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研究】从“十月抗议”事件审思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稳定性
从“十月抗议”事件审思
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稳定性
陆 瑾
内容提要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给该国政治和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在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并实行了二元政治结构，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的宗教和教士集团统治国家特征。虽然2018年元旦前后伊朗突发“十月抗议”，但最终事件得到有效管控，其内在机理在于伊朗二元政治结构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即宗教领袖能够较好地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多党派政治竞争须在伊斯兰体制内展开，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捍卫伊斯兰统治秩序的有力支撑。伊朗的二元政治结构有利于稳定，但其长期低效运行，制度性腐败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从未来政策取向看，伊朗需要加快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和推进体制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关 键 词 国家治理 伊朗 “十月抗议” 二元政治
作者简介 陆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北京100007）。
1978～1979年间，伊朗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运动——伊斯兰革命。在这场革命进程中，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世俗和宗教民族主义）及左翼三大政治流派并肩反对王权统治。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下的什叶派教士集团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跃升为组织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们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义作为政治动员的革命意识形态、以“独立、自由、伊斯兰”作为运动口号，利用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等宗教网络，以及朝觐、主麻聚礼、阿舒拉节等宗教习俗和纪念日开展组织工作，并推动各政治派别、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巴扎商人(小商贩)和广大民众形成反王权统一战线，推翻了把现代化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巴列维王朝。在政治争论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两次全民公决得以建立，新政府把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写进了新宪法。
在创建新体制的过程中，什叶派教士集团(虽然)依照了霍梅尼的政治主张和学说，但从革命口号中可以看到“伊斯兰”并不是革命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伊斯兰主义者取得支配地位也不是必然结果，实际上，具有非凡魅力和坚定政治意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赢得政治权力及实现政治统治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仅7天时间，在霍梅尼的授意下，5名宗教界人士组建了伊斯兰共和党。该党宣称自己代表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流派和政治倾向，强调和打算吸纳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中接近伊斯兰的那些领导人物入党，并且在伊朗各地的清真寺和宗教机构内设置接收新党员的部门，注册党员人数很快达到700万，成为伊朗当代政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组织。那些属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但并非完全忠诚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物也纷纷加入其中。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革命法庭、革命卫队这些新的权力机构也相继建立，以两个核心推动建立伊斯兰政权：一是强调社会群体的作用和影响；二是努力促进什叶派伊斯兰思想，并以此作为政治统治的主轴。在与反对神权统治的民族主义者、人民圣战者及左派成员展开数年激烈乃至血腥的权力争夺后，什叶派乌里玛完全控制了国家机器，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伊朗内政外交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各领域全面伊斯兰化，并通过对外“输出革命”以实现对现行国际体系的革命性改造。
当下，经历伊朗伊斯兰革命而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即将走过40年的峥嵘岁月，始终保持了国内社会稳定，即使在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剧变中也未被裹挟其中。而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新年前后伊朗爆发了“十月抗议”，该事件的持续影响带给人们以下思考：为什么伊朗长期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相对稳定，但一起因鸡蛋涨价引发的小规模抗议会演变成为全国性反政府抗议示威行动？为什么伊斯兰政权长期面对体制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却能在过去几十年里仍较好地维护了政治秩序？未来其是否能够且如何继续保持较强的社会控制力？本文将从伊朗二元政治结构体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对伊朗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进行探讨。
“十月抗议”事件的
性质及特点
