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研究】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什叶派乌里玛与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李福泉
内容提要 1502年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教化奠定了伊朗此后政教关系的基调，什叶派乌里玛力量的增强成为伊朗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导致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什叶派乌里玛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主导者。他们践行“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创建了法基赫制，并使自身快速官僚化。1989年后，哈梅内伊一方面动用国家资源，确立了宗教权威；另一方面，他对经学院和乌里玛进行强有力管理，实现了宗教体制和伊斯兰政权的高度一体化。什叶派乌里玛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伊斯兰政权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也使得自身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形象危机。尽管如此，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中介，以宗教网络为基础，牢固扎根于伊朗社会，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当前，领袖权力的交接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也可能成为伊朗重大变革的契机。
关 键 词 政教关系 伊朗 什叶派乌里玛 伊斯兰政权 哈梅内伊
作者简介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710069）。
毋庸置疑，什叶派乌里玛（Ulama）是理解16世纪以来伊朗独特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乌里玛深度参与了烟草抗议运动（1891~1892年）、立宪革命（1906~1911年）和石油国有化运动（1951~1953年）等发生在伊朗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使得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乌里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教关系，什叶派乌里玛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主导者；它也改造了许多悠久的宗教传统，对什叶派及其乌里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201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已整整40年，学术界已对伊朗伊斯兰政权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什叶派乌里玛的探讨只局限于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等个别宗教权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什叶派乌里玛的整体视角，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进行分析和总结。
什叶派乌里玛与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源起
1979年伊朗斯兰政权的建立根植于16世纪以来伊朗宗教政治的变迁过程，需要以长时段的眼光去理解。1502年，沙法维王朝（1502~1722年）宣布什叶派为国教既是伊朗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什叶派乌里玛命运的转折点。自此，什叶派伊斯兰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对伊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什叶派的国教化奠定了伊朗此后政教关系的基调，创造了乌里玛发挥政治作用的必要前提，进而成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逻辑起点。
沙法维王朝建立之时，伊朗是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黎巴嫩和巴林等地的阿拉伯乌里玛受邀来伊朗帮助国王推行什叶派化政策，什叶派乌里玛由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强大王权的支持。沙法维王朝的国王自视为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后裔，决定着萨德尔（Sadr）和伊斯兰谢赫（Shekhi Islam）等重要宗教职位的人选，使得该王朝呈现出政主教从的鲜明特征。乌里玛普遍被纳入帝国的管理体系，成为事实上的雇员。国王依托于王权，在和他们的交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经历100多年的发展与传播，到17世纪，什叶派信仰在伊朗社会已深入人心，什叶派也由阿拉伯人居多转变成以伊朗人为主体的教派。什叶派乌里玛的规模日益庞大，原先不熟悉什叶派信仰的本土逊尼派乌里玛改信什叶派，成为推广这一教派的中坚力量。他们和阿拉伯乌里玛通过婚姻和师徒等关系相融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乌里玛阶层。
1722年，沙法维王朝的崩溃在结束了王权对什叶派乌里玛庇护的同时，也为他们独立性的增强创造了条件。逊尼派阿富汗人对什叶派的打压和连绵多年的战乱，导致伊朗境内的许多乌里玛前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面对危机，乌里玛迫切需要思想变革，以应对外来压力和获得经济资源。就在脱离伊朗王权控制的伊拉克圣城，什叶派的乌苏勒教法学派（Usulis）战胜了阿赫巴尔教法学派（Akhbaris），为乌里玛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教义和组织基础。与此同时，伊朗境内的乌苏勒教法学派乌里玛基本粉碎了苏菲教团，进一步成为什叶派内部的首要宗教领导者。
1786年卡扎王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的相对软弱和反侵略的时代主题对乌里玛与王权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并存的双重结构成为卡扎王朝的重要特征。该王朝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为什叶派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卡扎人源于游牧部落，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他们迫切需要乌里玛发挥在教育、司法等领域的作用，而乌苏勒学派乌里玛对于接受政府职位以及与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联系持开放态度。因此，当卡扎王朝在18世纪末巩固权力的时候，乌苏勒教法学派乌里玛确立了宗教领域的主导权，导致出现了两者“彼此强化的历史过程”。
