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发展 王国兵 王铁铮内容提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始建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主要职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宗教领袖、确保国内外安全，以及“输出革命”、抢险救灾等。经过40年发展，伊斯兰革命卫队已渗透到伊朗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影响力日趋强劲。它与伊朗政府之间呈现出博弈与合作、团结与争斗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而又看似矛盾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伊朗政治军事体制的独特性。最高领袖处于权力核心，竭力平衡政府与革命卫队的微妙关系。伊朗正规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相互牵制。鉴于外部严峻的安全形势，革命卫队与政府必须团结一致，御侮于外。当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最高领袖继承问题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力依然非同寻常，特别是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极限施压”政策，伊朗将付诸各种手段予以反制，以减缓内外压力。但无论情形如何恶化，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将作为保持政权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石，持续发挥“安全阀”作用。关 键 词 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朗 政治发展 美国制裁作者简介 王国兵，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安710069）；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69）。2019年4月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理由有三：一是该组织为外国组织；二是从事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或是拥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能力和意图；三是其恐怖主义活动威胁到美国国民安全或国家安全。显然，特朗普总统此举无疑是在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行遏制伊朗伊斯兰政权之实。伊朗军事力量的构成具有独特性，除正规军以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是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不仅肩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职责，而且承担诸如保障社会安定、搜集情报、打击恐怖主义等任务。另外，它一贯坚持“反美”立场，并掌握较为尖端的弹道导弹技术，且对伊朗政治、经济、社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是国际社会和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西方学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按研究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历史阐述型，二是田野调查型。整体来看，以英、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大都会先入为主，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严重阻碍伊朗民主进程，有可能将伊朗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同时，他们还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Qods）是“恐怖主义组织”，观点较为偏颇。与西方学界相比，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研究不够充分，研究路径主要以动态分析和史实考察为主。基于此，本文将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对伊朗政治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多维影响展开论述，以期更全面地把握伊朗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最新动态，并为研判美伊关系走势提供参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缘起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朗统治集团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政权。伊斯兰政权初期，伊朗社会秩序并不稳固，巴列维国王的残余势力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事端，穆加赫丁（Mojahedin）、费达依（Fadayin）等组织则四处煽动民众骚乱，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地区的武装势力也对新生政权持有异见。伊朗外部还面临美国、苏联等大国的军事威胁。因此，建立一支值得信任且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以捍卫伊朗新政权就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建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面对严峻形势做出的重要决策。1979年初，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领导下，伊朗政府对国内各派武装势力的整编工作逐渐展开。当时，伊朗境内4支武装力量明确表态支持霍梅尼政权。一是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它由巴扎尔甘（Bazargan）领导的自由运动党成员组成。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该组织曾将成员派遣至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地进行培训，后接受亚兹迪（Yazdi）的建议，改名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二是名为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 Guards Corps）的武装力量，它由阿亚图拉穆萨维·阿尔达比勒（Mousavi Ardebili）领导的巴列维王朝关押的“政治犯”所组成，后经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批准成为一支合法军事组织。三是伊斯兰革命圣战士（Holy Warriors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它由7支武装势力联合组建而成，分别是：共同信仰者同盟（United Community of Believers）、神圣巴德尔组织（Badr Divine）、神圣新兵组织（Divine Enlistees’）、农夫组织（Peasant）、分裂组织（Split Organization）、胜利者组织（The Victorious）、团结组织（United Ones）。这7支武装势力均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就与霍梅尼关系密切，并给予他大量支持。四是名为伊斯兰革命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的武装力量，司令是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Montazeri）的长子马哈茂德·蒙塔泽里（Mohammad Montazeri）。该组织成员常年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训练，并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势力。