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
“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
交恶的结构性根源
孙德刚 安然
内容提要 传统联盟理论一般认为，联盟内部成员相似的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会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假设难以解释为何高度同质的沙特和卡塔尔也会爆发激烈外交冲突，而美国与沙特、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情差异甚大的盟友之间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联盟。基于“同质化联盟”和“异质化联盟”二分法，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互补的国家更易于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性关系”——“异质化联盟”；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同构的国家缺乏可交换利益，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最终易陷入恶性竞争的“同质化联盟”。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断交的深层原因在于两国的同质化，即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导致两国在相似国情的表象下，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
关 键 词 联盟理论 沙特-卡塔尔关系 “同质化联盟” “异质化联盟” 海湾合作委员会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83)；安然（Hend Elmahly），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新汉学计划”2017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以卡塔尔资助恐怖组织、利用半岛电视台干涉他国内政、与伊朗发展关系等违背了2014年双方签订的《利雅得补充协议》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沙特与卡塔尔交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迅速产生连锁反应：阿联酋、巴林、埃及、科摩罗、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也门哈迪政府、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政府、塞内加尔和乍得等国相继步沙特后尘，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约旦、吉布提和尼日尔降低与卡塔尔外交关系等级；美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政府也一度站在沙特一边，支持对卡塔尔政治施压、外交孤立、交通封锁和贸易禁运。伊朗和土耳其则力挺卡塔尔，向其提供了重要经济、政治和安全援助。在此事件的后续发展中，为迫使卡塔尔回到“正确轨道”，沙特开出复交13项条件。在沙特的胁迫面前，卡塔尔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指责沙特等国违反国际法、侵犯了其外交主权，并于2017年8月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同时允许土耳其部署永久军事基地。由此，持续数十年的沙特-卡塔尔联盟关系寿终正寝。
沙特和卡塔尔断交引发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由静态联盟转向动态联盟；由逊尼派与什叶派对垒转向各种力量分化组合；海湾国家也由转型的主体变成了转型的客体。海合会、阿拉伯联盟和逊尼派阵营因沙、卡断交而陷入分裂，为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趁机“选边站”提供了机会，也推动了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中东联盟战略的调整。探讨沙特与卡塔尔交恶的根源有助于理解中东地区权力转换的背后动因。
研 究 述 评
海湾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教派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发生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2016年沙特与伊朗交恶以及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等事件。其中，沙特和卡塔尔断交为联盟理论研究者探索联盟解体的根源提供了鲜活案例。
（一）问题的提出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其内部成员国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其外部面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共同威胁，一度形成了中东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和安全联盟。然而，自成立之日起，海合会内部矛盾不断，如前所述，当下出现了2017年6月沙特等11国集体与卡塔尔断交的恶性事件。为什么冷战后拥有相似西方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即便在苏联解体、外部威胁明显减弱后能够维持长期的稳定性，而面临多重外部挑战的海合会却危机四伏，甚至到了绝交的地步？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目前在经典的联盟理论研究中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建构主义联盟理论学派大多将观念、认知等社会心理学概念引入到联盟形成和管理的研究上，普遍认为同质化国家选择结盟的可能性更大，结盟后国家间关系也更加稳定，因为具有相似政治制度和经济产业的国家相互结盟，可以增强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形成一致的对外政策，从而使军事共同体变成政治共同体。
