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你我他是文本，世间万事万物皆是文本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姚峥华
结识黄子平老师，得益于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那一年，黄老师应邀担任评委。同场评委的我，感觉与历史狠狠握了一下手。要知道，他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
此后，见面多了，黄子平老师言谈中的儒雅、平和、矜持甚至腼腆，让人想起他那句警世名言“深刻的片面”。他对多学科把握学术的高度自觉，对何为文本以及文本的解读，对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观点的熟悉和运用，对批判的学术的辩护，对愈发时尚的各式理论的焦虑，对知识-权力构成的“整体”和“总体”的怀疑，甚至对三十年来没有新的文学史叙述而遗憾……
让人发现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知名批评家，几十年来从学术的中心到学术的自我边缘，从边缘再到中心，自身学术研究从来不曾停歇。
黄子平老师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本及其不满》，尽管是近四十年文章精华的结集，却试图在“知识友谊”中重启“无限交谈”，构建一个你我他的文学共通体，以期达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让人心有戚戚，充满敬意。
01
一提起黄子平，人们总会想到著名学者钱理群、陈平原。他们仨被喻为“燕园三剑客”， 三十年前，在《读书》杂志上做了一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率先在当代文学研究上摆脱原本依附于政治史叙事的文学史框架，打破分段论，让以前互相割裂、残缺不全、讲不清楚的文学现象，重回新的叙事框架下进行叙述。
那是一种新的思想启蒙。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讲，那个年代，自由聊天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学术方式，还创造了“学术聊天”的自由文体。
正源于那些年的“无限交谈”，各种思潮与文章蓬勃兴起。
坐到一起评书，我内心是矮了一截又一截。黄子平老师话不多，却语惊四座，比如“大头针说”，意思是，翻开当代文学作品，满眼大头针，硌牙，感觉非常不舒服。
此番论断当然是有底气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与出版家董秀玉合作，编香港三联书店版“中国小说年选”，一编五年，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强有力的烙印。现在回想起来，“编年度小说带给我生命中那些年里的读和写，是如此持久充实，生机饱满”，他的笔下有一种真诚的感激。
▲《中国小说一九八七》（图/网络）
不像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进行初选、复选和终评。编年度小说是一整年的工作，从年初开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读小说，读一切跟小说相关的东西，不断地比较、拣选、过滤，读到年底他才开始觉得心中有数了，那种状态是“你跟当代小说一年到头结结实实地活在了一起”。
年度小说集的第一本是《中国小说一九八六》，现在估计只能上旧书网才能淘到，而且价格不菲。
相比之下，尽管我平时的工作是接触并过眼大量的新书，每周精读一本好书，在音频平台上进行推荐；隔三岔五也写点书评文章，在新媒体栏目上发布。但一起坐在好书评选席上，自己还是忍不住心虚和惭愧。
想到黄子平“八讲”沈从文中的一个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人要将沈从文的原著《萧萧》《贵生》《丈夫》等拍成电影。沈先生说，“你们看我的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部以后再来研究。”
沈从文的心结，也是黄子平的担心，他一再地对读者说，要多读，各家各派都要读，才不会“死”于句下，被它误导。
我便想，读得再多，不得法，也是“太少了”。
如此，文学批评显得非常重要。
02
关于文学批评，黄子平有很多语出惊人的观点。
比如：文学史并不在存在，只存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无非是古代作品的当代阅读，一切都是当代的文学批评。
这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暗合。
又比如：按解构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作品是在阅读的瞬间才生成，在此之前不过是白纸黑字。
再比如：批评是同时代人的批评。
每个观点都“死不休”，想想却又“无非如此”。
▲黄子平（作者供图）
何谓同时代人？阿甘本在他的《何谓同时代人》，认为是一群既属于这个时代，又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既批判这个时代，又依附这个时代，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的人。他们感知时代的黑暗，关注时代的断裂或是制造这种断裂，又把之前的年代带到这个时代的断裂中。总之，同时代人与时代有着复杂的关系。
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下，黄子平说他之所以对“同时代人”感兴趣，是因为它在时空上有两重性，一是超越，一是介入。
