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辑贾葭：我不建议年轻人做媒体
媒体老司机——重温新闻老兵们的梦想故事，以及，他们重新出发的一些思考。
贾葭，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青年学者。历任新华社《暸望东方周刊》编辑、香港《凤凰周刊》资深编辑、GQ杂志中文版高级编辑、香港阳光卫视新闻副主编、腾讯《大家》创刊主编，现任外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十余年来，为内地、香港、台湾多家报刊撰写历史文化专栏，今年出版了讨论中国近代转型的新著《摩登中华》。
第一次失业，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些立场。
报社花了这么多钱，头班飞机，包车，成本这么高，稿子说毙就毙了。
很多优秀的评论者文笔其实都味同嚼蜡。
如果当时我能认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会继续选择做新闻。
你办的再风光，媒体大佬，总编辑社长，请问你占股多少？
媒体人转型通常是，做公号、做公司、做公关，做公公，做公主，做公益这六公。
和本期媒体老司机嘉宾贾葭老师见面，约在了位于成都北郊的戴季陶墓。
作为为数不多安葬在成都的民国要人，种种缘故，戴季陶的墓地鲜为人知，那天他准备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
以建筑、墓地描写作为开篇，是贾葭专栏文字的特色，最近他应《南方周末》的邀约，正在筹备一个讲述晚清民国人物的专栏，希望尽可能到每一个人物的墓地现场看看。
作为2003年入行，如今依然保持专栏写作的老媒体人，贾葭劝告年轻人不要进入新闻行业，在他看来这是一份不赚钱又十分危险的工作。
回忆起往事，讲述起身处新闻一线的作战经历时，贾葭又显得兴奋而开朗。
他非常感谢《凤凰周刊》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台湾和香港的政治，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也坦陈自己因为报道工作产生了新的兴趣，在社会百态中有了新的观察方向。
总之，媒体工作之于贾葭是段难以割舍的经验，而贾葭对于媒体行业也抱有热忱与喜爱。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去。
如果当时能认清这些事情的本质
我不会继续选择做新闻
传媒见闻：记得您最早开始写专栏是看三联生活周刊，觉得那样的文字自己也能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贾葭：是的，那时候正好是非典期间。因为我大学期间读书比较多，杂志还是看的比较少，要做新闻了嘛所以开始看杂志，那时候《新闻周刊》和《南风窗》看的更多一点。
王小波原来在三联写过专栏，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类文艺类的杂志，没有把三联看作是新闻杂志，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三联办的不错，也是一本新闻杂志。有次在楼下的书报亭看见了三联我就买了一本看，当时翻开就看到那种短小精悍千字不到的生活小随感，觉得这样的文章好好写啊。
于是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照着页脚下的投稿邮箱发给了当时的栏目编辑苗炜了，一周就给登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那会儿三联的稿子经常不够，苗炜自己化了好几个笔名在写。
传媒见闻：当时是已经开始从事媒体工作了吗？
贾葭：还没有，当时我是在光明日报。当时干的活是去找大学老师给那些自考的学生出试题，和新闻没有关系。
传媒见闻：这是您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吗？
贾葭：我最早是考了广电总局的公务员，但是后来没去。
传媒见闻：为什么考上了又没去呢？
贾葭：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就老希望我考公务员。内心我是不想考的，但为了堵他的嘴，所以就去考了，成绩还不错，进了广电总局，但我不愿意去。
传媒见闻：所以就没去广电，去了光明日报。
贾葭：对。
传媒见闻：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为什么要去《光明日报》做不喜欢的教育版呢？
贾葭：做什么板块的内容是报社统一分配的，我们没有选择权。工作热情也不是那么高，非典前差不多就已经辞职了。
传媒见闻：从光明离职后呢，又到哪去了？
贾葭：这就说来话长了，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些立场，那是我第一次失业。
我离开《光明日报》是因为我和《21世纪环球报道》那边已经勾兑好了，我想的就是我一定要做记者，和连清川、沈灏都已经见过了，准备入职。结果就在我准备去报到的那一天，报纸被停刊了。