首先，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主张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Culture）等“软基础”的视角来认识联盟，认为国家的行为不是由“有形结构”（即权力分配）所决定，而是被“观念”（相互作用和学习）所左右；相似国情更容易强化共同体意识。除了物质结构以外，国际政治领域还存在社会结构。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揭示理性主义所误解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温特还认为，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是行为体的集体认同，而决定集体认同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等因素正如多伊奇和布莱登（Christopher Bladen）所指出的：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加它们的凝聚力，并向整合的方向发展。各国精英相互交往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各国领导人行为的可预见性增强了社会共同体意识。这样，联盟成员学会了相互妥协，它们之间价值观的相互兼容性也越来越强。当共同体意识达到一定程度时，成员之间的合作就会超出“权宜之计联盟”的范围，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
其次，托马斯·里斯-卡彭（Tomas Risse-Kappen）借鉴了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主要思想，并吸收了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论点，认为国情相似的国家形成联盟，有助于增强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他以北约的形成过程为个案，系统考察了文化认同与共同理念等因素在建构主义联盟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并提出3个假设：一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不是国家，而是在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个体，包括政府、国内社会和国际体制；二是政府在分析国家利益时表现出的倾向性既是对外部物质要素的反应，也是国内结构和社会需求的结果；三是在国家利益判断、政策倾向性和政策选择方面，由价值观、规范和知识组成的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泰德·霍普（Ted Hope）在《冷战后的联盟——单极的幻想》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兼容理论（CompatibilityTheories），认为相似的特性，如地缘邻近性、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相似的国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在对外政策方面形成强烈的合作倾向性。这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认为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命运共同体（Common Fate）、同质性（Homogeneity）和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能够强化集体认同，使结盟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即由自我思维模式（The Mode of Me Thinking）向我们思维模式（The Mode ofWe Thinking）的转变。
最后，在中东联盟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们也普遍认为，盟友之间的共性有助于联盟的稳定性。麦克尔·贝内特（Michael N.Barnett）在《中东地区的认同与联盟》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认同与联盟构建的关系，并从认同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出发，认为认同与安全威胁的判断之间存在重要关联。贝内特不仅将决策者的意图看作是影响联盟构建的一个变量，而且视作首要变量。他提出的理论假设是：认同一致会促使国家选择加入与自己相同的共同体；认同冲突则会促使某些国家选择退出共同体，认同的变化常常是由领土边界、政治经济和人口构成变化造成的。于是，贝内特以泛阿拉伯主义为例，论证了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与解体是阿拉伯集体认同变化的结果。此外，贝内特以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以色列关系为个案，通过研究后认为：美以特殊关系不是战略合作需要或两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产物，而是美、以两国身份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宗教（Relig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Holocaust）。
如果按照上述联盟理论，沙特和卡塔尔因为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逊尼派宗教信仰、海湾阿拉伯民族特性和地缘临近性，应该形成更加牢固的联盟关系，至少比缺少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宗教信仰、民族共性和地缘临近性的沙特和美国、卡塔尔和美国联盟关系牢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的根源，目前在政策研究中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以政策研究和媒体评论为例，学界大体有以下几种不同解读：一是以朱威烈、唐志超和前印度驻沙特大使艾哈迈德（Talmiz Ahmad）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访问沙特、并向沙特提供1 150亿美元的军火，试图构建“阿拉伯版的北约”导致沙特和卡塔尔交恶。特朗普本人对事态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朗普2017年5月访问沙特以及与沙特等国在反恐、反对伊朗两大议题上达成共识，是沙特毅然决定对卡塔尔“痛下杀手”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打破了海湾地区的联盟体系，造成了海合会成员国在伊朗政策上的分歧，对沙特和卡塔尔关系造成了影响。