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方觉入狱：一个理想主义音乐人的末路
你一定已经看到了一则新闻：某知名音乐人/摇滚乐手于某某被杭州警方在宾馆抓获。
这个“于某某”，真实名字叫作于方觉。
网上有这个人的很多照片，特意为今天的文章选了这张，是为了突出他脖子上戴着的那个白黄相间的耳机。这款耳机是他参与研发的一个音乐品牌产品，品牌名字叫“音伏IN-VOICE”，曾在线上众筹到了上千万元。
但今天要讲你听的，却不是一个音乐人的创业励志故事。
很多时候，音乐并不励志。
有些时候，音乐能“杀人”。
于方觉今天的锒铛入狱，意味着一出戏的大幕终于被拉开了。
什么戏？如果用咪蒙式标题，应该叫做《国产理想主义音乐人之死》。
于方觉不属于当下的摇滚圈，很多业内人看见新闻里的“知名摇滚乐手”觉得这个名字与这样的描述不符，其实这个描述倒也不夸张：他在浙江大学读了哲学，后来又读了逻辑学研究生，在浙大，他是校园吉他学会的会长。
浙大在全国大学排名中十分靠前，人才荟萃，浙江又向来富庶，是块文化繁荣区域，混成队长至少能够证明于方觉在音乐实力上还是有一点料的——靠音乐发财，未必；但是靠音乐“糊口”，理论上讲，没什么问题。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这个决定上能看出，他不是个聪明人。十年前的浙大研究生什么含金量？随便找个什么工作，今天年入数十万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偏偏选了音乐，还是摇滚乐，地下音乐里的地下音乐——眼前只有一辈子都上不了台面的黑。
于方觉混进摇滚圈的时候和很多跳进了摇滚火坑的黄毛小儿一样，至少在他眼里，自己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
那一年，还在当着浙大吉他协会会长的于方觉和同学组建了摇滚乐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在这段时间里，于方觉“意识”到了自己不应该仅仅是个摇滚乐手，更应该是个专业的电吉他演奏家。
为了能把更多精力放在音乐上，他辞了教职（原本留校任教），当上了全职音乐人。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音乐人的第二个错。
按照@北方公园NorthPark的说法：在大陆音乐市场的现状下，体制外的“乐器演奏家”有多大的生存空间要画个问号。
与于方觉同时期的另一位更有名的电吉他演奏者是张守望——借着“No Beijing”的春风和乐队的成功，被美国古典音乐评论家Alex Ross钦点过的“吉他神童”张守望，能以音乐为生。
但广大乐迷能记住他，还是因为Carsick Cars的几句洗脑歌词。
“我们这儿大多摇滚乐迷在演出现场还停留在甩头阶段”，当混出了名堂的张守望对此有了透彻认识的时候，于方觉还在“摇滚乐前途大好、音乐人前途大好”的梦幻里后知后觉。
一个摇滚乐手，倘若不以让大多数人高喊“牛逼”为最高标准玩儿自己手中的摇滚乐，大概率上讲他在国内市场是红不了的。
当于方觉终于愿意放下脸皮做此尝试的时候，世道变了——用他们那茬人的那一套足以把一支乐队玩儿红的时代早过去了。
摇滚摇滚就滚出了摇滚圈的于方觉，怂到不敢坦然面对真实。
在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亲自解释：“跨界”只是因为他是个重度耳机发烧友，想参与一次产品研发，“乐手的专业素养能赋予产品以独特的音乐灵魂”——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你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悲惨”。
“生活以痛吻我，我报生活以歌”，打肿脸充胖子，本来就是每个被生活凌辱过的人都应该熟练掌握的生存技能。
被于方觉视为“跨界”的，就是文章开头他脖子上挂着的那个耳机。
“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在浙江大学本科读的是哲学，研究生学的是逻辑学，后来成为了一个专业的吉他乐手和职业编曲，这让我看待音乐时的角度会不太一样。一般人听到的音乐是一个立体型3D的东西，但在我的耳朵里，它被拆解了，变成了一个完全平面的东西，我关注的不仅仅是唱，还有配器、和弦以及乐器在歌曲中的呈现。如果这些东西让我觉得非常无聊，没有什么新意，即使歌词写得再好，它也完全不会带给我感动。”
做音乐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很挑剔，追求完美的。这个特征在摇滚乐手于方觉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方觉认为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偏执。一旦他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会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下去，其他人的声音很难再影响他的决定，他把那些声音称之为“干扰”。
这是他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原文。
事实上是他在“总监”这款产品的时候和做摇滚乐一样，依旧刻意回避了市场销量问题，依旧把自己对音乐的理想主义用在了等待售卖的商品上：我会用尽全力把自己梦想中最好的耳机做出来。
现实也确实如他所想，耳机众筹了上千万用于研发和制作，上市之后销量却极其惨淡——他又重蹈了自己在摇滚乐界的覆辙。
于方觉，再次不得不灰头土脸地滚出了音乐设备圈。
“音伏IN-VOICE”失败以后，于方觉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近乎丧失了立足之地——这个时候，他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窘迫了。
“不穷不是社会主义摇滚乐手”，但大多数社会主义摇滚乐手都能有个保底工作足以提供生活保障，这个浙大的研究生，没有。
没钱了，他首先想到的是骗。
他找到一个同学，说自己有低价苹果产品进货渠道，在这名同学手里骗了1万3千余元。
后来消息传开，又有不少人慕名而来，他把钱拿了，手机一直不给，这些受害者报案，最终查明受害人十数名，涉案金额共计20余万。
按照刑法，这个数额大概能判到十年左右。
写完了这个故事，最先感到的并不是对诈骗20万这个违法行为的愤怒。
是在某种力量裹挟之下，一个只怀抱音乐理想的愚人对抗世道时的深深无力：于方觉固然有他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他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并非乏善可陈，在现实面前撞得稀碎的不光是他自己，也是所有音乐人曾经以为的“艺术通途”。
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不单单是在中国，全世界吉他演奏者的日子都不好过，而在国内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种现象会更加严峻一些：“好音乐”能在音乐界得到风评，却往往无法顺利推向大众市场；受困于某些力量操控，摇滚乐尤其被视为这其中不可“发扬”的一种音乐；创作和演出倒挂，能演出的音乐人吃了再多肉，它背后的创作者也未必能分到半口汤，创作者收入越低，就越没人愿意创作，原创后继无力的乐坛死局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渐渐形成。这样的“绝境”，即便没有把音乐人都逼上绝路，至少也能让很多音乐人活得很苦。
某种程度上，又如何知道于方觉的今天不会是其他音乐人的明天？
需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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