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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
作者 杨开忠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刊期 《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年第1期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规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规范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方法的一般价值观念、目标和原则，是行动性理论范式，包括“一个中心、六项原则”。（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根本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当然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以人民为中心，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人民。与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类关心自然、保护自然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依靠人民。习近平同志2014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人对日益稀缺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拉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决定于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其中，人是能动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推动力。三是人民共享。生态环境公平思想和行动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现代民权运动和现代环保运动，进入21世纪以来产生了两种不同思潮。一是环境公平或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观，强调在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二是生态正义（Ecological Justice）或绿色正义（Green Justice）观，强调除了人与人的平等外，还有人与其他物种的平等（库宁汉姆、赛果，2004）。前者忽视人与生物链中其他万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后者则万物“一视同仁”、忽视了保护自然是为了人这一根本目的。与此不同，正如上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保护自然，但其目的是让人民更幸福。习近平同志指出，“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环境正义的根本在于人与人在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中的平等，即人民共享生态系统服务。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也首次纳入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内容和目标。（二）坚持“六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这篇重要文献中，科学概括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核心、首要原则，也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共生”概念源自生物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共生”是两种密切接触的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互利关系；广义上的“共生”即发生频繁密切接触的不同物种间的关系，包括双方高度依赖又没有不利影响的原始协作（Symbiosis）、一方获益而另一方不受影响的偏利共生（亦称共栖）（Commensalism）、双方都必然有利的互利共生(Mutualism)和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害的寄生（Parasitism），以及偏害、互害等。前三者可统称为和谐共生，而后三者则为不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者之间经由物质、能量、价值循环发生相互作用，可能是和谐共生，也可能是不和谐共生。正如《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曾声明，“人类与自然界处在彼此冲突的进程中。人类的活动给环境的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无可挽回的破坏。如果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将巨大地改变这个生命家园”（Kendall，2000）。为了人与自然和谐，永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利用自身力量促进人与自然良性互作、和谐共生，终止人与自然恶性互作、非和谐共生。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是满足人的需要和保护自然之间良性相互作用，也就是发展和保护和谐共生，而非非此即彼。因此，1987年联合国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来，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国际社会强调统筹发展与保护。在人类承担人与自然和谐的主体责任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交互，人类必须保护自然。人类为什么保护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自然就是财富，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增进人类福祉。这是发展与保护之间正的相互作用的根本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原则。为什么说自然就是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首先，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自为的绿水青山给人类提供的有用的东西即自然服务（Westman，1977）或生态系统服务。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自然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食物、淡水、燃料、纤维、基因资源、生化药剂）、调节服务（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疾病控制、水净化、授粉）、文化服务（精神与宗教价值、故土情结、文化遗产、审美、教育、激励、娱乐与生态旅游）、支持服务（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初级生产、制造氧气、提供栖息地），它们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惠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3）。因此，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其次，绿水青山是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在人类发展水平低下时，绿水青山提供的自然服务相对人类的需求是充足或剩余的，因而，绿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虽有使用价值但一般并非经济财富——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言稀缺的财富，亦无有效利用和保护问题。但随着人类发展，绿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逐渐变得稀缺（杨开忠，1998）。这种稀缺意味着，绿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不仅成了经济财富，而且其有效利用和保护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在被有效利用和保护过程中转变为人为自然，自然而然成了人造的社会财富。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基本原则，本质上就是以生态环境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由之路。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是人不可或缺的自然服务提供者。对于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和发展，无论从事何种活动、身处何时何地，生态环境提供的自然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生态环境公平正义。其次，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随着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演变，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优质生态产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日益突出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把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面向全体人民均等地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因而，习近平同志要求：“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最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脱离人与人的关系，纯粹就人与自然关系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无法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生态环境公平正义是调节自然服务开发、利用、保护中人与人责权利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交互性，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理念，公平占有和使用自然服务、分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由于历史的累积，现实生活中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问题十分突出，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这意味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遵循生态环境公平正义的要求，理顺人与人之间生态环境责权利关系，纠正现实的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问题，真正使人与人之间都能平等地在自然服务开发、利用、保护中受益。因此，以生态环境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基本原则，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原则，就是以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为原则。这是科学治理的内在要求。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是由大气、水文、地貌、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土壤等组成的一个整体，内部要素并非机械地汇集在一起或偶然地在时空上结合起来，而是通过物质、能量、信息流通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自然系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习近平同志要求深刻认识、尊重、顺应这一客观规律，并生动形象揭示这一规律，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强调“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并警告“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然而，现实生活中孤立、片面、从一时一地一要素而非联系、系统、全面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却普遍存在。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基本原则，全要素、全地域、全过程系统治理生态环境。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一原则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以最大的认真掌握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和监督制度实施的标准，必须牢固树立起制度的刚性和权威，不得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对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凡是需要追责的，必须一追到底，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以确保制度不偏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作为最大的公共产品，一方面，生态环境作为纯公共产品部分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会带来“搭便车”现象，从而使自然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作为公共资源部分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带来生态环境的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然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为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以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生根见效。