二是以丁隆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沙特和卡塔尔外交危机，阿联酋是始作俑者，尤其是阿布扎比酋长本·扎耶德认为，卡塔尔复制阿联酋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发展模式，成为新的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引起阿联酋的嫉恨，故阿联酋“公报私仇”，借助沙特打压卡塔尔，成为海湾搅局的“小斯巴达”。三是以殷罡、刘中民、李伟建、余国庆、王建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卡塔尔支持穆兄会，利用“半岛电视台”鼓动埃及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对抗政府，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奉行“骑墙政策”，威胁到了沙特等国的政权安全。
上述研究各有侧重，本文则试图从联盟类型出发，考察不同类型的联盟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绩效差异，以探索沙特与卡塔尔交恶的制度根源。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阐释
17世纪以来，外交家和学者常用联盟（Alliance）、联合（Association / Coalition /Alignment / Federation）、协约（Entente）、阵营（Pact）、集团（Bloc）等模糊词语来描述国家间结盟关系，因为联盟的界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联盟分为狭义和广义上的联盟。狭义联盟强调盟约是载体；广义上的联盟强调联盟不需要载体。目前，持狭义联盟概念的学者占多数，如奈杜（M.V.Naidu）从传统现实主义角度界定联盟，认为联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临时聚集在一起，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通过签署协定来取得有限的军事目标，如赢得战争、抵御现实或潜在的威胁”。按照狭义的定义，海合会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
根据不同划分标准，联盟可分为不同类型。例如，从攻防态势来看，联盟可分为进攻型和防御型联盟罗伯特·罗斯坦研究发现：1815～1859年，联盟主要是防御性的；1859～1871年，联盟主要是进攻性的；1871年之后，联盟主要是防御性的。；从持续时间来看，联盟可分为永久性（Permanent）与临时性（ad hoc）联盟；从安全机制来看，联盟可分为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与非机制化（Non-institutionalized）联盟；从盟约适用范围来看，联盟可分为有限联盟（缔约国承诺在特定条件下向盟友提供军事援助）与无限联盟（缔约国无条件向盟友提供援助）；从缔约国权力分布来看，联盟可分为磋商型（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平等）和威权型联盟（成员之间存在金字塔式的不平等关系）等。
本文从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出发，将联盟分为“异质化联盟”（HeterogeneousAlliance）和“同质化联盟”（Homogeneous Alliance）两类。前者系指联盟内部成员在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差异较大，成员国在权力大小、军事实力、地缘位置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不对称性，在对外战略目标的追求上具有互补性，且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由于盟友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盟友突破联盟的限制、转而选择其他联盟的难度较大。“异质化联盟”的例子如美国与土耳其、美国与沙特、美国与卡塔尔、俄罗斯与叙利亚、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等。正如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 B.Marshall）撰文指出的，联盟是“聚合到一起的政治实体，它们可能视联盟为资产，在战略上具有互补性”。“异质化联盟”具有经济结构的差异性、政治诉求的互补性、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和替代联盟的有限性特点，其中“互补性”是异质化联盟的最鲜明特征。
“同质化联盟”系指联盟内部成员在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盟国在权力大小、军事实力、地缘位置和资源禀赋等方面较为接近，在对外战略目标的追求上具有趋同性，虽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对威胁的感受程度不同。由于盟友之间形成了松散的动态合作关系，盟友突破联盟的限制、转而选择其他联盟的回旋余地较大。“同质化联盟”的例子如海合会框架下的沙特与卡塔尔、马格里布联盟框架下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萨达姆时期同为复兴社会党执政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和苏联等。“同质化联盟”具有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特征，其中“同构性”是“同质化联盟”最鲜明的特征。
“盟友”不等于“朋友”，前者建立在共同的安全和利益诉求之上，后者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之上。联盟存在的基础是可交换的互补利益，而不是价值观或情感因素。“异质化联盟”成员内部具有天然互补性，故合作的动力更强；“同质化联盟”成员内部具有天然趋同性，故彼此竞争的动力更强。例如，在美国、沙特、卡塔尔三角关系中，美沙、美卡属于“异质化联盟”，更容易合作，而沙特和卡塔尔构成了“同质化联盟”，彼此竞争更激烈。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是“同质化联盟”最为突出的几个特征。以下从沙特和卡塔尔“同质化联盟”理论假设出发，考察双方出现外交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沙特-卡塔尔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与
