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不可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
姚峥华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者。多年来与书为伍，着力于书人系列写作，作品有《书人·书事》、《书人小记》、《书人依旧》、《书人肆记》、《书人为伍》、《书犹如此》。
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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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命运——致巴金》是2018年出版的一本小说，作者是日本小说家、文学活动家芹泽光治良，书以虚构的形式——一五十多年前芹泽光治良写给巴金的信，讲述了他和法国一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家夫妇的半世友情。在这段友情中，他用侵入骨髓的笔触，着重记录了一份横跨两次世界大战历经二十多年的爱。
▲《人间的命运——致巴金》
像大多数爱情小说一样，因为虚构的标签，我们在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中跟着主人翁雅克·邵可侣和克鲁那李桑夫人一同沉浮。我们甚至认为，作者把巴金写进来，只是充当一个角色道具，扮演一个倾听对象，营造一个情景氛围，构筑一个时代背景，从而使作品本身于虚构中显出真实的份量。
直到有一天，我在《胡适全集》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1933年6月12：九点到济南，车站上见到静姗（朱经农夫人），我把邵可侣托带的东西给她。”“1934年3月23：今天最忙，上午见客十余作，有邵可侣夫妇……”“1937年1月10日：邵可侣来辞行。”
邵可侣？
我不由得重新把这本薄薄的小说找了出来。
雅克·邵可侣，确有其人。
01
雅克·邵可侣（1894-1984），1894年2月3日出生于巴黎，祖父是巴黎公社社员、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伊利赛·邵可侣，曾在巴黎家中接待过列宁、克鲁泡特金等人。
受其家人影响，邵可侣很早加入无政府运动，1914-1916为《工会斗争》（后改为《斗争》， 1917为《林中空地》，撰写文章，1920年1月开始，成为《新时代》的代理人，同时与皮埃罗博士的刊物《更远》与《无政府主义日报》合作。
▲年轻时候的雅克·邵可侣
巴黎的家，是邵可侣的祖父伊利赛·邵可侣留下的房产。
芹泽光治良在小说中写道：“一战”永久地损伤了法国青年雅克·邵可侣的无名指，他再也不能弹钢琴了。他的才华与绝望打动了优雅高贵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学者克鲁那李桑夫人，她为他献出了爱情和全部身心。正因为爱上了雅克，夫人告别了自己的丈夫克鲁那李桑先生，被亲人和身边朋友蔑视，连自己的孩子也远离她。但与雅克相爱，她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雅克也因为有这样的爱，从战争的绝望中重新站了起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社会学者。
这个家里的人员构成极其有趣：克鲁那李桑夫人与雅克·邵可侣形同母子，却以情人关系对外，雅克称她为丽丽。同一屋檐下，还有一位青年弗雷德，是克鲁那李桑夫人自己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四岁的幼女比埃拉，她称雅克为爸爸，称夫人为妈妈。她是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孙女，此时成为邵可侣夫妇的养女。
1926年的一天，正在巴黎留学的日本青年芹泽光治良，在这个家中第一次见到了四个中国青年。夫人很高兴地为芹泽引荐。芹泽光治良写道，“那四个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会说法语的只有一个，其他三个人说英语和德语，但只会一点点。……他们说话时动不动就吐痰，当比埃拉进来时还把桌上的橙子拿起来喂她，他们的行为给人很不文明的印象。”
据学者刘柠分析，那四个青年中，就有巴金的影子。他早年读巴金的随笔，巴金谈到1927年去法国时，开始写了《灭亡》，从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文青时期的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笔名便来自两个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
可见，邵可侣与芹泽光治良及巴金便是1926年在法国家中相识并结下友谊。巴金留学于法国时翻译的《面包与自由》，卷首语为邵可侣所写。