传媒见闻：停刊的原因是什么呢？
贾葭：主要是报纸采访了李锐谈改革开放。还有其他一些事，这样报纸被停刊了。
那是我第一次失业，停刊那天是温家宝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日子。当时有一个词语叫“胡温新政”，对于一个外省京漂青年来说，这个打击还是蛮大的。我在《光明日报》的时候一个月薪水就只有1500，21环球做的好稿费加起来可以到6、7000块，当时在媒体圈算比较高的了。
当我把个人经历和整体政治走向连在一起，有了一些思考。在我还没有开始做新闻的时候，就撞到了墙。其实后来我有想过，如果在那时候就明白有些东西是不可商量的，是不可抗力的话，我可能在当时就不会选择做新闻了。
当然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很多年后，大概在09年、10年再回想我早年的经历时，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我能认清这些事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会继续选择做新闻。
传媒见闻：您觉得这个本质是什么？
贾葭：我大概是在《凤凰周刊》工作的时候想明白了一些道理，说实话这个问题之前我并没有想明白，那就是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的是，不断的呈现观点和事实，然后拓宽大众舆论讨论的边界，让我们离真理更近，这样我们才知道个人和社会该怎么做选择。换句话说，不断地扩充言论的边界，我们才能知道中国向何处去，才知道路该怎么走。但是如果存在一些障碍，这个问题是得不到充分讨论的，所以我们做新闻，要不断地去拓宽言论边界，让大家参与讨论公共事物更广泛，更直接，更接触本质一些。这个道理我在03年时还并没有想通，觉得一家媒体被关了那我去下一家就行了。
传媒见闻：那下一家是哪呢？
贾葭：当年5月我就去了《文汇百花周刊》，是香港《文汇报》在北京办的一份杂志，主要以生活方式、文艺、软色情以及软暴力为核心内容，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份讨论同性恋的杂志，同时还讨论中国人的性经验等问题，内容非常先锋，编辑都是当时媒体圈里最优秀的一帮编辑。主编是《看电影》的创始人尚可。
不过《文汇周刊》我也没呆多久，差不多10个月，2004年4月我就离开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可以真正做新闻的机会。其实也是偶然，那年3月底在一个饭局上我认识了当时《瞭望东方周刊》的张修智老师，吃饭的时候正好坐在我旁边。
整个吃饭的过程他一言不发，我很少在北京的媒体人饭局上看到有人这样沉默，他不说话就让我觉得这人深不可测，因为有的人一张嘴你就知道他是深是浅。饭局结束的时候，正巧我们俩回家是一个方向，我就问张老师要不要我打车带你？张老师就答应了。后来在车上聊，我只知道他是新华社的，就问张老师在哪个部门啊，他说在《瞭望东方周刊》，是一个新办的杂志。我就问他“你们还缺人嘛（哈哈）”，他说你有兴趣吗？可以来试试呀。我说“那什么程序啊”，张老师就问了问我过去的经历，因为我过去确实没有做过新闻报道，需要做一篇新闻稿给他们看看。
后来在4月份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篇稿子，作为我去《瞭望东方》的投名状。
传媒见闻：这是一篇什么稿子呢？
贾葭：当年6月，世界遗产大会即将审议中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遗址。当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在中国可申报遗产里高句丽并不出众，历史价值也未必大过其他备选，为什么中国政府偏偏要申报它呢？
带着这个疑问查资料，一查发现不得了。不仅中国在提出申请高句丽为世界遗产，韩国和朝鲜也在做联合申请，但高句丽遗址本身不在韩国境内，韩国纯粹是为了主张高句丽是他们的古代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朝鲜和韩国的立场是一样的，只不过朝鲜境内有好几处和中国境内那几处同期的高句丽遗址。
我还从一些学者那儿了解到，如果朝、韩申遗成功，可能会对中国关于高句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权定位有影响，未来朝韩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可能会有中国东北边疆的主权风险。所以为了防范这样的风险，中国在高句丽上报申遗的资料里面，将其描述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但韩国和朝鲜认为高句丽从始至终是独立的，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只是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