1979年4月，伊斯兰革命卫队由上述4支武装力量整编而成。整编工作起初并不顺利，各派武装力量司令均欲保存实力，反对合并。当时，霍梅尼的专职司机莫赫森·拉夫奇道斯特（Mohsen Rafiqdoust）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他本人回忆，在一次内部会议中，他对各支武装力量司令明确表示，“如果不同意合并，我就与你们同归于尽。”通过这种极端做法，再加上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督促和最高领袖霍梅尼等人的协力安抚，4支武装力量司令最终接受合并。1979年4月22日，伊朗政府对外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成立。（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织架构和基本职责从组织架构角度看，伊斯兰革命卫队隶属最高领袖领导，由最高领袖任命总司令指挥部队作战。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 the Supreme Leader）是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平行的机构，主要负责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下设有陆海空三军、巴斯基民兵（Basij）和圣城旅（Qods）。此外，联合工作部（Joint Staff of IRGC）主要负责制定与传达作战任务，同样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领导。整体来看，伊斯兰革命卫队各部门分工明确，能够相互协调完成各项任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士兵大体分为3个类别，即现役士兵、义务兵和志愿兵。他们各自承担的服役期限和权利义务不同，现役士兵直接决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战力水平，而义务兵和志愿兵能够有效地提供兵员补给。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首要职责是捍卫伊朗国家主权，防止外敌入侵。伊朗《宪法》第150条规定，“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捍卫伊斯兰革命及其取得的成就，应与其他武装力量共同配合，锻造兄弟般的友谊。”两伊战争期间，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拉克军队作战，战功卓越。战争结束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受到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高度赞赏。其次，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承担镇压社会骚乱、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在伊朗国内，如遇民众骚乱，大都会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配合治安部队加以镇压。此外，政府重要部门诸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法院等机构的安保工作也交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而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交通枢纽的安检工作，同样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当然，出于配合伊朗对外战略的需要，对外“输出革命”、宣传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优越性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职责。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尽管国际社会对伊朗国家体制充满质疑，但伊朗本国精英非常自信。他们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应该成为伊斯兰国家效仿的对象，由此对外“输出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伊朗外交战略目标之一。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并具体实施这一任务。以黎巴嫩真主党为例，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支持和资金援助后实力大增，进而能够与以色列军队展开激烈战斗。在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武装力量也曾接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训练与资金支持。作为执行伊朗外交方针战略的行为主体，无论在具体行动层面，还是思想理念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都积极落实霍梅尼倡导建立的伊斯兰世界国际体系，在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另据伊朗《宪法》规定，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承担抢险救灾职能。一旦伊朗遭遇重大自然灾害，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在第一时间内赶往现场救灾。2019年3月，伊朗国内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革命卫队就派遣部队前往受灾地区参与救援工作。（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角色定位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国内秩序渐趋平稳，伊斯兰革命卫队转而涉足政治选举工作，后又获得经济赋能，成为一支兼具安全、政治、经济三重属性的武装力量，影响力日渐扩大。在安全领域，伊斯兰革命卫队身负捍卫伊朗国家内外安全的重要责任。对内，它负有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势力、平抑骚乱、凝聚社会认同、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职责；对外，承担伊朗政府“输出革命”职责，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运动”，并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在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是捍卫伊朗国家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在搜集情报、文化宣传、镇压社会骚乱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2009年“绿色革命”为例，巴斯基民兵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部分组织示威游行运动的领导人员名单，并协助治安部队快速平息了这场骚乱。2008年，新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发里（Jafari）命令部队按照“马赛克”分布形态在伊朗全国31个省级单位成立分支机构。此举是为提高这支部队的机动反应能力，保证它能在各类极端情况下继续顽强抵抗外部侵略势力。对外方面，2019年美伊关系愈加紧张，伊斯兰革命卫队就频频在海湾地区发动军事演习，对外展示自身军力水准。可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维护伊朗国内外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政治领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政治立场偏向保守派并热衷参与政治选举工作。尽管在最高领袖霍梅尼统治时期，他严令禁止军队势力进入政治领域。但在1989年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之后，由于他缺乏像霍梅尼那样“奇里斯玛式”的领袖魅力，难以统御全局，因此，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政治领域持默许态度。