伴随着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从波斯湾到印度次大陆贸易的繁荣，商人逐渐成为乌里玛主要的经济来源。到19世纪，随着乌里玛与巴扎和地主关系的建立，乌里玛以收取天课和胡姆斯（Khums）等形式，前所未有地享有了脱离王权的独立经济来源。无论是卡扎王朝，还是后来的巴列维王朝，都无法控制这一以现金形式向什叶派宗教中心集中的资源。这一重大变化使得乌里玛成为拥有稳定而独立经济资源的职业群体，也使得他们同商人、地主结为牢固的利益共契关系。到19世纪中期，巴布教派的兴起对什叶派正统构成严峻挑战，乌里玛和政府对巴布教派的合作镇压使得国家承认他们为什叶派正统的捍卫者。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化，教法著作前所未有地被广泛传播，什叶派内部随之出现以效仿源泉为首的宗教领导力量。这使得宗教界具备了对抗王权的实力。作为对内反专制、对外反侵略的中坚力量，乌里玛与知识分子和商人结盟，领导了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和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烟草抗议运动显示了效仿源泉的巨大能量，电报这一现代远程交流手段的首次使用大大扩展了宗教权威的边界；立宪革命则标志着什叶派乌里玛作为一个获得国家宪法承认的特殊阶层正式进入了伊朗现代政治舞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乌里玛已经是伊朗“最具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非政府权力中心”。
1921年礼萨·汗政变和1925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是伊朗政教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中央集权现代国家的创建和强制性现代化改革的推进决定了王权和乌里玛走向冲突的基本趋向。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礼萨·汗组建听命于自己的现代军队和官僚机构，伊朗第一次拥有了强大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乌里玛作为王权的传统挑战力量遭受打压，是伊朗国家由传统君主制向现代君主制转变的必然结果。纵向而言，乌里玛与礼萨·汗的关系经历了从初期的合作到后来的冲突的转变。虽然乌里玛曾大力支持礼萨·汗建立君主制，但1927年礼萨·汗在征兵问题上的胜利使得伊朗再一次回到政主教从模式。礼萨·汗依赖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导致乌里玛前所未有地被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在世俗政权重组的同时，什叶派乌里玛也在走向制度化。库姆作为什叶派教育中心开始崛起，它培养的大量宗教学生分散到各地，成为日后伊斯兰革命的骨干力量。经学院、大阿亚图拉和马苏麦（Masumeh）圣墓的存在使得库姆具有了挑战德黑兰的巨大能量，注定了它将成为反国王运动的主要发源地。
1941年，礼萨·汗被迫离开伊朗标志着巴列维王朝的政教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礼萨·汗之子巴列维（1919—1980）就任国王初期，王权的弱小和政治环境的相对自由为乌里玛参与政治创造了条件，库姆进一步成为什叶派世界首屈一指的宗教教育中心。1953年的反摩萨台政变显示了巴列维和乌里玛的联盟关系，也预示着双方走向冲突的前景。重新执掌权力的巴列维开始依靠萨瓦克等暴力机器确立君主专制，向来独立的乌里玛成为其打击的重要对象，1955年发生的反巴哈伊教运动成为巴列维改变乌里玛政策的重要转折点。20世纪60年代初开启的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使得伊朗迅速走上了君主制现代化道路，乌里玛虽然强烈反对这场大规模改革，但王权的强大和社会矛盾的缓和使得他们在斗争中几乎陷入了单枪匹马的境地。乌里玛反国王运动的暂时终止成为历史的必然，霍梅尼作为宗教政治领导人的崛起成为这次运动的关键遗产。1970年，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guardianship of jurist）的思想在纳杰夫的诞生为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君主专制和现代因素的尖锐冲突使得伊朗社会矛盾经历多年的积累后终于达到顶峰。巴列维专制型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为乌里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盟友，导致巴扎商人、地主、城市贫民以及知识分子等都成为王权的反对者。1978年以来，随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多次发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几乎整个伊朗什叶派宗教界反对国王的情况，霍梅尼对君主制的批判和否定得到了伊朗民众的广泛共鸣。霍梅尼以非凡的个人魅力、激进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大阿亚图拉的宗教地位，确立了在伊朗反国王运动中无可比拟的领导地位。伊朗全国以什叶派乌里玛为核心建立了广泛的反国王统一战线，缺乏领导能力和统战实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伊斯兰自由派和世俗民族主义者等几乎所有反对派力量都承认了霍梅尼的权威。在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人民最终在1979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伊朗历史由此进入了新时期。纵向而言，乌里玛领导伊斯兰革命获得胜利是巴列维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他们在革命后掌握国家权力不是“意料之外”，或者所谓的“篡夺了革命果实”，而是对他们独特优势的承认和长期反对国王活动的回报。各种世俗和伊斯兰反对派的缺陷，既使得他们无法掌握革命领导权，又导致他们不能在而后的权力竞争中获得胜利。
综上所述，自1502年到1979年，什叶派乌里玛与王权的合作与冲突构成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什叶派乌里玛力量的增强是伊朗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伊朗的什叶派化完成了伊斯兰教的伊朗化，这不仅使得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伊朗民族认同核心要素，也导致什叶派乌里玛成为拥有强大社会文化根基的阶层。他们逐个击败阿赫巴尔教法学派、体制化的苏菲教团和巴布教派，享有了无可匹敌的宗教权威。19世纪以来，他们与巴扎商人和地主结盟，在政教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处于同逊尼派乌里玛迥然不同的地位。西方入侵、现代化变革和现代君主专制等新因素使得王权和乌里玛彻底走向对立，最终乌里玛以领导人民推翻国王统治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形式解决了两者的矛盾。
什叶派乌里玛与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创建
