好借一群美丽女子相似的悲剧命运开谈。他直到泪尽而逝也没有办法，生前只好写下一篇诔文，祭悼那些如芙蓉一般鲜美的生命的亡魂。
王国维应该看懂了曹雪芹，但他更不敢明说；因为他是国师，他比任何人看得更为清楚。虽贵为国师，但他依然无能为力；他只好抱着《红楼梦》自沉。于冥冥之中，或许他在等待什么。果然，王国维身后，中华文明迎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新纪元。
唐都浪子《浪说红楼》之：正论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