举个例子，在文学评论中，周氏兄弟按当时的叙述框架是不能放一起的，他们分属于先进和反动不同政营。但放到“同时代人”，就超越了这一限定。提及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不能不提周作人。而介入，对批评家和研究者而言，他与作家、作品可以站到同一个时间点上。这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承担。
“同时代人”这个概念还折射了当年的自我意识，即“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也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倒下”的。同时也构成了某种历史的无意识，比如顾城写过《一代人》，舒婷写了《献给我的同代人》……
我们在讨论一个作家时，也习惯性地扯上他的同时代人，像《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陀氏和他的同时代人》《林徽因和她的朋友圈》《胡适、罗尔纲和他们的朋友》，立一个坐标，纵横参照，举一反三。
也就是说，“同时代人”是一个框，它可以解决很多无法归类的难题。
黄子平引用阿甘本的观点，说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自己的‘古’代”进入当代。你可能是由“李白的盛唐”进入当代，也可能是“苏轼的北宋”进入当代。比如洪子诚就是由“契诃夫的十九世纪的俄国”进入当代，钱理群则是从“鲁迅的五四”进入当代……
在他看来，文学史不是去关注那些遥远的文学现象，而是把文学现象带回到当代，与当代对话。
跟黄老师接触多了，我越发放松。书人系列第六本《书人陆离》要出版，便求黄老师写个序。现在想来，唐突地提出这种请求，真是无知者无畏。好在黄老师善良地答应了，文章中他写道：“姚峥华对‘小说家张辛欣’的‘寻找’，实在是她一往情深，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机无限的中国文学的缅怀、追索、反思和——‘加入’。于是，姚峥华的写作，也就‘接续了一个传统’，成为无情流逝的文学长河里的‘一粒石子’。”“她的阅读是介入式的，进入文本与作者深度对话。”
坦白讲，书人系列前五本，我都没有理清自己这种书写的 “无意识”。经黄老师这么一梳理、小结，一下子立起了一条主线。套用他的“选择不同‘时代’进入当代”，我便是从钟书河、黄裳、张辛欣等人的“八十年代”，介入，对话、进入当下，从而“接续”了一个传统。
原来，可以这么看问题。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记得当年侯孝贤拍电影，碰到瓶颈，怎么也突破不了。朱天文就推荐他看沈从文的作品。侯导演一看，天呵，一下子打开了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
黄子平擅长在貌似无厘头的庞杂凌乱中，挖掘思想主干，理顺，再归位。就像他说“分类法，是一切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内心有秩序的人，到哪都会秩序井然。我不由得猜想，黄老师在家里肯定是整理家务的高手，一切井井有条。
受黄子平观点启发的人，很多。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十七年”文学的认知，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都受到黄子平的影响。
在《文本及其不满》书中，黄子平也谈及自己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当年一起编小说年选的李陀曾用“友情”和“交谈”概括他所亲历的“八十年代”，黄子平称之为 “态度同一性”。钱理群说自己读到这里，心里为之一震：因为今天这样的“无限交谈”和“态度同一性”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之间，甚至在家庭内部，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的朋友越来越少。
与钱老同感的大有人在。那年，文艺理论家吴亮从“批评的缺席”改做美术批评，他告诉黄子平，批评是写给几个朋友读的，你都不在此地了，我还写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评论界有“北黄南吴”之称，吴已转场，黄呢？黄子平惊诧下想起本雅明说过“批评家的更高权威是其同仁，不是公众，更不是后人”，不由得感慨，他们同时代人，飘零四散得太早了。
也对，后来“同时代人”这个概念变味儿了，窄化成了同年龄的人。从钱理群到吴亮到黄子平，都认为“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离析了。
03
我却心心念念，我和黄老师虽然不是同一年代的人，但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共同亲历亲见亲闻了很多事物和现象。比如，一起参加好书评选。
那一次，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在胡洪侠的主持和推动下出版了刘大任小说。随后召开的“刘大任小说艺术研讨会”上，应邀与会的黄子平发言说，四十年前，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看香港杂志，先读两个人的作品，其中一个就是刘大任。他没想到四十年后，由南国边陲一个不太知名的出版社，一口气推出了《刘大任集》的最初四本。他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或者左翼文学史的“大事件”。