无论对于伊朗国家，还是对于什叶派及其乌里玛而言，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都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在推翻国王的统治后，以什叶派乌里玛为核心的伊斯兰力量相继战胜了其他所有政治派别，建立了独特的伊斯兰政权，伊朗的政教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什叶派乌里玛依靠政治权力，把其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第一次成为伊朗国家的主宰者。伴随着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加速进行和彼此推进，什叶派乌里玛与国家机构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法基赫制的确立
法基赫制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显著特征和根本制度，也是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思想实践的直接产物。就历史起源而言，“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是霍梅尼适应现代需要对什叶派传统宗教政治思想进行革命性改造的结果。乌里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原本是伊朗历史发展的重要难题，1906年伊朗宪法补充条款曾试图以建立穆智台希德委员会的方式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以失败而告终，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思想成为化解这一难题的最新尝试。依据这一思想，君主制属于非法的制度，法基赫（“Faqih”，教法学家）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和隐遁伊玛目的代表，取代国王成为国家最高领袖。担任领袖职务的法基赫应该是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效仿源泉，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由此被合二为一。1979年12月，伊朗以全民公决通过宪法，把“教法学家统治”思想具体化、固定化和法律化。
领袖霍梅尼集中体现了伊朗伊斯兰政权政教一体的特性。霍梅尼不仅是一个在伊朗国内效仿者最多的宗教权威，还是一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权威。依据宪法，领袖有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中的6名教法学家成员，还能通过任免总参谋长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方式统帅武装部队。民选的总统需要领袖核准，而且，按照最高国防委员会建议，领袖还拥有宣战权和停战权。领袖实际上是伊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至上的超级权力，这和当今世界通行的三权分立制形成鲜明差别。在这三权之外，还有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专家会议等特殊机构，以此确保伊朗国家和立法的伊斯兰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宪法规定领袖在法律面前和其他公民平等，但领袖实际上拥有超越伊斯兰教法的权力。依据“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和政权利益（Maslahat，regime expediency）的原则，领袖是伊斯兰政权的绝对核心，保卫这一政权是领袖的神圣职责，在必要时领袖甚至有权改变伊斯兰教法，停止某些宗教义务。这充分证明，政治而非宗教才是决定伊朗伊斯兰政权政策的首要依据。
法基赫制的建立改变了伊朗国内各效仿源泉之间的平衡结构。按照什叶派传统，各效仿源泉之间地位平等，不存在效仿或服从关系。但在伊斯兰革命后，领袖作为效仿源泉，不仅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也对公共宗教事务具有了最后的裁决权。伊斯兰政权要求包括其他效仿源泉在内的所有乌里玛都必须服从领袖的命令，其他效仿源泉发布的涉及公共事务的法特瓦（Fatwa）只有在作为领袖的法基赫同意后才能生效。这就意味着其他效仿源泉只能在宗教仪式和个人事务等领域维持传统的影响。效仿源泉之间就此产生了等级差别，霍梅尼取得了对伊朗境内其他效仿源泉的明显优势。在官方媒体中，伊玛目成为霍梅尼的专称。他给经学院乌里玛和学生发放的津贴数额也超过了其他效仿源泉。
（二）乌里玛的官僚化
伊斯兰革命使得伊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法基赫为首的什叶派乌里玛统治的国家，这一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巨变为什叶派及其乌里玛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79年后，宗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和其合法化的工具，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成为革命政权的核心政策。这些变化对于乌里玛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客观上为他们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因为唯有他们具有系统解释伊斯兰教的社会权利。实际上，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乌里玛体制与政治机构的关系，大大扩展了他们的就业领域，使得他们空前官僚化。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乌里玛担任的职责十分有限，工作仅仅局限于传授宗教、宣教、履行宗教仪式以及主持结婚、离婚、葬礼等穆斯林个人事务。但在革命之后，乌里玛的工作快速多元化，他们不仅垄断了宗教领域，也大量进入政治、教育、经济和军队等多个领域。乌里玛广泛受雇于政府的各级部门，许多高级职位专为乌里玛设置。依据宪法，最高领袖、司法总监、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一半成员、情报部长和专家会议（The Assembly of Experts）的88名成员都必须从乌里玛中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总检察长等重要职位实际上也只由乌里玛担任。霍梅尼在警察、陆军、空军、海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全部安全力量以及所有政府部门和大学都派驻了兼具政治和宗教性质的私人代表，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力，直接向领袖负责，且几乎都是乌里玛。霍梅尼还在全国省城和重要城市任命乌里玛担任聚礼领拜人。通过库姆的伊斯兰宣教办公室（Office of Islamic Propaganda）和德黑兰的伊斯兰宣教组织（IslamicPropaganda Organization），大量乌里玛被政府训练和派遣到伊斯兰和非伊斯兰国家传播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特殊的政府雇员。乌里玛也通过选举大量进入政府机构。在第一届（1980~1984年）和第二届（1984~1988年）议会中，乌里玛所占议员的比例高达50%和55%。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曾选举产生7位总统，其中4人是乌里玛，而且，2004年之前的议长都是乌里玛。事实证明，通过制度性规定和隐形的政治规则，乌里玛成了伊斯兰政权中最重要的权力阶层。