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原则，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其次，地球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分割性。地球生态环境不能按国界无限细分，保护生态环境具有跨国界特征。同时，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门槛。例如，根据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为防止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必须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2.0℃以内，甚至1.5℃以内，显然这是任何单一国家或区域集团即使尽其所能也不能实现的。因此，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再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一项重要的原则，首先强调的是责任的共同性。国家不论大小、南北、地理环境的区别，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一份责任，都应当参加全球环境保护事业，都必须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承担义务。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并落实。最后，“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因超大人口和经济规模，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日益突出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有责任、有能力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世界人民。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布局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与自然不断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形成和发展的。现代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科学研究表明，人与自然在组织、空间以及时间上耦合，在相互作用方面从直接到间接、从邻近到遥远、从局部到全球、从简单到复杂（杨开忠，1992、1994a、1994b；刘建国等，2007）。这意味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全面管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和现代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形成了其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三维布局模式，具体包括五大体系、两大格局。（一）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从全方位来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跨不同组成要素耦合的系统。在地球系统科学意义上，这种耦合表现为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智慧圈之间的耦合；在人类社会意义上，则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自然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服务，按照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自然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它们经由物质、能量、价值循环贯穿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生活各个体系，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各项福利（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这意味着，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统筹人类社会各个体系，全方位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理念。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理论逻辑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起来，鲜明提出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包括五大体系，这就是：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这五大体系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新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格局。其中，生态文化体系是生态文明的上层建筑，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目标责任体系是生态文明的政治担当，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的根本保障，生态安全体系则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协同推进五大体系建设。（二）形成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生态文明体系无疑要落脚在地表空间，这个落脚好不好对生态文明兴衰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决定作用。因而，空间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无不鲜明要求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就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布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统筹“美丽中国”和“美丽地球”两个空间。地球是一个空间交互的有机体。随着人类活动广域化和全球化，这种空间交互从物质、能量的自然单循环不断扩展到物质、能量、人员、价值的自然-社会双循环，使人与自然从本土到全球、从近程到远程跨空间、跨国界耦合共生。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结合人与自然空间耦合规律和国家主权对立统一的逻辑，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美丽中国”和“美丽地球”两个空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认识到实践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次把美丽中国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生态文明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转折性变化。其次，从认识到实践推动美丽地球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他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进一步指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建设美丽地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全面深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担与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建立广泛的双多边合作交流机制、深化南南合作，采取有力度的行动，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日益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二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国家，空间多样性丰富、空间差异显著、空间交互较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国土空间统一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充分注重形成有效国土空间格局，避免空间“一刀切”和各自为战。因此，生态文明国土空间布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的重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形成生态文明国土空间格局。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创新国土空间布局范式。2011年6月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2017年出台的新中国第一份全国国土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打造一个安全、和谐、开放、协调、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国土开发格局。这两个规划愿景虽存在差异，但突出的都是“开发”行为。这不适应生态文明实践要求。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土空间组织扬弃了这种突出“开发”的行为范式，提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综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其次是改革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改革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以国土空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前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之后，一方面先后出台《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逐步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另一方面出台《意见》确立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四体系”。三是共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在“人类世”，人类是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主要力量。地球不是平的。亚欧非合计陆地面积、人口、GDP分别占全球的56%、70%和62%以上，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和最具成长性的经济体，是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清洁美丽世界的主要空间。我国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结合的边缘地带，具有经由海陆沟通亚洲、欧洲、非洲的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丽地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以构建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亚欧非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这里，绿色丝绸之路始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绿色丝绸之路目标，我国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而且主动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构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三）形成生态文明时间格局人类与自然生命综合体是跨时间耦合的，时间因素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任意时间上人类及其所处的网络和环境是过去发展的产物，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另一方面，预期影响行动，行动改变预期。