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r没有女性主义

“迪奥：梦之设计师”巴黎首展主视觉图

2017年是Christian Dior品牌正式对外亮相的70周年。为庆祝这一时刻，Dior与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s des Arts Décoratifs）举办了一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Dior展览——“迪奥：梦之设计师”（Christian Dior: Designer of Dreams）。在巡回至伦敦V&A博物馆后，今年7月，展览登陆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并在7月28日与中国观众见面。

Dior是这个时代最声名赫赫的奢侈品牌之一。哪怕你对时尚一无所知，也基本上不可能没听过“Dior迪奥”的大名。Dior的成名经历也是时装史上最为老生常谈的故事之一。1947年，如同一颗流星划过暗夜的天空，“New Look”（新风貌）打破了战后的落寞与沉寂，因为Dior的出现，巴黎重回世界时尚舞台之巅……

但与此盛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Dior品牌背后，创始人“Dior先生”——Christian Dior的生平却鲜少被人们提及。相比之下，对Dior的前辈也是竞争对手——Gabrielle “Coco” Chanel的故事我们则要熟悉得多。鉴于Dior生前出版过不止一本传记的事实，这不得不算是奇事一桩。更有甚者——在我个人身上曾经遇到过最离谱的事是，竟有人认为“Miss Dior”乃Dior设计师本人。

Miss Dior确有其人，她就是Dior最小的妹妹Catherine。当然，现在更多的时候“Miss Dior”是指那款由Natalie Portman代言的Dior香水——而非来自Dior家族的某个人。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Dior先生身上。而今，我们只闻Dior之名，却不闻Dior其人。Dior是谁？他从哪里来？即便是时尚从业者，也很少有人能准确地给出答案。仙逝63年，Dior的image愈发强烈，而Dior本人的影像却越来越模糊，就像纪录片《Dior & I》所表现的那样，“他”仿佛一直躲在幕布之后，注视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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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r是何许人也？

Christian Dior——他出生在一个优渥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但直到41时，才真正开启属于自己的事业，又在首秀的第十年便撒手人寰。他颇具才华，却腼腆自知，相貌平平的他还曾被美国人形容为“这个秃头，穿着像职员一样的矮胖家伙”“看起来谨小慎微，毫无特别之处”。Dior的身前笼罩着一层谜团，像屏障一样把他与众人隔开。而他也情愿避开人们的目光，退居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Dior 14岁时，曾有人为他下过一道预言：“你会经历贫穷，但女人是你的幸运神，她们将带你通往成功，你会从她们那里赚到大笔的钱；而且你将会到很多地方旅行。”

设计师Christian Dior

回顾Dior的一生，你会发掘一段让人唏嘘的苦痛历史：他亲身经历了一战和二战，虽然生在大资产阶级之家，但其后的生活并不比出身孤女的Chanel来得轻松。自打Dior成人后，就先后经历了各种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变故——肄业退学，前途渺茫；家庭破产，画廊倒闭；青年丧母，中年丧父；哥哥受创，弟弟发疯，妹妹被俘；流离失所，病入膏肓……

Dior的前半生，听上去颇有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意味。而最终，Dior则认定自己是“幸运”的，在去世前一年完成的自传中，他写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特质……是我的运气”。Dior将自己交给了命运，而命运也最终许他以回报。

大器晚成的Dior内心是清醒和明智的。他在世时，就深知Dior品牌与“Dior”本人的区别。他的自传以“Christian Dior与我”（《Christian Dior et Moi》）命名，“来到蒙田大道30号的人……是来拜访Dior公司的，而不是Dior本人”。在序言部分他也率先申明：“所以这里就存在两个Dior：我首先是一位讲故事的人——1947年‘出生’在蒙田大道30号，作为一家时装屋的设计师；我又是故事中的主角——那个九岁的男孩……”“……‘两个Dior’：一个是公众眼中的Christian Dior，另一个是私人世界里的Dior。对于公众来说，‘这位Dior’意味着一个混杂的概念——衣服、袜子、香水、宣传品、照片，以及一场并不血腥但影响深刻、波及世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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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12日，巴黎时装（高定）周的最后一天。早上十点，蒙田大道30号门前已经挤满了一群衣着光鲜的人物。他们在等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一家刚刚成立不到几个月的新时装屋首秀。Christian Dior，虽然于大部分观众来说，这个名字还很陌生，但对于熟悉内幕的“圈里人”来说，Dior是他们绝不会错过的人。

