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研究】哈梅内伊外交思想探析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探析
王泽壮 赵锦浩
内容提要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从其外交思想的内容看，哈梅内伊既继承了霍梅尼的穆斯林大团结、输出革命、“圣战”等“政治伊斯兰”外交思想，又有发展，形成了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平共处的国家间关系思想、形式多样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从渊源来看，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既根植于伊朗传统和文化，也有着复杂的现实根源。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体现了伊斯兰革命的外交从霍梅尼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外交逐渐向哈梅内伊时代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的转变。作为当下伊朗外交的指导思想，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对伊朗能够立足于中东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保证国家安全和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管最高领袖职位人选如何变化，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核心将得以延续。
关 键 词 伊朗外交 外交思想 哈梅内伊 民族主义 现实主义 实用主义
作者简介 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山西师范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合肥230000）；赵锦浩，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临汾041000 ）。
伊朗实行以宗教领袖为核心的伊斯兰体制，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是伊斯兰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宗教领袖虽不能完全左右伊朗的内政外交，但可以通过多种间接方式产生重要影响。1989年6月3日，随着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去世以及哈梅内伊接任伊朗最高领袖职位，伊朗进入“哈梅内伊时代”，此后，伊朗的内政外交在哈梅内伊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哈梅内伊作为伊朗第二任最高领袖，其外交思想决定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特色，因此，认识和理解哈梅内伊外交思想是深入理解伊朗现行外交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哈梅内伊的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侧重于对哈梅内伊进行宏观的研究，而对于他的外交思想则鲜有系统性专门研究。本文试图结合哈梅内伊的人生经历，探讨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特征。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形成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形成既离不开其生长环境与人生经历，又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一）家庭出身和伊斯兰教育塑造其认知体系
1939年7月16日，哈梅内伊出生于呼罗珊省省会、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一个贫寒的宗教世家，但他属于伊朗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他的祖父赛义德·侯赛因·侯赛尼·哈梅内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非常有名的什叶派学者和教法学家，曾参加过1905年宪政革命，并且提出过较为系统的、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拥有宗教级别中最高级别“阿亚图拉”称号；他的外祖父哈吉·赛义德·哈希姆·米拉丹姆也是马什哈德有名的乌里玛（宗教学者）；他的父亲哈吉·赛义德·贾瓦德·侯赛尼·哈梅内伊同样也是一位杰出的乌里玛，在呼罗珊各地清真寺学校（madrese）从事宗教教育。哈梅内伊4岁时，在父母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宗教课程，6岁时，他和哥哥被送到了马什哈德当地的马卡普清真寺学校学习《古兰经》，后来他被转送到国家主办的新式宗教学校学习，使他得以接受一些新式教育。这些新式的伊斯兰学校是礼萨汗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成果，课程内容不仅包含了伊斯兰教知识和伊斯兰价值观培养的科目，同时还注重自然科学等国民教育课程。哈梅内伊在其个人传记里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宗教人士，但过的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很艰难”。母亲虽然几近文盲，但善良、谦卑和虔诚的宗教态度给幼年时代的哈梅内伊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影响，多少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说母亲用自己的行为本身“使我知道宗教虔诚的人的内心是多么平静和幸福”。哈梅内伊早年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和长期的家庭熏陶，不仅为他后来成为职业宗教人士奠定了基础，而且培养了他深厚的伊斯兰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伊斯兰教育塑造了他的知识体系和宗教政治思想。
尽管其父母作为启蒙导师对哈梅内伊的未来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但是他后来的求学生涯中结识的导师们对他的影响似乎更为关键。他的导师有大阿亚图拉米拉尼、大阿亚图拉侯赛因·布鲁杰尔迪、大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等人，他跟随这些导师学习宗教知识、教法等，都对他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对哈梅内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来成为伊斯兰革命领导者、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的宗教领袖伊玛目霍梅尼。1958年，哈梅内伊返回圣城库姆神学院学习期间，正式受教于霍梅尼，潜心研究伊斯兰神学，获得了“霍贾特·伊斯兰”的教职头衔。与霍梅尼的结识是哈梅内伊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哈梅内伊从此变成了霍梅尼革命事业的最亲密、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1963年，哈梅内伊追随霍梅尼反对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他作为霍梅尼的私人代表在多个部门任职，曾被霍梅尼指定为德黑兰星期五聚礼的领拜人，实际上成为首都德黑兰的宗教领袖。
（二）殖民与强权压迫塑造其革命外交逻辑
哈梅内伊成长的时期正是伊朗社会变迁最快、最激烈的时期，战争与动荡、改革与革命、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伴随着哈梅内伊整个青少年时代。他出生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战之时。1941年8月，英国、苏联根据战争需要，无视伊朗主权，分别从南部和北部占领伊朗领土，巴列维王朝成为事实上的傀儡和仆从。苏联军队占领了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饥饿和国家被东西方强权所占领成为哈梅内伊童年时代的主要记忆。” 1951年，深孚众望的民族主义者摩萨台当选为首相，伊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国有化运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反对英国垄断伊朗的石油利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摩萨台政府最终于1953年8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军事政变推翻。年轻的哈梅内伊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目睹了国家利益遭受侵犯而政府软弱无能，殖民强权随意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而扶植专制王朝的种种行径，内心深处产生了深深的民族耻辱感，他反帝、反霸、反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源于此时。哈梅内伊个人官网显示，关于摩萨台事件的讲话从2005年迄今有15次之多，并且每次均有反美言论。2017年11月2日哈梅内伊在接见伊朗学生代表的讲话中还坦言自己的反美立场“不是偏见，而是源于经历”。