“利益共同体”的弱化
联盟存在的主要基础，一是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或安全关切，二是成员国拥有可交换的资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盟国之间经济结构差异性越大，互补性利益就越强，就越有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其开展合作的动力就越强。相反，成员国拥有相似的经济结构，可供交换的利益就越少，联盟的密切程度就越低。
沙特和卡塔尔在经济结构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反而在经济层面形成竞争关系。首先，双方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油气出口是各自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沙特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原油储量2 670亿桶，占世界的25%，4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石油。卡塔尔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和伊朗共有南帕尔斯油气田，两国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近一半。南帕尔斯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15.5%，成为卡塔尔和伊朗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由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均是油气出口大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生产和定价等各方面合作程度相当有限。受此影响，海合会内部成员相互间贸易额非常小，进口仅占六国进口总额的18.34%和出口总额的20.1%，而沙特仅3.8%的贸易是在海合会成员国内部发生的。同样，卡塔尔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是中国（占比11.9%），其次是美国（11.3%）、阿联酋（9.0%）。、德国（7.7%）和日本（6.7%），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则依次为日本（25.4%）、印度（14.6%）、中国（8.4%）、阿联酋（6.8%）和新加坡（5.6%）。沙特与卡塔尔外交危机后，卡塔尔能够被断的只是路，而非货源。沙特和卡塔尔贸易额极为有限，主要为日用品，卡塔尔基本可以找到进口替代国。
其次，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实现经济转型，都提出了发展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科技创新、优先发展港口、建立科技城等，两国发展战略也具有同构性。冷战结束后，阿联酋率先实现经济转型，摆脱对能源产业的依赖，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成为地区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尤其是阿联酋航空、迪拜港务成为世界级龙头企业。卡塔尔近年来也开始复制“迪拜模式”，重点发展的也是航空和港口。卡塔尔航空、多哈哈马德机场等对阿联酋区域地位造成了有力冲击，成为阿联酋的重要竞争对手，两国经济结构日益出现“同构性”。2011年，卡塔尔政府制定了国家首个五年发展计划（2011~2016年），拟将卡塔尔建设成海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中心，以及比肩迪拜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如果说卡塔尔发展战略复制“迪拜模式”，沙特未来发展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复制“卡塔尔模式”。2014年，国际油价低迷和沙特石油出口收入大幅下跌，倒逼沙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任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讲话指出：“我们沙特已经对石油产生了严重依赖。未来我们不允许自己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外市场变化的受害者。”2016年，时任沙特副王储、现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力排众议，推出《沙持2030愿景》（Vision 2030），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摆脱对传统石油化工产业的依赖，发展多元经济，成为亚、欧、非枢纽。沙、卡两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相似性对当前卡塔尔区位优势也将产生重大冲击，两国“利益共同体”受到弱化，从而对两国联盟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与卡塔尔和沙特经济结构高度同构化不同，巴林和沙特形成了互补性“利益共同体”，因而联盟关系更加牢固。巴林是贫油国，2016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上一年的60.3%上升到72%，财政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沙特成为巴林最重要的外援大国，外援使巴林不仅维持了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且预防了政治危机的爆发。由于巴林油气资源储量有限，沙特慷慨地从阿布·萨法（Abu Saafa）油田向巴林输送了大量原油，以满足后者的消费需要。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巴林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巴林石油公司-锡特拉（BAPCO Sitrah），日消耗原油26.7万桶中仅1/6来自巴林本国，其余5/6的原油全部来自于沙特。沙特成为巴林最大的贸易伙伴，巴林26.7%的进口商品来自于沙特，而巴林和伊朗的贸易额仅占1%。沙特和巴林的利益共同体强化两国相互依存的军事联盟关系，与沙、卡交恶形成鲜明对比。
沙特-卡塔尔政治诉求的趋同性与
“政治共同体”的退化