工作中的Christian Dior

1946年夏天，坊间有传闻：法国“棉花大王”Marcel Boussac将投资一间新的时装屋，而这间时装屋背后的主人就是Christian Dior，一位曾与Pierre Balmain在Lucien Lelong公司共事的设计师。Dior的前老板Lelong在1937至1947年间担任巴黎高级时装协会（Chambre Syndicale de la Couture Parisienne）主席，并曾在德占期“深入虎穴”，一手阻止了希特勒企图将法国高级时装“转移”至柏林或维也纳的企图。他的那句——法国高级定制“要么待在巴黎，要么不存在”的豪言壮语也在后来被写进史册。

让我们回到Dior的故事。1946年11月7日，Christian Dior时装屋将正式成立的消息在美国时尚新闻媒体《Women’s Wear Daily》（WWD）的头版率先刊出（这得益于作为Dior的“右手”Suzanne Luling私下里的精心设计）。随后，转年1月，法国媒体《Elle》也公布了这一新闻。除了有Boussac和Lelong的名字作背书，Dior本人也在从业的11年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好名声。Carmel Snow，那个高喊出“New Look”的关键人物，便是他此前积累的最响亮回音。

Dior的第一个系列由“Corelle”（花冠）和“En 8”两条线组成，我们今天最熟悉的“New Look”代表作——被命名为“Bar”的西服套装，就出自“花冠”线——Dior先生会亲自为笔下的每个look命名。“Bar”的灵感来源于雅典娜广场酒店（Hôtel Plaza Athénée）的酒吧，那里是café society女士们展示午后着装的最佳去处。

1947年Dior首秀上的“Bar”套装

所谓“Bar”套装，是由一件珍珠白山东绸贴身西服上装，和一条黑色百褶羊毛伞裙组成的。它重塑了女性化的身体曲线，与战时那种四方僵硬的制服廓形形成鲜明对比，并用塞入填充物的方式加强了纤腰与西服下摆的比例。最夸张的是它的裙装，竟需要用到5.5米幅宽一米四的面料！这在那个供需依然紧张的年代，不可谓不是大手笔。如今，在我们回顾New Look时，Bar套装已被视为其最佳代言，但在当时，这个look并不是整个系列里面销售业绩最高的——只订出去21件，包括个人买家和专业买手，而当时的成交王“New York”有高达60件的销量，几乎是“Bar”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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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在1947年Dior首秀当天，《Harper’s Bazzar》主编Carmel Snow为Dior创造了“New Look”这一形容。当时，她的原话是：“It’s quite a revolution, dear Christian. Your dresses have such a new look!”此外，Snow的老对手——来自《Vogue》的Bettina Ballard也是这场秀的重要见证者之一，在看过Dior的系列后，她在报道中描述：“好像电击一般，这是我在高定中从未感受过的”。

今年4月，Dior官方公布了一段拍摄于1949年的珍贵影像《Haute-Couture》，从这部短小精悍的纪录片（只有13分钟），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传奇设计师在工作时的真实状态。影片的开头，一位法国女士用轻松的语调做旁白道：“1947年，Christian Dior推出‘花冠’系列时装，美国将此系列称为‘New Look’。人们对系列一见倾心，将其称为一场革命。——革命？不是的。只是回到常态，回到理性。”

“New Look”的代表作：“Bar”套装

几年后，Dior也在自传中回顾：“直到1947年，时装在徘徊许久后，在迎合绘画和诗歌多年后，终于想回归自己的真实用途了：包裹住女人，让她们更美。在公众看来，我首个时装秀带给人的正是这样的感觉。他们喜欢的是正宗欧洲式的时装，而非什么异域风格。几年来，也第一次有了做工很好、得体而可爱的服装。1947年以来，时装不再冒险，回归了基本样式。”