2013年鲁哈尼总统上台执政后，伊朗政坛形成了温和派与改革派结盟抗衡极端保守派的局面，并且在2016年的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中成功地利用民意使绝大多数强硬保守派成员出局。2017年初，“改革派联盟”最强大的支持者、伊朗政坛元老拉夫桑贾尼突然离世，加剧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力竞争。在当年5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鲁哈尼击败保守派候选人莱西赢得连任，这标志着多数民众支持鲁哈尼对内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对外积极进行建设性外交互动的政策。鲁哈尼在第二任期里能否解决青年人就业和改善民生问题是改革派阵营赢得2020年议会及下届总统选举的关键因素，争夺领袖继承人则是政治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因此，鲁哈尼再次当选总统后，保守派加大了对鲁哈尼施政的掣肘。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确定了遏制伊朗的政策，伊核协议前景的不确定性令伊朗国内外投资者犹豫、观望，伊朗经济复苏乏力。在此背景下，伊朗爆发了自2009年“大选风波”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一）事件的主要表征
2017年12月28日，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突发群体性抗议集会，直接导火索是鸡瘟引起鸡蛋供应量减少和鸡蛋价格上涨，抗议者喊出“对物价上涨说不”和“打倒鲁哈尼”等反政府口号，在城市周边地区举行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中出现暴力特征。抗议活动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蔓延至全国上百座城市，示威者的口号政治色彩变得十分浓厚。伊朗内政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参加抗议活动的总人次约10万，实际参加人数应为4万～4.5万人。全国42座城市发生骚乱，并出现抗议者损毁私人或公共财物、纵火、砸玻璃等暴力行为，约900名执法人员受伤和5 000人被捕。
这场抗议运动是表意聚众的集体行动，不具有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属性。社会运动理论家把制度外群体性政治行为即“对抗政治”分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三种类型。后两种类型具有制度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目标明确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谋求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而集体行动是指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组织化、制度化和所追求社会变革程度都很低的群体性政治行为。“表意聚众”是指纯粹为了表达或宣泄某种情感，或在表达或宣泄某种情感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聚众。纵观“十月抗议”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该事件没有领袖人物和统一的领导，缺少组织资源。“十月抗议”事件的组织化程度低，组织动员工作主要依靠社交网络，在伊朗占人口近50%用户的即时聊天工具（Telgram）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个人或政治团体出面负责领导、运作和掌控运动的进程。那些受线上动员鼓动走上街头的抗议群体内部涣散，总体表现软弱。一些原本是旁观或经过现场的人，受情绪感染而加入游行队伍，它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于缺少组织历练和坚定的意志，抗议者在遇到治安人员驱赶时则快速地四散逃离现场。
第二，参与者缺乏共同的信念、坚定或明确的核心政治斗争目标。负责抗议行动线上组织动员的主要账户（Amadnews）在其主页上罗列了7点变革诉求：政教分离、废除教法学家监政制度、司法独立、全民公投、财富公正分配、新闻自由和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令。抗议示威者的口号具有多元性、个体性和反动性，虽提到教法学家监护制度、伊斯兰意识形态及最高领袖等政治禁忌内容，但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政策和腐败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从总体看，抗议群体主要表现为借抗议行动实现自身利益，并没有整体性的斗争目标。
第三，参与抗议的主体是缺乏理性、容易冲动的青年人。抗议和骚乱活动参与者是介于18～35岁的社会中下层青壮年，其中多数人年龄低于25岁。他们是后伊斯兰革命或后两伊战争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政治观、价值观、宗教和思想信仰等方面与父辈存在代际差异，而且注重个人偏好和需求，可以全然不顾“侮辱领袖的言行等同于刑事犯罪”这样的戒律，掀倒印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头像的巨型广告牌，以这种过激举动宣泄自身的挫败感和强烈的愤怒之情。
（二）各执一词的抗议动因
伊朗国内对于持续一周的“十月抗议”成因主要有三种观点：经济压力说、政治斗争说和外部干涉说。“经济压力说”赞成者认为，食品价格上涨、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失业问题严重、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和不满情绪长期蓄积等经济因素驱使抗议者走上街头。强硬保守派支持这种观点，他们批评鲁哈尼政府不重视民众在经济和生活上的诉求，掉进信任西方的陷阱，政府失当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导致民众生活压力加重。事发前，在当年总统选举中败给鲁哈尼的候选人莱西的岳父在马什哈德主麻聚礼领拜时，公开批评鲁哈尼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事发当日，不断遭到鲁哈尼政府追责的前总统内贾德在南部城市布什尔的一场民众集会上，批评鲁哈尼无视大众关切，不了解社会现实状况，对国家管理不善。但鲁哈尼的内政部长公开否定了坊间流传的说法，即“抗议者主要是非法金融机构倒闭的受害者”。他认为，经济压力和失业等问题导致抗议发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一些调查结果显示，60%的抗议者有职业，几乎没有抗议者与金融机构倒闭事件有关。
赞成“政治斗争说”者认为，应把发生在马什哈德的抗议示威行动归因于政治角力。改革派阵营指责强硬保守派和鲁哈尼政府的反对者是马什哈德抗议活动背后的怂恿者，他们幸灾乐祸且在第一时间没有采取积极应对措施而导致局势失控。在事件发生后，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很快作出表态，即极少数不法分子想借机给国家和政府制造混乱，经济问题被用来作为借口，其他一些议题正在幕后进行。也有媒体报道称，最初在马什哈德发生的抗议活动是由在第12届总统选举中败给鲁哈尼的候选人莱西的支持者组织发起的试图通过民众对经济和民生问题的抗议来抹杀鲁哈尼的政绩。马什哈德是强硬保守派的大本营，莱西是由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任命的马什哈德圣墓监护人，他掌管着伊朗最富有的宗教基金会，在马什哈德拥有大量的拥护者，而且他的岳父利用主麻聚礼领拜人的身份撩拨穆斯林信众抗议政府的情绪。
