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反转！刚刚，美国女性度过最悲伤的一天
谁告诉你，对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在法律的、自由的框架里，权利也是需要经过斗争而来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连清川
从现在开始，堕胎问题大概会成为美国政治中最核心的议题。
从1970年代以来，尽管堕胎权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在美国政治的话题中消失过，但是昨天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却重新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一案中，推翻了1973年最高法院的“罗伊诉韦德”一案的判决案例，认为宪法和美国历史均未提及堕胎权，因此联邦政府根本无权干涉堕胎问题，那么所有关于堕胎的立法权，于是就重新回到各州的手里。
所有的妇女权益组织都“疯”了。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美各地都会充满抗议游行的女性。总统拜登说，美国的文化倒退了15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有点夸张的话，那么罗伊案过去马上就50年了，说美国女权运动的成果倒退了50年，恰如其分。
首先表达我个人的观点。这个问题可谓极度敏感，而我在后面的叙述中，将非常充分地展开支持堕胎与反堕胎双方的观点，为了避免支持堕胎权朋友的误会，我必须先明确阐述个人的观点。
图/作者朋友圈截图
昨晚我仅仅在朋友圈中发布了一条貌似中立的评论，立即引来了一群支持堕胎权利的男女朋友的围攻。在最近这段时期，由于辩论唐山打人事件是否属于女权问题，在一个朋友群中，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割席行动。
对于这样的割席，以及朋友圈中对我的围攻，我有没有认为这些权利分子的语言过激？并没有。很简单，因为所有权利所关涉的，都是相关人群的权益。在我们看起来可以轻描淡写的一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或许本身就关涉了生死存亡。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蔑别人的情绪？
我跟踪美国堕胎权的变动，差不多20年时间，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进展。我的态度很简单：堕胎权是女性的一个基本权利。
只要一个女性的心性足以自我判断，以及足够保障自己的堕胎不会遭受额外伤害，她就自然有权选择堕胎。她的身体，她的决定，与任何人何干？
但是可惜，罗伊案却并非那么简单的女性权利保护而已，它背后涉及极其复杂的政治、宗教与权力之争，必须要掰扯清楚。
01
1969年8月，得克萨斯州的女服务员诺玛·麦考维发现自己第三次怀孕。
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是15岁，就稀里糊涂地结婚了。但是他的男人粗鲁，家暴。于是她逃离了，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第二次怀孕，她把孩子送给了别人。
第三次怀孕的时候，她才不过20岁，同样是一次意外怀孕。她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不再愿意承受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痛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听到了堕胎手术，于是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免除烦恼。
但是她的想法并不能实现。因为在德克萨斯，堕胎手术是违法的。有一位民权律师主动联系了她，想要帮助她获取这个权利。
于是她们开始联合起来，起诉了地方的一位官员亨利·韦德，因为韦德是负责起诉堕胎诊所的。麦考维化名珍·罗伊，这就是罗伊诉韦德案的起源。
▲年轻时期的罗伊（图/网络）
官司其实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她们打赢了官司。但是地方法院和州法院，都没有取消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而民权律师的目标，就是想借用麦考维的这个案例，实现普遍的堕胎权。于是她们一路起诉到了最高法院。
当时在美国，有33个州拥有严格的禁止堕胎的法律。只有宣布违宪，那么全美国的女性，都才能获得堕胎的自由权利。
为什么这件事对于美国民权人士如此重要？由于美国多数地区都禁止堕胎，因此美各地的地下堕胎诊所极其普遍。这些冒着犯法和生命危险前往堕胎的女性，有着各种各样的难以启齿的理由：意外怀孕、强奸致孕、乱伦发生，或者明显可见的畸形儿。每年在黑诊所上折损的女性，成百上千。
1973年1月，最高法院终于给出了比例为7:2的判决。大法官布莱克门给出的判决意见认为：宪法第14修正案和第9修正案，都给与了女性堕胎问题上的隐私权。
这个看上去有点歪歪扭扭的意见，其实是直抵本质的：因为当堕胎是宪法所赋予的隐私权范围的时候，也就是说，女性无需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堕胎，并且任何法律、机构和个体都不能干涉。
罗伊和韦德案是女权运动史上再强大不过的胜利，它从根本上确立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这个判决还有一个附加性的条件：女性的妊娠期分成三个阶段，在前三个月，女性无需任何理由，完全自主；在4-6个月内，禁止以保护母亲之外的任何理由阻挠堕胎；在7个月之后，允许州立法禁止堕胎。
02