20世纪60年代初，巴列维王朝启动了以西方化、世俗化为主要特色的“白色革命”，引发教士阶层的愤怒。此时的哈梅内伊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已经演变为走上街头的公开反对行为，成为1963年库姆事件的激进分子，引起了霍梅尼的重视。从1963年到1979年初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的15年时间内，哈梅内伊曾6次遭逮捕、关押，数次被流放到伊朗非常偏僻地区如哈马丹省，这些经历为哈梅内伊日后走进政治舞台中心赢得了不可或缺的革命资历和声望。伊朗在巴列维王朝统治从国有化运动失败之后就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其内政外交遭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派别的反对，其中之一便是巴列维政权与美国的结盟和投靠政策。哈梅内伊反巴列维王朝投靠美国的言论，根据其个人官网的统计，从1987年迄今有145次之多，“巴列维王朝的腐败、依赖、恶毒和压迫政权使伊朗落后多年，给伊朗人民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尤其在1980年到1989年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全面支持萨达姆政权，期间作为总统的哈梅内伊常常穿梭于战争前线，目睹了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对伊朗平民和士兵的残酷伤害，更加强化了他的反美态度。哈梅内伊时代开始至今，伊朗外交上始终贯穿着反美立场，这里面既存在革命政权的革命外交逻辑，更与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经验和态度有直接关系。反美情结是伊斯兰革命中第一代革命家的普遍现象，他们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哈梅内伊自然也不例外。
（三）第三世界主义思潮影响其独立自主思想
从宏观上看，在哈梅内伊个人成长和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上盛行的所谓“第三世界主义”思潮以及国内政治氛围等，都对哈梅内伊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谓“第三世界主义”是兴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国际政治思潮，即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领导的两大阵营之外的所有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道路上走出一条超越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依附论”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在国际政治领域主要体现为反殖反霸的“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主义”并非一种具体的、特定的理论，而是指一种寻求国家自主发展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二战后的伊朗也非常盛行，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如世俗知识分子有哈里尔·马莱基、阿里·沙里亚蒂、贾拉尔-阿勒·艾哈迈德等，宗教知识分子以霍梅尼、穆罕穆德·塔里加尼等为代表。在整个50年代，马莱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宣传和论证其“第三条道路”理论：世界上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还存在着许多试图摆脱美、苏两国的控制而追求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国家，这些国家既感觉不到“在杜鲁门‘自由世界’的自由，也看不到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迹象”，“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合作，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认同”。不仅如此，作为政治活动家，马莱基还主动反省和放弃亲苏的人民党而另建“伊朗劳工党”，公开反对人民党倒向苏联，同时又反对巴列维王朝投靠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捍卫伊朗主权和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对外主张。沙里亚蒂作为伊斯兰革命前的理论家，把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主义作家法农、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卡斯特罗乃至中国革命领袖的著作、事迹都介绍到国内；贾拉尔-阿勒·艾哈迈德从反省巴列维王朝的西方化开始（他称之为“Gharbzadegee”,即“西化病”），最终转向伊朗民族传统和民间立场的“文化寻根”；霍梅尼从宗教价值出发对巴列维王朝投靠美国和社会政治腐败状况激烈抨击，进而提出了伊朗未来发展的社会蓝图等。从政治组织上来看，从伊斯兰革命前反政府的左翼组织如“费达依”（fadaeen）、“穆加黑丁”（mujahedeen）、“风暴组织”（toufan）等提出的独立自主、反殖反霸，再到霍梅尼提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等等，无一不说明“第三世界主义”在当时的盛行与影响。
纵观哈梅内伊的人生经历，从最初一个普通的宗教神职人员（rouhani）到大阿亚图拉，从一个贫穷的革命青年到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从一个普通的霍梅尼追随者到最高革命领袖（rahbar-e mu’azim），其阅历的增加和地位的转变使得哈梅内伊兼具多重身份，一是作为阿亚图拉的宗教身份，这使得他必须从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思想中汲取外交思想；二是作为伊朗最高领袖的政治身份，这使得他必须维护伊朗的民族利益，反抗西方强权的欺压，在外交实践中始终坚守民族主义的底线；三是作为霍梅尼继承人的身份，这使得他必须最大限度地继承霍梅尼的内政外交思想。总之，从哈梅内伊成年后的情感倾向、思想特征、行为表现等方面来看，大体都可以从早期对伊斯兰教的耳濡目染、巴列维王朝的西化亲美等时代背景中寻到思想根源、现实根源，正是这些早期教育、人生经历和复杂的时代背景等因素为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内容
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是在伊斯兰宗教教育的熏陶下，立足近代以来伊朗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并在继承霍梅尼外交思想的基础上，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泛伊斯兰主义性质的穆斯林大团结思想
哈梅内伊的穆斯林大团结思想是在继承霍梅尼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哈梅内伊认为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穆斯林的团结、全体一致和兄弟情谊，先知穆罕默德是所有穆斯林团结的源泉，麦加朝圣是穆斯林团结的重要象征，神圣的《古兰经》是穆斯林大团结的基础。哈梅内伊曾说：“团结的意志力属于信徒。团结一致的呼声和穆斯林的一致意见被真诚的声音所释放。这些声音正在号召穆斯林注意他们的共同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如果这种团结实现了，那么穆斯林今天所面临的条件将会改变，他们将获得尊严”。对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他认为这是美、英两国制造的两派不和，是伊斯兰世界耻辱的来源。他说：“美国、英国等西方强权将逊尼派穆斯林与什叶派穆斯林分离，并将其与其他教派对立起来。敌人想要采用这个方案，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伊斯兰世界的敌人一直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派、部落、地理和区域差异。今天，他们正在使用现代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觉醒”。如在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哈梅内伊声称：“占领巴勒斯坦的目标是基于一项复杂和多方面的计划，目的是破坏穆斯林的团结和一致，防止重新建立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哈梅内伊号召所有的穆斯林，消除不和，团结起来，穆斯林的团结将对霸权政治和帝国主义行为构成严重威胁，团结是新殖民主义的敌人。