“外部渗透说”源于伊朗高层领导人的官方表态。伊朗最高安全官员阿里·沙姆哈尼（AliShamkhani）表示，这场抗议活动是美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通过社交媒体对伊朗发起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哈梅内伊谴责伊朗的敌人使用武器、金钱、政治和安全机构煽动抗议活动，联手给伊斯兰政权制造麻烦。他指出，敌视伊朗人民、伊朗政权和伊斯兰革命的美国人和犹太人策划了这场运动，他们打算从小城市入手，然后扩展到中心（地区），这个计划得到某个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谴责美国、以色列、沙特、“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及流亡海外的亲巴列维国王的人支持和煽动了这场骚乱。示威行动爆发后，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积极表态，支持街头民主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院官员在社交网站上极力“声援”抗议活动。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政权采取断网措施，他将会动用美国军用卫星向伊朗民众提供网络服务。
事实上，在这场长达7天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没有任何政党、社会团体或行业组织（如工人、城市商人和教师等）公开表示支持或提供保护。伊朗内政部的调查报告指出，没有发现任何团体、政治派别、反革命和敌对分子组织了本次抗议活动，但并非在推动抗议活动和使事态扩大方面没有发挥作用。“经济压力说”的反对者提出质疑，近年来伊朗国内多次、多地发生过由民生和经济问题导致的民众抗议集会，但都没有像在马什哈德的抗议行动这样，仅在数小时后就不断扩大至全国范围的大小城市及地区。2012～2013年美欧严厉制裁伊朗时期，伊朗货币贬值、通胀加剧、物价升高的恶劣形势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压力和伤害要严重得多，当时虽然出现过小规模的骚乱，但很快都被平息。《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经济形势开始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增长态势，通货膨胀率已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但支持“经济压力说”者认为，运动爆发前不久，鲁哈尼在向议会提交的新一年政府财政预算草案中包括了计划提高汽油、水、电价格，取消3 000万人的现金补贴，减少国家对开发项目的投资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且在同一时期，美元兑换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跌至历史最低点，意味着鲁哈尼第一任期保持汇率稳定政策的失败，通货膨胀必将卷土重来。这些与经济相关的因素终于成为压倒众多悲观失望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
美国对伊朗强硬政策不断加码。“十月抗议”事件将伊朗国内尖锐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暴露无遗，增加了美国以压促变的信心。2018年1月12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将最后一次延长对伊朗问题的制裁豁免。随之美国发动心理战、政治战和经济战，试图迫使伊朗接受对《伊核全面协议》的重新谈判。5月8日，特朗普竟然不顾其他签约国的一致反对，贸然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且将分两个阶段开始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伊朗提出了12项谈判要求，作为伊朗换取美国免除所有经济制裁和全面重建两国关系的条件，涉及伊朗的国家主权、内政与安全等不容妥协的问题。美国还联合以色列、沙特等国恶化伊朗的外部安全环境，推进沙特领导组建“阿拉伯版北约”，以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与伊朗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损失惨重。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民众使用频率较高的社交媒体上，不断散布有关伊朗官员及其子女的腐败丑闻、伊朗各地抗议活动的新动向及伊朗在叙利亚的资金投入等，以此诋毁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和推动政权更迭。
鲁哈尼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流失。在美国开始“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之前，伊朗的国内市场汇率再现了2013年时的场景。基于历史记忆和对美国制裁影响的预期，2018年4月初民众在焦虑和恐惧中开始疯狂抢购美元、黄金、汽车等被认为可保值的物品。4月9日政府宣布统一汇率新政，但未能及时出台相关的细则，导致有用汇需求的民众因无法在银行正常兑换外汇而怨声载道。为保护国内生产和减少外汇消耗，政府于6月底颁布禁止进口1 339种商品的清单，导致德黑兰大巴扎商人集体罢市，数百商贩及抗议者示威游行，并蔓延至伊斯法罕、阿拉克、克尔曼沙等地。7月中旬，伊朗发生罢工、罢市的城市已经达到了15座。9月，鲁哈尼在联大发言时美元汇率已高达1：190 000。随着伊朗国内出现投资减少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情势，企业生产萎缩，失业率上升，民众消费能力大幅下降，工作和收入最不稳定的底层民众倍受煎熬。行业罢工、地方性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政权维持社会稳定的代价日益增大。
政治派系之间的内耗升级。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紧要关头，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导致失望情绪在全社会弥漫。强硬保守派把美国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当成打压鲁哈尼政府和改革派的机会，公开羞辱鲁哈尼，甚至扬言要罢免其总统职位。强硬保守派元老、专家会议主席要求鲁哈尼就达成《伊核全面协议》事宜向民众公开检讨和道歉，政府的外交团队要负责并使欧洲承诺保护伊朗的利益。伊斯兰议会副议长、改革派支持者莫塔哈里公开致信对此回应说，签订《伊核全面协议》是最高领袖的决策而非总统鲁哈尼，而且专家会议没有权力对外交部门的工作指手画脚。外长扎里夫批评这种政治内斗，他表示，这个国家有些人没有利用《伊核全面协议》带来的机遇思考如何促推经济发展，反而选择政治斗争。
概而言之，伊朗社会经济发展中积累、产生的新旧矛盾，如因利益诉求而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会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十月抗议”事件的发生直接表现为经济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因素只是该事件发生的表征及部分原因，其背后则彰显派系竞争加剧这一不容忽视的现象。釜底抽薪伊朗多元中心的政治权力架构，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力。在事件结束后的数月间，统治集团内部未能弥合在政策上的分歧及形成和解与团结的局面，加之鲁哈尼政府一度出现金融、经济政策失误和措施应对不力，进一步加大了民众与政权、社会与政府以及政治派别之间的裂痕。由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该事件是否是伊朗政治不稳定的“风向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可持续性如何？
