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张爱玲在美国是如何被解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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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自行离开还是被无情解聘，这对异域生活动荡飘摇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姚峥华

1969年，对张爱玲来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是她到美国的第14个年头。有一个机会摆到她的面前。她尝试着抓住，但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却非她所愿。

正是这个原本善意的机会，导致了这位著名作家惊艳的人生有了一个不好解释的“污点”——被加州大学（后称加大）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解聘，换句话说，张爱玲于1971年6月“不得不”离开了加大。

▲张爱玲（图/视觉中国）

“被炒”的理由，张爱玲没有公开讲出来。原因估计有两个，一是聘她的顶头上司陈世骧先生突发心脏病离世，当事人不在场；二是张爱玲并非一个絮叨的人，高冷如伊，写书都惜墨如金，何况这等“鸡毛蒜皮”琐事？

这便埋下了一个谜。坊间与此相关的解释并不多。

2020年是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关于张爱玲的各种新书海量出版。有两本重要的书信集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是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书信集《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由宋淇儿子宋以朗先生编辑，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是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此书曾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今年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信集让张爱玲的“解聘”事件重新引起读者的注意，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容细节和视角参考。

什么机会让张爱玲到加州大学

1969年4月1日张爱玲写信给挚友宋淇，说：

“另有个可能做济安在伯克利的事，研究XX，不过兼带帮着应酬，我绝对干不了，不见得能破格免除。大概月内会有回音。”（此信收入《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以下张爱玲与宋淇通信皆出自该书信集。）

▲《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图/网络）

这里提到的夏济安的事，据夏志清太太王洞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中所说，“济安的学养与为人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陈世骧教授的青睐。陈教授聘请济安去加大做研究及教书”，该书于2020年7月由世纪文景公司出品。

从信中可见，张爱玲对夏济安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从事的工作颇为认同，自己也愿意前往一试。

为何张爱玲会写信与宋淇夫妇讨论此事呢？

要知道，张爱玲与宋淇夫妇是莫逆之交，他们相识半个世纪以来，宋淇夫妇一直为张爱玲的创作出主意，为她作品发表奔忙，为她的生计四下推荐，为她的健康担扰，为她的各种选择出谋献策……

张爱玲感念在心，曾动情地写到，“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

张爱玲生前留下遗嘱：“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遗嘱立于1992年。这一年她的姑姑张茂渊离世，姑父李开第则健在。张爱玲1995年去世，李开第1999年去世。

由此可以看到，宋淇夫妇在张爱玲生命中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

张爱玲信中说的“回音”终于来了。1969年6月24日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

“上次信上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到加州去不算是做济安从前的事，是兼职，大概有一万（年薪）一年。光是一年，续下去的可能性极小。”

张爱玲定于1969年7月1日赴任。

但与夏济安不同，她做的是兼职，从事的研究方向也有所不同。她不免有点小小的失望，也在信中为自己留了后路，预估这只是一年的工作。续与不续，决定权在主管方。

时间就变得紧张起来。因为搬家前杂事无数，张爱玲甚至劳神费力到处找做旗袍的人，最后碰到一位黑人裁缝，“手艺好又不贵”，于是一下子做了半打。选的都是能洗的布料。她的理由是“到了西岸没有火车通三藩市，更不方便”。

不管怎么样，张爱玲还是抱着希望前往的。此时她对前景有所憧憬。

张爱玲的另一位研究者、香港工程师吴邦谋所编著的《寻觅张爱玲》（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6月）里边，附有一份“张爱玲大事年表”，其中列了这么两条：

▲《寻觅张爱玲》（图/网络）

1969年，张爱玲移居加州旧金山湾区，应陈世骧教授之约，受聘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展开对XX专用术语、《红楼梦》等课题的研究。

1971年，陈世骧教授逝世，张爱玲从伯克利加州大学离职。

字面上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均齐备。从张爱玲1955年离港赴美，至1995年去世，居美四十年的时间长河看，这区区两年算不了什么。但它却让张爱玲在私人信件中一再提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加大后张爱玲得心应手吗