1997年伊朗总统大选是革命卫队参与伊朗政治事务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莫赫森·雷扎伊（Mohsen Rezai）当时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他积极支持保守派代表阿里·阿克巴尔·纳提克·努里（Ali Akbar Natiq Nuri）竞选总统。尽管哈塔米竞选总统成功，但依旧无法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在2005年总统选举中被保守派阵营代表内贾德击败后，曾指控11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干涉选举。后经查证，的确有军官干预政治选举工作，但也不了了之。在2009年伊朗举行总统大选之际，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积极为内贾德总统拉票，帮助其成功获得连任。在经济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初之始，伊斯兰革命卫队抓住参与伊朗战后重建的机遇，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两伊战争结束后，拉夫桑贾尼政府为减少财政支出，鼓励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谋生路”。在此背景下，伊斯兰革命卫队积极投身伊朗国内各经济领域。戈尔博公司（Ghorb or Khatam al-Anbiya，波斯语意为“封印的先知”）、伊斯兰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Sepah）、巴斯基基金会（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Basij）等大型公司和基金会相继成立，主要涉足房地产、银行、零售、油气资源开发等行业。在哈塔米总统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体量得以进一步壮大。2000年4月，哈塔米在演讲中公开赞扬道，“无论在两伊战争时期还是国家重建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要。”在内贾德总统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6年戈尔博公司获得伊朗国家石油公司13亿美金的大合同，负责建设从南帕尔斯天然气田通往巴基斯坦边界的输气管道项目。据相关媒体揭露，内贾德政府此举是有意为之。之后，内贾德政府又将南帕尔斯气田的第五期和第六期项目交由该公司运营。目前，该公司已是伊朗国内最大规模的能源基建公司之一。2019年6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制裁伊朗最大的石化公司——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Persian Gulf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Company），理由就是它为戈尔博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可见，戈尔博公司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大型企业已经受到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和严厉打压。总之，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国家一支兼具多重角色的武装力量，核心目标就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作为伊朗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它必将长期发挥“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身所具有的多重角色也为其在伊朗国内外扩展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的关系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所以受到国际学界和伊朗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不仅是因其具有多重角色，还因其能够对伊朗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问题发表看法。它与政府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长期处于合作与对抗、团结与斗争的矛盾状态。从政治立场来看，革命卫队自建立伊始就倾向支持右派即今日伊朗政坛上的保守派，并为伊朗政治舞台输送大量政治精英，其中不乏前总统内贾德、前德黑兰市长卡里巴夫和现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等代表人物。在伊朗政治谱系当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属强硬保守派，在对外政策主张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时常与民选总统及内阁部长们发生分歧，尤其是与对立阵营的改革派政府之间存在明显裂痕，造成相互批评、抱怨，甚至严重对立的局面。但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际，双方又总能展现出相互支持和信任的姿态。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这种合作且对抗的关系不断演变，折射出伊朗政治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而是在矛盾与妥协中曲折前进。（一）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的合作第一，当政治立场趋同之时，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往往能够密切合作。回顾伊朗政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内贾德政府时期，二者关系较为紧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05年，当获悉内贾德当选总统消息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Safavi）兴奋地表示，“内贾德当选表明人民做出了一个正确选择，体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睿智，伊朗人民与政治体制存在紧密联系。”在内贾德总统任期内，大量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的官员进入政府内阁，占比远超之前的历届政府。有学者甚至将内贾德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描述为“一体式”军政关系。2013年鲁哈尼政府上台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屡屡出现与政府出现相互指责的现象，反证二者政治阵营对立的事实。第二，在维护伊朗国家根本战略利益方面，二者高度一致。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都是事关本国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会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如伊朗历届政府都坚决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促进伊朗国防实力稳步提升，保障国家安全。20世纪90年代初，拉夫桑贾尼政府尽管面临两伊战争结束后国家资金紧缺的窘境，但依旧拨出经费大力支持革命卫队发展弹道导弹技术，力度甚至超过两伊战争时期。之后，伊朗历届政府都对革命卫队发展弹道导弹技术给予全力支持。近年来，每当伊朗外部局势紧张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试射新型导弹，以此来凝聚社会人心，提振士气。在地区热点问题方面，革命卫队也基本可以与政府达成共识。2019年8月初，革命卫队发声抨击美国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的做法，认为“美国这一举动是试图压制伊朗抵抗全球霸权嚣张气焰的声音。”8月18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表示“美、英两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姿态破坏了地区安全”。可见，伊斯兰革命卫队能够对伊朗外交问题发表看法，同时也在忠实捍卫伊斯兰政权的外部安全利益。