当时韩国为了抗议中国申请高句丽遗址，在首尔举行了好几次抗议活动，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他们抗议中国侵占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它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涉及边疆、民族、外交、文化等诸多问题，作为一个新闻选题，我觉得非常棒。通过研究看了大量的书才知道，中国在很早之前就给社科院拨了一千多万来研究这个事，叫做“东北工程”，那会这件事还没有激化，当时我觉得中国政府能有这样的魄力，还是很有远见的。
后来把这篇稿子交上去，当时的主编看了非常喜欢，觉得一篇稿子短短4000字就把这么多问题脉络能讲清楚，还通过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议。结果到最后拍板的时候，因为觉得历史、政治还有民族问题这部分发出来不太合适，只留了申遗的部分，删了三分之二只留了1000多字。
传媒见闻：当时什么感受？
贾葭：我自己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发出来的那部分没有显示出我的真实功力。觉得自己入职的时候，那些新同事要是看我以这样的稿子入职会看不起我的，后来我和老板讲我的忧虑，老板宽慰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别担心。
传媒见闻：所以就这样在《瞭望东方》入职了。
贾葭：对，因为那篇稿子我就入职了。一开始是做时政新闻，但觉得兴趣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是新华社的杂志。
无力感初体验
传媒见闻：您在《瞭望东方》觉得不适应是因为觉得立场太鲜明了吗？
贾葭：这个立场是这样的，要理性建设性的提建议，有些报道方式我不太适应，就是用市场化媒体的方式讲述高层政治议题。我做过几篇这样的报道，比如政治局集体学习，比如李瑞环的哲学书，等等。有领导觉得这篇稿子拉近了领导人和老百姓的距离。过去的宣传可能更多还是开会、视察，讲出书的不多，我这篇稿子用市场化媒体的方式拉近了领导人和百姓的距离。
传媒见闻：但还是觉得兴趣不大。
贾葭：对，所以后来去做调查了。在做调查期间做的比较大的稿子是写新兴医院的。它是北京一家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有非常明显的莆田系医院色彩。当时还没有任何莆田系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北京有多少医院已经被民营老板买下来。我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件事情，我的一个朋友的太太去这家医院看病被骗了，他就和我抱怨说这可能是家骗子医院。我就和另外两个记者做了好几组报道。
后来这件事还闹得挺大，他们在央视的广告被停了，这哥们就天天拿着菜刀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们领导。我还去他老家采访，发现这个院长以前还坐过牢。在他们老家采访的时候还被围攻，现在手臂上还有一个小的伤口，就是和他们抢我的记者证时发生冲突留下的。他们当时手里拿着镰刀，还好被警察保护了起来。
传媒见闻：还有别的令您影响深刻的报道吗？
贾葭：阜新的214矿难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情人节2月14号死了214个人,那一次采访让我知道一个记者原来需要那么辛苦，过去做稿子哪怕和别人打架也没觉得辛苦，但那篇做起来非常的辛苦。
矿难是下午发生的，但晚上消息才传出来。老板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头班飞机去沈阳，然后从沈阳去阜新。我6点钟去首都机场，那天北京下大雪，没有一个航班起飞。从早上10点钟开始陆陆续续看到了其他记者，那时候北京的记者还经常聚会都认识。大家一碰一问，发现原来你也去那儿的哈哈哈。
大家坐在机场，都不敢走，因为不知道航班什么时候能飞。李海鹏他们后来忍不住了，担心这样会丢新闻，要是再晚点全北京的记者都去了，大家就一起去了这样就没有优势了。我听说《南方周末》也很着急就给他们包了一个车，直接开车去辽宁了。我算了下，他们开10个小时，我还是等飞机好了，也安全一些。终于到了晚上10点，第一班到沈阳的飞机可以起飞了。我12点多落地了沈阳，下飞机直接打车去了阜新。
在路上的时候，老板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说他查了路况，沈阳到阜新的高速公路封了，你们肯定是走的国道，国道上都结冰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让司机开慢一点，让我千万不要睡着了。我问为什么不能睡觉。他说如果我睡着了，遭遇了车祸是来不及反应的，只有清醒的时候遇到车祸才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因为那时候没什么经验，这些都是老前辈告诉你才知道。一路上他又打了好几个电话告诉我，他是真的害怕我睡着了。
大概是在4点多的时候，到了阜新。我就想要是我先去酒店安顿的话，说不定一会李海鹏他们就到了。
传媒见闻：那时还是比李海鹏他们先到。