为了促进穆斯林大团结的真正实现，哈梅内伊还提出了以下具体主张：其一，重视伊斯兰国家。“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因不和而失败，所有的国家都从团结中获益。伊斯兰国家间的团结，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拒绝互相使用武力，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应该明白，这些品质是伊斯兰国家的优势。这是一个神圣的逻辑，这是伊斯兰的逻辑。不幸的是，这种逻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二，把文化革命作为穆斯林大团结实现的根本。他认为的“革命文化”，就是全面抵制敌人文化入侵、文化掠夺、文化伏击、软战争、软威胁带来的文化威胁。他认为伊朗的软实力将会获得穆斯林的支持。其三，把伊朗树立为穆斯林大团结的旗手，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模式为伊斯兰成功模式的典范，是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希望。其四，宣传伊斯兰世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哈梅内伊把伊朗的核计划理解为代表穆斯林世界的利益；对于巴勒斯坦，哈梅内伊说这是“穆斯林世界的伤口”。2014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兴起，哈梅内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塔克菲里（即“极端派”）的原则在世界上损害了伊斯兰教的声誉，并且画出了一幅丑陋的画面”。其五，组建穆斯林联盟，伊朗为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他明确指出，伊斯兰世界所有的问题没有伊朗参与是难以解决的。
如果说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性质的穆斯林大团结思想在外交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极力推动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输出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话，那么哈梅内伊的穆斯林大团结思想在外交实践中更多地落实在构建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安全带，支持和团结世界范围内的什叶派势力，以对抗美国等敌对国家支持的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所谓“逊尼派联盟”。哈梅内伊对于制定和加强以什叶派宗教思想为纽带的外交政策提出很多具体的实施意见，他说：“伊斯兰的敌人中有一部分来自伊斯兰内部，他们在奉行先知教导和《古兰经》的名义下破坏伊斯兰和平主义，而伊朗作为什叶派伊斯兰的支柱在发展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时必须凸显什叶派属性”，“什叶派在伊朗代表着伊斯兰和平思想，什叶派伊朗是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捍卫者”，“我们派出的外交大使应该重视宣传我们的文化和宗教特色、价值”等。
综合哈梅内伊的穆斯林大团结思想以及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实践，哈梅内伊的泛伊斯兰主义可以细分为“体”和“用”两个层面。在理论、对外口号和外交姿态上，哈梅内伊更加突出泛伊斯兰主义外交色彩，但从具体的操作和实践层面上来看，伊朗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思想存在明显差别的“什叶派外交”特征。在国际舞台上，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大团结口号对抗美、英、以色列等非伊斯兰国家等敌对势力，以全世界穆斯林代言人自居，以此维护和表现伊朗现政权的伊斯兰属性，这是哈梅内伊交思想的“体”；但在与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时，又突出其什叶派的属性，这是哈梅内伊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思想中“用”的一面。哈梅内伊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思想仍然是伊斯兰革命的宗教属性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反映。
（二）从输出革命的“圣战”到防御性的革命主义外交
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后，维护伊斯兰体制的安全成为其首要职责，因此，防止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入侵成为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把伊朗的外交政策定性为伊斯兰教原则下的“革命主义外交”，确保伊朗的外交政策接受伊斯兰教和革命哲学的指导。哈梅内伊对于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含义主要在于抵抗外国强权对于伊朗的不良影响。哈梅内伊强调当前伊朗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所有穆斯林的权利、不与列强结盟、与非敌对国家建立和平对等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伊朗必须实现自强，否则将会被埋葬和蹂躏。哈梅内伊同时也认识到霍梅尼输出革命在实际操作方面的不可行性。他认为：“输出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起义、要耍威风或是发动战争、强迫人民造反或是革命。那根本不是伊玛目的本意，也不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甚至与我们的政策是相悖的……输出革命，意味着通过信任真主，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够看见他们独立自主，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意愿和决定抵制屈从和外来干涉。”哈梅内伊还说：“霍梅尼的输出革命实质上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真正精神的输出，因为文化革命的认知是无边界，无肤色和无种族的。伊朗输出革命的方式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影响力。” “我们对伊玛目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在外交政策中正确理解是：我们不是要中断与东方和西方发展外交关系，与东西方国家造成冲突和对抗，而是在与全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我们的伊斯兰政治体制——法基赫（faqih），坚定我们的伊斯兰政治模式。我们应该在坚守伊斯兰道路的前提下发展对外关系。”这些言论表明：哈梅内伊不再把“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革命原则理解为行动上输出伊斯兰革命，而是注重伊朗历史文化和伊斯兰革命精神文化的影响力，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以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在具体做法上，他把伊朗设计为一个其他国家可以被模仿的对象，但不会主动采取威胁他国的革命行动，如伊朗通过外交途径，在他国设立科技文化机构，宣传伊朗的历史文化，扩大伊朗的国际影响力；其次是搜集他国科技文化最前沿的成果，转而为自己所利用，提升伊朗的科学文化水平。哈梅内伊虽然在外交上淡化了输出革命的宣传和行动，但输出革命的冲动仍然存在，如哈梅内伊将2011年的“阿拉伯变局”称为“伊斯兰觉醒运动”，又激发了伊朗输出革命的兴趣。为此，伊朗还成立了由资深外交官、前外交部长和领袖外交顾问韦拉亚提领导的“伊斯兰觉醒会议”，这表明哈梅内伊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事务尤为关注，输出革命的信念一直存在。
由于霍梅尼时代极力输出革命的激进外交客观上成效甚微，到了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对于推动伊斯兰“圣战”的热情明显地冷却下来。哈梅内伊提出：竞技场已经改变，但“圣战”的原则仍需继续。“圣战”必须进行下去，因为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敌人。他淡化了“圣战”中不切实际的做法，丰富了伊朗开展“圣战”的内容和途径。他认为“圣战”有两种形式，一是小“圣战”，二是伟大的大“圣战”。小“圣战”是对外的，是与敌人的“圣战”；而“伟大的圣战”是对内的，不跟随敌人的脚步发展本国的各项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领域要有自己的办法。并且在各个领域，要达成各种目的也是一种“圣战”。“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圣战来解决”。在开展“圣战”的途径上，他说：“有时候，‘圣战’是政治的，有时是文化的；有时是软的‘圣战’，有时是硬的‘圣战’；有时是用武器，有时是用知识来完成的。所有这些都是‘圣战’，但在所有这些形式的‘圣战’中，我们应该注意，‘圣战’是针对敌人的，是人类的敌人。这是对那些把他们的巨大生存和他们贪婪的利益强加给人类的敌人，他们依赖于自身拥有的权力、金钱而实施欺凌行为。基于此，我们与他们进行妥协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可见，哈梅内伊的输出革命事实上是扩大伊朗历史文化和伊斯兰革命精神文化的影响力，并且“圣战”思想建立在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基本立场之上。他的“圣战”思想不再是把伊斯兰革命的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是变成了对外抵御外来敌对势力，对内动员民众的宗教政治口号。
