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爆发重大疫情时，政府做得怎么样？
文/劳拉申
图文：审稿-嘟嘟、排版-斯凯勒
音频：讲述者-劳拉申、制作-大绿
封面图：©yochika photographer/Shutterstock
大规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挑战着政府应急管理与反应机制。2015年，韩国爆发了罕见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韩国政府从事件发生、应急管理到灾后重建，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带来教训与反思，也为韩国未来的应急防控提供了经验。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是与SARS、新型冠状病毒十分相似的呼吸道传染病，致死率高达35%，但传染性更低。2012年始发于沙特，传播速度一直比较稳定，基本集中在中东，至2013年6月，有全球患者60多例。
但2015年5月，MERS突然在韩国爆发，仅一国内部就在短短2个多月里确诊186例，死亡38例，1.7万人隔离，前后持续7个月，引起极大恐慌，韩国也成为全球仅次沙特的第二大疫情国。
为何是韩国？
MERS在中东一直较稳定，却在一个远东国家急性突发，让疫情变得十分吊诡。为什么是韩国？这还要从韩国与中东关系说起，两个貌似没交集的地方，其实关系紧密。
韩剧里不时出现以中东为背景的故事，2015年韩剧《未生》讲述韩企在中东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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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能源依赖进口，中东不仅承包韩国8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气，也是韩国对外投资目的地，韩企承包中东大量基建项目。
20世纪70年代起，中东是韩国人出国打工的热门选择，当地韩国人还自发组成基督教传教士在中东传教，“韩流”也在中东走红，掀起韩语热。阿拉伯语在韩国很热门，2017年韩国学院学术测试中，70%考生选择阿拉伯语作第二外语。
韩国2009-2018年对中东贸易额，2015年前十分活跃，2015年MERS后下跌。
图: Korea Custom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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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视中东为经济助推器，就在MERS爆发前的2015年3月，韩国中小企业刚在中东签下5,566万美元贸易订单，前途一片大好。可是，密切的经贸与人员往来，也为MERS埋下隐患，一场瘟疫悄然到来。
发生了什么？三阶段
输入期：2015年4月29日-5月3日，一位68岁韩国男性在中东国家巴林出差，5月4日回国，5月12日发烧，5月20日确诊感染MERS，成为首例患者。
韩国MERS疫情分布图。
图: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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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期：最可怕的是由这位首例患者引发的扩散。该患者是“超级传播者”，不仅感染了自己家人，更严重的是，他在5月12日发烧至20日确诊的8天里，连续在4家医院转院，并隐瞒中东旅行史，传染了同医院的其他病人及其家属和医生，5月28日，住在距离他10米远的单独病房的病人也被确诊，5月29日共确诊9例，均为首例患者传染。
6月2日起，二代、三代感染者开始在医院间蔓延，6月8日确诊87人，至此韩国确诊数量仅次沙特，成为全球第二大MERS疫情国。7月11日达到最高峰186例，全国2900多所学校停课。
韩国MERS传染结构图，呈“医院间传播”特点。
图: Research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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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期：可吊诡的事还没完，由于疏忽，在5月26日，某确诊患者已被隔离的儿子居然逃出隔离区，出境来到中国，开启了韩国MERS对外输出期。此人连续去了中国3个城市，经香港、深圳到惠州，致使香港将戒备等级定为“严重”，隔离16人；广东隔离67人，政府自费人民币800万治疗该韩国患者。
有何失误？
反应不及时，管理疏忽。起初韩国政府没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未建议群众配戴口罩，对飞沫与接触传播不重视；管理也存在重大漏洞，已被隔离的患者亲属仍能自由出国，这种疏忽导致疫情扩大。
疫情早期，像这样聚集性去医院探望病人、
不戴口罩的情形在韩国很多。
供图: Park Ki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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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失效。起初韩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MERS“人传人”的特点，对其认知仍然停留在“动物传人”的阶段，因此疫情早期存在许多低效宣传，加速了病情扩散。
一些公共卫生信息对韩国并无针对性，不能对症下药，例如号召民众“不吃骆驼肉、不骑骆驼”。虽然MERS病毒的确源自骆驼，但在韩国这个没什么骆驼的国家，这种宣传不能解决痛点，而戴口罩、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等关键信息却未能精准传达。
韩国卫生部门发布的防范MERS宣传画，
号召民众不骑骆驼、不吃骆驼肉。
供图: Park Ki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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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众在网上调侃政府的无脑宣传。
供图: Park Ki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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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去抗击MERS一线医院慰问不戴口罩，
民众认为这是不良示范，也是打官腔作秀的表现。
截图: http://www.han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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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透明。最引起公愤的，是政府拒绝公开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名单。政府认为病人收治信息仅限医院内部分享，不必向大众公布。
但MERS传染主要在医院范围内，出入医院的病人、家属和医生都有感染风险，不知晓哪家医院收治MERS病人，国民就不能保护自己、不能远离病毒，公开医院信息实际上关乎国民知情权。因为政府信息不透明，一时谣言四起，社会更加惶恐。
由于政府不公开医院名单，韩国民间只能自发搜集信息，MERSMAP就是民间自建的疫情信息分享网站。
图：http://www.mersm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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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失误？水深
韩国政府之所以应对失误，除了受不可抗力的影响，也有人为操作的不当。
韩国保健福祉部就防疫不力道歉
截图: https://www.b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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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私有化与财阀化。这解释了MERS为何集中在医院间传播，以及政府为何不愿公开医院名单。
韩国本身是个医疗资源优质的国家，医院数量充足，价格实惠。因为韩国医疗体系高度私有化，几乎所有卫生服务都由私营医院提供，私营机构有着88%的床位、91%的专家和93%的门诊服务。