贾葭：我是头一班嘛，然后又是包车到了阜新。我直接去了医院，冲到了病房，把已经抢救出来的矿工采访了几个。后来医院就来人把人往外赶了。
传媒见闻：知道有记者来了。
贾葭：对，就把病房给封起来了。天亮了我就被赶出来了。我就去找住地，当地最好的酒店是政府开的阜新宾馆，那会儿也比较倾向于住这样的店，因为接待领导的缘故会更加安全一点。结果去了发现，里面全住的记者，已经住满房了。
他们都是到了以后先去酒店，洗个澡眯一会再出来采访，我是先去采访了，结果回来后没我可以住的了。后来就找了一个洗浴的桑拿中心，在他们的床上睡了一会，醒了就去现场了。
但现场已经封锁了，我进不去了。但还是有人进去了，听说是新京报的胡杰穿了一件呢子大衣，夹了一个皮包，雇了一辆奥迪A8停在现场。他体型有些胖，直接对门口的警卫一句：“情况怎么样”，哈哈把警卫吓坏了。还有澳大利亚ABC的一位记者，是个北京人，去了附近的矿工家里买了一套矿工的衣服，把自己脸抹黑背了一套工具假装进去救人也进去了，还下到了现场带了摄像机。但是像我这样的白净书生，没办法做这样的乔装打扮，就没有进到现场。没进去现场，我去了政府发布会，会上就说现在不让记者进现场，一切以现场指挥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能随意采访。
我后来去了一位遇难矿工的家里，家徒四壁，唯一发光的东西就是一个锅盖是亮的，可能是因为刚洗过。用的是老式的煤油炉，家里味道很大，孩子趴在炕上，说是因为没有棉袄不能下炕，到了这种地步。这位遗孀大概20多岁，然后和我讲了她和老公从山西到这打工，租的房子，一个月多少钱这些情况。结果走的时候，她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扑通就跪下了，她问我为什么本地人赔21万，我们外地人只赔7万，人命不应该是一样贵吗？过去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人命到底是不是一样贵这样的问题，突然这个问题抛出来就像电击一样击中我了，我就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城乡户口的这种差别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死亡都是同命不同价的。
后来我又坐下来和她聊了一会，觉得稿子差不多了，就想从赔偿这个切入口去写这个报道。当天晚上写完稿子后，老板和我讲这稿子不能发，被毙稿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那位家属，因为她和我敞开心怀聊了那么久。所以第二天我就去她家道歉，给了她1000块钱，我说是报社给你的，实在抱歉稿子发不出来。她问我为什么发不出来，我给她解释我只是前线的记者，没有发稿权。
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完整的毙稿。报社花了这么多钱，头班飞机，包车从沈阳开到阜新800多块钱，成本这么高，稿子说毙就毙了。老板说这是统一的决定，不是针对你。
我事后去想这些经历，就发现实际上是处处掣肘，比如说从医院被赶出来，被指挥部通知只能用官方的信息等等都是。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上，只是认为是地方政府的干涉，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职业是受到很多限制。
对不同媒体的差别
传媒见闻：您刚开始做媒体那段时间，对做媒体存在的一些状况普遍都认识不深？
贾葭：应该是的，至少我是在后来到了《凤凰周刊》后才把有些事情想明白的。
传媒见闻：怎么想明白的呢？
贾葭：像之前阜新的稿子被毙，我当然知道这是限制，但还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度上。当然陆续也看了一些政治类的理论书籍，慢慢就开始想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关系到底是什么。2009年从凤凰离开后，我就不想做新闻了，去了GQ杂志。
传媒见闻：您从瞭望走了是直接就去了凤凰吗？
贾葭：我先去了《新京报》，和我在瞭望做的事一样，做深度报道编辑，但是没呆多久就走了。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节奏，每天下午4点上班，然后开会，讨论选题和记者讨论稿子，收稿，编辑，上版，忙完就夜里2点了，然后再吃点夜宵回家，怎么也要天亮了才能睡觉。那时候经常是天亮睡，下午1点起床，4点就要上班，吃饭都不在点上，所以那段时间胃溃疡又犯了，就想找个理由离开。
当时有个记者写了一篇稿子，但被采访对象并不承认他们接受了采访。我是那篇稿子的编辑，我问记者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不能拿出来，因为拿出来就把信源给卖了。后来新京报就把这件事给扛下来了，更正道歉了，还把相关人员给问责了。后来这个记者就离开了，我就找了个理由，说我身体不好，想休息一下，同时也说我自觉不适合这份工作，就让我走吧。
传媒见闻：这样就走了。
贾葭：对，后来就去了凤凰嘛。凤凰虽然是获特许内地发行，也都是内地人在办，不过毕竟尺度还是要大一些。给的工资也没有瞭望和新京报高，但去凤凰我就是看中了凤凰的尺度更宽，更有发挥的空间。