除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外，沙特和卡塔尔的政治诉求也具有趋同性，使两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度增大。两国同为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厚的主权财富基金，都有拓展政治影响力、培养代理人的雄心与抱负。此外，两国同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都试图利用此优势提高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也都希望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枢纽、沟通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桥梁和纽带。数十年来，在“以石油换安全”的基本逻辑下，沙特和美国形成了重要的政治相互依存关系；沙特获得大量美式武器，一度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并获得美国在中东“桥头堡”的地位；沙特也巩固了自己在阿拉伯-伊斯兰-逊尼派国家的地位，这种地位因沙特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守卫者角色而进一步得以强化。“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关闭了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而卡塔尔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东道国。沙特和卡塔尔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一升一降，加剧了沙、卡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塔尔人口仅为260万，从体量上来看是中东地区的小国，但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2013～201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4%、3.6%和2.7%，2017年估计为3.5%，国内生产总值估计达1 6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8 184美元，不仅远远超过沙特，而且在海湾乃至世界上也遥遥领先。尽管卡塔尔从宗教影响力、经济总量等方面无法与沙特相提并论，但是1995年卡塔尔王储哈马德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后，试图把卡塔尔打造成海湾地区的“瑞士”；利用对外援助积极干预地区事务，试图成为继沙特和伊朗之后的“第三种力量”，与沙特形成了激烈竞争关系。
在政治方面，卡塔尔实施“小国大外交”，积极调解巴以冲突、黎巴嫩内战、达尔富尔问题，与哈马斯、穆兄会、伊朗、甚至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密切往来，开展“零敌人”外交，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玩平衡。2008年5月，在卡塔尔政府的大力斡旋下，黎巴嫩冲突各方达成《多哈协议》，为建立联合政府、恢复黎巴嫩和平与稳定铺平了道路；2010年年底阿拉伯剧变爆发后，卡塔尔以援助为筹码，积极介入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埃及内政，在中东转型国家培养代理人。2013年，叙利亚反对派推出的首位美籍“总理”实际上是由卡塔尔内定的。2017年，在卡塔尔和伊朗的调停下，叙利亚北部实施了部分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对等迁移。沙特对此显然不满，对卡塔尔和伊朗的合作早已生厌。
在文化方面，卡塔尔修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软实力，试图改变沙特一家独大的局面；在体育赛事方面，卡塔尔成功举办亚运会，并获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卡塔尔还多次承办国际和地区组织大会，包括召开每年一度的多哈论坛。在媒体层面，卡塔尔积极支持半岛电视台，提升卡塔尔的国际话语权，为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反对派颠覆现政权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半岛电视台每年获得卡塔尔政府超过4亿美元的拨款，驻全球各地的记者站增至60个，充当阿拉伯各国反对派和政治伊斯兰力量对外发声的最大集散地和高频解码器，报道力度与效果远超西方主流媒体。卡塔尔软实力的综合提升，加上以援助为杠杆，提升了与沙特全面竞争的资本。
卡塔尔还积极培养穆兄会、哈马斯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沙特支持的传统伊斯兰力量相抗争。2012年8～12月，卡塔尔向埃及穆尔西政府提供50亿美元援助（含10亿美元无偿援助），同时向加沙的哈马斯提供4亿美元。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特和卡塔尔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由于反对派鱼龙混杂，沙、卡两国逐渐选择了各自代理人。卡塔尔扶植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穆兄会力量——不仅提供重要经济援助，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而沙特则支持全国委员会中萨拉菲力量，如“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
沙特在政治上也毫不示弱，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与伊朗和卡塔尔断交。为积极拉拢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沙特向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埃及、利比亚东部政府、巴林、马尔代夫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卷入地区纷争，长期以丰厚的石油美元著称的“土豪”沙特在财政上日渐捉襟见肘，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截至2017年年中，其外汇储备仅剩4 900亿美元，为2011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