芹泽光治良作为一位亲密的旁观者，在巴黎邵可侣和克鲁那李桑夫人的家中，目睹了他们超越年龄及辈份的非凡爱情，为之深深震撼。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与夫人坚持了长达了二十多年的联系，直至夫人1953年去世。
巴黎客厅温馨的情景随着1928年5月邵可侣来到中国戛然而止。
巴黎社会“一战”后萧条不已，为了心中的革命信仰、理想和追求，邵可侣毅然离开法国来到了中国，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留在北京的大学教书，被中国深深吸引……
02
在胡适日记中看到邵可侣的名字后，我开始按时间顺序找寻他在中国的行踪。遗憾的是，正如胡适日记中的简洁，能找到的也只是蜘丝马迹。
有零碎的资料显示，1928年到了中国的雅克·邵可侣，先后任教于上海劳动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学和抗战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担任法语教授。他所编写的《法语教程》是中法大学以及后来北平汉学研究所的主要法语教材。著名法语专家、翻译家叶汝涟为其弟子。
金克木是邵可侣的学生。他于1933年旁听邵可侣的课，后整理并校订笔记，编成《大学初级法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在序言中肯定了金克木的贡献。1935年，金克木经由邵可侣推荐给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当上了北大图书馆的职员。
巴金回国后，1935年在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两年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邵可侣著、郑绍文译的《希腊》，做为该社综合史地丛书中的一种。这个时期，邵可侣与巴金等留法学生有紧密联系。
▲综合史地丛书之一 （图/网络）
抗战期间北大迁到云南，查当年的考试试题，有记载：1939 年，国立大学和学院举行第二届全国统考。昆明考区“招生委员会”由蒋梦麟(主席)、梅贻琦、张伯苓、熊庆来、邹鲁、赵士卿、王子玕 7 人组成。“命题委员会”依然多为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其中，《法文》题这一组名单有吴达元(召集人)、闻家驷、邵可侣。
邵可侣也随着学校辗转南北，没有回国。在国与国的地域界限中，在时代环境社会动荡中，夫人和邵可侣的情感波澜起伏，成了芹泽光治良这封信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03
在这封长信中，芹泽光治良自始至终是个叙述者，而夫人，还有邵可侣是真正的主角。
这里摘录夫人的几封信。
一封是1938年写给芹泽光治良的，此时距离夫人1934年到中国并成为胡适的客人已过去了四年。夫人写道：
我有意把大量中国书画和瓷器放在屋子里，让自己产生在中国的感觉。而且，这几年我读了有关中国的书籍，学习了中国的知识。这一切是为了跟邵可侣一起生活下去而做出的努力。即使邵可侣在放假后也经常回不了国，可我在巴黎也能感觉到跟雅克生活的喜悦。为了跟雅克交流，我在巴黎学习中文，还坚持写信。
邵可侣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乃至于扎根中国也不后悔……为了方便成为中国人，邵可侣有可能跟中国人结婚，我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之后我会退出，就像做为第二个母亲祝福邵可侣第二个人生能够幸福安康。我相信这样做应该成为我跟邵可侣之间这些年来爱情史的最后一页。
写这封信时，女人内心第六感让她意识到邵可侣可能产生的情感变化。但夫人表示已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这期间邵可侣回过法国，经过短暂停留，启身时，夫人安慰他说，只有在你感到幸福的东西里，才能找到我的幸福。
另一方面夫人给芹泽光治良的信说，只要他活着，做为邵可侣夫人，我就是幸福的。
正是在1939年，邵可侣和他的学生黄淑懿结婚，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担任证婚人。根据时间和资料判断，他们是在昆明这一段时间组成家庭的。而此时，芹泽光治良因为夫人的信，冒险从日本奔赴北京寻找邵可侣，但两人交臂而过，没有见面。
黄淑懿是燕京大学的陶艺师，专门制作精美陶艺品，教授陶艺课。妹妹黄淑清，中法大学毕业，妹夫是著名化学家孙承谔；三姐（黄湘翘）夫何浩若，是闻一多、罗隆基同级同学；四姐（黄淑慎）夫萨本栋是著名物理学家，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1937-1944）。
这显然是一个颇有学养的家庭。
婚礼上，齐白石托梅贻琦转交他祝贺的画作《荷花鸳鸯图》。后又画有多幅上款题“邵可侣”的画作，如《五德图》。
徐悲鸿与邵可侣关系也不一般，他在《邵可侣的画像》中称邵可侣为“我最亲爱的朋友”。