“事件”之所以大，除了出版人的勇气和眼光，当然是刘大任小说的另类。黄子平看到刘大任小说既“现代”又“中国”的暧昧难明，尤其《当下四重奏》中足以撬动小说固有概念的文本，让主客观界限消泯。
作为批评家，黄子平坦言自己一直对小说史上这些“不像小说的小说”感兴趣，对这些“讲不进文学史”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感兴趣。它们总是这里或那里让你“感觉不对”，而刘大任的小说就属于这样一种作品。
接触中，我发现黄老师很着重“文本”二字。在他眼里，社会、历史、现实都是文本；你我他也是文本；世间万事万物皆是文本。“所有的证据都在文本里”。
对文本的解读，就是批评家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把社会、历史、现实的语法、语义和语篇的组织生成，作为破译的对象。
以这么一种方法，打通壁垒，将所有的元素放入“文本”的框中，达到另一种“超越”和“介入”，“表面即深度”。他认为只有从文本中读出了语言、修辞、意象和虚构，也就读出了某种文学。
如果你有足够胆量，敢于将作品呈现于黄子平面前。那么，你和你的作品，都是他的文本。他像一台X光机，事无巨细地对文本逐一扫描、读取；又如操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精准下笔，一语中的。他开的药方，不是中医也非西医，常常另辟蹊径，以主题进行互文参照，比如自杀、疾病、流亡……
他不愿意从宏观上想象整体，更是对排斥和压抑出来的“整体”和“总体”产生警惕和怀疑。也因此，在芝麻和西瓜之间，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芝麻，因为它小而香。
这就不难想像他会远离宏大叙事，远离热闹喧哗的中心，回到冷静的边缘埋头文本细读。陈平原对此精辟地评价黄子平身处“边缘”，“智取天下”。赵园解读为“他更苛待的，是自己”。
文本性确实给了黄子平一个策略，把一个个“乐句”和“音符碎片”，视为通向想象的历史总谱的通道。刘大任的小说，无疑就是这种可以让他发现“乐句”和“音符碎片”的文本。
我私下庆幸自己，正是黄老师兼容并包的“文本观”，《书人陆离》这本幼稚的小书才以他温和地赐序。
▲姚峥华 著：《书人陆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但黄老师并未一味的温和，基于批评家的立场，他感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史。三十年了，该是时候有新的文学史叙述了。
他遗憾，因为太慢了。
04
文本，类似电影导演的长镜头，呈现的背后是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和理解。
《文本及其不满》呈现给钱理群的是，黄子平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思想关怀和政治关怀与焦虑。他为两人内在的相通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暖。
赵园欣赏黄子平“表述有理论性与感性的平衡”“极繁缛与极精炼，并行不悖”，他感慨他们“困难时以沫相濡，稍平顺也并不相忘，是一种趋于恒定的关系。在已能望见生命尽头的现在，这种稳定尤可珍视。你知道任何情形下你都不会孤身一人。（《我所知子平与玫珊》）”
陈平原则深切感受“他们这代人……那种携手前行的姿态，让人怀念。（《在边缘处策马扬鞭》）”
黄子平呢？他将《文本及其不满》交付与活字文化出版，何尝不是对“生命中那些年里的读和写”的“永远的感激”。
三十年一晃，“同时代人”四散，但思想、文学的共通，温暖着这一群人前行。
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有很多话要说。尽管是纸上的交流，没有新见，也多碎片，甚至是黄老师观点的再次咀嚼、引用和转述，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同。而这种基于认同的漫谈，是一种“从黄子平的文学批评进入当下”，向“同时代人”学理上、情感上的靠拢取暖。从某种意义上，也在“接续一个传统”。
或许，每个人都是不充分的存在者。正如黄子平所说，我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确实非常狭窄的，狭窄到自己都不知道，甚至并把狭窄当尖锐。但“文本”再怎么千差万别，只要愿意“无限交谈”，本雅明意义上的“同仁”、“公众”，甚至“后人”，都可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不是吗？
名家介绍
黄子平
1949年出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
1985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钱理群教授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
另外，其代表作《革命·历史·小说》有关17年文学的多数研究成果已转化为文学史定论，其首创的“革命历史小说”概念已为包括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多部文学史所接受与阐释。
他还著有评论集《沉思的老树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等，并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官网）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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