2017年6月，沙特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卡塔尔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外交打压的“组合拳”，共联合毛里塔尼亚、科摩罗、乍得、埃及、阿联酋、也门、巴林、利比亚、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10个国家与卡塔尔断交。此外，沙特还利用与埃及的特殊关系，终止卡塔尔在阿盟的成员资格，并将卡塔尔逐出干涉也门内战的伊斯兰多国联军。随着沙特和卡塔尔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不排除今后沙特将卡塔尔从海合会逐出，相似的政治诉求导致两国离政治共同体渐行渐远。
沙特-卡塔尔威胁认知的错位性与
“安全共同体”的淡化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使沙特和卡塔尔意识到：海湾阿拉伯国家唯有抱团取暖、形成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才能维护政权安全。海合会一度在地区安全一体化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然而，阿拉伯剧变爆发后，沙特和卡塔尔对各自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存在不同认知，甚至视对方为实现本国安全的威胁和潜在挑战，两国难以形成心心相印的“安全共同体”。
阿拉伯剧变从北非蔓延到西亚，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形成了共同安全观，并认为新时期君主制国家主要面临三类威胁：一是伊朗利用地区什叶派力量、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包括2011年策动巴林街头政治，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支持巴沙尔政府，2014年指使也门胡塞武装推翻逊尼派哈迪政府，并长期“非法占据”阿联酋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1783年以前，巴林曾是波斯统治下的领土，故巴林现政府视伊朗为头号威胁。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中东地区沙特和伊朗军备竞赛升级，有学者称海湾将迎来战争的“4.0”版。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访问沙特、两国签订1 150亿美元军火大单后，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宣布将向沙特出售“萨德”系统和“S-400”系统，伊朗加紧研发射程为2 000公里的“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海湾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Adel bin Ahmed Al Jubeir）指出：“伊朗是本地区最好战的国家，谋求地区霸权，并把其他国家的缓和姿态视为软弱可欺”；巴林驻英国大使法瓦兹（Fawaz bin Mohammed Al Khalifa）也认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是巴林、黎巴嫩、科威特和也门局势动荡的根源，这些武装也是伊朗扩张主义者的工具。”为共同应对也门胡塞武装，2015年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部署了军事基地，2017年2月在索马里兰部署了军事基地。2016年沙特与吉布提达成协议，宣布将在后者也部署军事基地，以从红海对岸打击胡塞武装。
相比之下，卡塔尔奉行“第三条道路”，乐见沙特和伊朗相互制衡。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阿布扎比酋长本·扎耶德虽都为80后和年轻一代王室成员，但危险认知却迥异。卡塔尔并不认为伊朗对其构成了现实威胁。沙特东部省属于什叶派为主的地区，是沙特重要产油区；巴林70%的人口属于什叶派；阿联酋与伊朗有岛屿争端，而卡塔尔什叶派人口较少，并不担心伊朗构成的威胁。2017年5 月19 日，鲁哈尼再次当选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其通话，表示希望与伊朗建立“超越以往”的密切合作关系。鲁哈尼对此给予积极回应。此后不久，卡塔尔新闻社援引埃米尔在一场军方庆典上的讲话，表示伊朗是“不容忽视的伊斯兰强国”，并且“对伊朗怀有敌意是不明智的”，一度引起沙特政界一片哗然。尽管卡塔尔政府称其受到了黑客攻击，但消息传出后，沙特等国立即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二是穆兄会。沙特和阿联酋认为穆兄会的威胁与伊朗的威胁同样严峻，包括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哈马斯以及在也门的分支机构革新党（al-Islah），后者多次要求沙特、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君主制国家推动政治变革。穆兄会和哈马斯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因为前者否定沙特的君主制，但受到卡塔尔的资助。卡塔尔和土耳其一道积极扶植各国穆兄会力量，不仅未将穆兄会视为威胁，反而为穆兄会上层人物提供庇护所，在半岛电视台开辟专栏，为穆兄会宣传政治思想提供平台。
三是沙特、阿联酋和也门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街头政治”，对外部力量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鼓动反对派上街游行示威、颠覆政权保持高度警惕。自2011年巴林发生骚乱以来，上述三国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在叙利亚、也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方面，形成了一致政策。阿拉伯剧变爆发后，上述三国均发生街头政治，但是卡塔尔并未发生，不能感受到反对派对现政权的冲击和威胁，甚至对半岛电视台鼓动反对派上街游行持默许态度。沙特和卡塔尔对威胁的错位认知，导致双方“安全共同体”的淡化。
沙特-卡塔尔替代联盟的多元性与
“命运共同体”的虚化
在联盟的管理中，成员国之间往往存在支配与从属、牵连与抛弃、依附与自主、控制与反制的矛盾，从而使成员国之间存在“退出联盟”的机会主义风险。如果成员国在结盟问题上无替代选择，其维持联盟稳定性的可能性就较大；如果成员国有其他的结盟选择，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其退出联盟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增加。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忽敌忽友、亦敌亦友”的动态联盟不断出现，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试图将海合会成员国纳入到自己的战略轨道，对沙特和卡塔尔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两国难以形成“命运共同体”。