（三）民族主义是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现实落脚点和出发点
民族主义既是伊朗近代以来影响和决定伊朗历史进程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宗教为政治动员符号，以反对西方控制和巴列维专制王朝腐败统治，寻求国家独立发展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伊朗民族主义的世俗性特征在巴列维王朝的西方化、世俗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到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发生了变化，即从恢复和发扬波斯帝国荣光的种族民族主义转变为以突出和强调伊斯兰价值观的宗教民族主义，这一转变在霍梅尼时代尤为突出。
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伊朗出现战后恢复和重建的现实要求，伊斯兰革命热情逐渐消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哈梅内伊时期伊朗外交的显著特征。关于伊朗现政权关于“伊朗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西方学者认为有3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认为“国家利益”与伊斯兰教是互相不兼容的，强调“国家利益”必然是排斥伊斯兰教；其二是把“国家利益”与伊斯兰教等同起来，伊斯兰教的利益等于国家的利益；其三是“折中派”，即把“国家利益”简化为具体的某项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必须追随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时又强调保持伊斯兰本质及其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显然，哈梅内伊属于第三种。在外交实践中，哈梅内伊尤其善于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和宗教词汇来表达民族主义的诉求，调和第一和第二派之间的分歧。2006年4月，伊朗宣布获得了核技术，哈梅内伊立刻引用《古兰经》开拓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经文来说明伊朗核技术和核成就能使“这个民族在基本的需求方面”摆脱“外国人”甚至“敌人”控制，以宗教经典来论证伊朗发展核技术和核成就是伊朗民族不可动摇的“国家利益”。在政治话语上，他把民族主义提升到与伊斯兰教一样的高度，“如果伊斯兰不能给人民带来福利，伊斯兰政权就不能生存”，“伊斯兰社会是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有权参与国家未来和发展事务的社会。伊斯兰社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享有民族尊严，获得幸福和脱离贫穷。”
整体上看，霍梅尼时代的民族主义依附于伊斯兰教存在，但在哈梅内伊时代，国家利益是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现实落脚点和出发点。
（四）“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相结合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
独立自主是哈梅内伊所说的伊斯兰革命的五大原则之一。哈梅内伊提出了5个革命的标志，即坚持革命的基本原则、树立雄心壮志实现革命理想、坚持独立、对敌敏感性、宗教和政治虔诚。哈梅内伊认为独立自主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实现独立。政治独立即不跟随敌人的脚步，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不屈从霸权的影响和支配，尤其在国家制度的选择上不为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影响；经济独立就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被同化；文化独立即选择伊朗伊斯兰式的生活方式。最能体现哈梅内伊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是2014年2月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经济24条政策纲领》，全面阐述了“抵抗经济”的原则、目标和实施方案。从“抵抗经济”提出的背景和内容来看，这一政策主张不仅是哈梅内伊着眼于突破西方严厉制裁和国内经济困境的权宜性、政策性举措，更能体现哈梅内伊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不满和反对，充分体现了哈梅内伊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但“抵抗经济”并不意味着哈梅内伊要求伊朗切断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他说：“‘抵抗经济’不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这是一种内源性经济，但具有外向型特点，是与世界经济展开互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展开强有力抗衡的一种经济。”而这种互动的基础就是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即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从“抵抗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来看，确实起到了动员全国资源、倾国家之力渡过了现政权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哈梅内伊实际上经常强调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该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在外交上不再强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是强调互惠和互相尊重是伊朗发展对外关系的原则。他说：“伊朗应该与其他国家发展坚强与和平的双边关系，除非有明确的原因存在才可阻止一些友好的关系”。这表明哈梅内伊对于对象国的条件的认定是出于一种动机论，一个国家要与伊朗发展友好的关系，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策是否对伊朗有着不利的影响，更取决于哈梅内伊对此的认识和解释。如科技对于外交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哈梅内伊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做出了开明的姿态，虽然他抵制西方文化对于伊朗的影响，但他认为科学和进步是“西方文明的真理”,他希望伊朗人民学习这个真理。从哈梅内伊时代的外交实践来看，哈梅内伊不仅要伊斯兰，同时也要东方和西方，即在强调“伊斯兰普世价值”的同时，抵制他国对于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良影响，积极发展伊朗与东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二，实行不结盟政策。在哈梅内伊看来，结盟虽然可以带来好处，但更可能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受到严重的影响。由此，哈梅内伊认为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他在提及伊朗的大国关系时，曾多次强调“尊严、智慧和实用主义”是伊朗外交政策的三原则。如伊朗与叙利亚的联盟完全是伊朗根据伊朗的国家利益而走到一起的，但是两国的联盟是“联”而不“盟”，参与安全合作但不签订军事盟约，当然，伊朗在情形必要时，也可出兵相助。伊朗帮助叙利亚打击国内反对派和恐怖组织就是例证，其实伊朗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各种手段维护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哈梅内伊的“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并不矛盾。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孤立主义，哈梅内伊也不是要断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是在抵抗其他国家对于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种“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相结合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思想。所谓实用主义外交指的是基于实效性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时会以违背甚至牺牲外交原则为代价采取的某种临时性、权宜性的外交行为和实践，也就是说，“特定的行动是好是坏取决于它促进权势之获取、维持和增长的程度”。哈梅内伊在面临各种疑难问题时，会将个人的道德与政治和宗教分离，在国家利益面前，采取与个人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标准。