“New Look”是新的吗？是，也不是。比起被描述成一位革命者，Dior更像是一位继承者。在他的身上，承接着巴黎最后“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遗产，而他甘愿成为一栋桥梁，连接起几乎断开的两端。正像纪录片和Dior先生自己提到的那样，一切，只是一次应该到来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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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21日，Christian Dior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格兰维尔（Grandville）小镇，他在五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几乎是他童年生活的写照。在Christian出生不久后，因母亲的执意要求，Dior一家搬到了小镇附近的一栋玫瑰色房子里。房子建在靠近海岸线的悬崖峭壁之上，从窗内向外眺望，能看到一片美丽的天海交接景象。在这栋房子和它的花园里，Christian度过了他最美好的童年时代。后来，美国经济危机让Dior家破产，而房子也随之被拍卖……几经辗转之后，现在，这所房子终于又回到了Dior公司名下，并被改造成Dior博物馆。

Christian出生时，Dior家族已经十分富有。用现在的话说，Christian Dior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四代”。他的曾祖父Louis-Jean Dior在1832年创建了第一家Dior肥料工厂。他的父亲Alexandre Louis Maurice Dior和表叔Lucien是家族产业的第三代继承者，并将业务扩大到化肥及日化产品等领域，“Dior肥料，黄金品质”（L’engrais Dior, c’est de l’or）是当时Dior公司当时的广告语。

Dior一家，后排左一为Christian Dior

Christian的母亲Marie-Madeleine Dior是一名狂热的园艺爱好者。山崖别墅周围的土质稀薄，并不适合播种，但在Dior夫人野心勃勃的开发计划下，Dior家周围变成了壮观的大花园。而Christian Dior也继承了母亲的这一爱好，或者是为讨得她的欢心，他很快通过阅读种子邮购目录的方式，认识了各种花花草草以及种植它们的方法要领——对鲜花的热爱在日后给他的设计带去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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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维尔小镇每年有三个月的旅游旺季，这时，镇子便成了“巴黎人的度假胜地”。资产阶级女性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在海滩和赌场等地漫步，她们优雅的身影或许曾深深影响了Dior。而传统的格兰维尔狂欢节要算得上是夏日里的高光时刻。

“我曾说过，自己对于我们的大花园外的一切都感到抵触，但这不意味着孩子们之间的头几次舞会和狂欢节没有震撼到我。那个年代，外省举办的狂欢节真是魅力无限。在所有闪亮的、装饰一新的、鲜花堆砌的、让人飘飘然的东西面前，数小时的时间就这样一下子被消磨光了。捕鳕鱼者们的回归或者三桅帆船的入港——上面装载着即将运往我家仓库的肥料（注：就是来自南美的鸟粪）——这本该是多么感人的场面的，但却远不及舞会和狂欢让我兴致高昂。”Dior在自传中委婉地写道。

在《Double Dior: Les Vies Multiples de Christian Dior》一书中，作者Isabelle Rabineau解读了狂欢节带给Dior的影响：“狂欢节给了Dior一个机会，去观察人群中形形色色个体的迥异和丰富，并在心中打下烙印。未来，Dior所创造的不仅仅是女性服饰，更是一种置于男性目光下的女性风格。而正是在青年时代，他学会了从集体中观看时尚，这意味着在大环境中辨认每个个体所处的位置。”

工作中的Christian Dior

这段话，不禁让我联想到John Berger在他的畅销书《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向我们普及的观点：“女性把内在于她的‘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看作构成其女性身份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是截然不同的因素。她必须观察自己的角色和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价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

