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6-08-29
阿迪
地球观察团
作者在结束了四四南村眷村博物馆的参观后，在门口却又停下脚步，因为又遇见之前南区放映室里，口操山东口音的老人。老人似乎有点寂寞，到处找人说话，便顺势上前与老人攀谈起来。
原来老先生姓王，过去是四四南村的居民，老家则在山东青岛。王老先生说了不少故乡的事，说青岛风景极美，尤其是海滩，水很清，沙很细，从小妈妈就常带他去海边游泳。
而这片美景在过去却不容中国人独享，在老先生出生前，青岛先是沦为德国的租界，接著又被日本夺去，后来在20年代虽然归还祖国，但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多方势力互斗尚且不暇，岂有余力约束列强的蛮横？因此老先生自懂事起，便知家乡港口里飘扬各色旗帜的舰船，无一属于自己的国家。铁船裡的洋人或日本人水手，一上岸就急著饮酒作乐，调戏本地女子。老先生记得青岛有条中山路，从头至尾开满了酒吧，专做外国人生意，入夜后总是灯明如昼、喧闹不止。
不过后来抗战爆发，青岛未几即为日军所占，王老先生这时才真正见到外寇欺凌中国人的光景，见到日本兵在街上横行霸道，随意殴人致死，又将任何姑娘都当成娼妓般叫唤，不敢不从者便只能任其淫辱，欲保贞节者则在一顿毒打之后，照样受其奸淫。这惨状并不限于佔领初期，而是逐年变得更加凶残。青岛沦陷数年之后，老先生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终于咽不下这口鸟气，决定伙同几名朋友，夜袭倭兵。
一群血气方刚的少年皆出自城郊农村，根本没啥武器，便只带著麻绳布袋和务农的锄铲，连夜出巡。遇见醉醺醺的日本兵独自在城外游荡，即窃窃尾随，待其步入无人暗处，先从背后用麻绳勒住脖颈，使倭寇发不了声，然后众人抡起农具就往死裡打，跟住将尸首装入麻布袋里，背去郊外摸黑刨个坑，埋尸野地。
每得手一次，小伙子们即蛰伏数月，尔后再寻一倭来宰。待得了结五或七人后，日军开始警戒，四处搜查。那时候王老先生的父亲过世已久，母亲改嫁后，继父对他并不慈爱，一听说这小子可能招惹了日本人，马上急著将他赶出家门。王母既忧且哀，却无可奈何，只能拿出身上攒的最后些私房钱，给儿当作盘缠，让他往南逃至国民政府大后方。
是时恰遇湖南广西一带战事告急，日军持续南下逼近。蒋介石因此发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加入新编制的中国青年军。王老先生遂于此时入伍，但据老人所述，那会儿徵到的兵根本不见得有知识，也不一定是青年。但凡提得起枪的男丁，全数照收不误，每得百人即为一连，千则为营，万则为师，简短训练一番即上战场了，要紧的东西都是下了部队再学。
有些与王老先生一起入伍的同袍，结训即被调至缅甸的远征军，但他的运气较好，能够留在中国，被派遣至一个驻守云南的工兵营。抗战胜利后，身形不甚壮硕的王老先生被选去当宪兵，让他自己也很讶异，他总以为宪兵应该个个高头大马。不过长官跟他说，宪兵之中只有摆场面的仪队礼兵才找高个，真正干活的反而要找身高不高的，否则老远就被人看出是宪兵，很难纠察违纪份子。
王老先生为此颇感得意，青岛光复后，他也回去与母亲团聚了一回，一身军服挺拔的模样很令王母骄傲。可惜没过多久，国共内战即已爆发，身为宪兵的老先生虽不用直接参与作战，却还是又得和妈妈别离。开战之初，他怎也不觉得共产党会比日本人难打，之后由于服役地点远离前线，也就不知国民党军已然兵败如山倒。直到49年的某一天，他莫名其妙地登上一艘大船，就随军团总部撤到台湾来了。
在基隆登陆后，王老先生发现匆忙撤退来的远远不只他这一船，港内港外处处皆是湍急的人海。军员和货物一面互相推挤，一面盲目地移动。有时他们忽然停下待命，挡住他人的路，一挡就是大半天，又有时才刚刚停下，即被调至别处，和慌忙的人潮冲撞。从接命令的兵到给命令的官，人人脸上都露出不知所措的神色，这份表情是紊乱的景象中唯一整齐划一的东西，也终于让人醒悟国军或许大势已去。