2017年6月沙、卡断交后，沙特等国开出了复交条件，称根据卡塔尔与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签订的2013年《利雅得协议》和2014年的《利雅得补充协议》，卡塔尔承诺不对周边海湾国家以及埃及和也门境内的反对党和敌对政府的组织提供支持。沙特等国敦促卡塔尔停止支持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和穆兄会，关闭涉嫌煽动阿拉伯国家反对派的“半岛电视台”，停止与伊朗的关系等，但是沙特等国的最后通牒并不能形成有效的胁迫力量。相反，卡塔尔积极改善与土耳其、伊朗、阿曼和摩洛哥的关系，接受土耳其和伊朗提供的重要生活日用品，感谢伊朗对卡塔尔开放领空，宣布阿曼成为卡塔尔新的航运中转站等，使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的立体封锁难以迫使其放弃“外交主权”。如2017年8月，卡塔尔与阿曼签订合作备忘录，卡塔尔航运公司（Qatar Navigation）宣布将自己的运营枢纽从阿联酋的杰布阿里港迁移到阿曼的苏哈港（Port Sohar）。多元化的替代联盟，使卡塔尔对沙特的制裁有恃无恐，甚至加剧了其离心离德行为。
美国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首选。如前所述，“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从沙特转移到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驻有美军1.1万人，是美国在中东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沙、卡外交危机爆发后，尽管特朗普总统力挺沙特，但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均宣布支持卡塔尔，美卡联盟关系进一步升温。2017年7月和10月，蒂勒森两度访问卡塔尔，两国不仅达成了《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协议》，而且签订了卡塔尔从美国购买10架“F-15”战机的军事协议，协议额达120亿美元，这增强了卡塔尔与沙特斗争的决心。
土耳其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第二选项。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并从海、陆、空全方位封锁卡塔尔，导致中东逊尼派阵营的分化。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未像埃及那样与卡塔尔断交，反而抱怨沙特等国封锁卡塔尔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土耳其和卡塔尔一道支持穆兄会，与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哈马斯交往甚密。在卡塔尔受到沙特全面封锁后，土耳其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向卡塔尔提供了重要食品等生活物资，而且保证在卡塔尔军事基地完工后将驻卡塔尔军事力量增加至3 000人，使卡塔尔增强了与沙特讨价还价的筹码。
伊朗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第三选项。尽管沙特警告卡塔尔不要与伊朗关系走近，但在2017年8月25日，卡塔尔以捍卫“外交主权”为由，在沙特等国与伊朗断交一年半后，向伊朗重新派出了大使阿里（Ali bin Hamad al-Sulaiti），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全面改善，伊朗对卡塔尔出口贸易额增加了60%。卡塔尔主动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加剧了与沙特的矛盾。2017年9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宣布：鉴于卡塔尔的不合作态度并向伊朗重派大使，沙特将终止与卡塔尔的一切对话。
俄罗斯是卡塔尔的第四选项。目前,卡塔尔是海合会成员国中唯一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国家。2016年1月，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访问俄罗斯，就能源合作和天然气定价问题展开磋商。根据俄、卡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2017年1月卡塔尔投资局（QatarInvestment Authority）与英国伙伴公司合作，联合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的上游项目，总投资额达113亿美元。
同样，沙特的结盟外交选项也具有多元性，包括与美国的军事联盟、与亚洲大国的经济联盟和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政治联盟。首先，中、日、印、韩等亚洲经济体成为沙特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东亚与西亚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随着美国原油产量增加，其对沙特石油进口依赖度下降，沙特对东方国家比对西方国家更重要。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率领1500人的豪华代表团访问了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东亚的中国、日本等。沙特的“向东看”战略旨在拓展与亚洲经济体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关系，实施“远交近攻”。
其次，沙特积极巩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2017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了沙特，对美沙特殊关系进行“再确认”和“再保证”。两国元首进行了高规格对话，并签署了“共同战略愿景协议”，总价值超过3 800亿美元。访问沙特期间，特朗普还集体会见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也巩固了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地位。