从来到格兰维尔度假的城市贵妇身上，年幼的Dior得以最初领略到构成女性风度的决定性因素。养成这样的“观看之道”，是他在日后成为一名深得人心，尤其是赢得女性欢心的成功设计师的关键基础。Dior的时装从来都不仅仅关乎设计的出彩或观念的新颖——而在于对女性形象的适时把握，这才是Dior遗产中最宝贵的根基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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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奖图书《Dior：A New Look, A New Enterprise（1947-1957）》中，作者Alexandra Palmer就Dior创造的女性形象追根溯源：“Dior的New Look女性是一种基于历史的，拥有狡黠的时髦，和充满着世故与性暗示的女性形象，如招贴画女郎或轻佻女子（cocotte）一般，点燃了男性的幻想。”这番看似激进的论调并非作者的私下臆想，事实上，其所指的传统具备充分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Dior的童年时期是在“美好年代”的感召下度过的。1910年后，Dior一家搬到了巴黎十六区，格兰维尔的房子仅作为他们的夏日别墅使用。“那时候我五岁，那真是个发现和感知一切美妙的年纪，尚未被‘理性年龄’的逻辑思维所干扰。感谢上天，让我在巴黎赶上了‘一战’前‘美好年代’的最后阶段。”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Dior身上延续着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基因和传统。而当这一传统集中到一个“具体形象”身上，那便是19世纪后半叶常常出现在印象派画家们作品中出现的“巴黎女郎”（la Parisienne）。

由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绘制的“巴黎女郎”形象海报

1860年代，正值巴黎新型消费文化的崛起，“时尚巴黎女郎的话语广泛存在于19世纪下半叶的形象与文本中，演绎着她作为法国时尚与女性气质典型代言人的功能，既支撑着消费经济，又表明了法国文化身份的优越性。”在《Modern Women & Parisian Consumer Culture in ImpressionistPainting》中，作者Ruth E. Iskin写道。“时尚巴黎女郎形象在时装插画、报刊插图和海报中普遍存在，即成为了19世纪大众传媒形象，大部分巴黎女郎都具有商业功能。”

“巴黎女郎”的形象也成为了当时异军突起的印象派所集中描绘的对象。在我们如今熟知的印象派画家——如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等人的画作中，能看到大量以“巴黎女郎”为主角的题材和场景。印象派是如何脱离了学院派古典主义者们的局限，开始将目光放到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身上来的呢？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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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波德莱尔于《Le Figaro》报上首次发表了《现代生活的画家》（文章写于1859年末至1860年初）。在文章中，他呼吁画家们从时装插画中提取素材，以表现现代性。

马奈的《春天》描绘了典型的资产阶级“巴黎女郎”

“我眼下有一套时装样式图......这些服装具有一种双重的魅力：艺术的和历史的魅力。......我在所有这些或几乎所有这些服装中高兴地发现的东西，是时代的风气和美学。人类关于美的观念被铭刻在他的全部服饰中......甚至会渗透到他的面部线条中去。”

作为波德莱尔的密友，马奈率先吸收了他的这一思想。而在文章刊出不久后，另一位与马奈（Manet）几乎重名的“后来者”开始尽情在作品中探索这一题材，他就是莫奈（Monet）。

在莫奈的早期职业生涯中，这位年仅20出头且野心勃勃的画家积极地实践着波德莱尔的倡议。他的几幅超大尺寸代表作《草地上的午餐》（1865）、《花园中的女子》（1866-67），以及《卡米尔》（1866），“详细地描绘了时尚的装扮，将服饰作为画面的主焦点。在讨论这些画时，人们观察到莫奈使用了某些时装画的常规。”Ruth E. Iskin写道。

      莫奈早期作品《花园中的女子》（1866）

作者接着例举——“Mark Roskill指出这些画作就像时装插画一样，通过人物的安排和构图，放大了服饰，使其与背景脱离。他还注意到另外一些共同点，《花园中的女子》‘关注款式、质地和面料纯粹的魅力’，还有‘人物僵硬、虚假的姿态和心理上的脱节’。Robert Herbert注意到，就像时装插画一样，这些女性在‘公开展示，只是从事与时装杂志有关的敷衍行为’”。

听上去，放在今天，莫奈就如同一位为网红拍照的摄影师。日光之下从无新事，自消费文化从“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语）传播开来，由“巴黎女郎”引领的女性形象幽灵就已经和现代女性自我审视的目光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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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erger关于女性自我审视的观点显然受到了波伏娃的影响。“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第二性》中这一石破天惊的观点如今已是一条耳熟能详的金句。