商家众多，各品牌竞争，使医疗整体费用不高，服务较好，民众就诊方便，甚至无需预约。如果对一家医院不满意，可自由选择转院，重新挑选服务。所以首例MERS患者能连转4家医院，是韩国医疗制度给他提供的方便。医院人员进出自由、转院自由，造成MERS在医院间不断传播。
三星医疗中心是韩国最好的私立医院之一
图:samsunghos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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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私有化虽有优点，但仅限太平时期，一旦危机到来，医院私有化的弊端就暴露了。在市场经济中，品牌是各医院的筹码，如果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被公布，民众将拒绝来这些医院看病，医院怕砸了牌子丢了生意，所以不愿公开身份。
另一方面，政府也担心一旦公开医院名单，将有更多医院不予配合，出现拒收病人、瞒报数据的情况，疫情将更难控制。像收治患者最多的三星医疗中心有大财阀三星作靠山，是否招惹得起，也是使政府犹豫的。
政府迫于压力公开涉事医院名单。
图：medigat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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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力缺陷与韩国探病文化。尽管医院充足，但韩国护士数量非常紧缺。为补充护士人力，韩国政府曾计划两年制护士培训，让更多人上岗，却引来那些苦读4年才获得护理专业证书的护士们的反对，认为这会抢了他们饭碗，降低护士行业整体收入水平。
因此很多基础护理工作不得不转移到患者家属身上，再加上儒家社会本就重视家庭，一旦家有病患，往往全家出动去医院陪护，这就提高了MERS传播速度，出现多起家庭聚集式传播。
韩剧里的韩国探病文化，一人生病，全家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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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不协调、政客互掐。韩国是多党制和竞选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从属不同党派，一旦出现失误便成为政客拿来攻击政敌的把柄，中央与地方政府互不配合，还在媒体上互撕，行政效率低下。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已令民众对朴槿惠失去信任，MERS爆发进一步激化政客的落井下石。
首尔市长朴元淳（右）透露一名医生被确诊MERS后仍参加千人讲座，遭该医生否认和保健福祉部长文亨杓（左）辟谣，政府各执一词，社会谣言四起。
图：news.kmib.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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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文化与等级制。韩国社会等级森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即使医院收治患者也需要不断与上级确认，等待批示，十分耽误事情，釜山还出现负责MERS疫情的健康体育局组长自杀的情况。
不可抗力，认知的悖论。客观来说，韩国政府早期反应不及时也是很难避免的。MERS来自中东，突降韩国，社会对其认识、传播特点都很陌生。政府决策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可充满未知因素的MERS在当时又尚无科学论证，没有实证的推论会引发社会恐慌。但实证具有滞后性，等病例出现、传染发生后，为时已晚，牺牲品已经出现。这是鸡与鸡蛋的悖论，不好把握，民众的批评也有一定“事后诸葛亮”之嫌。
后果：损失与改进
MERS疫情打击了韩国经济，零售业同比下降16.5%；出口出现了6年来最大降幅；旅游业受重创，数国对韩国发出旅游警告，游客减少210万，造成酒店、餐饮、交通业总计约26亿美元损失。韩国被隔离者在明知自己患病的情况下，还出国把病传到国外，也让韩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但危机也给了韩国一个教训，疫情结束后，韩国政府开始采取多项措施，改革公共卫生管理。
韩国民众集会要求实施卫生改革。
图：Yon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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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MERS信息不透明问题，
韩国颁布了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法规。
供图: Park Ki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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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进宣传方式，并公布收治寨卡、肺结核病人医院名单。图为韩国卫生部门的宣传网页。
供图: Park Ki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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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收获了良好效果，帮助韩国在未来的突发疫情中掌握主动：
2018年9月8日韩国时隔三年再次出现一例MERS病患，政府反应迅速，第二天内阁总理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各部门先发制人式控制病毒扩散，一个月内就结束疫情，没有新增病例；
2020年1月，从韩国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到政府发布应对措施，仅用一小时，以至韩国媒体将此比喻为“破天荒”。
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开的关于新冠病毒信息。
图：ncov.mohw.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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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MERS抗击战，也给韩国留下文化遗产，催生一批优秀艺术作品，2016年电影《釜山行》受MERS启发，在国内外取得良好口碑，灾难片已成为韩国影人驾轻就熟的类型片。
启示与教训
尽管在医院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等方面，韩国与中国存在差异，应对突发疫情的处理策略也不同，但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当今重大突发事件对政府应急与沟通能力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科学认知上，随着大自然生态和全球环境变化，不断有全新的病毒和疾病出现，挑战政府认知水平；在法律和制度上，上下级沟通不畅，汇报与决策速度跟不上病变速度，对管理制度提出新挑战；
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全球化，加速疾病传染速度。过去应对瘟疫，主要解决医疗科技条件，人口流动因素影响小，疫情很容易控制在一个固定区域，但今天最大的挑战来自人口大流动，特别是恰逢春运这种世界最大人流潮，无论国内国外威力都是巨大的。
最后是信息高速传播，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虽民众能迅速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可难以辨别的谣言也大量涌现，民众对信息披露、透明度、及时性的要求升级，对政府的反应速度和信息控制发起挑战。
但办法总比问题多，人类的学习和进化能力是很强的，挑战和历练才能让治理更完善、社会更进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最后，感谢韩国疾病防控中心新闻官Park Kisoo先生对本文写作的帮助，为文章提供了一手信息和图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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