从法理角度而言，伊朗外交部本应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外交战略方针，但作为一支具有极高政治地位的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地区事务方面有时会比伊朗外交部拥有更大话语权。即使改革派政府当政，他们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地区事务的做法并不满意，但也必须维护伊朗国家安全利益的大局，在国家财政预算和对外宣传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何伊斯兰革命卫队总是敢于针对美军威胁，果断采取诸多反制措施。第三，当爆发重大社会骚乱之际，二者能够共同配合协力解决。1979年伊朗政权建立之初，反对派组织穆加赫丁（Mojahedin）屡次发动针对政府机关的袭击行动，社会秩序一时难以平稳。伊斯兰革命卫队接受最高领袖命令，于1981年至1982年间多次实施打击行动，基本摧毁了该组织的实力，并逮捕头号人物穆萨·卡尔巴尼（Mousa Khiabani）。其他类似的反政府组织，如费达依（Fedaiyan）、帕卡尔（Paykar）也大都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镇压。2017年底伊朗国内再次发生民众骚乱，即“十月风波”。在这一事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尽管与鲁哈尼政府政治立场不同，屡次质疑“鲁哈尼总统治理能力不足，无力解决伊朗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相反，当事态日趋严重时，伊斯兰革命卫队与鲁哈尼政府达成默契，相互配合最终平抑了这场蔓延伊朗近30余个城市的大规模民众骚乱。可见，尽管伊朗政治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但这种对立本质上属于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在维护政权稳定与镇压社会骚乱方面，二者存有默契和共识。无论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鲁哈尼政府都十分清楚，维持伊斯兰政权的稳定关乎双方的共同利益。在遭遇政权危机之时，团结合作才是唯一出路。（二）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第一，当二者政治立场对立时，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往往会爆发矛盾与冲突。从政治立场上看，伊斯兰革命卫队属强硬保守派，与改革派阵营存在对立关系。1997年，当改革派代表哈塔米总统上任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愈加增多。彼时，哈塔米政府大力推行改革，伊斯兰革命卫队认为这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灭亡，一度把哈塔米比作“伊朗的戈尔巴乔夫”。1999年7月，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运动，伊斯兰革命卫队24名高级军官联名写信强烈指责哈塔米政府不作为，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情绪。2013年5月，温和改革派领袖鲁哈尼总统上台，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在当年12月就指责鲁哈尼政府有可能会成为“深受西方学说影响的政府”。鲁哈尼总统则在公共场合回击革命卫队，指责其“早已超越政治进程之外，不受拘束”。内贾德政府和鲁哈尼政府与革命卫队关系的前后反差再度证明政治立场往往能够决定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的亲疏程度。当政治立场趋同之时，彼此关系较为亲密；反之，则不然。第二，在社会文化和外交理念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依旧很难保持共同立场。伊朗历届政府对待西方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反映了伊朗国内不同政治派系对国家发展方向存在分歧。改革派对西方世界持“宽容”态度，主张多加接触。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高举“革命”大旗指责政府不作为，甚至主动干预政府人事任免。伊斯兰革命卫队曾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让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伊朗”，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时任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部长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为此还被迫辞职，由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的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接任。1997年哈塔米总统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表示，他本人对1979年人质危机事件持遗憾态度。此举立刻遭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Safavi）的批评，他强调“如果我们行政体制和伊斯兰革命根基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敢于应对并施加干预。”可见，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哈塔米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立场不同。哈塔米表达对“1979年人质事件”的态度实质上是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获取外部环境的改善。伊斯兰革命卫队一贯坚持对美国的强硬立场，不支持政府与美国改善对立关系。2018年特朗普总统悍然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指责鲁哈尼总统工作失职，再度证明二者在外交理念方面存在巨大认知差异。第三，在经济领域，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争利并掣肘经济改革，遂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伊斯兰革命卫队自20世纪90年代初涉足经济领域，至今已有30余年历史，目前它已逐渐构建起一个较为庞大的“经济帝国”，对伊朗经济的影响力已达到不容忽视的地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就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经济的2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达到35%。革命卫队有条件也有能力获得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国家外汇配给，并通过自身控制的港口、陆上边界口岸及海陆空军事设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导致伊朗国内大部分私营企业无力与之竞争，政府税收受损严重。鲁哈尼总统在2017年4月会见伊朗经济学者时抱怨：“伊朗《宪法》第44条政策是为了将经济交给人民和让政府放手发展经济，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掌握在‘无枪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移交给‘带枪的政府’，这不是经济私有化。我们甚至把经济活动交给一个拥有枪支、媒体和所有一切的政府，谁还敢跟它竞争？”事实上，鲁哈尼不止一次抱怨革命卫队干预国家经济活动。他在2018年2 月也公开对国内企业家表示：“我们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改革，最高领袖也强调这个问题，并多次指示军队要放弃涉足经济活动，把它交给人民，然后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甚至不惜与政府爆发直接的正面冲突。2003年，奥地利和土耳其合资公司（TAV，土耳其语“Tepe-Akfen-Vie”）中标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机场的运营项目，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该项目有碍伊朗国家安全。2004年5月8日该机场正式开启运营，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武力占领机场塔楼并迫使该公司停业。