乌里玛也在经济领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权力产生财富，伊朗乌里玛掌管着伊朗所有的宗教基金会，使其成为自身获取经济资源的有效工具。许多阿亚图拉创建大学、研究所等各种非营利组织，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经济资助。此外，乌里玛还监管着体育、电影、电视和广播等行业以及书籍和音乐的出版发行，决定着伊朗新闻、娱乐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什叶派乌里玛成为伊朗政治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空前涉入公共事务，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和影响最广泛的宗教集团。
（三）对乌里玛管理的强化
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什叶派乌里玛作为反国王运动的主要力量，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在革命之后，乌里玛前所未有地大量介入公共事务，如何管理乌里玛成为伊斯兰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什叶派乌里玛享有独立的宗教解释权，即便连王权也未曾染指。但在伊斯兰革命后，以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掌握了政权，竭力确立官方版本的宗教话语，而这与历史悠久的什叶派传统形成了尖锐冲突。宗教解释的多样性原本是保证什叶派活力的重要原则，但现在却被伊斯兰政权视为潜在威胁。宗教分歧由于乌里玛掌权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含义。打击敢于公开批评政权的乌里玛，保证什叶派宗教界内部的思想统一，成为伊斯兰政权实现稳定的必要手段。此外，伴随着法基赫制的确立，究竟谁是效仿源泉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忠诚于领袖的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Qom Seminary Teachers Association）享有了判定一个宗教学者是否是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或者胡家特伊斯兰的特权。褫夺宗教头衔成为伊斯兰政权对付反对派乌里玛的重要手段。
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只是乌里玛中的一支力量，“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背离什叶派传统，远未获得其他许多乌里玛的认同。1979年后，伴随着政权建设，乌里玛在这一思想上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以库姆大阿亚图拉沙里亚提马达里（Shariatmadari，1906—1986）为首的乌里玛主张建立立宪制政府，反对乌里玛担任政府职位和谋求政治权力；以设拉子大阿亚图拉马哈拉提（Mahallati）为首的乌里玛则直接反对乌里玛干预政治；以大阿亚图拉哈桑·库米（HassanQommi）为首的乌里玛则认为霍梅尼的革命不够彻底，政府应该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不同宗教政治观点的存在无疑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构成严重挑战，伊斯兰政权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多名重要的宗教学者遭到软禁，丧失了在经学院教学的权利，声望较高的沙里亚提马达里尤其遭到沉重打击。他被迫在电视上公开忏悔，请求霍梅尼的谅解，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还史无前例地剥夺了他效仿源泉的地位。总之，高级乌里玛遭遇了君主制时期从未出现过的严厉打击。
里扎·高勒帕耶噶尼（RezaGolpayegani）等其他大阿亚图拉支持伊斯兰政府的思想，但他们对土地改革等某些政策持不同看法。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霍梅尼任命立场大体一致的阿亚图拉在宪法监护委员会（The Guardian Council）任职，高勒帕耶噶尼等保守派乌里玛由此得到了表达意见和实现教法思想的渠道。霍梅尼还承认了高勒帕耶噶尼对于库姆经学院的宗教权威，也让他具有宣布全国宗教节日的权力。作为回报，高勒帕耶噶尼则承认了霍梅尼的政治权威。
霍梅尼也试图把中下级乌里玛纳入政权体系。清真寺事务委员会负责规范全国清真寺的活动。聚礼伊玛目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Friday Prayer Imams Policy）任命每个城市的聚礼领拜人，指导他们每周的演讲内容。清真寺由此成为传达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
（四）宗教教育的发展
1979年后，伊斯兰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对乌里玛的强烈需求，宗教知识的生产与乌里玛的培养成为事关伊斯兰政权发展的政治问题。宗教教育在经历巴列维王朝的长期打压后，受到空前重视并取得飞速发展。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培训和宣传机构，经学院不仅成为政权合法化的工具，也成为政府官员的主要培训中心。怀有革命激情的伊朗高中生和大学生涌入库姆等城市的经学院，学习宗教，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培训。伊朗的泛伊斯兰政策也导致了库姆宗教教育的国际化。1979年9月，政府建立了非伊朗裔宗教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anaging Non-Iranian Seminarians’ Affairs），专门为国外学生提供宗教教育。黎巴嫩、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等国家的穆斯林来到库姆深造，提高了伊朗宗教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外国学生学成回国后，导致以霍梅尼为中心的宗教网络向全球扩展。在政府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库姆成为全球规模遥遥领先的什叶派宗教教育中心。
伊斯兰政权对经学院的管理也被提上日程。1981年，在霍梅尼的命令下，库姆经学院管理委员会（The Council forthe Management of Qom Seminary）建立。其负责人由霍梅尼直接任命，该委员会与其他亲政府效仿源泉合作，对经学院事务进行松散的管理。它不授予学位，也没有正式的毕业程序，主要涉及入学和年度考试。尽管经学院及其学生对政权十分重要，但霍梅尼并没有直接推动经学院结构的转变。
总之，1979年后，伊朗和什叶派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伴随着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思想的实践，伊朗政权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霍梅尼埋葬了君主制，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奠定了什叶派乌里玛执掌政权的政治基础，他们史无前例地成为具有特殊利益的执政集团。在此情况下，打击反对派乌里玛成为维护伊斯兰政权稳定的必然要求，发展宗教教育也具有了关乎政权延续的战略地位。
什叶派乌里玛与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发展变化