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
维稳功能
伊朗政治发展态势与该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起二元政治结构的政权体系。所谓二元政治结构，是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体系由宗教和世俗两套权力机关构成，具有宗教政治与民主政治二元相结合的特征。
伊朗二元政治体系的建立有历史渊源，尤其是深受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文化的影响。伊朗是伊斯兰文明中什叶派文化的代表。在伊朗，宗教与政府有古老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关联，2 000多年前伊朗即开始政治合法性和宗教合法性的构建。在伊朗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政治与宗教的合法性体现为政教合一的统治。16世纪，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教派为国教，并以该教义作为纽带形成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在国家领导权与合法性方面，当政者采取国王统治国家与教法学家获得信徒拥护并管理库姆“圣城”并行的方式。乌里玛颂扬和支持萨法维王朝并加入国家官僚机构，萨法维王朝统治者为乌里玛提供财政支持，并通过任命行政官员萨德尔（sadr）管理乌里玛。王权与教权结成同盟，相互支持，什叶派教士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在伊斯兰革命进程中，伊玛目霍梅尼和宗教组织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革命后基于平民主义和伊斯兰意识形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奠定了基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教法学家监护制度，使政治与宗教实现高度融合。乌里玛在国家权力架构中获得统治地位，不仅不再像过去那样与统治者对立和抗争，而且能够在国家政治结构内与政府展开互动。
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建构，不仅有教法学家系统为代表的传统性，也有宪法和三权分立的现代性。自1906年立宪革命和颁行宪法起，伊朗就开启了民主实践的进程。1979年12月颁布的伊朗宪法使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合法化，是伊斯兰政权二元政治结构的根基。该部宪法规定，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一是教法学家监护制度，二是人民选举和全民公决。由此产生的二元政治结构具有以下特性，使其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可发挥独特作用。
（一）领袖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可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
伊朗“二元政治”体系的核心是领袖制度和教法学家系统，体现了伊朗政治制度中的伊斯兰特性。最高领袖既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其权力范围覆盖了伊朗各大治国机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在领袖的监护下独立行使权力。领袖还担任武装力量总指挥。国家政治管理系统的中枢教法学家系统包括以领袖为核心的专家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宪监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司法机构等重要的权力机构。一是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专家会议，负责选定和罢免宗教领袖的国家重要权力机构，由86名教法学家和宗教学者组成。二是宪监会，主要负责审核专家会议、总统、议会和内阁等权力机构成员的候选人资格，监督专家会议、总统和伊斯兰议会选举及公民投票，并负责审议和确认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必须符合伊斯兰教义和不违反宪法。宪监会由12人组成，其中6人是领袖直接任命的教法学家。三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其职责包括为领袖制订国家大政方针出谋划策、在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就议案发生分歧时负责仲裁等。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由领袖确定，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机构负责人、宪监会6名教法学家、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四是受教法学家绝对领导的司法机构。司法总监由领袖任命的经学权威（穆智塔希德）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及司法部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教法学家。这样的制度设计使领袖与教法学家结成紧密的、相互依托的关系。
在伊朗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中，最高领袖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者，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在国家政治进程中多通过行使权力发挥独特的引导和平衡作用。对于平衡政治，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任领袖采取的做法不尽相同。在肃清了教俗异端的政治反对派后，伊玛目霍梅尼凭借个人威望和领袖地位引导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和平竞争。他关于社会、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各种问题阐述的政治立场被当作政府制定政策的方针，他对政治和组织竞争造成的危机实施纵向干预。霍梅尼不主张消除体制内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派别，他的政治行为模式是以国家政治领袖的身份直接干涉，促使各种团体之间达到平衡与和解。霍梅尼在临终前安排修订宪法，在扩大领袖权力的同时制约总统的权力，以防领袖地位受到冲击，从而影响国家安全。这一重大的制度调整使伊朗避免了领袖“继承危机”带来的政治动荡。