最终，该机场的运营权移交给伊朗国家航空公司（Iran National Air），而这家航空公司就有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公司的股份。综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4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深度介入，它与伊朗政府在权力竞争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干涉和在经济利益方面的争夺。鉴于革命卫队与领袖、宗教机构的特殊关系，它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享受很多特权，从而决定了政府在与革命卫队的竞争和博弈中时常处于弱势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任何时刻，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间的矛盾属于体制内部矛盾。每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之际，双方总能展现出一致对外，相互配合的姿态。其实，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集团里，尤其是一些中东国家，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军队，其特殊性表现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会对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某些时期甚至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体的逻辑关系梳理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关系40年嬗变的历程会发现，尽管二者时有分歧或冲突，却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爆发源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大规模军事政变，个中缘由显然值得深入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伊朗军队整体呈依附性特征的结果，也有学者从军政关系类型角度解释该问题，认为该国军政关系属于“卫戍国模式”（The Garrison-State Model）。实际上，这与该国独特的政治军事体制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伊朗最高领袖处于权力核心地位，能够有效平衡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的微妙关系从伊朗国家权力运作体系看，最高领袖不仅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还是宗教领袖，并担任全国武装力量总指挥。从法理角度而言，这符合伊朗1979年《宪法》第110条之规定。为确保最高领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绝对领导，伊斯兰政权还制定三项思想原则来塑造这支军队的“灵魂”，以控制官兵的思想。其一，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要求全体官兵行为符合“革命价值观”与什叶派的宗教信仰。每逢遭遇重大危机之时，最高领袖以吉哈德（Jihad）、殉难（Marthrdom）、自我牺牲（Sacrifice）等精神鼓励士兵敢于牺牲去保卫政权。伊朗社会内部往往弥漫着对“牺牲烈士”的尊崇之风。参加两伊战争为国捐躯的烈属往往可获得政府的特别优待，甚至连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大城市的街道也会以牺牲烈士的名字来命名。笔者在2018年12月曾亲赴伊朗德黑兰市区北部的两伊战争纪念馆考察，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城市很多街道的名称均以两伊战争中牺牲的官兵姓名来命名。鉴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宗教属性，如果革命卫队妄图发动政变，很难具备充足的合法性与话语权。高阶军官难以对士兵实施有效的动员和调动，即使像“战神”苏莱曼尼这样的将军也难以匹敌。其二，向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兵灌输伊斯兰革命伟大正确的观念，凝聚他们对政权的向心力。尽管当下伊朗社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认同危机，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人的思想在伊朗社会的影响力依旧很大。哈梅内伊时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赞扬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他们是“神圣目标的神圣组织，是维护伊朗法基赫体制和教士统治的重要力量。”其三，运用“善恶二元思想”宣扬伊朗政府的外交方针。所谓“善恶二元思想”，就是将“正义与邪恶”“压迫者与反压迫”等思想符号灌输给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全体官兵，让他们为“正义”奋斗，反对“邪恶势力”。而“邪恶势力”指的是“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最高领袖还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保证其忠诚性。最高领袖掌握了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的任免权力，进一步强化了对该部队的控制力度。伊朗《宪法》规定，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必须由最高领袖任命，卫队副总司令、参谋长和五大军种的司令可由总司令提名，但必须由最高领袖批准。2019年4月，哈梅内伊任命侯赛因·萨拉米（Hoseyn Salami）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彰显了最高领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控制能力。所以，在政治站位方面，革命卫队就会与最高领袖保持高度一致。每当最高领袖与民选总统发生政见分歧之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始终会表态支持前者。另外，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与安全情报信息部是最高领袖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大重要手段。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首先必须拥有足够的威望服众，同时还必须坚决听从最高领袖的指令。革命卫队各级分支也会设有领袖驻革命卫队的代表，以此保证最高领袖命令得到切实贯彻。安全信息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内部机构，除负责搜集敌人情报外，还需要向领袖负责，报告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的“可疑踪迹”，确保这支部队对最高领袖的忠诚。此外，最高领袖能够有效平衡伊朗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革命卫队与政府间的关系，抑制二者的过度竞争。最高领袖长期默许军事力量涉足经济领域，但看到其在商业领域的过度行为已激起很多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的不满时，就会表明立场。当下伊朗国内经济正值萧条阶段，鲁哈尼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方案时受到多方阻力。2019年5月，鲁哈尼总统公开批评伊斯兰革命卫队阻碍政府经济私有化改革进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在2019年6月发布命令，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关闭下属5家银行并逐渐退出市场，同时还指示必须出台措施限制革命卫队的经济行为。可见，哈梅内伊已经意识到眼下必须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扩张速度，为鲁哈尼政府解决眼前危机提供帮助。从实际效果看，最高领袖发挥了平衡二者矛盾的作用。