1989年霍梅尼逝世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后，依赖政治资源，控制了以经学院为主的宗教教育，重构了伊斯兰政权与乌里玛体制的关系。凭借由经学院、大学、研究所和图书馆等组成的庞大网络，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主力，向国内外传播官方意识形态。伴随着宗教的国家化，哈梅内伊确立了宗教权威，由一个中级宗教学者，转变为伊朗国内追随者最多的大阿亚图拉。
（一）哈梅内伊获取宗教权威
1989年年初，霍梅尼的病危使得谁是下任领袖成为伊朗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依据伊朗宪法，领袖必须是既有大量追随者又熟悉政治事务的效仿源泉。然而，当时伊朗国内的大多数效仿源泉既缺乏理政经验，又没有革命背景，且不支持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阿里·蒙塔泽里（Ali Montazeri，1923—2009）原本是最佳人选，却因为政治原因被取消继承资格。为了化解这一难题，霍梅尼在去世之前，任命一个委员会修改宪法，降低了对领袖的宗教要求，使得普通的穆智台希德也可以成为领袖。6月，霍梅尼去世之后，即便哈梅内伊不是穆智台希德，他还是被专家会议按照霍梅尼的遗愿选举为领袖。当时修订版宪法还未经修宪委员会投票和人民公决。1989年8月，宪法公决才和总统选举同时进行。因此，哈梅内伊成为领袖从程序上而言并不合法。专家会议共86名成员。在6月4日参与投票的70人中，60人支持哈梅内伊为领袖。
哈梅内伊的继任遭到了库姆部分乌里玛的抵制，声望最高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公开质疑他的合法性。哈梅内伊只是胡加特伊斯兰级别的宗教学者，严重缺乏宗教声望。按照“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宗教权威是政治权威的基础，哈梅内伊身上两种权威的严重失衡损害了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于是，动用各种资源，确立效仿源泉的宗教地位，成为哈梅内伊的一项紧迫任务。按照传统，什叶派穆斯林选择效仿源泉是一个基于自我意愿的宗教决定，但在伊斯兰革命后，这一选择具有了政治意义。效仿哈梅内伊和忠诚伊斯兰政权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关联，政权体系内的人大量追随哈梅内伊。现实利益的考虑也成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许多人为了工作、升迁等世俗原因选择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的领袖身份使得他在和其他效仿源泉的竞争中享有了独特优势。传统效仿源泉的资金主要来自追随者的天课和胡姆斯等宗教奉献，但哈梅内伊大量利用政府资金来扩大自身影响。早在1990年，哈梅内伊就开始给经学院的宗教学生发放津贴，而且其数额很快超过了其他所有效仿源泉。官方媒体和安全力量都为哈梅内伊服务，伊朗政府历史上首次被用来提升一个人的宗教地位。在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后不久，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始称呼他为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接管了霍梅尼在全国和经学院的宗教办公室，试图成为霍梅尼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双重继承人。哈梅内伊大量任命的私人代表和聚礼领拜人，也成为他增加追随者的有力工具。
哈梅内伊的宗教声望逐步提升。1990年8月，他开始发布法特瓦，1991年，他的法特瓦著作在贝鲁特出版。1994年12月，在大阿亚图拉阿里·阿拉基（Ali Araki）逝世后，哈梅内伊被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正式宣布为七大效仿源泉之一，但这在国内引起极大争议，多位大阿亚图拉不承认他的地位。尽管如此，伊朗政府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把哈梅内伊称为效仿源泉，并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什叶派追随他。宣传哈梅内伊是伊朗对外工作的一项核心内容，圣裔基金会（The World Foundation of ahl al-bayt）的一大任务便是在全球确立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通过一系列措施，哈梅内伊日益增强和稳固其宗教权威，成为近年来伊朗追随者最多的效仿源泉。官方媒体把哈梅内伊称为伊玛目，以此把他和去世的霍梅尼相提并论。
（二）全面控制经学院
经历霍梅尼时期的发展后，经学院在全伊朗境内迅速扩张，宗教学生的数量也在猛增。继任领袖的哈梅内伊仅是一个中级宗教学者，迫切需要加强对全国经学院的管理。但在任宗教领袖初期，哈梅内伊比较谨慎，主要关注师生的福利和住房问题。1995年是伊朗经学院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年初，哈梅内伊带领大量政府官员和亲政府乌里玛前往库姆著名的菲兹耶（Fayziyeh）宗教学校发表演讲，宣布改善经学院条件，强调改革经学院的必要性，由此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同年，哈梅内伊未与其他大阿亚图拉商议，就把库姆经学院管理委员会改造为经学院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Seminary），由他全面负责制定全伊朗经学院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其成员全部是忠诚于哈梅内伊的乌里玛。接受“教法学家统治”思想的大阿亚图拉可以参与对其成员的任免，但哈梅内伊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最高委员会之下是经学院管理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Mangement of Seminaries），由2 000名乌里玛任职，具体负责监管除呼罗珊省和伊斯法罕省之外所有省份经学院和乌里玛的活动。2010年，伊朗每个省都设置了经学院最高委员会和经学院管理中心的分支机构，专门管理所在省的经学院，其负责人由位于库姆的经学院最高委员会任命。伊朗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结构严密的经学院管理体系，全国所有的经学院都处在了伊斯兰政权的直接监管之下，这彻底改变了什叶派经学院长期独立于政府的传统。
在强化外部管理的同时，伊斯兰政权也加速向经学院渗透，入学、升级、毕业和课程设置等事务全面走向规范化和政治化。以前乌里玛在经学院任教不需要政府的同意，但现在只有通过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的考核才有资格任教，反对政权的乌里玛则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学生除了要通过笔试和面试，须满足思想方面考核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接受“教法学家统治”。大部分学生在完成世俗初中教育后进入经学院学习，获得大学学位后学习宗教的学生也在不断增加。学生以前在经学院可以选择任何老师的任何课程，而且听课时间没有限定，但现在学生须按学期选修特定教师的课程。伊朗的经学院由此彻底告别了无章可循的时代，在管理方面和大学没有差别。在伊斯兰政权的推动下，经学院的数量也在稳步增加。目前，伊朗大约有500所女性经学院和410座男性经学院。