这个判决的附加条件，是布莱克门法官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作为一个保守主义法官，他其实也在调和两种关系：女性选择权和生命权。
这就是堕胎问题背后的根本争论，在1973年之后关于堕胎权的争论，始终是两个派别你死我活的斗争。
Pro-Choice派别，也就是女性选择权派别，是支持堕胎派。她们的核心观点，就是女性的身体，以及对于生命和生活的自主权、选择权，应当由女性自己来决定，因为这是女性自由的最根本的权益。
如果女性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也要由法律或者派生的种种理由来控制，那么谈什么自由？
▲罗伊案时期的女权运动（图/网络）
但是另外一个派别，Pro-Life派，也就是生命权派，是反对堕胎派。这一派并不完全由男性构成，而是来自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由传统保守主义与基督教新教教徒和家庭妇女所构成的。
他们认为，当一个胚胎形成之后，也是有生命的，是上帝的礼物。人如何有权处置上帝的赐予？尽管胚胎和婴儿没有表达的能力，但是对已经是生命的胚胎进行堕胎，那不是形同谋杀吗？
而现代医学越昌明，就越能够支持他们的观点。在70年代之前，20周之后的胚胎才能离开母体独立（在医学手段辅助下）生存，具有生命的形态了。但是现在的医学越来越发达，已经可以提前到12周。如果强调选择权，那么生命权由谁来代言？
于是诉诸法律的变更，也就是更改罗伊案的结果，把堕胎权从宪法中抹除掉，才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03
堕胎权于是脱离了仅仅是女性权利的竞争，而上升成为了政治、法律、文化与宗教的角斗场。
在党派上，民主党支持堕胎，而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倾向于人性自由，而共和党倾向于自我约束。
在法律上，堕胎权意味着女性对自我身体的主张，关涉女性的自由；而反堕胎权则是对人性基底的保存，是对于普遍性的生命尊严和权力的保护。
在文化上，堕胎权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自主权；而反堕胎权则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与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保存。
在宗教上，堕胎权意味着脱离宗教的束缚，而把宗教只能当成个人的信仰；而反堕胎权则认为圣经的权威不容挑战，个人必须服从上帝的安排。
在美国的每一场上至总统下至议员的竞选中，在东西部与中部的鄙视链中，在进步与保守的争论中，在年轻一代与传统一代的代沟中，堕胎权是竞争、辩论和割席的传统曲目。
它是美国社会的核心议题。
04
从1973年开始，右派和共和党就一直在争取推翻罗伊案。这是压在他们胸口的一块大石。如果不能够推翻罗伊案，那么将近一半人口的美国人，就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是尊重生命权的有尊严的人类，无法成为上帝的选民。
就像民权律师挑中了罗伊案作为堕胎权的突破口，每年保守派通过各种案例，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没有1000件，也有800件，都在意图推翻罗伊案的宪法意义。
▲2018年的纪录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图/豆瓣）
最接近的一次是1992年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虽然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最高法院维持了罗伊案的判决意见，但是对于堕胎的条件进行了数项增加，其中包括医生对健康损害和胚胎情况的告知、未成年人的家长或监护人知情（驳回了对丈夫的告知要求）。
比较简单地说，这个判例只是遵从了判例法的先例，但是推翻了前面所说的三段论，而简单地划了一条线，以妊娠24周作为唯一的划线。
在这个判例之后，各州的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开始在各自的地方为堕胎设立各种障碍。根据统计，1973年来全美一共出台了1074条堕胎限制令。
05
关于堕胎权的问题，政治和民间的斗争风起云涌。但是它最终的决定权，却只在9个人手里：最高法院的9个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由美国总统提名，议会确认的。那么其实非常简单，民主党人当总统的时候，当然提名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当总统的时候，当然提名共和党人。
大法官是终身制的，没有任期。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不是老死了，或者身体不行，大法官一般会撑到本党派的总统再卸任。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为什么说要活到90岁的原因，她在等一位民主党总统。
▲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金斯伯格（图/视频截图）
在最高法历史上，一般情况下双方都会保持比较好的平衡，5:4，轮流。极端的失衡比较罕见。
但是偶然性啊，谁也说不清。上届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却有了任命三位大法官的机会，其中，有两位大法官，是民主党空出来的名额。于是两党的大法官比例变成了6:3。
从2019年开始，推翻罗伊案就已经在紧锣密鼓筹备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中心的案子，从2018年就开始起诉了，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花了四年时间。这是共和党筹备已久、重金投入的一个案子。