（二）基于法基赫政治体制和二元政治结构，伊斯兰革命卫队缺乏干政的氛围和机会从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身利益的角度看，它具有十分充足的干政动机。在伊朗40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每当改革派政府上台执政，都会进行大幅度改革，也往往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爆发冲突。对此，伊斯兰革命卫队必然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身利益。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则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理论角度看，英国学者塞缪尔·芬纳（Samel EFiner）指出军人干政应具有三大条件：动机、氛围和条件。伊斯兰革命卫队干政的动机已经具备，但他们对最高领袖这一权威十分尊崇，历届政府往往也能获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氛围和机会相对匮乏。在身份认同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以捍卫法基赫体制合法性为己任的军队，这也是霍梅尼等建国精英建立这支军队的初衷。因此，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保卫政权与保卫国家没有区别，也缺乏对自主身份的认知。这一点也恰恰是伊朗军队不同于土耳其等国军队之处。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都需要服从最高领袖的领导，在捍卫现行政治体制方面并不存在分歧。这是由伊朗总统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拥护教法学家监护制度的人士。总统只要在任期内不偏离政治方向和核心原则、服从领袖领导，军队就没有任何理由推翻具有行政职能的政府。再者，正规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列的二元军事结构相互制约，能够切实防止一方势力过于强大。从伊朗军事制度构成特点看，正规军作为一支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平行的武装力量，能够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起到监督、防范作用，这其实也体现出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相互制衡的特点。“所谓二元政治结构，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体系由宗教和世俗两套权力机关构成，具有宗教政治与民主政治二元相结合的特征。”反映到伊朗军队体制上，就是伊朗设立了正规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支不同建制的军队。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宗教集团和保守派阵营利益，正规军政治立场相对而言较为中立。当然，二者差异也远不止此，在职责分工、武器装备乃至资金配置方面也大有不同。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的职能，一般会在城市内部设立基地。正规军主要用于对外作战，必须驻扎在城市外围的郊区，同时还需负责守卫国家边界安全。在伊朗国防开支方面，革命卫队占国防预算的2/3，武器装备水平也优于正规军。但正规军人数相较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多，达到35万左右。正规军海军负责阿曼湾海域，空军掌管百余架战斗机，陆军驻扎在城市外围，遇紧急情况方可调动。伊朗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拨款等方式对正规军产生影响。总之，正规军的存在能够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产生一定牵制作用。伊斯兰革命卫队若想悍然发动军事政变，实施难度并不小。这种军事体制显然会增大伊朗军事力量的内耗，却能有效防范革命卫队“一家独大，难以驾驭”。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对政府保持理性且克制态度，与政府出现重大矛盾时也只能选择适当妥协。（三）伊朗《宪法》赋予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巩固国家安全为要义，与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一致从外部生存环境看，伊朗外部存在持续性安全威胁，尤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政体始终持敌视态度，并长期采取烈度不一的旨在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伊朗伊斯兰政权均需要仰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国家安全。这也是伊朗《宪法》赋予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首要职责，与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利益相一致，政府必须全力给予支持。因此，伊朗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互相依赖，保持团结稳定的大局。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与斗争、博弈与妥协的复杂关系最终得以形成。这在本质上反映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体制所存有的内在联系。美国学者迈克尔·德希（Michael Desch）教授认为，只有权力才能保证军事的有效性。在他看来，“一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皆能塑造该国的军政关系形式。当国家安全压力很大时，文官精英往往能够团结起来，军方通常会服从文官权威，军政关系也就较为和谐。”具体到伊朗，该国常年存在的安全压力必然要求革命卫队必须与政府进行紧密合作，对抗来自外部敌人的各类威胁，才能在波谲云诡的中东局势中屹立不倒。众所周知，美国、以色列等国常年对伊朗政权保持敌视态度，并为伊朗政治反对派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支持伊朗国内各种非政府组织，对具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人士开展思想宣传，资助“美国之音”驻伊朗的当地电台。美国还对反伊朗政府人士提供政治庇护。对于谋求伊朗政权更迭这个目标，特朗普早在2017年6月访问沙特时就已提及。另外，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出于多重原因，也对伊朗政权抱有敌视态度。可以说，伊朗伊斯兰新政权自诞生伊始就处在强邻环伺的恶劣态势之下。如此紧张的外部环境迫使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伊朗在该地区实现了被动式的“崛起”。这一现象背后当然离不开伊朗军政两方面团结一致的共同努力。概而言之，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与该国独特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有关，也与紧张的外部形势有关系。短期来看，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会继续担当捍卫政权稳定中流砥柱的角色，与伊朗政府一道共同解决目前所出现的各类危机。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政治发展的影响自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对伊朗奉行极限高压政策，频频实施打压手段，试图“以压促变”，实现伊朗政权内部瓦解的战略目标。从退出伊核协议到试图“零封”伊朗原油出口，2019年4月美国又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上述举动彰显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敌视态度与颠覆决心。