在1989年之前，伊斯兰政权很少介入经学院津贴的发放，每个效仿源泉独立决定资助哪些宗教学生。但现在津贴的发放被数字化，受到经学院管理中心的统一控制，后者决定着哪些学生有资格接受资助，实际上只有忠于领袖的师生才能获得。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电脑和互联网的运用使得经学院的管理更加细致入微。经学院管理中心掌握了每个效仿源泉给学生津贴的具体数额，每个效仿源泉在库姆的个人办公室也受到监管。任何效仿源泉只有得到许可，才能通过专门的管理机构与教师和学生发生关联。经学院的运转依赖政府的资金，传统效仿源泉在经学院的经济作用被严重削弱，经学院在经济领域也严重依附于政权。
政府在加大对国内学生培养的同时，针对国际学生的教育也在快速发展。1993年，非伊朗裔宗教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被划分为两个机构：一个是为伊朗境内外国学生服务的全球伊斯兰科学中心（The Global Center for Islamic Sciences），另一个是在国外提供宗教教育的经学院海外处（Seminaries Abroad Section）。2009年，它们又被合并为高度现代化的穆斯塔法国际大学（al-Mustaf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哈梅内伊的忠实支持者里扎·阿拉费（Reza Arafi）被任命为校长。在他的管理下，穆斯塔法大学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伊朗在全球扩展影响的重要工具。
总之，伊斯兰政权的高度重视使得宗教教育成为国家事业，国内外学生的培养集中体现着政权的意志。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经学院引入现代化因素，与此同时，经学院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教育场所，而是转变为特殊的准政府机构，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属性。
（三）乌里玛对政权的依附
霍梅尼作为领袖，是公认的效仿源泉，他借助自身的声望，就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宗教界的挑战。但继任领袖的哈梅内伊宗教地位很低，他不得不借助政权的力量，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化解来自宗教界的巨大压力。哈梅内伊有意识地把许多第一代革命元老边缘化，提拔和任用一大批霍梅尼时期遭到忽视的中下级乌里玛，使其成为自身的坚定支持者。
乌里玛人数的稳步增长是1989年后伊朗的显著特征。当前，伊朗乌里玛有35万~50万人，其中包括约1 000名阿亚图拉和约30名大阿亚图拉，而宗教学生的数量估计为35万。伊斯兰政权采取多种方式，来获取乌里玛的支持。哈梅内伊“创建了庞大的机构，以处理乌里玛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保险、学生住宿、课程设置、乌里玛证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凡是忠于领袖的乌里玛和学生，就能获得高额补贴以及保险和住房等物质回报。
经学院管理中心是负责为乌里玛和宗教学生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它帮助忠于领袖的乌里玛和毕业生找工作。他们经推荐到政府部门任职，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或者到全伊朗7.2万座清真寺担任领拜人。政府的职位对乌里玛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亲政权的高级乌里玛成为重要的获益者。他们有权建立经学院以及其他教育机构，能够成为全国数量众多的伊斯兰教研究、宣传和文化机构的负责人。它们的经费来自政府预算，并按国家政策运转。高级乌里玛及其后代还依靠与政权的特殊关系，大规模介入经济活动，获得巨额利益。
1979年的革命经历使得伊斯兰政权对乌里玛内部的反对力量保持着高度警惕。乌里玛有能力动员和发动群众，被视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因此，伊斯兰政权组建了乌里玛特别法庭（Special Court of the Clergy）、“伊玛目萨迪克八十三独立营”（ImamSadeq 83 Independent Battalion）等特殊机构，打击敢于反对政府的乌里玛，阻止他们发表攻击政权核心原则的言论。乌里玛特别法庭是对付异议乌里玛的主要机构，它不受国家司法制约，直接向哈梅内伊负责。1987年建立之初，该法庭的任务是处理有关乌里玛的案件，以显示对他们的尊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法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多位乌里玛因发表批评政权的言论被其审判。1998年，著名宗教学者穆赫辛·卡迪瓦尔（Mohsen Kadivar）因为在接受采访时把伊斯兰共和国与专制政权相提并论，而被该法庭判处18个月监禁。“伊玛目萨迪克八十三独立营”建立于1985年，最初用来动员乌里玛和宗教学生赴两伊战争前线作战，1989年后专门用来监控全国宗教界。其成员均为乌里玛，且须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
1989年，哈梅内伊下令建立的乌里玛和经学院学生巴斯基组织（Clerics’ and Seminary Students’ Basij Organization，简称“乌里玛巴斯基”）也是打击反对派乌里玛和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力量。1997年10月，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在批评哈梅内伊后，乌里玛巴斯基破坏了他的办公室和住所，把他软禁近6年时间。2009年以来，乌里玛巴斯基在全国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建立了办公室，由其招募、训练宗教学生和乌里玛。依据2016年的数据，乌里玛巴斯基下属的乌里玛和宗教学生多达15.9万。
通过多种措施，伊斯兰政权基本保证了乌里玛内部的思想统一，构造了由乌里玛和宗教学生为主的亲政权庞大网络。新一代忠于领袖的乌里玛也取得了对传统乌里玛的优势，成为哈梅内伊在经学院和社会上执行其政策的关键依靠力量。大部分乌里玛被纳入伊斯兰政权体系，全面丧失了在宗教、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独立性。
什叶派乌里玛与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危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得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密切。伊斯兰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宗教的政治化、工具化、体制化和法律化。伊斯兰教是政权合法化的手段，宗教本身被置于政权的控制之下，宗教知识的传承和生产也必须服务于政权的利益。由于伊斯兰教的国家化，宗教虔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外在的宗教表达不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自愿或非自愿的宗教虔诚有助于增加他人的信任，扩大社会和经济网络，成为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宗教是当前伊朗最大的产业，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宗教场所、宗教学校、宗教机构和宗教活动吸纳了巨额资金，使得伊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景象。但是，由于伊斯兰政权对宗教资本的过度透支，人们对世俗和自由价值观越来越支持。宗教的物质化也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使得宗教本身成为政权的沉重负担。