（五）源于伊朗外交传统的平衡外交思想：从“第三国外交”到多元化外交
由特殊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地缘政治行为在伊朗主要体现为“第三国外交”，从16世纪初期的萨法维王朝时期直至今天，这一外交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所谓“第三国外交”，指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利用多个外国力量之间互相牵制从而实现多边平衡的一种外交策略。简单地说，在处理某一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时，联合第三方国家参与。在哈梅内伊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第三国外交”理念无处不在，尤其在涉及伊朗与整个国际社会关系的核问题上，哈梅内伊更是运用得十分娴熟。一方面，他把发展核计划上升到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高度；另一方面，伊朗充分利用核计划博取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的机会。具体来讲，对美、英针锋相对，对欧盟温和释疑，对中、俄则是互利互惠下的坦诚谅解，通过外交谈判和经济合作等有效手段最终让参与伊核谈判的六大国坐到谈判桌前和平地实现伊朗核问题的协商解决，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外交目标。哈梅内伊的“第三国外交”思想分为三方面：其一，抱持大国平衡理念，这是“第三国外交”思想的核心。例如，伊朗在内贾德时期施行的“向东看”政策，优先发展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关系，以此平衡西方带来的政治压力。其二，借助多元外部力量开展对外关系。例如，伊朗借助欧盟三巨头、东盟等国际组织制衡美国等国家带来的外部国际压力。其三，采取多边连环制衡外交策略。当伊朗面临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直接威胁时，就联欧抗美；当面临欧盟的压力时，又借俄罗斯之力来抗欧、抗美；当受到俄罗斯的压力时，便又求助于中国。哈梅内伊“第三国外交”并不排除大国在中东的存在和影响，而是积极利用各大国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优势和矛盾，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主动与美国、以色列以外的大国发展全方位的外交关系，防止大国在本地区力量失衡，以实现大国在伊朗周围的势力均衡，以此来保证伊朗的战略安全。
随着伊朗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哈梅内伊在外交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第三国外交”。较之以前主要以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手段为主的较为单一的政府外交，伊朗最近几年来又增加了能源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更为温和、多元的外交手段。哈梅内伊于2011年底曾在议会预算会议上明确指出：“石油是伊斯兰政府的经济支柱，也是伊朗的外交名片，只要世界大国因为石油资源的争夺不会停止，我们的石油就会发生作用。”哈梅内伊利用能源外交出于两个层次的目的：首先是通过能源外交达到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在国际上吸引资源匮乏的大国，形成能源利益共同体，突破美、以、沙特等国的石油销售围堵；其次是通过能源外交反制敌对国家的制裁，如同为美国的盟友——日、韩两国都需要大量的油气资源，伊朗与日、韩的能源互动迫使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国家”在制裁伊朗时得到的支持逐渐下降。此外，伊朗高度重视与中国在油气供需方面的合作同样也有出于突破西方重围的外交考量。在科技外交层面，哈梅内伊特别重视利用伊朗在工程机械、农业技术和食品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通过购买德国精密数控机械来促进与德国关系等，这些都是哈梅内伊重视的外交策略之一。哈梅内伊对于文化外交也相当重视，他对国际上伊朗文化研究的重视变为具体的活动，主动发起或主办频繁的学术和文化国际对话、国际会议、国际图书节和学术评比颁奖活动，积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积极利用伊朗厚重而独特的文化优势展示伊朗人文风情和文化，有效地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伊朗外交柔性、和平的一面。
总之，哈梅内伊在继承传统的“第三国外交”基础上，以灵活、务实态度将能源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等引入整体外交范围，辅以多元化的外交手段，有效地克服了伊朗在极其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政府外交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多视角地、立体地表现伊朗的大国影响力，以高度多样化的和平方式参与世界事务。从发挥传统的“第三国外交”到多元外交，哈梅内伊正在以一种更为注重实效性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姿态引领伊朗的外交走向。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特征
哈梅内伊作为一个植根于伊朗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政治领袖，其外交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同时也是现实政治和历史环境的产物，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伊斯兰教构成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基本色调
与“霍梅尼时代”相比，尽管伊朗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基调还是“革命外交”，外交政策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色彩”仍然是哈梅内伊时代外交政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首先，伊斯兰教构成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基本表达框架。作为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和最高级别的宗教学者，哈梅内伊不仅习惯于用宗教语言表达政治思想，同样也习惯于用宗教语言来表达其外交思想，如借用“乌玛”一词来表达“穆斯林大团结”思想。穆斯林大团结最早的源头是麦地那的穆斯林社团“乌玛”。公元622年9月24日，先知穆罕默德抵达麦地那，根据阿拉伯的惯例，穆斯林迁徙麦地那以后也就放弃和终止因血缘关系而自动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这样穆罕默德就可以突破氏族制的约束，以伊斯兰教的信仰为社会纽带建立一个完全新颖的社团——乌玛。乌玛在《古兰经》中经常出现，它的用意广泛，但主要是指由宗教纽带结合在一起的人群共同体同上书，第50页。。穆斯林社团的目标之一就是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部的敌人。什叶派领袖伊玛目阿里“不能赢得朋友者最无能，失去赢得的朋友者更无能”的箴言也有类似于穆斯林团结的思想。霍梅尼更是积极倡导穆斯林的大团结，他认为：“伊斯兰国家不应依附于任何一方，而是应该共同统一为一致的力量”。哈梅内伊同样以宗教领袖的口吻告诫穆斯林：穆斯林团结是源自于伊斯兰教纯正教导的一项义务。
