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过小镇做题家，就是最大的社会正义
“当你想批评人时，记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条件。” 等到小镇青年和大城市青年的你有了相似的教育条件时，我一定会支持你去批评小镇做题家。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张明扬
2021年高考刚于上周落幕，但中国社会对做题家的怨念却从未像今日如此深重。
没错，做题家与其背后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正成为众矢之的，似乎这才是中国教育乱象的症结所在。
▲图/图虫创意
做题家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很多，最流行的批评无非是，做题家的盛行导致高考的选拔人才机制失灵，高校无法甄选出综合素质最强的学生，反而让那些只会考试、高分低能的学生胜出。
批判做题家的言论相当一部分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得不说，很多类似言论曲解了高考在当下中国的功能和使命。
01
自科举在隋唐时代发明以来，中国考试制度无非有两大主体功能：第一是选拔人才，第二是社会流动。高考也不外如是。
当下诸多对做题家的批评，都是基于“选拔人才”这个维度，有些人认为做题家不足以承载富国强兵的大国梦，更无法突破“卡脖子”的技术封锁；知识界则认为做题家是“工具人”，悖离了教育的本质，难以迈向合格的现代公民。
这些说得都没错。仅就“选拔人才”而言，脱胎于应试教育的小镇做题家们的确在综合素质上略逊于大城市孩子。这一点也不用出于政治正确而刻意回避，无论就未来的学术潜力和创造力而言，还是就现代社会的生存能力乃至长袖善舞的社交能力而言，大多数做题家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比较劣势”。
但问题是，我们在讨论高考以及更广度的教育时，“选拔人才”难道是唯一的考量么？
▲图/图虫创意
在我看来，“选拔人才”不仅不应是唯一的考量，并且在优先级上还要低于“社会流动”。
也就是说，高考的首要导向应当还是社会流动优先，也可以说是社会公平优先，给中下阶层孩子一个向上爬升的机会；相应的，应该将选拔更优秀人才作为次要考量。
02
“选拔人才”为什么没有“社会流动”重要？
事实上，这也是个动态标准。应该加一个“中国当下”的前缀。
在1977年重启高考时，选拔人才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科技全面落后于全球水准的严峻形势，教育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一样，效率在优先级上要高于公平。即使如此，那个时代的高考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还是，读书改变命运，很多农村孩子依靠高考实现了社会流动。
而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稳居全球第二的时候，高考有什么理由不将社会公平，也是社会流动放在第一位呢？
诚然，中国高科技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仍然堪忧，对外还面临着所谓“卡脖子”的风险，以及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这决定了选拔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高考的重要功能。
但是，相比国际经济竞争，阶层固化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特别是在福利等社会政策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高考在中国很可能是单枪匹马承担了维护社会公平的任务。通过高考为穷孩子找到一条阶层上升的窄路，为小镇小城孩子找到一条成为做题家的道路，可谓中国这几十年来最大的社会公平。
这同时也决定了，高考在中国的角色与西方各种大学升学考试之于西方并不一样，中国的高考承担了更多无法挣脱的社会功能。
即使在美国，进入大学也远不仅仅是一个“选拔人才”的效率问题，“谁应该进入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关阶层，有关种族。如果只强调竞争和效率，美国何苦以“平权”的名义，针对有色人种搞什么“降分”录取。
回到中国语境，直到今天仍存在着大量的小镇做题家就说明了，高考仍然在有效发挥着社会流动的功能，哪怕这个功能相比二十年前已经减弱了不少。
事实上，“社会流动优先”也是中国一千多来的“科举共识”。对于科举的社会流动功能，有一句古诗概括的最为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科举最重要的并不是寻找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杰出人才——这恰恰是八股文的短板，而是给全天下的士人一个共享政权的机会，与王朝结成利益与价值观上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选拔人才。
03
那么，为了保持高考的社会流动功能，为了保持小镇做题家的生生不息，高考应该做什么？
最关键的恐怕就是，用尽量标准化和低成本的考试设计，确保穷孩子在考试竞争中不居于过于明显的劣势。
这句话说的很拗口，不严密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应试教育。
▲图/图虫创意
应试教育有很多致命弊病，这里恕我不展开。但我强调的是，评价应试教育好不好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是不是低成本的。
低成本的重要在哪里？
如果教育和考试竞争走向高成本，就像当下在中国大城市发生的那样，城市中下阶层的孩子都逃脱不了被甩下的命运，遑论小镇和乡村孩子呢？