伴随着宗教的政治化，什叶派乌里玛作为制度化政治精英在伊朗崛起。他们执掌了政权，彻底改变了伊朗统治阶层的构成，进而全面实践自身的政治理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最大限度地影响伊朗的发展。他们融合现代政治思想和经过革命化改造的什叶派政治思想，以总统、议会等民主选举体现民意，以终身制的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等特殊机构进行宗教规约，进而建立了政教紧密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因此，1979年以来的政权建设是什叶派乌里玛基于伊斯兰教进行大胆政治创新的结果，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了解和适应程度。
但是，什叶派乌里玛主导伊斯兰政权的事实也规定着国家的发展限度，进而与政权的内外危机之间构成深层的因果关系。毋庸置疑，政治是决定伊斯兰革命发展方向的核心逻辑，又是1979年后伊斯兰政权进行决策的首要依据。霍梅尼的反国王活动使得声望较低的他成为伊朗首屈一指的大阿亚图拉，1989年后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利益导致哈梅内伊成为伊朗国内追随者最多的效仿源泉。然而，宗教作为独特的因素，也会对现实政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乌里玛的宗教情感、学识和观点必然通过他们极大地影响伊朗发展。乌里玛是宗教职业者，会更加坚定地维护伊斯兰教。这种被神圣化的感情可能会导致掌握权力的乌里玛偏离理性判断的轨道。正如1989年霍梅尼发布追杀拉什迪的法特瓦，他为了维护宗教信仰，没有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和伊斯兰教被误解的后果。执行伊斯兰教法普遍被视为伊斯兰国家的主要标准，但就起源而言，伊斯兰教法是教法学家为了以宗教规范现实而进行创制的结果，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什叶派乌里玛在伊朗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必然造就宗教理想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此外，乌里玛的专长在宗教领域，他们的知识储备与国家专业化治理需要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
因此，虽然什叶派乌里玛击败了其他所有力量，掌握了国家政权，但他们必然遭遇各种难题和挑战。革命的激情曾促使伊朗人普遍支持伊斯兰政权，爱国的热情也让他们在两伊战争期间忍受生活的困难。但是，任何革命最终还是必须得经受形而下的“绩效考核”，是否有经济的获得感必定成为伊朗人判断革命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40年来，伊朗虽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但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就业和收入成为越来越多伊朗人的最大困扰。对自由更加敏感的年轻人不满政权以执行教法之名对人们生活进行干预，妇女的头巾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矛盾焦点。随着对现实不满情绪的积聚，相当多的伊朗人在质疑、批判甚至否定伊斯兰革命，强烈要求乌里玛返回清真寺。他们怀念巴列维国王，认为伊斯兰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错误。有的老年人后悔当年走上街头反对国王。显然，伊斯兰政权已经陷入一定的合法性危机，而发展不力成为问题的根源和核心。
当伊斯兰政权无法满足许多伊朗人的愿望时，什叶派乌里玛也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形象危机。40年来，什叶派乌里玛主导着国家政权，是伊朗最重要的权力阶层。按照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他们理应对国家的发展肩负最大的责任。但是，什叶派乌里玛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难以履行这个沉重的职责。事实也证明，政教一体的体制对什叶派乌里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伊朗民众在过去40年对乌里玛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巨变，乌里玛的污名化成为无法扭转的趋势。部分伊朗人认为，乌里玛已经被权力和财富腐化，他们不劳而获，是伊朗问题的总根源。多年以来，与高级乌里玛子女或者亲戚相关的腐败事件多次发生。贫富差距和困难生活导致伊朗人的社会怨恨不断聚集。
因此，虽然就权力和财富而言，乌里玛是伊斯兰政权的最大获益者，但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与民众严重疏远的代价。历史上乌里玛既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与后者须臾不可分离，又为民众利益代言，领导他们反对专制王权，但现在他们已经丧失了与民众水乳交融的条件。不仅如此，伊斯兰政权的建立改变了什叶派乌里玛在伊朗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消除了他们与巴扎商人和地主同盟关系的基础。这些巨变是1979年后乌里玛官僚化的必然结果，它摧毁了什叶派内部的传统结构，严重削弱了乌里玛为伊斯兰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能力，也为乌里玛的前途和命运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伊斯兰政权的危机引发了乌里玛内部的分裂，也促使部分乌里玛开始反思。异议乌里玛的批判和反对一直是伊斯兰政权的伴生现象。大部分乌里玛对政权要么表示支持，要么保持沉默，但始终有乌里玛在表达不同的意见。它作为某种形式的乌里玛内部的冲突，损坏了宗教的神圣性，显示着政权的另一种危机。部分乌里玛坚持认为，“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是对什叶派传统的背离，“真正的乌里玛不想要权力……乌里玛的真正任务是劝导人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乌里玛为了表达不满和免受民众的轻蔑，自愿放弃了身份的外在标志——缠头。他们批评哈梅内伊不是大阿亚图拉却继任领袖，认为政权并没有兑现实现社会正义的诺言，要求清真寺与政治相分离，以便神圣的宗教不要因为政权的失败而担负罪责。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是异议乌里玛最著名的代表，他倡导以法基赫民主制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对伊斯兰政权形成很大压力。
2009年6月，因总统选举引发的抗议运动成为新千年伊朗最严重的政治事件，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导致乌里玛进一步分裂。哈梅内伊两次前往库姆，拜访多位大阿亚图拉，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只有大阿亚图拉哈麦达尼（Hamedani）谴责抗议运动，多位大阿亚图拉拒绝与他会面。以蒙塔泽里为首的大阿亚图拉公开支持抗议者，抨击政府的镇压。其他的大阿亚图拉没有公开表达立场，但大阿亚图拉霍拉萨尼（Khorasani）私下指责他的女婿、司法总监萨迪克·拉里贾尼（SadiqLarijani）粗暴对待囚犯和抗议者。2013年6月，被伊朗人寄予改革希望的鲁哈尼赢得总统选举，但体制的惯性使得他难有作为。2017年6月，鲁哈尼第二次当选总统后，公开和哈梅内伊互相指责，罕见地宣称领袖的政治合法性应该由人民来决定。事实证明，伊斯兰政权面临的问题扩大了乌里玛内部的矛盾。