到达加州后，1969年7月17日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宋淇：

“搬来两个星期，老是乱糟糟的，定不下心来写信，中国人多的地方总是是非多，刚到也已尝到滋味，头痛万分。今天刚巧也是真的头痛。先去寄地址给你们……这房子很讲究，还有游泳池，给我完全白费了。稍差的就破破烂烂，脏得恶心。没有中等的，又都远得多，每天下午上班，整天都要花在走路与休息上。”

在信中，张爱玲没有提到她的“老板”陈世骧教授，也没有提到自己在加州的具体工作。之后，很久没有音讯。

一年后，宋淇见到来港的陈世骧夫妇，于1970年8月11日写信给张爱玲，说 “从他们那里知道你的近况，但也不知其详，只要知道你在加大工作就好了”。

宋淇写信的目的，是告知张爱玲，香港中文大学大众传播中心有一个小规模的研究计划（出了一本《大陆戏剧改革》的书，另外在计划研究大陆的电影），他想起曾经提过由张爱玲研究丁玲，张爱玲也同意。现在终于有机会了，他意在为张爱玲谋求多一份收入。

但身处江湖，深知张爱玲为人的宋淇，还是详细地列了几条意见提醒她注意。

首先，以不妨碍张爱玲在加大的工作为主，而必须事先取得陈世骧教授同意。

其次，研究的结果中文由中大出版，英文可交加大出版。或仍算是张爱玲在加大研究的成果。

第三，研究纯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丁玲，不须渗入任何政治色彩。

第四，宋淇听说其他地方已有人在做此类工作，如澳洲有人在研究卞之琳、何其芳；马来（西）亚大学有人写徐志摩的博士论文。丁玲是一个大作家，有可能已有人动手开始研究。不过宋淇认为以张爱玲的眼光和细心，同时自己写小说，研究起来，方法一定与别人不同。

第五，宋淇建议文章的长度至少要像夏济安那篇论瞿秋白那样。丁玲的作品较多，可以谈论的也较多。如果写得短，可以出一本小册子；写得长，则出一本书。期限一年至二年。另外，宋淇告知张爱玲，这项研究酬劳不会很多，毕竟只是辅助，不能算做正项收入。要看工作时间长短而定。所以，他希望张爱玲见信后告知意向。

第六，宋淇建议张爱玲时不时要拿中文作品发表一下，这样才可以和中国读者维持一个不断的联系。如夏氏兄弟用英文写作，结果由别人译成中文，往往辞不达意。最好的翻译尚且如此，恶劣的翻译结果之糟，不言而喻。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强迫张爱玲用中文写作。

在这封信中，宋淇特别叮嘱张爱玲，无论项目接手与否，要事先征得陈世骧教授的同意。他似乎隐隐觉察到一些微妙的人事关系——张爱玲与陈世骧并不和谐。

一直到1970年11月7日，张爱玲才给宋淇回信，“我这些时一直惦记着写信，但是是真忙，因为有这么些材料可看，整天浸在里面，写理论又老是太简略，还在学着。”

寥寥数语，事后我们看，里边透着很多信息。她整天“浸”在材料里，还在“学”。可见这份工作于她并不得心应手。但她还努力地学着适应。

陈世骧逝世令事情有了突变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谁都意料不到的事情。1971年5月24日，陈世骧心脏病突发逝世。

当事人一逝世，有些话就可以浮出水面。

这里有两封信，我们拿来对照看。

第一封是1971年5月27日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

“我今天晚上去吊唁回家，定不下心来做事。所以趁这时候写信，我在这里的工作本来是写GLOSSY——陈先生决定从专论改回到解释XX名词，也是因为这事属于他的语文系。不过这两年刚巧没什么新名词。同时中心另有人在做，不时出几页字典，叠床架屋。

我写了一篇一百多页的，从语意学上解释这两年报刊的特殊情形。没有新名词的原因，我认为是广义的语文研究。陈先生说太像政论，拿给中心代改英文的一个老外交官看，说看不懂，不知道说什么。（我）又不便越过他头上去找专家看。当然是怪我早没有去找，但是我不惯跟人讨论正在写的东西，根据的材料又太多。跟这些忙人三言两语无法讲清楚。别外给他们的杂志写了篇关于‘下放’，也因为上月连发两星期感冒，截稿后才交卷。