哈梅内伊的个人魅力远不及霍梅尼，而且他是以中级宗教职位当选最高领袖，因此他对行使领袖权力进行直接干涉十分谨慎。从哈梅内伊被推举成为霍梅尼的继承人起，他的宗教领袖合法性被就受到来自宗教界的质疑和挑战。尽管1989年修订的宪法不再要求当选领袖的宗教职位必须是仿效的源泉，但一些教士认为他不具备成为宗教权威的资格，甚至要求他把宗教领袖职能让渡给宗教权威人士，避免成为领袖合法性危机的长期隐患。领袖哈梅内伊主要通过宪监会控制和平衡各政治派系，宪监会半数成员由领袖指定，能够很大程度上体现领袖的意志。伊朗多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宪监会利用手中审核候选人的权力有效地影响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在2013年的总统选举中，与领袖有隔阂的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被宪监会以年龄大为由取消了参选资格。在2005年和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代表保守派的内贾德得到了哈梅内伊的公开支持，宪监会利用对候选人的审核权打压改革派。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内贾德不听领袖的劝告报名参选总统，被宪监会取消了参选资格。由于在2009年大选风波中，领袖哈梅内伊的领袖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他在宪法赋予的权力内实施干预也变得更加谨慎了。
宗教力量在二元政治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伊斯兰政权长期稳定的制度性保证。从制度安排和特征角度看，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融为一体，他作为组织者通过政治构架和人事安排对宗教和世俗政治事务拥有决定性影响力，同时又作为协调者以睿智平衡乃至控制各种派系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竞争。宪法监护委员会通过对候选人的资格筛选，以确保当选者执政不偏离伊斯兰共和国的轨道；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地位高于议会和宪监会之上的权力机构；专家会议理论上有罢免领袖的权力，但其候选人资格受制于宪监会的批准，而宪监会的半数成员由领袖指定。领袖拥有任免一些强大的半官方基金会和经济组织领导人的权力，这一制度安排的控制力直接延伸至经济领域进行权力寻租，由此产生制度性腐败。
尽管在“十月抗议”中出现了高度政治化的宗教话语和对领袖不满的口号，但领袖未见失去拥护者和号召力，而且继续得到专家会议的支持。领袖拥有大量的宗教追随者，并通过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国家各关键部门、任命各省主麻聚礼领拜人以及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声像组织领导人等，控制着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
（二）政治参与多元，多党派政治竞争在伊斯兰体制内展开
伊朗二元政治体系的另一特征是拥有标志着政治现代化的民选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这些在政治体制中具有共和性的元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伊朗宪法规定，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民众的意志是国家行使权力的基础。伊朗总统由民选产生，是继宗教领袖之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领导除直接由领袖负责的那部分事务之外的行政事务，在领袖任命之后才可行使其政治权力。伊朗伊斯兰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审批政府财政预算及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有权质询和弹劾总统、部长。290名议员全部通过民众直接投票产生。
领袖能够影响总统和议会选举，但不能掌控选举结果，影响的大小既取决于其自身意愿，也取决于与民意之间的关系。领袖有权否决总统选举结果，也有权罢免总统，但哈梅内伊非常谨慎使用这项权力。由于鲁哈尼政府未能兑现很多在《伊核全面协议》签订时所作出的承诺，伊朗国内一些强硬保守派趁机向鲁哈尼政府发难。他们认为，鲁哈尼政府在兑现承诺上失信于人，在保障伊朗签署核协议后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上缺少能力，应该被弹劾或者被取代。但领袖哈梅内伊阻止了这些人的意图，他强调鲁哈尼是民选总统。
议会和总统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具有相当的政策和权力空间，但受到领袖和宪监会的控制。2013年鲁哈尼总统上台后积极与西方靠拢和推动达成《伊核全面协议》，领袖坚持美国不值得信任的立场，但并没有进行强硬阻止，而是顺应主流民意，支持外长扎里夫为首的核谈判团队及控制谈判进程。为回应民众的诉求，政府加大反腐败、反权力寻租的力度，期望为青年人任职提供机会。基于此，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禁止政府雇佣退休人员法案》，并获得议会通过。领袖哈梅内伊肯定该法案具有打破“封闭的管理圈”的优点，但认为按“一刀切”方式执行不正确，有丰富经验的任职人员应作为个案而保留其职务。议长拉里贾尼按照领袖的要求下令对该法案进行修订，并在议会坚持要针对“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融资法”（CFT）进行立法，但宪监会要求进行重新修改，最终该法案中的错误在宪监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得到纠正。上述情况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特的政治治理模式，为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提供了路径，使民意得到释放，有利于保持国内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二元政治结构下的大选和多党派政治竞争为伊朗政治多元化提供了条件，但不给任何反伊斯兰体制的团体和个人以生存的空间。派系不断分化重组与权力争夺是伊朗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派（原则派）、务实派（温和派）和改革派是活跃在伊朗政坛上的主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派别内部进一步分化，在伊朗政治发展中备受关注的力量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改革派、务实派、新保守派、务实保守派（新务实派）和温和派。政治竞争会产生不稳定，但所有这些派别都是体制的拥护者和受益者，它们的分歧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伊斯兰政权统治者不允许有体制外的政治派别参与政治竞争，对于政治异见者一律实行严厉打击。
议会对政府制约的作用则沦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两大阵营之间政治博弈的工具，最常见的方式是议员寻求质询或罢免总统内阁部长。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和重新对伊朗制裁，使伊朗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由于鲁哈尼政府应对货币大幅贬值失策，保守派议员迫使鲁哈尼撤换了中央银行行长，另有四位部长或主动辞职或被议会投票表决罢免。议会还就银行、失业、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等问题对总统鲁哈尼本人进行了质询。鲁哈尼说，货币贬值的原因是伊朗社会问题、国际外交政策和美国制裁心理战等的混合影响，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保守派议员对鲁哈尼的回答表示不满。