尽管欧盟方面多次表态愿意支持伊朗的合法权益，但碍于和美国的关系，对伊朗持相对保留态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国虽表态愿意进口伊朗原油，反对美国“长臂管辖”，但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伊朗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据统计，2018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为-3.9%，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在-6%左右，美元与伊朗里亚尔的兑换比率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当下，如何平息民众不满情绪、提振经济，都是摆在鲁哈尼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毋庸置疑，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会继续捍卫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固，与政府合力破解当前的危机困局，一如既往地发挥它在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但从长远角度看，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产生多大程度以及怎样的影响，则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以最高领袖为代表的教士集团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军方“联盟”是否牢固，将影响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定性。从伊朗政治精英角度看，以教士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为核心的两大精英集团基本掌控了该国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因此，这一联盟的牢固程度对伊朗政权的稳固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听命于最高领袖的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必将会继续维护政权稳定，捍卫国家主权。但它与教士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坚若磐石。仅从领袖魅力而言，哈梅内伊个人权威已逐步发展至顶峰，但是教士集团内部关于继任最高领袖人选则没有定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问题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2018年12月25日，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哈希米·沙赫鲁迪（Hashemi·Shahroudi）去世，这是继拉夫桑贾尼去世后第二位最高领袖的潜在候选人离世。国际学界对伊朗下一任最高领袖人选的猜测传闻不断。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作为宗教领袖的资格并不完备，却在一片争议声中担任最高领袖，这也打破了霍梅尼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政权之初确立的“效法源泉”方可担任最高领袖的宪法条款。尽管1989年伊朗通过《宪法》修正案确认了这次最高领袖换届的合法性，但也为下一任最高领袖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即何人通过何种方式接替哈梅内伊引领伊朗走向何方，是一个巨大的疑问。目前，伊布拉辛·莱希（Ibrahim Raisi）作为下一任最高领袖继承人选之一，具有一定可能性。2016年他已成为马什哈德圣陵（Shrine of Imam Reza）实际负责人，并在2019年3月成为新任司法总监，掌握大权。其次，出身拉里贾尼家族的萨迪克·拉里贾尼（Sadegh Larijani）在2018年底成为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他也被外界认为是接任最高领袖的重要人选之一。除此之外，阿亚图拉阿里扎·阿拉菲（Alireza Arafi）、阿亚图拉莫赫森·阿拉克（Mohsen Araki）、穆罕默德·马赫迪·米拉巴格瑞（Mohammad Mehdi Mirbagheri）、鲁哈尼总统等人也在国际学界的关注范围之内。作为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一直令外界担忧，如何解决好继任人选问题是当今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毕竟，这关乎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如果由身系改革思想的宗教人士担任最高领袖，伊朗当下的各种艰难困境极有可能迎来转机。但作为军方势力代表，如若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极抵抗或不配合下一任最高领袖则一定会对政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保守派阵营代表当选下一任最高领袖的概率很大。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既得利益不会被削弱。况且，如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已今非昔比，它在伊朗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皆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如果选择弱势领导人上台，亦会为伊朗政治发展埋下隐患。他最终很有可能沦落为傀儡领袖，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在幕后掌控伊朗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点已被不少国家政治斗争史中的先例所证实。因此，伊斯兰革命卫队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多种路径，能够对伊朗最高领袖继任人选产生一定影响。第二，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制裁力度加剧的背景下，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角色对伊朗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最高领袖和鲁哈尼政府如何妥善处理革命卫队具有的经济角色，将是一个现实性难题。目前，鲁哈尼政府面临的最大执政挑战是经济问题。对伊朗这个内外政治环境十分紧张的国家来说，经济的含义从来都不能单纯从经济效应这个单一维度来考量。一位伊朗经济学家曾指出：“国家从不是从经济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伊朗经济是由政治决定的，在这里没有政治经济学，只有政治化的经济。”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主要由非经济因素决定，包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政权生存和民族自豪感等等。同时，伊朗经济发展好坏也能对民生状况产生影响。据悉，伊斯兰革命卫队常年涉足该国境内的黑市交易，如利用油气补贴政策，将廉价汽油和天然气倒卖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获取巨额利润，甚至通过贿赂海关走私奢侈品赚取差价。尽管鲁哈尼政府十分清楚这些腐败现象，却无计可施。与此同时，在美国制裁压力骤然加剧背景下，伊斯兰革命卫队参与经济的行为却能为伊朗伊斯兰政权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伊朗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暴跌近2/3，不断上涨的物价已经引发民众抗议。不少伊朗大学生纷纷寻求机会出国学习或工作。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认为伊朗社会给予青年人的机会太过稀少。人才流失现象对伊斯兰政权来说已是一个危险信号。加之，伊朗经济本身存在“地租经济”属性，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严重依赖。鲁哈尼政府的经济改革步伐十分艰难，利益集团的“蛋糕”不能轻易被触碰。鲁哈尼手中能够运用的砝码越来越有限。一旦民众再次爆发骚乱，政府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在此情形下，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基金会和公司能够为伊朗政府发展“抵抗型经济”贡献力量，为政府缴纳税收，救济穷困人群，提高就业率。同时，它还能在基建项目和国防工业中发挥巨大优势，提供资金支持，客观上能够帮助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抵御外部制裁的能力。