在芹泽光治良给巴金的信中，远在巴黎的夫人日渐衰老，尽管她有某种疑虑或猜想，但还是一无所知。
04
1947年，邵可侣再次回到法国，相见时，夫人发现了他的异样。邵可侣不敢直视夫人的眼睛，说：“有一件事我要向你坦白，请你原谅。”
芹泽光治良笔下，邵可侣带来了一位中国妇人，还有一个六岁多的女儿。
夫人没有惊讶，看到邵可侣依然活着，并真诚地向她告白，她感到满足了。她甚至说，若你现在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至于你的女儿和她的母亲，我当代母和朋友都可以……
邵可侣流下了泪水。
然而，1949年至1950年，因身份问题，邵可侣和黄淑懿不得不出境到了香港生活，女儿则留在了大陆。处境艰难中，夫人从巴黎寄钱寄食物接济他们。
芹泽光治良记得他收到夫人的最后一封信是这么写的：
邵可侣还没有回来，他可能做不到抛弃女儿离开东洋。邵可侣究竟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呢，我就是担心就是担心。他没有积蓄，没有财产，生活还是很困难吧。我下了决心，昨天拿着中国的瓷器和字画到了古玩店，这是第三次了。如果我这样做，雅克能不饿死，我也能忍住……
1951年，芹泽光治良再次来到巴黎，见到夫人，此时的夫人已老态毕现。她第一次与芹泽光治良深入地聊到了关于邵可侣及他俩的爱情：
……他说想做一名中国人，这是他的真心。既然如此，我应该好好地让他的真心发挥出来，那样才是我对他的爱的证明。
1953年，芹泽光治良小说在法国出版。他写信告诉夫人，却意外收到已回到法国的邵可侣的回信，他说，夫人四五个月前去世了。
▲雅克·邵可侣（左）与本书作者芹泽光治良
1959年，距首次踏上法国国土的34年后，芹泽光治良再一次来到巴黎，他努力与邵可侣会面，并把话题转到夫人身上，邵可侣说，夫人用全部精力献身于我，她是把家里所有物品纷纷卖掉，然后寄钱给我们……但她始终没有考虑到我妻子的存在和感受。
芹泽光治良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你就这样总结你和夫人之间的关系吗？
05
据化学家孙才先（黄淑懿的侄子）在文章《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中写道，邵可侣夫妇抗战后曾住在朗润园，其独女后来加入我们家，自取名孙立先。
遗憾的是，关于孙立先的资料，无从查找。黄家的后人，也无人提及。就是孙才先的文章中也轻轻一笔带过，再无线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芹泽光治良以笔会名义，通过中国作协，希望说服邵可侣的女儿回法国与父母团聚，巴金冰心刘白羽也受他之托做了努力，但没有结果。1961年中国作协回复芹泽的信：据悉，其女儿不愿去法国，其志甚坚。
▲巴金致本书作者芹泽光治良
孙立先成年后，黄淑懿专程从法国回到北京，试图用母爱让女儿回心转意，但女儿拒绝通信和见面，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在日本与芹泽光治良重逢，芹泽光治良向巴金讲起了他所知道的雅克·邵可侣这一批人的命运及他与克鲁那李桑夫人的通信所知道的爱情故事。巴金鼓励他撰写出来。
芹泽光治良1961年写下了个人自传《人间的命运》，书以日俄战争到昭和动乱的日本社会大变动为背景，三大卷14本，1963年由新潮社出版，五年出齐。《人间的命运——致巴金》原题为《爱·知·悲伤》，是他致巴金的一封信，做为《人间的命运》的附录。芹泽光治良1993年3月在东京家中去世，享年96岁。
▲本书作者与大江健三郎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译者在美国见到芹泽光治良的四女儿冈玲子，冈玲子希望父亲的这本书能被介绍到中国。加藤也是伊豆人，他把这个任务视为对家乡的报恩和前辈的敬重。书于2018年翻译成中文出版，正好是芹泽光治良逝世25周年。
在网上输入“邵可侣”词条，介绍是：长期从事创作和翻译，著有《太平天国运动》（1972），并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浮生六记》和《九命奇冤》，1950年，因被怀疑为帝国主义特务而被驱逐回国。1984年去世。
学者刘柠多年研究日本文学，他指出，日本很多小说，体裁介于虚构与随笔之间。《人间的命运——致巴金》名为小说，实际上更接近于非虚构作品。
而事实上，克鲁那李桑夫人、雅克·邵可侣、芹泽光治良、巴金……都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只不过，关于克鲁那李桑夫人，知者甚少；关于雅克·邵可侣，知者也未必多。
如果没有《人间的命运——致巴金》，雅克·邵可侣在中国为人所知的，是关于他的记录不多的中国故事。芹泽光治良以一封信，向读者展现了另一种感天动地的巨大存在，以及存在背后的不可言说。遗憾的是，这本书于2018年出版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人间的命运》，芹泽光治良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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