Dior在重塑女性形象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许多人所忽视的是，Dior的胜利落脚点不只局限在视觉语言上，这条成功之路亦是由真金白银所铺设而成的。

由摄影师Mark Shaw为Dior拍摄的大片

让我们回到1947年Dior首秀的当天。在诸多后来的描述中，不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为什么Dior创造的女性形象会被命名为“New Look”？为什么塑造这一描述的是英语，而不是法语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听到所有关于那场传奇首秀的声音都是来自于美国，而不是法国呢？

这个问题看似愚蠢，但却间接地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同样，1953年Chanel“重返”时尚的聚光灯下，也是美国人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历史悠久的法国高级时装产业，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力挺，恐怕远远不会是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样子。（法国政府对时装产业的轻视同样也给了其对手意大利以可乘之机，详情请见我的上一篇文章《意大利时尚及其背后》）

Carmel Snow是一位坚定的“法国爱国主义者”，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她便想方设法地弄来了法国签证，来巴黎考察它的时装产业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Snow与Dior可谓老相识，早在1937年，Dior还在为Piguet工作时，前者便因其设计的一套“英式咖啡”look而注意到了这位极具潜质的新星。因此，当1946年Snow得知Dior成立了自己的时装屋时，她极力奉劝美国的商业同行们都去看一看。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而这些人无一例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漫画《穿迪奥的女孩》中Carmel Snow与Bettina Ballard的形象

“就这样，那个时代铭刻下了一个美国女人创造的英文表达，这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这位影响力深远的时装编辑重新将时尚和高级定制之都归位巴黎，但使用的却是一种在当今世界——一个在美国支持下开始它的全球化历程的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因此，没有人能够忽视她所发出的信号。”Isabelle Rabineau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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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Dior受到美国Neiman Marcus百货公司的邀请，前往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领取时尚“奥斯卡”奖。这时，占卜者的预言已经开始生效。Dior原本并不热衷于这次旅行，但当他得知这是该奖项首次被授予一位法国人时，便在“爱国之心”的驱使下前往。

美国之行为他打开了新的视野。Dior在自传里详尽地记述了此行的所见所闻。他先是抵达了东海岸的纽约。令他颇为惊讶的是，就连海关的工作人员也知道他的名字。“‘这么说你就是那个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那么长的裙子呢？’我意识到，我的身份终于被确认了，令人惊讶的是，移民局官员居然私下里还会对裙子的长度感兴趣……看来，‘New Look’就是我做好的通行证。”

然而，在新大陆等着他的并不只是荣誉。美国记者们如同食肉的秃鹫一般围绕着他，询问各种尖锐的问题。而反对“New Look”的新女性也在自己的阵地上对Dior发起了攻击。有一名来自乔治亚州路易斯维尔的Louise Horn女士，在穿着New Look式裙装时被公交车门夹住，被拖着跑了两条街。此事促使她立马召集到1265名女性，成立了“The Little Below the Knee Club”；在芝加哥火车站，妇女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到New Look”“烧死法国佬Dior”“Christian Dior滚回家去”；连男人们也加入了抗议行列，一群务实的男性成立了“League of Broke Husbands”，希望能吸收到30000名会员。

1947年10月在巴黎发生的抵制“New Look”事件

与此同时，巴黎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抗议事件”。1947年11月的《Paris Match》刊出了一篇图片报道，在勒比克街（Rue Lepic），一位身着New Look服饰的模特遭到周围贫穷妇女的围攻，她们疯狂地上前撕扯掉模特身上的衣服，直到后者露出内衣站在大街上为止。

尽管New Look遭到一部分人的抵制，它还是在大范围内成功了。“没有人会去踢一只死狗”——争议也引领着大众走近了Dior的世界。同时，Dior本人审慎机智的公关态度也为他在普遍层面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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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行结束后，Dior立即决定扩展业务。热爱艺术的Dior虽然对接手家族事业充满厌恶，但却从骨子里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天赋。