其次，伊斯兰宗教语言成为哈梅内伊表达外交思想的惯常方式。翻开他的著作，这种情况俯拾皆是。比如用“Jihad” （“圣战”）一词来表达反对西方大国和霸权行为的决心。“Jihad”一词的思想源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初穆斯林积极进取，宣教、护教的宗教感情和实践。《古兰经》规定，除了礼拜和施舍外，拿起武器与异教徒战斗，以财产和生命尽力为主道而“Jihad”，号召穆斯林为了伊斯兰教的发扬光大而“奋斗”，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宗教义务在《古兰经》中确立下来。诚然，早期穆斯林教徒所奉行的“圣战”成为伊斯兰教对外扩张和传播的精神动力，到了近代，穆斯林再次高举的“圣战”大旗实际上是反对东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哈梅内伊认为在各个领域要实现目的也是一种“圣战”。他说：“‘圣战’并不局限于军事战争，它包括从文化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种各样的战斗。我们的思想不应该只是转向军事战争，有时可能发生军事战争，但‘圣战’的内涵不止于此”。哈梅内伊在2013年7月28日对学生的演讲中说道：“今天，国家的基本和首要需求之一就是科学进步。如果我们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舞台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知识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学和全国的科学工作应该以‘圣战’为基础，以‘圣战’方式来进行”。显然，哈梅内伊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宗教术语“圣战”一词。
再如哈梅内伊用“Satan”（撒旦）一词来形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撒旦一词来源于伊斯兰教的神话传说，《古兰经》中也有关于撒旦的诸多描述，如“我这样以人类和精灵中的撒旦（恶魔）为每个先知的仇敌，他们为了欺骗而以花言巧语互相讽示”。根据《古兰经》相关的经文，撒旦不仅是名字也是形容词，凡违背安拉命令的所有人类和精灵都被描述为撒旦。霍梅尼在1979年11月5日的讲话中把美国称为“大撒旦”，当年在处理巴以冲突时，霍梅尼又把以色列称为“小撒旦”。哈梅内伊在伊玛目霍梅尼逝世26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说道：“‘大撒旦’是伊玛目霍梅尼创造的一个惊人的术语。‘大撒旦’的思想意义和实践意义非常广泛。当你认为某人和某个组织是‘撒旦’的时候，你很清楚你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在描述美国时说道：美国是伊斯兰教的最大敌人，是邪恶的化身，是撒旦的化身，今天，伊斯兰世界的主要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傲慢的大国。他在说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时候，也曾把它们称为“撒旦”，如在2012年1月30日哈梅内伊致辞伊斯兰觉醒和青年会议时说道：“西方人利用科学进步来统治伊斯兰世界……英国、法国，最后是美国，这就是大撒旦，传播它们对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哈梅内伊也把“撒旦”一词放大使用，如他曾说：“任何呼吁穆斯林团结的人都是神圣的声音，任何呼吁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派相互争斗的人都是撒旦的声音”。哈梅内伊已经完全把“撒旦”这一宗教术语用作一个专属描绘伊朗敌人的政治术语。
再次，用伊斯兰体制规范其外交思想和实践。伊朗目前政治结构属于宗教阶层和世俗阶层共同管理而宗教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政治体制，主要体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领袖）的政治权威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融为一体，同时最高领袖通过具体的政治构架和人事安排对世俗政治事务拥有决定性影响力。霍梅尼时代通过最高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伊朗一切法律和政治制度必须在伊斯兰宗教的指导下才能具有合法性，把政治置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之下，通过“政治伊斯兰化”的形式建立符合伊斯兰教的政府即“伊斯兰政府”，从而实现了国家政权、法律的伊斯兰化，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伊斯兰思想就是“伊斯兰政府”（hukumat-e islamee）。伊朗进入哈梅内伊时代之后，在最高领袖的倡导和支持下，“政治伊斯兰”（siyasee islamee）从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政府”发展成为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而成为哈梅内伊时代内政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把伊斯兰教作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业已成为哈梅内伊执政以来最显著的政治特征之一。哈梅内伊作为最高精神领袖，他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享有最终决定权，反过来伊朗的“伊斯兰体制”对他的外交思想也起着规范和限定等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利用《宪法》的地位来确立伊斯兰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伊朗《宪法》第152条写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反对对于别国的控制和接受别国的控制，维护各方面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所有穆斯林的权利，不和支配主义的大国结盟，同爱好和平的政府建立相安无事的关系。此外，《宪法》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崇高性赋予更高的道义目的，即不仅要捍卫伊朗穆斯林的集体利益，更要关注整个伊斯兰世界，“捍卫世界穆斯林集体利益”，并以此作为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此外，《宪法》第三条第五款写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全面抵制殖民主义和防止外国的影响”。《宪法》第11条写道：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伊朗《宪法》的“伊斯兰属性”不仅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所宣扬的“伊斯兰普世价值”，而且也成为伊朗精神领袖的所谓“伊斯兰使命”，哈梅内伊多次公开表示他更愿意“作为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伊朗最高领袖”。伊朗《宪法》的“伊斯兰属性”和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普世价值”使命感使得伊朗现行外交政策具有显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始终引起了地区和西方大国的疑虑和不安。客观而言，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所面临的外交孤立态度和严峻的安全形势与最高领导人所高调宣扬的“伊斯兰普世价值”使命感和“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也有直接关系。
其二，发挥法基赫体制的政治平衡作用。伊朗政体的基本框架是法基赫监护下的三权分立制，它建立在双重权力结构上，即法基赫监护和现代总统制。法基赫监护代表了传统的权力机构，它所关注的是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原则；而现代总统制负责的是社会和政府的管理，是世俗化的。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更像是世俗政治领域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协调者、各种政治纷乱的仲裁者。但是，当哈梅内伊在做外交决策时，国家利益会永远居于第一位。他最擅长用意识形态的词语包装有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分析霍梅尼时代到哈梅内伊时代的外交主导思想我们可以看出，霍梅尼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和姿态；而哈梅内伊时代，拉夫桑贾尼时期的“消除紧张，缓和关系”、哈塔米时期的“缓和、对话与合作”、内贾德时期的“强硬，向东看”，以及鲁哈尼时期的“温和，建设性互动”是具有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哈梅内伊时代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时而反复，但从未引发起大的震动，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找到平衡，正是哈梅内伊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高明之处。最高领袖是伊朗的“一号人物”，领袖总揽全局，总统是伊朗的“二号人物”，专事世俗事务。总统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与领袖所要考虑的角度难免不一，甚至会引发冲突，而外交实践就是这种二元性政治结构的主战场。两者的矛盾对于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没有霍梅尼一言九鼎的权威，且国际形势时刻在变，最终的结果就是：哈梅内伊对外政策一贯是保守的，但不僵化，他善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其外交政策。