初来台湾的好几个月，王老先生和军团总部的众多人员一样，根本无处可住，只能在草地上扎营，还连帐篷都不太够用。后来总部裁减宪兵人数，因老先生曾在工兵营裡学过焊接，便把他派去了台北的四四兵工厂工作。由于军方高层早知战情告急，兵工厂是在前一年的1948就预先移至台湾，厂房则以日据时代的陆军仓库改建。而至于眷村的出现，却要等到50年左右，所以老先生上班头一年都得住在厂中库房内，数十名工人与其眷属共处一室，彼此仅以布幔相隔。不过老先生仍感庆幸，因为四四兵工厂最后是从青岛撤离大陆，工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乡，大家可用山东话聊到一块儿，虽住得拥挤却也纾解甚多思乡之情。
等到他住进四四南村，王老先生便开始平稳的生活，直到几十年后兵工厂迁至别处，他也到了退休的年纪。这期间，由于眷村旁边就是间小学，他因此认识了一名女老师并开始追求人家，两人后来结婚生子。眷村拆除后，全家人顺利搬至较新式的国宅，现在孩子们则早已成家立业，各有居所，老先生有时不免感觉落寞，就会到老眷村改成的会馆流连一番。
而谈起从前国民党的腐败，老人口中纵已无牙，语音竟犹切齿。他说眷村的民家虽然破旧，军队中的高官和兵工厂的干部等等，却在眷村旁边住著漂亮的独栋洋房，上下班即便只有几步路，也还要司机开车接送。兵工厂裡的公费或预算，总不免遭这些人染指，就连发给工人的津贴补助，亦可能被各种名目扣减。后来四四南村拆除时，政府高干们又狠狠地赚了一笔，将位于新闹区的眷村国有地，以十亿百亿的价格向开发商招标盖楼，投标开标的过程均未对外公开，得标者想当然尔都是与政要有所关连的企业，其中不知有多少肥水可捞。
不过要是谈及共产党，老先生反而无甚愤慨。他说几十年前两岸关系仍然紧张的时候，其实有不少人从大陆前来刺探情报。眷村邻里办些节庆活动，聚餐集会时，经常可见不认识的生人来至，神经兮兮地到处与人攀谈，这些人的口音可能来自内地各处沿海省份，但绝对讲不出台湾本地人的口音或用语。眷村居民心知肚明，知道他们多半是中共派来的间谍（台湾这边称之为「匪谍」），却极少将其举报。
因为这些人言行间满是破绽，绝非专业的特务或情报员，而是一般的渔村百姓，为了立点小功偷渡来台。如遭国民党逮住，他们肯定会被枪毙，生活要不是真的很困难是不会冒这个险的。并且他们索求的也不是什么军事机密，只要带回几张报纸或政府的宣传材料，即可领得微薄的赏钱，救救家中急需。于是眷村人对这些落魄的间谍多半任其来去，有何无关紧要的纸张也随其拿取。若遇同乡，甚至会留他吃顿便饭，茶叙片刻，但求一闻老家近况，请问故里亲人是否安在。
讲完种种往事，王老先生直说他这一生还是很幸运的。他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却能有惊无险地全身而退，没变成沙场上无数孤魂野鬼的同伴。他没受太多教育，却在军旅生涯中习得一技之长，因此一辈子有著稳定的工作。他来台湾时年纪尚轻，未曾结婚，故可名正言顺地娶妻成家，不用像原配留在大陆的荣民那样辛苦。他从未享受过大富大贵的滋味，但也未曾遭受三餐不继，流浪街头的苦楚。尤其他现在年逾九旬，身体却仍硬朗，尚可一个人到处散步閒游，更是弥足可贵之事。
老先生语带傲意地说，说他的老骨头至今仍且撑得住，都是拜他年轻时经常锻炼所赐。从前在工作之余，老人曾加入一支田径队并持续参与了很多年，甚至出国比赛过几回。见面时老先生身上穿的，便是某次国际邀请赛的纪念衫，上头印著田径队的队徽（图二十七）。
可惜到了谈话的最末尾，不懂事的晚辈似乎问了件不该问的事。当被问及是否有再回去过青岛老家时，王老先生的眼睛忽然惆怅了。他低低回答一声「没有」，反而谢了谢眼前这个晚辈，听他说了这许多话，接著便转身离去，未再回顾。
如今保留下来的四四南村，面积远不及原本的十分之一，却料不到仍有如此多的故事蕴藏其中，能让人待上这么久。花在此地的时间绝非浪费，但渐渐昏黑的天色与逐步远去的老人背影，却明确暗示著某段因缘的完结，令人晓得该是回家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