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中国要想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依靠这群人
特约撰稿 | 张明扬
高校青椒和青年科学家，在中国互联网上素来是一个兼具光环和暗影的尴尬群体。
前几年，《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一文曾刷爆学术圈，激起了公众舆论关于青年科学家境况的大讨论。
▲图/网络
现实的一面是，青年科研工作者成长初期缺乏资源和平台，即便有好的想法，也难以施展拳脚；另一面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科学家的科研爆发期多在青年时期，从中国科技创新来看，希望在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的青年科学家身上，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中，60%是在40岁之前完成了人生的重大研究。
杨振宁就曾表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困难时期，是得了博士学位以后的5到10年期间，这个期间要选择一个领域，要在这个领域里做出来一个能够站得住的工作，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对这种矛盾，曾有科学家戏言：年轻时最需要各种支持的时候，得不到承认；创新高峰期过去后，各种荣誉和支持却又纷至沓来。简单说就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01
中国青年科学家缺什么样的支持？
他们自然需要资金支持。虽然中国的科研投入与日俱增，但青年科学家由于资历和名气所限，申请科研课题和经费的成功率并不算高。
在个人待遇方面，高校青椒和青年科学家更是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在大城市更是如此，之前所说的中科院科研人员正是因此出走。
这一问题在相对寂寞的基础科学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在知乎上曾看到过一则点评称：
国内做数学有尊严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的数学中心，一个是清华的数学中心，别的地方要么忍耐，要么转行。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2016年，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重点扶持32周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进行原创。但既然是国家财政的钱，就必然要遵守一整套严谨的财务监管流程，一定意义上的繁琐是在所难免的。
更灵活更具弹性的资金支持势必只能来自企业，让青年科学家在寻求创新但还没有最终突破的关键时期，得到“雪中送炭”的支持。
2018年，也就是美国开始大举对中国科技产业“卡脖子”这一年，阿里和腾讯带着极强的问题意识踏出了这一步。
这一年，在阿里颁发的首届达摩院“青橙奖”中，9名信息技术、芯片和智能制造领域的青年科学家获奖，每人获得100万元现金奖励。“青橙奖”最大的特点是年轻，第二届有个获奖人年仅28岁，
同年，马化腾联合杨振宁、饶毅、施一公和张益唐等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科学探索奖，启动资金高达10亿元，每年遴选出50位青年科学家，在5年内发放总计高达300万元的奖金。相比青橙奖，科学探索奖也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聚焦于基础科学。
▲2019年科学探索奖颁奖现场（图/网络）
为什么是基础科学？2019年科学探索奖获奖者、北京大学教授刘颖就曾表示：“基础科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科学发现是无法计划的。”从这意义上来说，投身基础科学的青年科学家更需要得到支持，鼓励他们心无旁骛地搞科研。
与各类国家基金相比，阿里和腾讯这两个奖的最大比较优势可能就是自由度了。比如科学探索奖就明确赋予了获奖者充分的奖金支配权，不仅不需要各种报销流程，还可以直接用来改善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不仅是科学，还有科学家本人。
除了钱，青年科学家也缺平台，尤其是交流的平台，他们需要发言，他们需要人脉，他们需要和同行论道，他们需要向资深的前辈科学家请益，他们需要了解企业界的真实需求……
说白了，在这个时代，科学家不可能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一座孤岛，单打独斗式的科研早已成过去时，只有在开放的学术共同体之上，以及更广阔的学术—企业—政府共同体之上，青年科学家才有可能完成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才有可能群策群力突破“卡脖子”的包围圈。
比如X射线的发现与研究，除了暴得大名的荷兰科学家伦琴，还有德国科学家劳埃、英国物理学家布拉格父子的“接力”贡献，最后这四人都分别获得了三届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跨时代跨领域的合作将人类文明推进了一大步；再比如胰岛素的发现与人工合成、基因测序的发展，都是科学合作的胜利。
02
科学家们的跨界“群聊”
昨天（8月1日）到今天，一场科学盛会正在召开中：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
这场论坛来了100多位中国顶尖青年科学家，其中包括一大批科学探索奖的前两届获奖者。这是中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青年科学家主题论坛。
更重要的是，这场论坛处处都是年轻和创新的元素。
论坛的召开地是深圳，显然，没有比这座中国最具创新气质的年轻城市更适合举办这场论坛的了。
论坛主办方之一是南方科技大学，建校仅10年，是中国最年轻的顶级大学。南科大校长薛其坤昨天表示，年轻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脚踏实地，耐得住“十年冷”，经得起“冷板凳” 。薛其坤也曾是一名顶级青年科学家，1997年，35岁的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8年后，43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论坛的另一个主办方腾讯，23年前刚创立时只有5个人，如今已成长为拥有3万余名技术研发人员的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
这家以低调务实风格著称的企业，采用的是正面突围和侧翼包抄两种战术：正面突围在于加大研发投入，自建前沿实验室，根据爱思唯尔的报告，腾讯计算机领域的专利数已经领先谷歌、微软等美国公司；侧翼包抄就是启动“科学探索奖”，为年轻科学家提供资金支持和交流平台。
所以，这场论坛必然是跨代际和跨学科的。数十名两院院士及重点大学校长参会：李培根、潘建伟、邬贺铨、汤超、刘中民、邵峰……他们与青年科学们一起，围绕由一百名青年科学家们评选出的“十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跨界交叉对话。当然，这里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发生在会上，也存在于茶歇、饭点和夜聊中。
与会的科学探索奖获奖人刘颖表示，在一些前沿、基础学科上，还需要好几代中国科研人的接续努力，中国科学界像今天这样的跨界交流和思想碰撞，将是这种努力很关键的一部分。
的确，这更像是一个超越了论坛本身的科创朋友圈。
在这个开放性的朋友圈中，除了100位青年科学家之外，有制度上先行一步的政府、有以创新为使命的大学、有听着炮声支持创新的一线企业，也有院士这样的国之重器……
跨越学科的群聊、跨越地域的沟通，跨越代际的辩论，随着科学探索奖的逐年颁布，青年科学家论坛的逐年举办，实际上这个平台累积的是一个滋养新思维、新想法的黑土地。
更多的青年科学家——不仅仅是“科学探索奖”的获奖人，也许他们尚处在犹豫、踌躇和困顿中，来自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所释放出的光芒，将吸引并鼓励他们继续坚守梦想，继续为科学研究中那不可替代的快感而努力前行。
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明白，中国要缓解卡脖子的危机，必须依靠青年科学家，但吊诡的是，如今青年科学家在科研和生活上同样也被卡着脖子。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敢于站出来为青年科学家们松绑的人，是一种迂回的破局者。
多年以后，当中国科技创新飞龙在天，当青年科学家们愤懑不再、意气风发时，但愿那时候的历史书写者能记得，那些直面挑战的人和那些迂回破局的人，都是这个惊心动魄年代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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