（二）民族主义构成哈梅内伊外交的思想基石
民族主义是伊斯兰革命三大口号“独立、自由和伊斯兰”的首要含义，也是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政府”得以建立和持续的合法性根据之一；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一直是近代以来伊朗政治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伊朗历代政治势力和政治领袖无论性质如何不同，也无论政治领导人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民族主义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哈梅内伊在这一问题上也绝不例外。
首先，哈梅内伊的民族主义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自豪感。他的民族自信心有着多方面的体现。2010年，联合国承认伊朗的古波斯新年诺鲁孜节为国际节日，哈梅内伊说：“诺鲁孜是新鲜、年轻、快乐和幸福的象征，它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能彰显其杰出的价值观，这将为文化价值从东方传播到西方提供途径。诺鲁孜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用于加强地区国家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哈梅内伊对于伊朗的诗歌情有独钟，并将诗歌描述为“国家资产”，“我国的诗歌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繁荣发展的能力”。他还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波斯诗歌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纪元”。哈梅内伊对于诗歌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伊朗历史上出现过像菲尔多西、哈菲兹等享誉世界的大诗人，更深的原因还在于他对伊朗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种民族自豪感还表现在他对波斯语的情有独钟，尽管他鼓励伊朗人民努力阅读和学习西方的文化，但他把波斯语放在首位，鼓励伊朗的学者和专家创造国产的波斯语单词而不是从西方的词语中借用。对于体育运动，哈梅内伊也经常激励国内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应积极参加体育竞赛，在国际赛事中体现伊斯兰革命的价值，并且要尽可能地去宣传和介绍波斯和伊朗文化。在2017年的新年致辞中他说：“伊朗人在2月10日的全国示威活动中，以热烈的态度参与反对新一届美国总统对于伊朗的冒犯，在国际圣城日举行的全国性集会上，人们的高投票率也反映出伊朗人民的身份和崇高目标”。在2011年9月30日伊朗赢得亚洲排球锦标赛冠军后，他通过媒体向伊朗队表示祝贺，他说：“谢谢你们，因为你们让伊朗人民感到高兴”。
其次，维护民族利益是哈梅内伊民族主义思想的首要内容。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袖，当自己所主张的“政治伊斯兰”以及“伊斯兰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相矛盾时，首选的还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其他。例如，哈梅内伊在强调穆斯林大团结等思想时，必然会与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冲突，到底是伊朗的民族利益重要还是整体穆斯林的利益重要，或者说到底是民族认同高于伊斯兰认同，还是伊斯兰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哈梅内伊则会果断地选择前者。在这一点上，哈梅内伊似乎比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表现得更为坚决。哈梅内伊在全面继承了霍梅尼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对民族主义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则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即他强调要维护整体穆斯林的利益，同时更加注重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前者在哈梅内伊时代的外交实践中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姿态和原则立场，而后者才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通过前者的实现才能更好地维护后者。哈梅内伊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源于自身先天的民族属性。作为具有最高政治影响力的伊朗人，他必须以维护伊朗民族利益为天职；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宗教领袖，他必须站在全体什叶派穆斯林乃至全体穆斯林的一边为全体穆斯林发声。虽然哈梅内伊时刻为维护伊斯兰世界的权益而发声，但他首先关切的是伊朗的民族利益。
其三，民族主义是哈梅内伊外交决策的基本立场。1989年，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朗最高领袖后，他所提出的伊斯兰政权的主要目标就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说要把伊朗建设成为物质繁荣、社会公正、具有革命精神和伊斯兰精神的社会。他还说，如果伊斯兰不能给人民带来福利，伊斯兰政权就不能生存。他提出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建立在维护伊朗的安全，其次才是伊斯兰世界。他反对消极的外交政策，支持有效的外交政策，以期达到以下目标：改善经济，缓和紧张的伊朗对外国家间关系，传播伊斯兰原则到全世界，避免屈服于强权力量。2014年2月，哈梅内伊提出“抵抗经济”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是其最根本的出发点。2015年11月，哈梅内伊曾指示总统鲁哈尼，“必须巩固和加强民族生产，严格限制进口，特别禁止来自美国的消费品”。在2018伊朗新年（伊历1397年），哈梅内伊新年致辞的主题是“支持伊朗产品”。 “抵抗经济”的首要目的是减少对少数国家进口的依赖，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而最终目的是通过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独立自主，实现伊朗经济的独立，其本质是哈梅内伊的民族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继承和发展了霍梅尼“政治伊斯兰”思想
1979年2月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的外交思想成为伊朗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霍梅尼去世前，曾对伊朗的内政外交做了细致的安排。但值得注意的是，霍梅尼对于伊朗大政方针的指示，是基于纯理论和哲学的角度，未能充分考虑到它们是否能在伊朗以外的环境下得以施行，这就给决策者带来了难题。尽管如此，霍梅尼去世后，其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然被哈梅内伊全面继承下来，成为哈梅内伊时期伊朗外交实践的原则立场。哈梅内伊能够一步一步成为伊朗最高领袖，最根本的是他是霍梅尼思想的坚定继承者。哈梅内伊在其个人传记中说：“在政治、革命思想和伊斯兰法学领域，我当然是伊玛目霍梅尼的信徒”。
首先，哈梅内伊继承了霍梅尼的“穆斯林大团结”即西方学者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霍梅尼曾指出：“穆斯林各国应当像一个单一国家、单一社会那样，只有一面旗、一本书《古兰经》、一个先知。它们应当一直团结在一起，在各方面都彼此友好。如果这一愿景能变成现实，伊斯兰国家在各方面都团结在一起，那么，它们就有希望解决现有困难，就会出现一个可以抗衡其他大国的更强大国家”。穆斯林大团结的思想是霍梅尼终身奉行的指导思想，他在创建伊朗国家制度和制定《宪法》时，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得到了明确的贯彻，在《宪法》中和对外政策中都有体现。穆斯林大团结思想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哈梅内伊作为霍梅尼的继承人，穆斯林大团结必然是体会最深刻的思想。
其次，霍梅尼的“输出革命”这一外交思想也被哈梅内伊继承下来。输出革命的思想最早的源头是伊斯兰教最初成立时，需要传播伊斯兰教和《古兰经》到各地并建立伊斯兰政权的做法。但对霍梅尼来说，输出革命的思想与他对于伊斯兰革命目标的理解有关。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的目标是将正义带给整个世界，而不仅仅限于伊朗或伊斯兰世界。但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的国际影响被无限夸大，在大多数国家看来伊朗和伊斯兰革命是一种威胁。输出革命导致了伊朗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对立，导致伊朗不仅在伊斯兰世界受到孤立，在全世界也受到了孤立，最终使伊朗的国家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袖后继续坚持霍梅尼的输出革命思想，只是在内容上和做法上有了发展。