打个比方。如果高考普遍要求考英语口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成本恶政：在中国大多数乡镇的英文老师口语都带着浓浓乡音的时候，你怎么指望他们教出的孩子可以和省城孩子竞争？还是说，也让乡镇孩子去上补习班，费用可能比他们一年生活费都高？
编程、航模、物理化学实验、天文……这些教育方向无疑更适合这个STEAM的时代，进入大城市的基础教育也是进行时，但是，如果把这些高成本的教育模式引入高考，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等于用达尔文主义提前完成社会分层。
当然，对于这样的结果，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可能是欢迎的，毕竟这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他们家庭教育的既有优势。
什么样的考试导向最为低成本——应试教育与题海战术。
只有在这两大原则之下，家庭普通的小镇做题家才有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与大城市孩子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而不是，课本越来越不重要，教辅越来越重要，补课越来越重要，“超级学校”的老师越来越重要。
你让一个农村穷孩子凭啥去“知识改变命运”？单枪匹马的他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城市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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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无论在历史上八股文如何被诟病，很多人还是承认，八股文和四书五经提供了一个低成本教育和考试的“范本” 。
贵公子的你在北京城的深宅大院，穷小子的我在沂蒙山的穷乡僻壤，但天涯共此书，有什么打紧，最多也就是你有个把饱学之士辅导，有那么些优势，但我早读晚读死读，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还是有机会赶上你。
04
也许会有人说，为了社会流动，大城市的孩子就不能去学点人类文明更先进的成果了？这样会不会矫枉过正，影响中国整体的教育水准呢？
事实上，“社会流动”优先也并不是天然地厌恶更高水准的教育与更强调综合素质的考试。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更高教育成本的考试导向，必须基于教育投入在全国范围内的均等化。
我仍然用英语口语打比方。
如果中国各省大多数乡镇中学都普遍配备了英文口语老师，哪怕水平低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考考英文口语就是正当的；如果中国大多数乡镇中小学配备了编程老师，那么高考考编程也是正当的；如果中国大多数乡镇中小学配备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完备的科学实验设备，那高考考科学实验能力也是正当的……
甚至，这并不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大力度加强教育投入的问题——将新增的教育投入优先投入到教育不发达地区。
如此，高考自然可以随之逐步降低应试性，逐步“淘汰”做题家，或者说，是将做题家导向到综合素质更多元的“加强版做题家”。
考虑到中国的高考录取制度是分省制的，宁夏西海固先期也没有必要和北上广比教育投入，这不现实，你只要做到和省城银川教育投入均等，这事就算成了。
但在此之前，在教育投入还远没有普惠到乡镇之时，去大谈什么小镇做题家百无一用，低成本教育不合时宜不仅是空谈，更是伪善。
如果小镇少年从小在学校接受了系统的英语口语教育，那么高考就考上一门英语口语，又能如何？
你不能一边坐视教育投入上的巨大不平衡，一边又攻讦小镇做题家昧于大势只会考试。
小镇做题家不应该是中国高考乃至教育的未来答案，但在现阶段，在阶层流动遇阻和教育投入不平衡这两大问题正进行时的当下，宽容并鼓励做题家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善良与社会正义。
也许还有人问，小镇青年为什么一定要实现阶层流动呢，中产和中下阶层何苦互相伤害，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这么高竞争的内卷下去么？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想，增加一个前提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当保姆、快递小哥、制造业工人、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不低于白领收入的平均水平时，谈论这个话题才是有现实温度的。如果你认为他们的收入已经不低，大概是因为你没有考虑他们缺乏社保与各项保障的这个“房间里的大象”。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是，作为白领的你，根本就不认为这些人有资格和读过大学的自己比较收入。在公众舆论里，我们不是经常看到类似的论调么：什么，保姆的收入又涨了；咄咄怪事，快递员的收入竟然比大学毕业生还要高？
那么，持“白领优先论”的你又凭什么要求小镇青年不去为做题家拼命，不去努力实现社会流动呢？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句名言：“当你想批评人时，记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条件。”
等到小镇青年和大城市青年的你有了相似的教育条件时，我一定会支持你去批评小镇做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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