位于上层的宗教权力机关对世俗权力部门任何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都保持高度戒备，必要时实施干涉政策。改革派哈塔米总统执政时期，改革派要求加强共和国的民主成分，把“伊斯兰”与“共和”之争论推向新高潮。伊朗大学生在2003年的示威运动中再次提出了修改宪法和政教分离的诉求，得到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250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致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信，要求民选产生的总统和议会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领袖负责，这实际上触及了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但宗教统治者们不允许上述言论伤害到自己的权力，不断给总统哈塔米施压，伊斯兰革命卫队、民兵组织、司法等国家强力机关则不惜运用暴力手段进行打压。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伊朗“二元政治”体系下的三权分立受到来自领袖和上层宗教权力机关的制约。尽管总统作为共和属性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领受到来自横向和纵向的各种制约，但制度化的选举使广大民众有表达自身诉求的正常途径，统治集团也能够根据民意调整政策。同时，各派系通过政治竞争轮流上台执政，促进了国家的政治多元化，有助于实现国泰民安。但这种多元政治权力中心弊端在“十月抗议”事件中也尽显无疑，权力各方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防止势态扩大的有效措施，这是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的主要原因。武装部门由领袖指挥，革命卫队控制着国家通讯部门，声像组织掌握在强硬保守派手里，总统鲁哈尼无法控制舆论宣传。
（三）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既得利益者，也是政治稳定的力量
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数日，是受领袖控制的革命力量，由忠于伊斯兰革命目标的人组成，目的是保卫革命成果、捍卫伊斯兰政权。宪法确定了革命卫队的地位，与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并行，服从最高领袖的领导，并以伊斯兰事业为目标。革命卫队是与军队平行的正规军事力量，曾在两伊战争中建功立业。初期主要由中低阶层虔诚的教民组成的民兵组织（巴斯基）是革命卫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在和平时期主要配合治安部队维护国内秩序和治安。民兵组织成员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样效忠领袖，平时的集结地点是政府机关、大学和各地的清真寺。他们在辅助治安部队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平息抗议骚乱中。
伊朗革命卫队下属企业囊括了伊朗大部分的国有经济，类似于一个庞大的商业垄断组织。两伊战争结束后，拉夫桑贾尼政府请求革命卫队利用充足人力、装备和资金，参与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如卡尔河大坝、德黑兰—萨维高速公路等）的建设，革命卫队从此涉猎经济领域。革命卫队拥有自己的军工企业、核技术研发公司，掌握或介入国家通讯、制药、石油等关键经济部门，参与边境、海上走私活动，不向政府纳税。鲁哈尼政府以打击腐败和垄断为名，逮捕革命卫队企业的一些腐败分子，惩处玩忽职守之人，要求一些革命卫队企业关停并转以降低革命卫队对国有经济的控制份额，但阻力很大。不论是在受到制裁还是解除制裁的时段，革命卫队都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革命卫队企业有比一般企业更强的绕过美国制裁的能力：外国公司在伊朗经营项目之时，它可以与之展开合作；外国公司从伊朗撤出后，它则接手原有项目，均可从中获利。革命卫队有能力帮助政府缓解经济压力，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但也是鲁哈尼政府实施经济改革政策的最大阻碍。
革命卫队与总统鲁哈尼的另一分歧则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革命卫队代表伊朗的强硬保守势力，是鲁哈尼缓和美伊关系和达成《伊核全面协议》的反对者，不断以试射导弹和举行大规模军演对美国政府展现强硬立场、回应美国制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革命卫队增强军事能力，革命卫队在伊朗武装力量中具有最精良的装备。革命卫队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多地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在海湾地区部署了防卫力量。革命卫队在地区做强、做大，成为美国遏制和制裁伊朗的借口之一，这也是“十月抗议”事件中出现大量反对国家外交政策口号的根源。
综上，在过去40年的政治发展实践中，二元政治结构及宗教权力机关高于世俗权力机关的制度配置对政治安全十分有效。保守派长期控制着国家强力部门，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挑战；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打击和排除政治异己，严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关；严防境外反对派势力对政权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凡与境外反对党勾结和合作的组织和个人都将以“敌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受到法办。面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统治集团或安抚或以暴力镇压手段阻止运动升级。伊斯兰政权垄断着国家武装力量，警察、民兵、革命卫队、军队等强力国家机器，控制着国家石油收入和网络通讯，而且有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治的坚强意志。在“十月抗议”事件中，革命卫队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实施了干预行动。
伊朗政治与社会稳定
面临的困境
伊朗政治统治的变化总是受到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也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使伊朗政权发生更迭的原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二元政治结构是伊朗选择的符合其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伊朗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二元政治体制经历了两伊战争、地区动荡以及西方制裁等严峻考验，国家长期保持了政局相对平稳、社会相对稳定。