“在其成立的第一年，Dior时装屋就开始盈利。其营业额在1947年为120万法郎（相当于1994年的400万法郎或大约80万美元），在1948年则上升到360万法郎，在1949年则上升到1270万法郎。尽管国外业务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却占据了总收入的60%。”《Christian Dior》传记作者Marie-France Pochna在书中列举道。

1947年3月4日，Dior香水公司（Parfums ChristianDior）成立；12月，首款Miss Dior香水问世；1948年，Dior纽约公司（ChristianDior-New York）在第五大道开门营业，11月8日，Dior举行了美国首秀，电影明星，纽约名流都来捧场；同年，Dior香水纽约股份有限公司（Christian Dior New York Inc.）成立……

1957年3月于《Life》杂志刊登的Dior模特合影

Dior的每一项商业举动都迅速且大胆，这时候，“Dior”已经不再是一间他最初希望的“小小的时装屋”了，而是快速进化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奢侈品公司。1949年，法国商务部长在报告中看到，巴黎时装的出口销售量的75%都来自Dior，相当于法国总出口贸易量的5%！而当时Dior仅仅刚成立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美国，Dior采取了与巴黎高级定制传统完全不同的经营模式。在这个成衣制造的天堂，“Dior”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成衣或者其他品类服饰而出现的。Dior先生会亲自为这个巨大的市场单独设计一个系列，并在每年的6月和11月时发布（听起来有点像今天的“早春”和“早秋”系列）。据悉，到Dior去世前，他每一季都要为巴黎的高定系列设计180个look；为纽约设计100个look；为伦敦设计100个look；以及为精品店（Boutique）设计90个look，而这一切都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助手却仅有包括Yves Sanit Laurent在内的三个人——如此惊人的工作量不知会让在五六十年后接手Dior女装的Raf Simons作何感想。

Dior与Yves Saint Laurent

除了在销售上创造的奇迹，Dior也成为了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在1950年代，作为一名西方世界的中产阶级女性，你几乎没有可能不受到“Dior”的影响。Dior品牌的授权遍及各个领域（从Dior公司出来的Pierre Cardine则是这方面最登峰造极的那一个）；Dior的设计被改造成无数类似的翻版，被各个阶层的女性演绎穿着；Dior还有自己的菜谱，这样，每个人就都能“有一点Dior”了……此刻，“Dior”已然成为了“品位”的代名词，而面对来自英语世界的粉丝，Dior先生也交付以最有诚意的回应。

Dior心中理想的顾客群是出身良好、热爱时尚的女性，她们对时尚的态度，就像“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一样一丝不苟。1954年，《Christian Dior’s Little Dictionary of Fashion: A Guide to Dress Sense for Every Women》率先以英文出版了。这部平装本“小词典”面向的是年轻女孩和中产阶级女性。它的核心观点是，即使你没有很多钱也没关系，找到合适的个人风格足以弥补一切。

像“麦瑟尔夫人”一样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

是Dior在美国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

Dior深知，在大洋彼岸，他面对的是一个与欧洲贵族女性完全不同的群体——美国的中产阶级妇女。我之所以选择“妇女”这个词，是鉴于对当时美国社会环境的理解。“新大陆”的女人为何会对New Look趋之若鹜？仅仅只是因为她们乖乖听从了“Carmel Snow”的话吗？不然。回顾那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你会发现，作为二战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当时美国女性的处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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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播出的美剧《Mrs. America》中，我们在荧幕上见到了Phyllis Schlafly的老对手Betty Friedan，这位启发了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女人，在1963年用一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改写了历史。在书中，她描述道：“截至本世纪50年代末，美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20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降到了十几岁。有1400万个女孩子在17岁时就订婚了。读大学的女子与男子相比，其比例从1920年的47%下降到1958年的35%。一个世纪前，女人们要奋斗才可能进大学，而当今的姑娘念大学是为了找丈夫。到50年代中期，有60%的大学女生中途辍学去结婚……”

“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这就是年轻的美国妇女梦想的形象，而且据说也是全世界妇女嫉妒的形象。……她健康、美丽、受过教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她寻求到了真正女性的满足……女人梦想的东西，她应有尽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里，这种追求女性完善的奥秘成了当时美国文化中一种为人珍爱、自由生长、存在恒久的核心。”

