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私人史 | 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街头小报、手抄本和录像
任大刚
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曾任东方早报评论部主任，澎湃新闻网社论委员会主编，梨视频评论总监。现任梨视频研究院院长。出版有《与孔孟对话》（中文、韩文）。
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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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秋天，不满12岁，我到另一个镇上读初中。记得深秋的一个阴天的下午，学校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带着凳子，在大操场召开大会，传达关于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精神，气氛有些紧张。
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是政教办公室主任黎炳文老师。黎主任一改平日笑眯眯的模样，声嘶力竭，擂着桌子宣读文件。
对一个刚刚从乡下懵懵懂懂进入镇上住校读书，还整日沉浸在摸鱼抓鸟快乐的小孩子来说，黎主任口中的各种术语高深莫测，艰深难懂，我们完全不能领会文件精神，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不过对文件中举例提到的一些事件颇感兴趣，比如说某个男的给他老婆拍了“露体照”，文件骂他们实在是道德败坏，不知羞耻。我们不知道这个“露体照”是个什么玩意儿，互相询问，连高年级的人也都搞不清楚。
这次大会后，很奇怪，似乎就没了下文，师生员工中也没人因此受处分。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次“清污”进行28天就草草收场了，完全不像几乎同时进行的“严打”那样声势浩大。
1980年，我们镇上有人帮助人民公社从广东买回一台大屏幕的投影电视，公社为此在电影院之外，另建了一个放电视的电视院。为了观看最热门的《加里森敢死队》和《少林寺》等等片子，远远近近的观众会挤满半条街。
电视院看大门的青年杨边花儿（“边花儿”，方言，袍哥切口，指单只眼睛有眼疾的人）因此拥有巨大权力，他利用收门票的机会，据说乘机调戏过几个女青年，在严打中遭到指控，很快被枪毙了。传说还有抢了四五块钱被枪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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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街头上开始出现几个老头子挎着书包，趁着赶场的机会，在附近几个乡镇流动兜售街头小报。街头小报并不用新闻纸印刷，而是一种稍厚的白纸，印刷质量算过得去，字迹清楚，不过图片质量很差，黑白为主，彩色照片往往套色不准。
那个时候的普通老百姓，认为用铅字印刷出来且公开发卖的东西，代表着官方的意见，必定是真的。而且上面登载的事情稀奇古怪，匪夷所思，令人着迷。既可信又可爱，因此购买者踊跃。
有一次上历史课，我在下面偷看一张小报的长篇报道，清晰记得标题十分耸人听闻，叫做“色情间谍无耻勾引，中华男儿不为所动”，讲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方战士深入敌后侦察敌情的故事。看得如痴如醉之际，教历史的黎世先老师已经走到面前。这张报纸被他缴获，从此下落不明。
因不知道后面的情节如何，所以挂念了很久，反而记住了这件事情。过了很多年问黎老师我的报纸去哪里了，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敢担保在我热衷阅读的街头小报中，有没有在这一年创刊的《南方周末》，因为据史料记载，伟大的《南方周末》就是创刊于1984年，而且一开始登载的东西，并不像后来那么忧国忧民和有品位。
▲《南方周末》创刊于1984年（图/图虫创意）
不仅街头小报，各种各样的杂志也纷纷出现，似乎完全不需要什么刊号、登记证之类，几个文学青年凑在一起就可以弄本杂志印刷发买，上面什么内容都登载，其中以连载武侠小说为固定内容，最受欢迎。我的同学岳建伟记忆力超群，每天晚上熄灯后等巡查老师一走，就在寝室里开讲白天看的武侠小说，他几乎可以做到一字不差的复述。
但我并不是很喜欢看武侠小说，而主要看一些“什么什么之谜”的传奇以及军事故事之类。这些杂志的品质很低劣，但在小城市和乡镇上却很有市场，出租小人书的书店里，也同时出租这些杂志，每每顾客盈门，我是这些杂志的常客。后来自己有了一点钱，还订阅过《故事大王》《飞碟探索》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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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小报之后，很快便是录像厅的兴起。
我上学的这个镇很大，录像厅每条街都有，一度达到20多家，那时候放映的主要是港台武侠片，每家录像厅都将大功率的音箱放在门口，整日里镇上都是“叮叮当当”刀枪剑戟的磕碰声，人仿佛进入天下第一铁匠铺一般。
看了一些之后，发现录像带的质量普遍比较差，对白间隙，基本都是噪音轰鸣，而且剧情高度雷同，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了。等到电视普及，这些录像厅的生意迅速下滑，有的关门倒闭，有的能够坚持下来，主要是夜场之后，再加3块钱，可以放黄色录像，这时候据说观众爆满。
▲1990年，录像厅前排长队（图/东方IC）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家有了自己的录像机，导致录像厅生意更加惨淡，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时候文化市场没什么人来管，渐渐地，大白天录像厅里也开始连场滚动播放黄色录像，大功率的音箱仍是明目张胆放在门口，整个镇上弥漫着怪异的呻吟，观众已经以老年人为主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很多年，我大学毕业后回乡教书，也是如此。
有一年寒假，我上研究生的同学小郭（现为某大学教授）一则专程来看望我，二则打算专程来接受精神污染，结果时间紧迫未能如愿，他怪罪于我安排不周，因此怀恨数年。待到录像升格为影碟且价格飞速下滑，录像厅只好关门了事，这种娱乐活动也就彻底消失了。
进入新世纪，我很少回乡，一干初高中同学迅速拥挤在QQ上，想来新娱乐方式转变为互联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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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初给“精神污染”的原始定义，40年传播史，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精神污染史。“精神污染”这个词，据早年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一名教授的考证，最初出现于纳粹文件，这个发现与后来不再使用“精神污染”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在这部精神污染史中，有多少受害者呢？我觉得，是否有人因为精神受到污染而违法犯罪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以我之所见，结论是“没有”。
我们有一个中学同学犯了偷盗的错误，那是因为青春期的迷茫；一个智力超群的同学看了手抄本之后自己也开始模仿创作并在班上宣读，他后来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一个同学为了借阅手抄本，在大山里辗转，因此走破了一双皮鞋，他后来在镇上管治安。
而上文提到的被枪毙的杨边花儿，却是利用其看大门的职权，对女青年上下其手，属于经不起权力诱惑。
是否有人因为精神受到污染而做出违背公德的事情呢？我的所见也是没有。
“清除精神污染”虽然只有28天就夭折了，后来的文化管理不管有多混乱，在我接触的人和事中，没有人因为所谓管理混乱就道德沦丧、胡作非为，绝大多数人有基本的道德自律。真正引起道德沦丧、胡作非为的，是权力失控、贫穷和人性之中的恶。
我的总体感受还是那句老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延伸阅读】
改革开放40年私人史 | 那些人们脸上充满紧张、兴奋和神秘表情的日子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下期预告
我们这代80后，
真的是买房的“天选一代”
1980年左右出生的人（75后，85前），
有一个挺有趣的共同点。
就是一起聚会聊天时，
总会痛心疾首地谈起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房子”。
当身边有80后90后时，
我们说得更加投入和深情，
如果不是当年“少”买了几套，
现在就不会和这些苦逼的年轻人，
在一张桌上吃饭聊天了，
正在家里悠哉地做寓公呢，
或许还会轻飘飘的来一句，
“你们啊，没赶上好时候啊”。
然后啊，
年轻人往往是一副强忍着被冒犯的脸，
受辱程度仅次于Me too。
——改革开放40年私人史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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