过去40年来，伊朗统治集团坚持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顶住了西方制裁的压力，增加了执政的合法性。今天，伊朗人民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感到自豪，为自己生活在和平与安定的国度里感到欣慰，更为本国科学家们在核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干细胞技术、航天和航空技术等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前述“十月抗议”事件折射出伊朗政治发展出现了新情况。当下，伊朗的二元政治结构亦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双重因素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伊朗政治上的保守化与政治现代化大潮存在矛盾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3个基本方面：一是权威的理性化，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或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政治权威，即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二是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和科学，都应有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各级行政机构更精细、更复杂、更有纪律性。三是全社会各阶级广泛的政治参与，公民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伊朗实行二元政治结构模式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需要，政治伊斯兰从体制上解决了传承伊斯兰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也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保守。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时代，当政者已经很难禁锢民众的思想和封闭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更何况在西方世界生活着数百万伊朗人，他们与在伊朗国内的亲朋好友时刻保持着关联。伊朗是年轻化的社会，他们希望改革开放，依法治国，权力机关各司其职，总统和议员兑现大选承诺，提高统治者的治理能力。
而事实证明，二元政治体系自身的建构无法避免因多元权力中心造成的内耗，二元性的制度安排加大了政治竞争的烈度，并且不能保证这些竞争会导致良好的结果。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冲突和社会隔阂，无法真正启动国家现代化进程。此外，二元化的官僚体制架构削弱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效率，使之无法实现有效治理。政府摆脱不了利益集团的左右，加之外部压力，很难长期关注经济发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十月抗议”抗议口号矛头直指教法学家监护的政治体制。抗议者不要求推翻政权，但希望在既有的权力体系架构下实现部分权力由宗教权力机关让渡给世俗权力机关。“十月抗议”事件的参与主体是青年人，他们希望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希望伊朗在国际社会不再被孤立，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更加宽松和自由，经济更快发展，减少制度性腐败。但是《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现实的阻力使鲁哈尼无法推动境内外资本实现对工业生产的投资，提高就业率，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情势。鲁哈尼屡屡抱怨私人企业无法与宗教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控制的、享受着国家财政补贴或官方外汇价格的企业竞争。保守派宗教势力控制着的司法机关，使鲁哈尼难以兑现言论和新闻更自由、对妇女放松执行过严的伊斯兰教规等大选承诺。鲁哈尼在第二任期选择了对领袖和革命卫队妥协，组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内阁，让支持他的改革派十分不满。因此，失望的青年人把经济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法基赫政治体制和最高领袖的掣肘。
（二）经济发展困境加大了政府执政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府能力是政府把国家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包括政治调控能力，而且还包括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唯有政治治理与经济治理二者的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的国内环境。过去40年来，伊朗经济未能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长期面对一系列问题：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补贴、全要素生产率低、多数国民不参与创造国家财富、收入分配不合理、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低、外国投资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低和私有化进程缓慢等。伊朗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源于政府各部门的低效率：一方面，受制于二元化、相互制约的管理机构低效运行，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石油收入为臃肿且老龄化的政府管理机构提供着资金保证，无上升通道的专业技术人才大量移民海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经济私有化，以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国家竞争力，但其结果则是：越来越多实行私有化改造的工厂倒闭或发不出工资，成为很多地方发生抗议活动的动因。这些企业因管理者不善经营，或没有进行技术更新而被市场淘汰，更多的则是利益集团将政府国家的财产转移到了自己亲朋好友的手中，财富和资本全部集中在那些富有权力的群体手中，从中谋私利。