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时间因素的作用，统筹好世世代代，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向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制定长远战略愿景、将长远战略愿景分解成相继连续的一个一个五年中期战略规划，再将五年中期规划分解成2—3年行动计划和年度计划，从而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系统组织起来，凝心聚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确保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习近平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要求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成美丽中国。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遵循绿色发展之路径模式。（一）绿色发展模式的提出综观国内外，“绿色经济”“绿色发展”虽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于1966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但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且国外相对密集使用“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一词，而国内则更多地使用“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W. Pearce)在1989年的专著《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最早提出“绿色经济”一词，但并未明确定义“绿色经济”，仅仅运用这一术语阐释了环境保护与改善的问题（大卫·皮尔斯，1997）。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两种重要的绿色经济形态。其中，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其思想最早源于博尔丁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1990年皮尔斯和特纳的著作《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建立了第一个正式以循环经济命名的循环经济理论模型；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其概念源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绿色发展”这一术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被从德国、日本引入我国。2007年9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而后低碳经济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虽然如此，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却先于绿色发展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02年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胡锦涛在2004年、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分别要求，“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健全法律法规，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强化节约意识，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要求“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200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低碳经济则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的发布为主要标志，于2007年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绿色发展”是于2010年被正式采用的。是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由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绿色发展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之基本路径。首先，2015年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并将之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明确提出以绿色发展为基本途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提升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发展理念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次，先后发布的《“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明确指出循环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再次，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强调提出推进“低碳发展”。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二）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路径模式的绿色发展，超越国外“绿色经济”，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立足新发展理念全局。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绿色经济理念相对孤立、片面地强调“绿色”，未能明确或凸显影响人类新发展全局、根本、方向、长远的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理念。与此不同，习近平同志还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之路立足新发展理念全局，联系地、全面地谋“绿色”一域，强调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变革，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是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而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驱动力，协调、开放、共享体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五大追求引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认识深化，国外绿色经济理念经历了环境治理经济政策指向、经济绿色化过程指向、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向的阶段变迁（唐啸，2014），绿色经济的定义相应地从讨论环境经济政策的模糊术语到首次明确为“重视人与自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的经济”（UNEP et al.，2008），再到明确为“带来人类幸福感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显著地降低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缺乏的经济”（UNEP，2010）。2010年UNEP倡导的绿色经济定义是目前国际上较为广泛接受的，它强调达到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社会包容的综合目标。与绿色经济理念不同，绿色发展路径既强调生态安全、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又强调政治科学、文化发展，鲜明地提出绿色发展的五大追求，即：（1）在生态安全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2）在经济上，追求绿色发展繁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3）在文化上，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4）在政治科学上，追求科学治理精神，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5）在社会和谐上，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共建美丽家园。三是坚持生态优先。在绿色经济理念中，虽然生态、经济、社会目标总的来说是并存的，但关于三者优先性的排序依条件和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塞尔邦·斯克列丘（Serban Scrieciu）所言，“通过适合当地及全球生态基础条件和长期动力的方式来组织经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当人类面临人造物质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优先还是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顺序性冲突时，与绿色经济理念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社会经济发展不能损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因地制宜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防范生态风险、增强生态韧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三）绿色发展模式驱动力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可以得出，与传统的绿色经济理念不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布局、结构、效率、质量、创新、规模、公平等多维综合驱动绿色发展。一是布局驱动：依靠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驱动绿色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布局的主要途径是：划分“三区三线”，增加生态空间、生活空间，优化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结构；消除空间分割、促进空间对流；鼓励人口和经济从生态地区、农业地区向城市化地区集聚，缩短人口发展机会距离，减轻生态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压力；调节人口密度，解决人口过密和过疏问题。二是结构驱动：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发展。结构驱动实质是使资源由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污染排放较高的部门流向资源利用效率较高、污染排放较低的部门，主要途径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降低污染排放负荷”，要求“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三是效率驱动：通过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驱动绿色发展。其主要途径是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四是质量驱动：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驱动绿色发展。质量驱动强调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主要途径是设定并严守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责任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的核心，“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五是规模驱动：强调通过总量控制、设定并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来推动绿色转型。总量控制包括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用水、能源消费等资源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习近平强调资源总量和排污总量控制，主持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此进行系统的制度安排。设定并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是指划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指标约束。习近平指出：“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六是公平驱动：通过强化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平等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绿色发展。一个主要途径是，将生态环境保障逐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实行统一、差别、合作的制度规则以及制定实行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等。七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其主要途径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行绿色商业模式，建立健全绿色交易市场机制、绿色收费价格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绿色标准、绿色认证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构筑有力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