他们果然如愿以偿。
在最高法院的案例上，也经常有大法官倒戈的案例。因为大法官是职业法律人，到最后他们都要为自己的千古名声着想。例如，布莱克门大法官，就是一个共和党。
▲美国最高法院的现任九位大法官（图/网络）
但是最高法院是深受美国政治影响的。美国国内的气氛保守，最高法的判决就会偏保守；国内偏自由，判决就会偏自由。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保守主义，最右派，最民族主义气氛的时刻。这次判决的结果，毫无意外，6:3。共和党全部投了反堕胎，民主党全部投了支持堕胎。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声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虽然在投票中支持了共和党，但是他是多数派中的少数派。他说，他不认为推翻罗伊案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为下一次的斗争埋下了悬念：你猜下一次罗伯茨会投什么？
06
堕胎权的宪法意义失去了。但这并不意味在美国都没有堕胎权了。既然权力下放到各州，那么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目前的统计看起来，一共有26个州（都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经济较不发达的农业区、传统工业区）可能会通过不同程度的堕胎限制法案。这里有两层意思：
其一，另外的24个州（多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大学区、新兴产业区和旅游区。华人分布多数在东西部），会继续执行堕胎自由；所以反堕胎州的女性，可以旅行到支持堕胎州去进行堕胎手术。
其二，26个州各自情况不同，其中一些会相对宽松。最严苛的是德克萨斯州，有所谓的心跳法案，也就是当胚胎有了心跳之后，就不允许堕胎。而这个时间是六周，连女性自己都还未必发现已经怀孕。还有一些州，连强奸和乱伦怀孕，都不允许堕胎。
这26个州覆盖了58%的育龄女性，大约3600万人失去堕胎自由权。
▲美国最高法院出台限制堕胎的裁决，引发民众抗议（图/网络）
她们不仅仅面临的是堕胎自由权的问题，还有公平权。
2019年的统计，61%的堕胎女性，来自少数族裔；57%的来自于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她们普遍的情况是：收入较低，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和移动迁移的条件不足。
受害的，永远是弱者。她们并没有足够的钱、时间和精力跨州进行堕胎手术。一个统计数据能够说明：跨州手术平均距离是630英里，而本州手术的平均距离是12英里。
07
罗伊案的推翻，对于女性而言，无疑是50年来女权运动，甚至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大挫折。
但这是一个合法裁决。就像1973年，对于保守派来说，也是一大挫折。
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推翻掉确定的判例，重新来过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民主的代价。
对于美国的自由派、民权组织和女权运动来说，核心的问题，就是重新发起法律行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各州的法院都将会堆满关于堕胎相关的案件，从而通过这些案件，不断地冲击司法体系，一个州一个州地推动堕胎法案的变革。
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冲击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过去，美国国内的舆情会变化，法官的思维也可能会改变。而且，首席大法官目前的态度暧昧，如果能够再争取到一位保守派法官的支持，罗伊案也许很快就能再翻一次烙饼。
还有一条道路，是拜登已经信誓旦旦的方向：推动议会进行堕胎权立法。如果立法程序能够通过，那么最高法院要继续维持这个判决，那么也必须通过冗长的法律程序，以判例的形式来推翻。这其中的时间，就是可以自由堕胎的。而时间的变化，最高法院的结构也会调整，最终结果也就难以预料了。
要知道，在当前的局势下，民调显示大约73%的民意是支持罗伊案的。保守派能扛多久，是一个未知数。
图/网络
1973年之后，罗伊案的两位当事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罗伊事实上在1970年就已经生下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她在一个宗教组织的感化下，她成为了反堕胎运动的代言人。
而她的对手韦德，却在自由派的感召之下，成为了堕胎权利的倡导者。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法律。当下看上去多么荒唐、多么无稽、多么反人性的法律，都可以通过法律斗争，去进行改变。
达尔文说，人类的进化是无方向的，也并非保证进步的。这是人类永恒的本质。
谁告诉你，对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在法律的、自由的框架里，权利也是需要经过斗争而来的。
自由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自由也从来不是天赐。
自由是一种习得。用时间、努力和血泪去习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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