另外，在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前，美国对伊朗常年进行的经济制裁反而壮大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实力。当时，很多西方跨国企业担心资金安全，陆续撤出伊朗，这也给革命卫队下属企业留下发展机遇。从这一角度而言，制裁或许并不是解决伊朗问题的有效途径。特朗普政府此次对伊朗再度实施制裁极有可能难以获得预期效果。鲁哈尼政府很难彻底消除伊斯兰革命卫队扮演的经济角色，但任其膨胀也会为伊朗国家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目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鲁哈尼总统已基本达成共识，决定逐渐剥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属性。2017年，鲁哈尼总统在出席伊朗企业家年会时曾表达对革命卫队经商行为的不满。他指出“伊朗《宪法》第44条规定是为了让人民来发展经济，而不是把经济活动交给军队经营，这样不利于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但直到2019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才开始逐渐转变态度，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序退出经济领域。他对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表示，“我对军队进入经济领域感到不满，军队下属的那些银行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未来，如何处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角色，实行有效改革将继续考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鲁哈尼政府的政治智慧。第三，伴随美国特朗普政府制裁压力的持续累积，极有可能会促使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击行动，其国内政坛中的强硬保守派势力或将再度迎来崛起机遇，由此则会加强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合作关系。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个国家的军队和国家机构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实际上这也混淆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与标准，将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政治化、特殊化。这种做法明显有害于中东的反恐形势和区域安全，极有可能激化教派矛盾并加剧地区冲突。此外，这种带有典型“单边主义”色彩的霸凌行为并不符合国际惯例，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从后续发展态势看，特朗普除对伊朗“加码”制裁举措外，还对伊朗频频展示“肌肉”。派出“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海湾地区后，又将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部分工作人员撤离渲染战争气氛。2019年6月，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对媒体表示不排除对伊朗动武的选择。上述诸多举动无疑会导致海湾局势更加紧张、无序、混乱。考虑到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部队和巴斯基民兵近年来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的影响力，伊朗或将与美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中展开博弈。以叙利亚问题为例，自2011年爆发叙利亚危机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和巴斯基民兵不断为阿萨德政权提供支持，在叙利亚死亡的伊朗士兵人数超过160余人。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就曾坚定地表态，“叙利亚是我们的红线，那是我们通向天堂的土地，也是美国佬的墓地。”2019年初，叙利亚危机稍有缓和，阿萨德总统旋即访问伊朗，获得伊朗方面高规格外交礼遇，足见两国的“交情匪浅”。众所周知，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是该国苦心经营的“安全生命线”，也是伊朗对抗美国打压战略的重要砝码。当下，特朗普政府如若一意孤行执行对伊制裁政策，只会让伊朗问题与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乱局、也门危机等各类地区热点问题产生更多牵连，引发地区动荡。与此同时，外部形势的恶化也可能会促使伊朗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伊朗国内强硬保守派势力或将再度崛起。自2013年鲁哈尼总统上任以来，温和改革派上台执政已有6年之久。尽管2017年鲁哈尼获得总统连任，但美伊关系也在这一年迎来新变化，商界奇才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美国总统后，对伊朗立场急剧转变。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极限施压”政策已使伊朗经济承受巨大压力，民生情况更不容乐观。当下，鲁哈尼政府和其本人已经受到伊朗国内议会多名议员的质疑，强硬保守派也逐渐获得更多舆论支持。2019年，作为伊朗政治派系斗争风向标的议会选举出现新变化。2019年初，伊朗国内温和派与改革派的政治联盟出现裂痕，伊朗副议长阿里·莫塔哈里的离任迫使议长拉里贾尼不得不选择与保守派妥协，以换取更多支持。5月，与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关系亲密的幕僚雷拉·沙里夫（Leila Sharif）对外界披露，“目前改革派在伊朗议会内部处于较为孤立的境地。”此外，伊朗保守派代表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eesi）在2019年3月成为新任司法总监后意外获得改革派阵营部分人的热烈欢迎。除去他本人所具备独特的人格魅力之外，也表明连改革派内部都已经对鲁哈尼政府持失望态度。种种迹象表明，当下伊朗议会内部的政治风向正在发生改变，强硬保守派阵营或将再次在伊朗国内政坛迎来崛起新机遇。鉴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强硬保守派的契合性，它与政府的合作将更为密切，共同推进伊朗政治发展。余论综上所述，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融合与共存、扶植和制衡的复杂关系，反映了该国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特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已有40年。历史证明，伊朗政权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两伊战争的淬炼让伊朗人民更加凝聚团结，外部制裁尽管能让伊朗经济发展一时受挫，但无法真正压垮其经济体系，足见伊朗政权的韧性与稳定性非同一般。此外，普通民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拥戴也是主要原因。笔者曾亲历2019年2月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最大的感受恰恰就是普通百姓对现政权的热情支持。由此似乎也佐证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伊朗现代化历程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下，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大制裁伊朗的力度，伊朗石油出口受很大影响，加之伊朗社会内部改革的呼声日趋强劲，伊朗内外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无论伊朗政治与社会发展形势如何恶化，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坚定维护政权稳定的“安全阀”，必将继续捍卫伊朗政权的稳固。（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19年第6期）