当前，伊斯兰政权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支持政权的底层民众数量正在不断减少。伊斯兰革命后最初10年，由于战争、制裁、推行伊斯兰节俭生活方式和发放政府补贴，并且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原因，伊朗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公平。社会生活一元化防止了社会贫富严重分化，却难以有效地规范宗教机关的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利益输送，两伊战争结束后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政府减少政策性补贴，支持伊斯兰革命的下层民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十月抗议”事件使鲁哈尼政府不得不搁置经济改革计划，政府仍将继续向广大民众提供补贴，由此造成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基础建设领域，更加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
（三）美国等国与伊朗关系趋紧，不利于伊朗国内政治稳定
一方面，外交是国内政治发展的延续；另一方面，外部国际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发展。中东地区历来是世界大国博弈之地，美国等大国深层干预中东地区事务，对于伊朗而言尤为如此。2018年11月5日，美方重启第二轮对伊朗的制裁，涉及能源、银行、船运和造船等领域，并制裁伊朗超过700名个人和实体。伊朗官方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进而改变政策，一再强调有能力应对美国制裁。尽管美国之外的其他《伊核全面协议》签约国都表示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但美国的金融霸权、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让各国企业都无法忽视，即使以“易货贸易”方式也很难绕过美国的制裁。欧盟早已出台政策，支持欧洲的中小企业留在伊朗市场，但资金支付渠道则面临困境。出于对美国报复的担心，一直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愿意作为特殊支付渠道（SPV）的载体国来与伊朗进行金融业务往来。而且受美国制裁压力的影响，“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已于2018年11月10日切断了和伊朗银行的金融支付业务。就目前形势看，伊朗未来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将取决于美国制裁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2018年以来，伊朗国内很多进口商的生意已难以为继，当年支持伊斯兰革命的巴扎商人已成为对现政权最不满的群体之一。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加剧，使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因为外资公司撤走而失业。鉴于经济影响的滞后性，遭受美国新一轮制裁的伊朗在接下来的数月其工厂生产和就业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多年来，伊朗民众对国家花费大量外汇用于涉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也门等国问题深感不满，这也是为什么抗议中会出现反现行外交政策的口号。伊朗具有通过边贸、走私和本国船运等方法反制裁的能力，但成本很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短时间内，街头抗议和外部渗透都难以撼动伊朗政府，但非长久之计。2020年初，伊朗将迎来新一届议会选举。可以预计，在选举前的2019年，伊朗国内政治博弈会较以往激烈，将进一步加大国内社会政治稳定的风险。
伊斯兰政权的二元政治结构使宗教和世俗两套权力系统关系错综复杂，既相互制约，又功能重叠，而且独特的派系政治竞争模式加大了内耗的程度，这些体制性的弊端无助于国家实现经济良好地发展。但自伊朗建立二元政治体系以来，该国政治统治集团能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迁而通过对制度框架的调整不断地适应新形势，不仅修改过宪法，还进行过多次国家权力机构的调整，撤销了总理一职，增减过一些国家权力机构，其中包括宗教和世俗两类权力机关。正因为伊朗的政治制度与运行过程具有灵活性，青年人才以政治抗争的方式推动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小 结
1979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给伊朗政治和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在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和实行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在此基础上，伊朗政治形成了二元结构及超越社会阶层的宗教和教士集团统治国家的特征。宗教领袖具有最高权威且能够较好地发挥平衡作用，多党派政治竞争只能在伊斯兰政体下展开，而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捍卫伊斯兰统治制度的强有力力量，这是伊朗二元政治结构40年来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因素。2018年元旦前后伊朗突发的“十月抗议”事件，直接导火索是经济问题，但根源在于社会矛盾激化，以及背后隐藏的政治派系博弈因素。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伊朗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伊朗的二元政治结构有利于稳定，但长期低效运行，制度性腐败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伊朗伊斯兰政权需要持续推动政治现代化，特别是必须回应人民群众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诉求的挑战。自2009年伊朗“大选风波”和“阿拉伯剧变”后，多数伊朗民众包括更多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支持伊斯兰政权进行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人民向往和平且有尊严的生活，厌恶无休止的派系权力斗争和政治内耗，期待国家治理体系更有效地运行，政府健全行政法规体系，提高管理效率，放松对公民私人事务的管控，大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把社会公正和遏制腐败落到实处。青年人渴望学有所用，获得工作机会和上升的空间，国家走向更加开放而非更加保守，更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而非闭关自守。2019年恰逢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之际，伊朗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内外压力推动伊朗加快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和进行体制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不断克服原有伊斯兰体制中的一些弊端，构建发展型政府，解决好民生问题，以发展促稳定，这将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在二元政治结构体系下能够继续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政策取向。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