2005年那会我和安替一起办《纵横周刊》，我在上面写台湾问题评论，而且之前也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上写了好几次台湾问题分析，在那个时候的媒体人里面，我算是比较懂台湾问题的，所以去凤凰就想做港台新闻。
后来在凤凰邀请了很多《联合报》、《中国时报》、《新新闻》里面这些台湾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写稿。我也经常去香港和台湾。
传媒见闻：台湾似乎缺少思辨性的媒体栏目，为什么呢。
贾葭：社会中有很多思辨的空间，公共舆论的表达渠道和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在媒体中，我觉得不算是大问题。
传媒见闻：从香港、台湾、大陆三地的经历中有没有察觉到媒体风格间的一些差异？
贾葭：香港的媒体更接近英国媒体，台湾媒体更接近美国。香港媒体保持了英国和民国时期媒体的老传统，喜欢夹叙夹议，观点就在报道中不怕表明立场，会用有评价色彩的口吻去描述一件事。台湾媒体是学美国，事实和观点分的比较开。大陆因为市场化媒体改革一开始也是学美国，所以也更偏向美国。
传媒见闻：这段经历对您往后的想法上影响大吗？
贾葭：影响非常大，因为你在那样的社会里呆过几天后，感觉是不一样的。08年第一次去台湾采访选举，我从罗湖过境到了香港后，就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放松感，后来问了好多人，发现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之前听他们说过境后一定要深深的吸几口气，我开始觉得很矫情，但真正当我自己从罗湖过境到了香港后，那种放松的感觉特别强烈。后来我在余英时的回忆录里也看到一样的表述。
在凤凰的时候经常和台湾和香港的媒体人打交道，觉得他们好有文化啊，经常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词，后来大陆也开始用这些词了，比如“福祉”、“履新”、“杯葛”这些。得益于这段经历，我有机会很近距离观察香港和台湾的社会，之前这些认知都是书本里的概念，没有切身的体会。
虽然只是港台部分，但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内地土鳖记者大开眼界了。我意识到，因为凤凰尺度宽，才能做出好报道。那时候在中国媒体圈，好多《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媒体发不出来的稿子，他们都私下问要不要拿到我们这来发，所以我们接了好多这样的外稿。那时候让我知道了一个正常的媒体应该是怎样的。
没有挑战，所以要变化战场
传媒见闻：您似乎总是不停的变化战场，为什么要这样？
贾葭：因为觉得没有挑战了，只要没有挑战我就会觉得无聊。
传媒见闻：您从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做编辑，有什么心得吗？
贾葭：我从业没做过几年记者，更多的时间都是做编辑。所以我经常和别人说千万别介绍我是知名媒体人，因为我没写过什么名稿件，甚至知名的评论，有但也是后期了。但我做编辑就非常认真了，如何能用最简单的汉语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不论多复杂的新闻都要精心设计出一个结构，把记者的材料填进去成文。
很多编辑是直接把编辑的稿子看一遍，签版说可以发了。我会在记者出发之前，告诉记者要注意哪些方向，事情可能会朝哪些方向演进遭遇什么情况，提供预判，会在后方配合、牵制记者去做采访。我不认为记者的自主性有那么大。作为编辑，我要求写多少字就是多少字，以什么角度写你就怎么写。作为编辑，我是一个知道该怎么把一件事以更好的角度清楚呈现的人，你要尊重我的权力。
很多记者的稿子在我这都有非常大的改动，甚至要求他们重写，给他们一个大纲讲清楚第一个小标题写什么，第二个小标题写什么。我会详细的给出一个结构。这些都是我跟港台的媒体学的，一开始看见他们这样我还很纳闷，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新闻史，才知道其实编辑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篇稿子的走向。
传媒见闻：那您怎么看调查记者与调查新闻呢？
贾葭：做调查记者，只要那件事在那儿，到了现场你会问会观察，可以把事实拿回来。调查报道呈现事实就好了，它可能需要勇气、体力会遇到很多危险。反而我觉得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下，你怎么能把一个故事讲好才是更重要的。
传媒见闻：所以编辑应该是掌控全局的。
贾葭：有一次给实习生上课。他写了一篇关于大兴枪击案的稿子，他开篇写的“砰砰砰，沉寂的夜空传来三声凄厉的枪响。”然后我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让他告诉我为什么枪声是砰砰砰而不是Biu Biu Biu，他说不是一般都是这样吗?我就告诉他，作为记者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个枪响，你凭什么就以为是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很多是基本功的东西，在新闻学院是学不到的。一定是在行业实践中学到的。