由上述可知，乌里玛执政后伊朗的发展困境导致伊斯兰政权陷入了危机，而危机本身又进行“反噬”，使得乌里玛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乌里玛的首要身份不再是以替主传道为主要任务的宗教学者，而是以维护伊斯兰政权生存为核心目标的政治集团。这一转变决定了评价乌里玛的标准不再是宗教，而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面临的执政效果。
什叶派乌里玛与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前景
近年来，虽然伊斯兰政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但它依然具有较强的韧性和稳定性。该政权通过以油气资源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意识形态工作，使其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什叶派乌里玛就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伊朗乌里玛虽然具有明显的阶层意识和认同，但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政治观点一直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然而，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伊朗体制内的合法力量。他们确实在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但都是伊斯兰政权的维护者，而不是否定者。即便是曾被视为反对派灵魂人物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也只是试图修正法基赫制。换言之，他们在维护政权生存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利益。决心颠覆整个政权的乌里玛只占很少的比例，而且很难产生较大的影响。部分乌里玛反对的只是哈梅内伊，而不是伊斯兰政权。总之，作为该政权主要获益者的乌里玛和宗教学生是伊斯兰政权的核心支持力量，他们的前途早已和政权的命运息息相关，高度一体。
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后，以多种措施实现了对大部分乌里玛的整合。2010年10月，哈梅内伊在库姆向乌里玛和宗教学生讲话时宣称：“什叶派经学院，尤其是库姆经学院，是（伊斯兰）政府之母和这场革命的创造者……母亲怎么会漠视她的孩子，对他毫不关心呢……经学院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以互助为根基。政府支持经学院，经学院支持政府……在今天的伊朗，乌里玛和伊斯兰教的命运与伊斯兰政府的命运紧密相连。即便稍稍破坏伊斯兰政府，乌里玛和伊斯兰社团将承受的后果，相比其他人民要严重得多”。哈梅内伊这次前所未有的讲话是对伊朗全体乌里玛的明确提醒和警告，他针对2009年抗议运动后乌里玛内部出现的不同声音，阐述了乌里玛和伊斯兰政权关系的实质。很大程度上，乌里玛已经成为伊斯兰政权的代名词。伊朗既难以产生没有乌里玛参与的伊斯兰政权，也难以想象主动放弃政权的乌里玛，由于伊斯兰革命，两者的利益已经被高度同构。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乌里玛早已没有选择，他们难以承受丧失这个政权的后果，只有支持或者默认它的统治。少量异议乌里玛既难以对伊朗面临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无法再像70年代末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处于体制之外的他们无法成为政权的根本变革力量。
伊斯兰政权不仅基本控制了乌里玛，也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渗透，使得体制外的组织化反对派缺乏壮大的空间。巴列维时期，虽然国王以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等暴力机器实行专制统治，但宗教力量并未被收编，乌里玛、宗教场所和经学院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1979年后，尤其是在哈梅内伊时代，宗教学校和包括清真寺和圣墓在内的所有宗教场所都被纳入了权力体系，在这些地方服务的乌里玛成为事实上的政府雇员。他们负责宣扬官方意识形态，把国家权力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巴列维时期，宗教学校和宗教场所是反政府的据点，现在则成为政权控制社会的平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教法和政治为特征的官方伊斯兰教的强势发展，导致民间伊斯兰教的兴起，名为“马达赫”（Maddah）的宗教演唱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于是，他们也很快被纳入了政府的统一管理。2010年，伊朗全国获得登记的马达赫多达4.8万人，2014年，政府创建专门的大学来培养马达赫。伊斯兰政权不允许任何具有社会动员潜能的宗教资源处于其控制之外。20世纪末期，以索罗什（Soroush）为代表的宗教知识分子的兴起成为伊朗思想界的重要现象。他们以宗教为武器，反对教法学家的绝对权威，对伊斯兰政权形成了挑战。但是，在现有环境下，他们的思想无法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更难导致反对派政治组织的产生。
因此，鉴于伊朗的经济形势与政权和民众之间多年累积的矛盾，2017年年底大规模抗议运动的爆发并非意料之外的现象，但类似的运动不可能像在突尼斯和埃及一样改变政权的“颜色”。伊朗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中介、以宗教网络为基础，牢固扎根于民间，能够应对任何缺乏有力组织和领导的民间抗议活动。就当前而言，伊朗国内最敏感和乌里玛最关心的问题是谁将继任下一任领袖。由于哈梅内伊年岁已长，继承问题已被政权提上议事日程。依据宪法，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和任命。专家会议的成员有88名，任期8年。最新一届在2016年2月选举产生，极有可能会决定领袖的人选。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的强大复合体，在继承问题上也具有很大的发言权。目前，虽然多人被国内外视为可能的人选，但谁会是领袖依然是最大的谜题。鉴于哈梅内伊的强大影响，他的意愿将是决定人选的关键因素。对他而言，能否忠诚和保卫伊斯兰政权无疑是首要的标准。2016年2月，哈梅内伊在接见专家会议成员时就明确提出：“专家会议应该继续革命，应该以革命的标准思考和行动。”当前，专家会议内部保守派占据绝对多数，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这两个强势机构也由保守派主导。因此，下任领袖不可能是哈塔米等在民众中声望很高的改革派人物，而只能出自保守派阵营。在目前国内外局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领袖的交接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也可能成为伊朗重大变革的契机。但是，无论下任领袖是谁，什叶派乌里玛必定是其主要的依靠力量，他们也必定在国家政治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