这两篇东西等整理一下，还是要送给专家看，看怎么说，再寄给你过目。如果你觉得译成中文有地方登，再译。我在这里工作到六月底为止。不预备找事，要赶紧把两件未完的事做完，那篇《红楼梦》研究与译《海上花》。想秋天搬到三藩市……”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工作情况。写的还算比较隐晦，毕竟陈世骧刚去世。

第二封是1971年6月10日张爱玲致夏志清的长信。如果说，宋淇夫妇是张爱玲最亲的人，那么，张爱玲第二亲的人，当属夏志清了。

1961年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向世人介绍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并肯定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之后张爱玲在海外，乃至中国大陆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

▲《中国现代小说史》（图/网络）

王德威教授就说，没有夏志清登高一呼，张爱玲的神话不会有如此精彩的开始。

在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夏志清将张爱玲这封信公诸于众。在信中，张爱玲说：

“现在世骧新故，我不应当再说这些，不说，另找得体的话，又讲不清楚。我刚来的时候，叫写解释名词，不要像济安、信正写专论。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就名词上做文章，又没有中心点。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变化，因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陈世骧也许认为这工作划归东方语文系，不承认名词会有荒年。”

根据张爱玲在信中的描述，陈世骧将她的论文拿给别人看，都说看不懂。通篇改写后，他依旧说看不懂。

张爱玲就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简直不能相信。

陈世骧于是生气了，问，那是说我不懂了？

张爱玲辩解，我是说不能想象您不懂。

陈世骧回应，你不知道，一句话说八遍，反而把人绕糊涂了。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图/网络）

张爱玲提议他另请专家再看下，又激怒他了，陈世骧说自己就是专家。

张爱玲在信中告诉夏志清，她根本没想到，因逼急了口不择言，随即被解雇。

以上内容出现在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饶有意思。

张爱玲被解雇的缘由分析

因了哥哥夏济安的关系，夏志清对陈世骧及该研究中心的情况可以说非常熟悉；又因发掘张爱玲的作品价值，夏志清对张爱玲本人也可以说非常了解。

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夏志清的分析应该说比较中肯。

据夏志清在信后的按语，他认为：这封长信是张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

夏志清说，在加大中心的主管和研究员都算是中国通，张爱玲的一举一动，极受他们的注意。她平日不上班，已遭人非议。一旦解聘，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

陈世骧也是夏志清的老朋友。在夏志清看来，他为人很热心，晚年较寂寞，喜欢朋友学生到他家做客，听他的高论，而张爱玲偏偏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喜欢，由此便吃了大亏。

他进一步分析，张爱玲认为那两年没有新名词，最后写了篇论文只附了两页名词，让陈世骧极为失望和生气。二人谈话时的无法沟通非常明显。如果一开始张爱玲与陈世骧保持友善关系，则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何况只是一个论文的题目？

夏志清进而分析，陈世骧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张爱玲的作品他可能未加细读，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张爱玲行为怪癖的地方，而未能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更未能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

张爱玲这封信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公布时，台湾皇冠还未出版《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所以被视为最早所能见到的张爱玲最为详细的自我辩解。

但仅凭夏志清的推断和分析，明显是不足的。《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出版后，信中张爱玲对宋淇讲的心里话尤显份量。

果不其然——1972年4月6日张爱玲在写给宋淇的信中，进一步揭开谜底——

“我上次信上关于离开加大的经过，没讲清楚。是因为陈先生新故，有些话觉得不便说。诗人叶珊与他太太娜拉，是陈氏夫妇的爱将，所以（他）安插娜拉做我的助手。这娜拉是非之多，就不必提了。”

接着，张爱玲不厌其烦地解释：

“我信上讲过前几年XX报刊受政局影响，没什么新名词，最后陈先生给想了个没办法中的办法：编GLOSSY名词不够，举例尽量多此上下文。把整段的原文用拼音拼出来，再加中英对照，以充篇幅。大段的罗马拼音在别的出版物里没有前例，我照这样凑成几十页，去职一个月后才写完。交卷后他们也不预备出版。可见不是我不肯照办。一定要写论文，前后共写了两篇，一篇较短的去年秋天改写后，托中国文学中心主任看，我纯粹是为作品本身着想，不是想给他们做事。……我赶了一冬天，也没工夫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