编辑既应该是决定菜谱的人，还应该是决定如何上菜和摆盘的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对远处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大的判断能力。有时候我不相信记者到了什么程度？只要求他拿回事实，让他把看到的某年月日几点什么位置什么事情这些素材给我，我来写稿子。大家拿到手就是同样的一根白萝卜，怎样做能让它味道更好，这是编辑要思考的。
传媒见闻：编辑要对于故事好看负责，那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好呢？
贾葭：首先是看材料，然后去看别的媒体的报道。因为深度报道基本上都是做第二、第三落点的报道，那你要判断该如何把故事讲的更深入，然后选择角度。大家对于同一件事，看到的角度都不同。就像我之前讲的阜新矿难，现场进不去，那我就换个角度，去谈中国在生产事故中同命不同酬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得到重视，那在以后的安全事故中再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就是看你能为这篇稿子赋予什么使命。
传媒见闻：您提到赋予使命，但在新媒体时代，可能编辑还需要考虑阅读量，这该如何权衡。
贾葭：在我做媒体时就有一个讨论，究竟该迎合读者还是引导读者。如果要迎合读者我去做软色情和暴力，打擦边球就很容易做。但在自由社会之下，新闻作为第四权所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不断给社会挑毛病让社会变得更好。
我们在做纸媒的时候并不在乎发行量和订阅量有多大，有一种孤傲的气节，我就这么写爱看不看。但到新媒体时代，你的内容就与你的定位有关，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媒体，什么价值观的媒体。秉持一些价值观的媒体并不是没有人看，问题在于如何在迎合与引导读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比如六神磊磊，既有态度，也树立了价值观，同时迎合了读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传媒见闻：您写作从来不考虑阅读量。
贾葭：一定要去抓只属于你的那部分读者，因为不可能所有人对所有事情感兴趣。而且作为媒体人，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知道，这和个人的立场、价值观念相关的。流量是有商业压力的时候才考虑的事。
中国媒体一方面受到相关限制，同时又遇到了媒体的代际转换，双重打击，所以纸媒才衰落，传统媒体才这么难堪。很难评价这对于中国社会的伤害或促进有多大。因为公众号出现之后很多界限都模糊了，很多传统媒体的操作流程很难延续。比如很多公号，一些文章中“小编”这样的措辞，我就特别看不惯，因为编辑你自己都把自己矮化成“小编”了，那你的公信力从哪来呢？
传统媒体是中心化的传播，需要更专业、更懂内容和有靠谱价值观念的人来做。很多媒体存在的价值仅仅局限于考虑经营收入，对于公共和社会进步有多大价值很难讲。
传媒见闻：作为评论人呢？如何写好评论。
贾葭：多读书是肯定的，还有就是观点够不够新，有没有解释力。评论的功能就是贡献观点，我作为专业人士，这件事我是怎么看的，在新的观点下我提供了什么新的解释框架或者解释角度，让大众以后怎么去看这件事。
同一件事，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角度都可以切入，你需要提供不同的解释框架，让我们的读者更多的思考这类问题的进入角度和思考方法。因为读者不是专业人士，不会想到还可以这样看。
输入和输出也有不同，你看那么多书，如果不输出，就不能有效的整理和富有逻辑的思考。阅读、写作、思考是三位一体互相启发的过程，纯阅读就变成了读书人，不写就只是观念的了解，不能有更大的启发。如果只写作不看不想就成了纯文学。写评论要有学理的积累，有解释事物的框架，提供对一件事的解释力。
传媒见闻：所以文笔并没有那么重要。
贾葭：我给腾讯大家当时提了三个标准，价值、洞见、美感。价值是我们要有靠谱的价值观念，要立的住。洞见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角度，要有解释力。美感就是文笔，是最次要的。很多优秀的评论者文笔其实都味同嚼蜡，文笔只是为了让你读起来很痛快，是审美上的享受，但是价值和洞见是思维上的享受，是满足不同需求的。
传媒见闻：您怎么看待媒体人转型这个问题呢？
贾葭：别做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创业另外两个合伙人都是移民行业的专业人士，我只负责做公号吸引流量。我非常坚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其实媒体人出路通常是，做公号、做公司、做公关、做公公、做公知、做公益，这六公。