再次，沙特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协调。多年来，俄罗斯支持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一原则立场符合沙特利益。2017年10月，沙特国王萨勒曼首次访俄，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沙特以能源和防务合作为两大推动力，期望在同伊朗的地区安全竞争中，“中立”俄罗斯，阻止俄罗斯与伊朗的战略和防务合作持续升级，包括停止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系统。沙特希望以投资和经贸为诱饵，说服俄罗斯放弃对伊朗的支持，并敦促伊朗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停止伊朗干涉黎巴嫩、科威特、也门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最后，面对共同威胁，沙特还与以色列建立了心照不宣的“准联盟关系”。2017年8月，以色列通信部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支持恐怖主义、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煽动暴力活动为由，宣布将关闭设在以境内的半岛台办公室，在战略上配合沙特打压卡塔尔。卡塔尔断交事件后，以色列公开支持沙特等国反对卡塔尔，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以色列与沙特、埃及、约旦、阿联酋和巴林等拥有共同安全利益，属于所谓“温和阵营”，指责伊朗、卡塔尔、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属于“支持恐怖主义阵营”，进一步恶化了沙特和卡塔尔的纷争。
结 论
联盟形成后，接下来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需要管理联盟，尽可能满足盟友之间的安全和利益诉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本文通过沙特和卡塔尔交恶的个案研究发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相似性不一定能够增强联盟的凝聚力，联盟的类型差异是向心力强弱的关键要素。这一理论假设是否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政治，如北约、美日、美韩、美澳联盟等，有待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同质化联盟”的国家尽管在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拥有相似国情，但是受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的共同影响，联盟往往出现“空心化”，结构性矛盾突出。从冷战时期到今天，同为复兴社会党执政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同为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沙特和卡塔尔、同为马格里布组织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不仅爆发冲突，而且最终分道扬镳，乃至相互敌对。甚至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如在埃及穆兄会和沙特瓦哈比主义之间，以及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之间，意识形态的同质化和追求目标的相似性都导致了竞争而不是合作。这些案例无不说明：在缺乏充足的可交换利益、并行不悖的政治诉求、共同的安全认知，同时又面临多种结盟选择的背景下，“同质化联盟”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迟早会暴露出来。
“异质化联盟”的互补性有助于盟友之间扬长避短、各取所需，从而有助于联盟关系的维系和强化。美国与沙特、美国与卡塔尔、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俄罗斯与叙利亚、印度与阿富汗之间，尽管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差异甚大，甚至爆发过阶段性危机，但能够形成可预期的相互依存结构，最终在可交换的利益驱动下，又能够回到合作的原点。当然，强调联盟类型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如领导人个性特征、国际体系结构的张力等也会对联盟的兴衰产生影响，“同质性联盟”或“异质性联盟”只是增大了国家之间的交好或者交恶的可能性。
未来，沙特和卡塔尔关系的改善，需从经济、政治、安全和制度4个层面入手，多管齐下，充分认识到“同质化联盟”对双边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在短期内沙、卡“同质化联盟”的基本属性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两国可以通过错位发展尽力避免过早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在经济层面，双方应避免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构性，在产业规划层面形成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构筑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层面，双方应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埃及、利比亚、索马里等国放弃寻找代理人的做法，避免恶性竞争和内耗，应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形成“政治共同体”；在安全层面，双方应避免大众传媒卷入国家间政治，避免媒体的“工具化”和“政治化”，相互理解各自的安全关切，形成“安全共同体”；在海合会制度化建设层面，沙、卡需将海合会放在对外关系的优先位置，而不是放在与大国关系之后，通过机制化建设，形成统一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安全政策，从而将海合会打造成沙特和卡塔尔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如果沙特和卡塔尔不能从以上4个层面下功夫，历史上因“同质化联盟”而导致的兄弟国家自相残杀、萁豆相煎的悲剧或许在海湾地区再次上演。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