《Why Women Kill》中的Beth Ann是典型的1950年代美国郊区家庭主妇形象

Friedan认为，是经济萧条和战争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回归温柔之乡。“我们都变得脆弱、思乡、孤独、惊恐不安。不同的几代人同时感到了对婚姻、家庭和孩子有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在战后美国的繁荣中人人都能突然满足这一愿望。……对于姑娘们，那些孤独的年月增加了她们寻求爱情的紧迫感。在30年代结婚的那些人送他们的丈夫上了战场；在4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人不无理由地担心她们可能永远得不到爱情、家庭和孩子，几乎没有妇女愿意放弃这些东西。”

同时，舆论也大力提倡女人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媒体们竭尽全力打造一种理想的“郊区的家庭主妇”神话——类似的形象，我们已经在诸如《Why Women Kill》和《Mad Man》等美剧里见到很多次了。

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女人们想打扮得更女性化一点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好奇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一出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女性牢牢拴在一起的Dior，此时已经到了让他的“天命”发挥真正作用的时刻。Dior没有女性主义，但他却是女人们的“守护天使”，是上帝派给那段萧瑟岁月的礼物。Dior的出现，给了从旧日里存活下来的人们以信心。Christian Dior最后的十年，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从灰烬中重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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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Dior的故事，我们能从中发现许多现实的参考意义。“Dior”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奢侈品公司，由Christian Dior开创的诸多商业模式至今仍被这一领域的人们效仿和延用着。Dior也是一间“造梦”的公司，“迪奥：梦之设计师”是对这位“美好时代”继承者的最佳诠释。Dior赋予了无数女人以美的梦想和权利，他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持续而不朽的。

今天，距离Dior先生故去已63年。Dior自传《Christian Dior et Moi》写就于1956年（就好像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一样）；1957年3月，Dior先生成为了首个登上《Time》杂志封面的时装设计师。然而，就在同一年的10月24日，噩耗传来，Christian Dior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享年52岁。

巨星陨落的消息震惊了世界。而彼时，Dior公司的1200多名员工是在广播里听到这一消息的，他们克制着自己的悲痛，遵循着公司的指示继续工作着。但外界依然从只言片语中洞悉了他们的心情，这些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形象地想象Dior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的员工说“他待人很好，一点也不骄傲”；还有的说“要是我们和他一起乘坐一部电梯，出去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先走”；“在工作繁重的那几天，有时候他会用他的车子亲自接送我们”……

Dior先生与他的模特们

10月29日，Dior的葬礼在一种低调而肃穆的氛围下举行——人们履行了他希望中最后的克制。巴黎的名流和百姓都来送行。在设计师界，Yves Sanit Laurent和Pierre Bergé、Hubert de Givenchy、Cristóbal Balenciaga、Pierre Cardine也悉数到场。Chanel没有出席，但送来了玫瑰花圈。最终，这位70多岁的老妪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她口中那个“根本不会装扮女人”的男人的敬意。

Chanel在1950年代中期对Dior发起的“反攻”似乎已经预示着女性主义的回归。曾给予Dior桂冠的美国媒体也欣然接受了这位代表着“反Dior”时尚的女人。有人曾评述，Chanel和Dior代表着时尚的“左”和“右”。而他们在对待女性身体的态度上也截然不同：一位从不画草图，只在真人模特上修修改改；而另一位则将自己未完成的建筑梦想倾注于女性身上，并使之成为那个男性视角下的“完美女性”形象。Dior会给自己设计的每个look取名，而Chanel连其标志性的香水都用简单的数字命名……

Chanel和Dior都没有孩子，但他们的品牌却都在今天被完整地延续了下来，并代表着几十家法国时装屋重新书写巴黎高级定制的骄傲。或许今天，我们仍然在对于女性主义的争论上看不到尽头，但至少，我们已经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Chanel”，也可以选择“Dior”。（本文系公众号“海德萧读书笔记”原创，未经允许，禁止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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