媒体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传媒见闻：您离开媒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贾葭：不赚钱还危险。
传媒见闻：后来去帮人移民。
贾葭：写稿子的时候，很少能感受到反馈，不知道对哪些人产生了作用，感受非常虚幻。做移民的时候我和我的受众面对面更直接，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成就感是可感知的、具体的。我的客户从澳洲回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礼品，描述他们的感受时，这种成就感非常棒。
传媒见闻：所以这份工作还是能给你带来成就感的。
贾葭：当然，因为我可以具体的帮助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一个客户的小孩非常开心的过来说，谢谢你，我很开心爸爸把我带到日本读书。
传媒见闻：那有没有受到质疑呢？或者感受到一些外在的压力。
贾葭：移民是一个个体选择，是人对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做出的抉择，和公共事务没有关系，甚至是个人隐私。中国移民率本身就很低，欧洲移民率是3%，中国只有万分之1，所以横向对比我们的移民率非常低。有遇到指责，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传媒见闻：很多媒体人创业后，都觉得管理很困难，您有没有特别不适应的时候呢？
贾葭：管理对我倒是没什么困难的，管理是有方法的。之前在腾讯的时候就带过十多人的团队，腾讯还有针对主编一级的管理能力培训课，很受益。现在外邦也是十多人所以这个问题不大。感觉到难的就是发不出工资吧，投资人的钱已经花完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账，有过艰难到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要不要借钱，要不要继续干下去，揪着自己的头发想明天要不要去宣布把公司关了，要不要给孩子们贷个30万给他们发工资。
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创业的过程中，你需要为每一个决策负责任。曾经因为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公司有8万元的损失，股东过来埋怨，我说我承担这个损失。可如果是80万呢？当需要为每一个决策承担责任的时候，才觉得负起决策的责任是很难。
传媒见闻：感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还是回到媒体行业比较好。
贾葭：没有。
传媒见闻：外邦科技现在的经营状况如何？
贾葭：我们还可以，早就自负盈亏了。
传媒见闻：那对于新进入媒体行业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贾葭：我不建议年轻人进入媒体行业，我从2008年就讲这样的话，告诉那些实习生能不进媒体就尽量不要进，去外企及大型民营企业。媒体又不赚钱又穷又危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媒体人不可能拥有这家媒体的所有权，当所有权不在于你的话，永远不能指望通过它发家致富。
产权是最核心的问题，北京为什么有很多胡同那么破败，因为过去不承认房屋私有产权，我作为住户自然没有动力去修缮它，如果这是我家祖祖辈辈可继承的房子，那我就会去修缮。为什么欧洲有300、400年的老建筑，就是因为他们保护了私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如果去查是能查到具体某人、某个家族、某个企业的持股比例的。国内的媒体，你办得再风光，媒体大佬、总编辑、社长，请问你占股多少？0！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清末民初到1949，从帝制到共和，由天下而国家，直至今日，这个转型仍在进行之中，我们依旧在这个大变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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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谈及清末民初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每篇文章都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建筑入手，采用娓娓道来的故事方法，带领读者从历史情境中进入这些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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