再次，哈梅内伊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受到了霍梅尼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霍梅尼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双重的：作为一个伊朗人，他坚持以伊朗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是伊朗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作为一名穆斯林，他奉行以伊斯兰世界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是伊斯兰教的坚定信仰者和穆斯林大团结的坚定拥护者。霍梅尼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伊朗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结合。在经历了建国初期十年的存亡斗争后，霍梅尼认识到首先要捍卫伊朗的主权和独立才有可能保证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所以在他主导制定的《宪法》中和他的《政治和宗教遗嘱》中，他刻意强调了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在《宪法》第十章的外交政策部分只有四条，其中三条都在强调主权、独立和自由；在他的《政治和宗教遗嘱》中他说：“不要指望外人来帮助你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伊斯兰教和贯彻伊斯兰的法令。在保障自由和独立这个生死攸关的事情上，你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哈梅内伊深刻地领悟了霍梅尼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且，哈梅内伊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表现上甚至比霍梅尼更加强烈。
最后，哈梅内伊的和平共处思想也受到霍梅尼的影响。霍梅尼虽然主张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更多出于一种新生革命政权所必须拥有的外交姿态，简单说只是一种策略，他从未要求把孤立主义政策付诸实践，这是因为以宣扬“穆斯林大团结”和“伊斯兰普世价值”为主要内容的“伊斯兰革命”输出必然不能断绝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联系而实现。对此，霍梅尼在1989年修改《宪法》时开始强调和突出“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例如，宪法第154条内容是“绝不以任何形式干涉别国内政”。哈梅内伊自然会理解霍梅尼的上述策略思想，只不过在实施时他增补了自己的看法。
总之，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对哈梅内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霍梅尼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其外交思想构成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和基本准则，任何人都不得逾越更改。哈梅内伊作为霍梅尼指定的继承人，忠实地坚持霍梅尼的外交思想是伊斯兰革命政治合法性延续的必然要求，也是革命传统的自然结果。然而，两者的差异也很明显。在指导思想上，霍梅尼的外交思想是出于一种革命情怀，其中理想主义色彩明显更为浓厚，他的目标似乎是要建立一个以伊斯兰价值观为纽带的伊斯兰世界；而哈梅内伊时代的外交思想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他更多的是从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做出务实的外交决策。在对穆斯林大团结的理解上，霍梅尼表现为对伊斯兰价值观的崇高捍卫，充当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意愿十分强烈；而哈梅内伊的穆斯林大团结思想中伊朗民族主义的成分居多，穆斯林大团结首先维护的是伊朗民族利益，其次是什叶派的利益，最后才是全体穆斯林的利益。在输出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问题上，霍梅尼主张直接推动伊斯兰革命模式的输出，而哈梅内伊注重伊斯兰革命文化的输出，间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影响力。整体来看，霍梅尼的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成分偏多，而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中现实主义成分居多，国家利益永远在伊斯兰认同之上。
结 语
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从内容看，主要包括以“穆斯林大团结”为指导思想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思想，以“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外交原则同时辅以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以及立足国家利益本位的民族主义外交思想；从渊源看，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和霍梅尼外交思想是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3个主要来源；从性质看，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以伊斯兰理想主义为“表”，以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为“里”，以高度多元化的外交手段做到了“表里合一”。
作为当下伊朗外交的指导思想，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对伊朗能够立足于中东高度复杂的安全环境，对保证国家安全和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地区外交中，伊朗坚持反以、反沙特的立场，但似乎并不反对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而是充分利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以伊斯兰教认同，特别是以什叶派认同为纽带发展地区国家关系，有针对性地支持地区内宗教、民族派别；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把“伊斯兰国”挡在咫尺之外；有效应对令相关国家头痛不已的“库尔德问题”，等等。尤其是伊朗不仅顶住了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而且其地区影响力在“阿拉伯变局”之后反而显著增强。这些事实表明，哈内梅伊是一位对国际和地区事务驾轻就熟的外交高手。
哈梅内伊是后冷战时代一位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袖，代表着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种独特声音，即在遭受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极度敌视、严厉制裁的国际环境中，一方面高举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维护伊斯兰国家整体利益和世界弱小民族权益的大旗，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各种外交资源与西方世界巧妙周旋，不仅为伊朗赢得国际社会的应有的理解和尊重，而且也以实际行动证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裁”实际效果的有限性。
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及其主导下的伊朗外交实践不仅引起了地区及国际社会的重视，更赢得了国内绝大部分民众的认可。在2018年年初的大规模抗议中，绝大多数民众主要不满的是生活状况，而对伊朗外交政策表示高度支持。本文作者之一赵锦浩于2018年初伊朗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期间，曾在马什哈德与多人交流对哈梅内伊外交政策的态度，其中大多数表示虽然国内经济低迷，但伊朗的周边安全非常重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管最高领袖职位人选如何变化，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仍将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